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历史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3-0090-19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三个里程碑式的伟大胜利：第一，经过28年的武装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第二，经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纠正了十年“文革”的严重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两个胜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一个胜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①，也是我们今后克服种种困难、应对严峻挑战、不断取得更大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种情况下来纪念党的生日，最好的礼物就是将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以来，我国在实践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当今世界，“中国道路”得到不少人的肯定和赞扬；在国内，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大多对这一“发展道路”与“理论体系”是真心拥护和努力践行的。然而，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历史定位的理解和把握上，党内外、国内外、政界、学界乃至民间一些善意的人总持有一些疑惑和误解。一些政治上反对我们的人还对其进行故意歪曲，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戴上了各种不符合其根本性质与实际情况的“政治帽子”。为了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放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去考察，从而弄清楚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真正地位和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理论
要弄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须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关于发展阶段和进程的理论。
唯物史观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理论的灵魂和钥匙，而人类社会发展理论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个层面：一是人类社会整体论，二是人类社会批判论，三是人类社会发展论②。我认为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它反映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等论著中，马克思比较集中地论述了这三个方面。他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这一观点其实就是论述人类社会发展整体性的，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它们是人类社会的三个子系统，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完整的社会形态。马克思的人类社会批判论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一大特点，异化劳动理论则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社会中，异化是一种普遍现象，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达到了顶点，“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④。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就是人从自然关系奴役下、从社会关系奴役下和旧思想、旧观念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才算是完全消除了异化，也就达到了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自由个性阶段。人类社会不仅是整体性、批判性的，而且是不断发展和进化的，包括发展进化的阶段、动力、规律等。马、恩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又从人的解放的角度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个性、共产主义自由个性。他们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革命是基本途径，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就需要认真解读和分析马、恩关于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进程的基本原理。他们把社会看作是发展着的活的机体，确立了一定生产关系总和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认为这种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1847年所写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精辟地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典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特殊阶段。”⑤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当论到社会发展阶段时，他又在“古代古典”社会之前加了个“亚细亚”社会，并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⑥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原始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做了论述，同时对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自由人联合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做了科学概括。正是根据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便将其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⑦。恩格斯的观点同马克思完全一致。他的特殊贡献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巨著中，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宝贵史料，科学地、详尽地论述了原始社会的状况，并描绘了国家消亡后共产主义社会的面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进化像自然的进化一样，有其内在规律。”⑧“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⑨
列宁在批判俄国主观社会学家米海洛夫斯基时，对马、恩的上述思想做了科学的解读。他在1894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中谈道：“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指的究竟是什么呢？怎样才可以而且必须把这种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呢？这就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先生说：‘社会学的根本任务是阐明那些使人的本性的这种或那种需要得到满足的社会条件。’可以看出，这位社会学家感兴趣的只是使人的本性得到满足的社会，而完全不是什么社会形态，何况这些社会形态还可能是以少数人奴役多数人这种不合乎‘人的本性’的现象为基础的。同样可以看出，在这位社会学家看来，根本谈不上把社会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⑩列宁还根据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11)
马、恩不仅把人类社会的演化分为“五个阶段”，他们还以人的发展为视角，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的理论。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三大形态理论尚处于萌芽状态，那时他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未发生异化的阶段、异化阶段、异化被扬弃的阶段。在1845-1846年马、恩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在论述三大形态时则已消除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进一步对三大形态理论进行了论述：第一种社会形态是各个个体通过家庭的、部落的或者是地区的联系简单地结合在一起，个体为自然界所支配；第二种社会形态是各个个体互不依赖，其间的联系仅限于交换，个人为劳动产品所支配；第三种社会形态下，旧的分工和私有制将被消灭，真正实现个人的个性和自由(12)。马克思三大形态理论的正式形成，是在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那里他对三大形态做了经典论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13)
马克思的“五阶段”和“三形态”理论，既有区别又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区别是，前者的角度是经济形态，后者的角度是人的发展。根本的一致性在于：“人的依赖”形态是因为经济的极不发展，才构成原始社会；“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个性形态，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商品生产经历了三个社会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前两个社会形态仍然是人的依赖为主，但也产生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独立个性成分，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社会形态，第二社会形态就是以它为主要标志的；人的“自由个性”阶段，只有生产力极大发展，人的智慧和觉悟极大提高，才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普遍而高度发展的产物。
马、恩还分三个阶段探讨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第一个阶段是开端和早期阶段(19世纪40年代中下叶，特别是整个50年代)，马、恩关于东方社会探讨的结论是：民族历史必将走向世界历史。第二阶段即中期阶段(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马、恩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处理西方先进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同东方社会发展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上，由东方从属西方、特殊从属一般转变为特别关注东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提出了俄国等半东方和东方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使其早期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取得了新突破。第三阶段是后期阶段(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恩格斯结合马克思逝世后发生的新情况，对俄国等半东方和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问题做出了总结，其主要内容集中反映在恩格斯1894年1月所著的《〈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以及1882年6月至1893年2月的部分书信中，主要特点是从由半东方、东方国家可以有条件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转变为倾向于不大可能。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丰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任何理论一样，有一个逐步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之前，是这一理论体系初步孕育和萌芽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党已经初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集中体现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等重要著作和文献中。
第二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形成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正式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对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初步进行了概括(十二条“科学理论观点”)，初步回答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正式确立下来并得到规范表述。这些理论成果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982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6年9月)以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7年10月)等重要著作和文献中。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之后至党的十五大，是这一理论体系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前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如《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中国不许乱》(1989年3月)、《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1989年6月)等。这些讲话被人们称为是“在关键时刻由关键的人讲的关键的话”，在稳定局势，中央领导班子新老交替和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不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胜利前进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1990年12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十二条原则”。江泽民的《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中，又从社会基本形态和目标模式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邓小平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中，鲜明地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所作《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1992年10月)的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科学概括，包括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九个基本方面。这一概括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一个更加自觉、更加成熟的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江泽民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作《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1997年9月)的报告中，正式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系统论述了党的基本纲领，包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以及一系列基本政策。
第四阶段，从党的十五大之后到党的十七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发展、创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党科学地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十六大的“十条基本经验”和十七大的“十个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1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2001年9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2002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五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等重要著作和文献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我们不能把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机械相加，而应从其主要内容的有机联系上，概括出该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目前学界已经概括出不知多少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在学习和研究之后受益匪浅，但又总觉得不能完全同意其中的某一概括，所以，经过对这个理论体系的多次研讨，我们试图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一个研究对象”、“十一论”及其“十一条规律”。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
对于构成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内容，毛泽东曾有过精辟的界定：“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研究的，就是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而产生的特殊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求必须具备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而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现实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都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自己建立起来的“一大二公三纯”的所谓“先进”生产关系反差更大，于是社会主义本质同这类国家的经济现状存在着严重矛盾；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求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社会主义民主，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虽已建立起了以人民民主为特征的基本政治制度，但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民主充分发展的阶段，所以社会成员较普遍地缺乏民主意识、民主习惯，政治上封建主义残余也随处可见，于是社会主义本质同这类国家的政治现状存在严重矛盾；社会主义在本质上要求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其社会成员应比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具有高得多的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素质，而这类国家的现实则是，整体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社会成员在教育科学文化素质方面较普遍地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文盲、半文盲问题也未完全根除，于是社会主义本质同这类国家的文化现状也存在严重矛盾。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5)这实际上已科学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路线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邓小平大力倡导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认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时他又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路线。对此，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6)。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两大历史贡献：一是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二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7)。后来，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了这一思想路线，如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等等。
这一思想路线，从哲学上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客观规律，二是发挥主观能动性。这实际上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在社会主义学说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个概念，并赋予其科学的内涵。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有一个发展过程。1980年4月，他在《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18)1985年8月，他在《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一文中认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19)1990年12月，他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强调共同富裕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20)1992年初，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精辟、全面的科学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1)邓小平在论述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还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借鉴别人的经验可以，但不能机械搬用别人的模式，正如他所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22)
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同一性与体制模式的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3)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24)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按其总趋势说是前进性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不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道路都是曲折的，没有笔直的、不发生任何挫折的坦途。对此，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辩证关系，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证：“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25)邓小平所阐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性和前进性的辩证关系，同毛泽东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提出的“两个公式”或“定律”是完全一致的。1949年8月，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26)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在从哲学高度论述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时又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27)
在此，毛泽东和邓小平实际上揭示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国情、国际普遍经验与各国具体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与前进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包括我国在内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犯过超阶段的错误。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我党在1958年曾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我们吃过大刮“共产风”的苦头。邓小平后来在总结这一教训时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28)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作了充分的估计，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9)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开始纠正这方面的错误。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再次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定》进一步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和竞争，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0)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设专章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31)党的十四大报告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我国还处在至少上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32)。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33)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4)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谈到我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时，清醒地指出：“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35)
上述论述，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早在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36)1985年，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37)1991年初，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针对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这种观点，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38)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证：“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9)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邓小平的这一观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指出：“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应当也完全可能比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运转得更好”(40)。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2003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可以相结合的规律。
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代表’论”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做到“三个代表”。他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41)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42)党的十六大报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系统论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问题。报告强调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4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思想，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二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观与价值观有机统一的规律。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发展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变“阶级斗争为纲”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重大转移，确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时也要建设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4)后来，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新概念。这样，我党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就由“三位一体”变为“四位一体”。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根本的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5)。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46)。《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进入新世纪以后，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要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必须坚持统筹兼顾。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47)2007年12月，胡锦涛《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各个方面的科学含义及其重要意义。他指出：“要深刻理解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做出的重要结论。……只有紧紧抓住和搞好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同时，我们也必须牢记，发展应该是又好又快的发展，也就是党的十七大强调的，要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48)
以上论述，实际上揭示了“一本”(以人为本)、“四性”(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和改革开放战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提上日程之后，理论界从马、恩的著作中发掘出一个重要理论原理：“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9)上世纪50年代中叶，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以及敌我与人民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50)
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一般说来是通过改革来解决，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改革和革命一样，都是解放生产力。对此，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作了精辟论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51)
对外开放是邓小平提出的又一项重大决策，他把对外开放和改革联系在一起，强调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52)。
我国三十多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战略与国策是完全正确的，它的确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揭示了矛盾和改革、“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有机统一的规律。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战略论”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必须对我们所处的时代主题有正确而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或外交战略。邓小平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53)。从邓小平的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他认为我们时代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将“革命外交路线”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们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各国政治上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54)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政府和人民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55)。
以上论述，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世界性与独立自主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领导核心论”
共产党的领导及其自身建设，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是须臾不能离开的一个法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领导全国人民从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认为这是我党的政治保证。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56)更重要的是，他还提出了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一重要思想。关于如何改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问题，他在1980年8月《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做了系统、精辟的论述，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指导性文献。
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任务还非常繁重，需要更大的胆略和更高的智慧来完成这一使命。针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上指出：“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概括地说，有三句话：一是我们的党建工作，要紧紧抓住一个主题，就是把党建设成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57)《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还指出：“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定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58)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要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必须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自身建设，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党的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坚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关系党的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进领导班子思想作风，提高领导干部执政本领，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着力增强党的团结统一……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反对和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专断”；“改革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和选举方式”；“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着力造就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全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着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要靠千千万万高素质党员来体现”；“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党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政治任务”(59)。
以上关于加强、改善党的领导和执政党自身建设，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的论述，实际上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自身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坚持、加强与改革、改善有机统一的规律。
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产主义目标论”
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最终目的和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从未改变，今后也永远不会改变。共产主义目标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一个重大特点。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纲领，在其奋斗的历程中，又为多个阶段的最低纲领进行了坚忍不拔的现实奋斗。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论述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时就曾指出：“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60)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61)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证了我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关系：“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奋斗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全党同志既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定信念，以高尚的思想道德要求和鞭策自己，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扎扎实实地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62)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清醒认识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继续奋斗十几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63)
在这里，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即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遥远性和为分阶段目标奋斗的现实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社会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64)在这里，他准确地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提出和论证了“五阶段”与“三形态”有机统一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三形态”论中认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此，马克思是指发达商品经济阶段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在他看来，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第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然而，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通过革命夺得了政权，经过“三大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应该如何为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呢？它的发展道路和指导性理论应是怎样的呢？对此，列宁晚年有原则性论述并提出和实施了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国，前三十年进行了艰苦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也遭受了重大挫折，特别是在十年“文革”跌了大跟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国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成功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的建设、改革与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实践证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且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执政的共产党人在具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走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经过数百年时间的初级、中级、高级三个发展阶段，就能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第三阶段即共产主义自由个性阶段创造条件，做好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就是完成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第二形态的使命。只有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理解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伟大作用、实际价值与理论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建设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为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社会的第三大形态，即共产主义自由个性阶段，准备充分的条件，把共产主义目标的遥远性与分阶段奋斗的现实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我们认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相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的人，一定要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奋斗吧，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她必定要到来！不管时间会多么漫长，也不管还会经历多少胜利与失败的反复，她一定能够到来！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作者的助手、在读博士生李后东的协助。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10页。
②参见童星《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载《江苏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0-93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11)《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12)参见洪广东《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年第1期。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9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17)参见郑必坚等主编《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83页。
(2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2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380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3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35)《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3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3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3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0页。
(41)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42)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4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4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4、29页。
(46)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20页。
(47)《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16页。
(48)《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4、31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3页。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5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5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372-373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8、104-105、282页。
(5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5-36页。
(55)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4-47页。
(56)《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8-269页。
(5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58)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6月1日。
(59)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7-54页。
(6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6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0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4页。
(63)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4-57页。
(64)《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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