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思想的先声：论何殷震对跨国女权主义理论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声论文,女权论文,主义理论论文,贡献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篇：跨国女权主义理论初探 1903年，教育家兼政治活动家金天翮在上海出版了《女界钟》，历史学家通常称之为中国的女权主义宣言。在该书的小引中，金天翮用一个想象中的欧美男人和自己可悲的生存状态做比较： 梅雨蒸人，荷风拂暑，长林寂寂，远山沈沈。立于不自由之亚东大陆国，局处不自由之小阁中，呼吸困倦，思潮不来。欲接引欧洲文明新鲜之天空气，以补益吾身。因而梦想欧洲白色子，当此时日，口卷烟，手榔杖，肩随细君，挈带稚子，昂头掉臂于伦敦、巴黎、华盛顿之大道间，何等快乐，何等自在！吾恨不能往。① 由一个年轻男性所做的这番带有种族自卑感色彩的奇特自白来充当中国女权主义之开宗明义第一章，这种情形显得有些古怪。仿效欧洲上层阶级白种男人幸福的婚姻生活的渴望，反映了中国男人痛苦的状况以及他们在与欧洲白种男人关系上的心理斗争。但是，这跟中国妇女、尤其重要的是，跟中国女权主义有什么关系？难道说种族的自卑感一定要披上一层被压制的性别和被征服的文明的外衣不成？《女界钟》的女性读者有没有受到这种心理阴影的困扰？ 何殷震(1884—1920)，一位杰出的中国女权主义理论家和无政府女权主义刊物《天义报》的创刊者，就是金天翮宣言的最早的女性读者之一。何殷震1907—1908年发表的《女子解放问题》对金天翮以及当时其他的男性女权主义者提出鞭辟入里的批判。她写道： 中国男子崇拜强权，以为欧美日本为今日文明之国，均稍与女子以自由，若仿行其制，于一己之妻女，禁其缠足，使之入学，授以普通知识，则中外人士，必将称为文明……此岂为女子计哉？不过利用女子以成一己之名。而推其私心，则纯然私女子为己有。使非视女子为己有，则女子之成名与否，与己身无复丝毫关系，必无解放女子之心。惟其私有女子，故处礼法盛行之世，以防范女子得名；处欧化盛行之世，转以解放女子得名。此男子因求名而解放女子者也。② 何殷震对她那个时代进步的男性知识分子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这些男性知识分子是女子教育、女子选举权以及性别平等的吹鼓手，他们本应被何殷震视为自己的同盟者。而正是何殷震对他们的批判为我们对中国女权主义以及世界女权主义的兴起进行新的解释开辟了巨大的空间。我们编纂本书的目的即在于让研究女权主义的学者和学生第一次有机会进入这个解释空间。 何殷震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学者中更多的是以何震而知名。在她发表的作品中，经常署名为何殷震，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她母亲的姓列入自己的姓氏，其理论依据植根于她发表在《天义报》的那些文章里。正如何殷震在她自己的女权主义宣言《女子宣布书》中所阐明的，父系社会姓氏的历史与政治对于把握她那个时代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女权主义赖以活动和实践的空间的开拓创建是至关重要的。出于对她把母姓与父姓并列的尊重，本文采用她所偏爱的笔名，何殷震。 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长期受到压制的知识分子，何殷震是一个原创性思想家和有力度的社会理论家，通常被视为无政府女权主义者。她的著作表明她对当时欧洲北美的妇女选举权运动有着广泛的了解，它们不仅涉及中国妇女过去与今天所受的压迫，而且关注正在实现工业化的日本的妇女生存状况，当然还有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斗争。她的目标是对父权制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进行系统全面的批判，以此对那些同样提倡妇女权利的中国男性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议程作出批判的回应。本文将逐一阐明她的批判工作的力度与丰富性，尤其是她所揭示的“男女有别”这一分析性范畴以及它对我们自己的女权主义理论建设所具有的相关意义。 我们之所以翻译并重新解释何殷震的著作，出发点不在于认为女性拥有比男性更为真实的女权主义声音。我们的初衷是让一个被埋没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杰出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声音重见天日。③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区，何殷震的声音在女权主义理论中的缺席，总体上都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在这篇导言里，我们将说明选译这些文章的理由和目的，阐述何殷震对于我们时代的理论探索的相关性和重要意义。本文的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中国晚清的历史语境，何殷震、金天翮以及另一个重要的男性思想家梁启超的著作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问世的。 中国早期女权主义 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是一个仍然有待于正确把握和分析的重大事件。作为本书的编辑和翻译者，我们希望对这一事件的意义的领会揭示出当代正在开展的女权主义斗争的局限性，同时为我们指出新的方向。首先，我们翻译何殷震以及和她同时代的金天翮、梁启超的代表作，是为了填补有关中国女权主义知识方面的空白。英语世界对早期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著作的翻译和研究为数不多，而在已出版的研究中，不论是英语的还是中文的，也鲜有全面揭示早期中国女权主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女权主义思想之可能的理论贡献。让英语世界得以接触早期中国女权主义者的著作，我们不仅是要抢救非西方女权主义者的声音(这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要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处理当代女权主义理论话语，超越过去数十年来欧美女权主义论述所强调的性别(gender)、性(sexuality)、性差异、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以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之类的老生常谈。 我们翻译中国早期女权主义理论家、尤其是何殷震的著作具有三重目的。首先，我们要揭示中国早期女权主义者对全球女权主义思想和理论的重大贡献，这无论是在英语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是第一次。何殷震现存的几乎所有文章最初都在《天义报》(亦称《天义》)上发表，这个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中国女权主义刊物是由女子复权会于1907—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何殷震在她丈夫刘师培的协助下主编这个《天义报》④。这个刊物拒不接受传统与现代的表面对立，极大地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革命的和国际主义的动荡年代。⑤《天义报》极其难得地保留了早期女权主义者对政治经济、资本主义、现代国家以及父权制所做的批判分析。《共产党宣言》最早的中译本(第一章)就是1908年在《天义报》上发表的，应该说，是这份晚清女权主义的刊物翻译和介绍了(转道日本)共产主义思想以及当时各种激进的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这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实却经常被学者忽略。 其次，我们要在19—20世纪之交(以下简称世纪之交)全球各种思潮的发展过程中重新评价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其标志时间就包括1903年金天翮的《女界钟》的出版以及1907年何殷震的女权主义刊物《天义报》的创刊。在现代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向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疯狂扩张的刺激下，这些思潮包括了自由主义、基督教福音派、进化论、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同时向日本、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女权主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的到来，不仅对于中国妇女是一件利害攸关的大事，而且对于中国男人尤其是金天翮、梁启超这样有教养的绅士阶级的男人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些进步思想家，以及所有亚洲的读书(男)人所面临的处境是，一方面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所象征的超级阳刚之气大大地贬损了他们的自我形象；另一方面，他们被控犯有奴役妇女的罪行，如缠足、纳妾、寡妇自焚等等，所有这些都为帝国主义者把亚洲贬为“野蛮人”和“半开化”民族的做法提供了道德正当性。 随着西方占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和话语权力对绅士阶级作为文明人地位日趋严重的威胁，一系列矛盾的社会状况开始浮出水面，并为女权主义在中国的诞生准备了条件。整个运动始于世纪之交出现的一些有利于女性的修辞和活动。男性改革者康有为、梁启超、金天翮以及中国妇女在晚清最后的二十年间对女学的积极支持，必须从这样的历史角度来把握。通过何殷震、金天翮、梁启超等先驱互相矛盾的声音，读者可以了解到在中国现代性降生之际这些早期女权主义者(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所起的重要作用。 金天翮的《女界钟》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流传甚广。鉴于它在中国女权主义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把它收入本书。我们建议读者把它和何殷震的文章放在一起读，从而激发出进一步探讨的火花。《女界钟》在中国和日本多次再版，同时附有许多重要女权主义者和其他人士的序言，在随后几十年里的中国女权主义运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⑥由于这个缘故，有些历史学家把《女界钟》当做中国女权主义的开端，其实在此之前，晚清的若干刊物早已就所谓“妇女问题”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女界钟》可以视为第一次全面论述了女性教育权、选举权，女性的就业与生计，以及女性的人的尊严诸问题。但是，就金天翮而言，妇女解放只是启蒙与民族自强这一更为宏大的规划的一部分，而这个规划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男性的”和“父权制的”。 相比之下，对于何殷震来说，女权主义斗争不从属于那些民族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议程；相反，它是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的起点和终点。这场革命要废除国家和私有财产，带来真正的社会平等并且废除一切形式的社会等级制。所以把何殷震的文章和金天翮、梁启超的文章放在一起阅读，并将它们互相比较，读者就会意识到中国女权主义内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这凸显了世纪之交全球女权主义的多重性。 本文的第三个目的是结合斯皮瓦克所谓“东西方之间坚不可摧的二元对立”及其无可回避的逻辑来重新思考中国女权主义的兴起。⑦这种二元对立及其逻辑在欧美极为盛行，但也不仅仅是在那里，因为它们也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现代社会所接受。我们将通过对照金天翮与梁启超的著作和何殷震的著作，发现其难以调和的冲突，来拆解上述普遍的二元对立逻辑。他们中任何一方的立场都无法轻易地安放在这样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图谱里，即与西方女权主义虚构的整体性相对立的中国女权主义是什么样，或者应当是什么样的。 金天翮的《女界钟》是通过启蒙话语的棱镜来论述妇女解放问题的，它是一种家长制、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女性选举权的思想混合物。何殷震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批判部分地就是冲着金天翮、梁启超等中国进步男性所倡导的妇女解放来的，她也同样看到了欧美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的局限性。她致力于提出一种女权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揭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父权制基础以及父权制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扩张。读者可以通过围绕这些概念展开的话语斗争理解女性与现代国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同时形成关于妇女解放的概念。这些话语斗争表明中国女权主义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单一的视点，它与欧美妇女斗争的关系也不是单向的。 最后，除了向广大读者介绍一位鲜为人知的女权主义理论家之外，我们还试图在英语世界的学者中发动一场讨论：何殷震的著作将怎样丰富我们关于女权主义的知识和教学；我们将如何通过她把中国与世界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思考；我们如何借助于她的洞见来重新认识什么是性别化的身体、什么是性别化的劳动以及什么是性别化的知识，并以此推动跨国女权主义的理论工作。 何殷震女权主义论述的基本宗旨 何殷震在1907—1908年针对当时的世界写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这些文章具有一种空间的和时间的整体性，时空的整体性使她得以把握迄今为止所有现存的社会关系。她的整体性分析与她同时代男性和女性知识分子的分析完全不同。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通常是借用“女性”来讨论那些据说是“更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不管这些“更大的”问题是经济现代化、民族主义、国家理性、国际关系、欺人太甚的帝国主义、危如累卵的男性权威，等等。 和诸如此类的分析(包括金天翮和梁启超的)不同的是，何殷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性”作为一个超历史的普遍范畴并不是一种主观认同而是结构性的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她致力于揭示，在历史长河中，“女性”的社会属性是如何由学术知识、礼仪、法律、社会的和劳动实践建构的，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何殷震不仅指出这种范畴的建构具有形形色色的外部表现形式，而且意识到这些外在表现形式本身对于过去和现在都具有建构作用。以这样的整体性方式，她对那个时代的世界提出一种有预见的批判。 在其长文《女子复仇论》和其他文章里，何殷震并没有严格区分过去的(19世纪以前)中华帝国和现在这个愈趋全球一体化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相反，她认为过去与现在都在不断地制造和产生不公正。不公正的历史性并不仅仅是男性加害于女性(换言之，过去与现在并不是单单让女性成为受害者)；相反，历史的形成无非是(如法国年鉴学派所谓)长时段的方式持续不断地再生产不公正，以及财富与权利的不平等，其具体表现形式可以通过“女性”的范畴集中体现出来。 按照这样的分析方式，“女性”(何殷震使用了若干不可通约的但又互相关联的语义形式)绝不仅仅是通常所认为的生理的和文化的附属物。相反，“女性”是历史社会关系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范畴属于一种政治本体论，也就是说，它是在时间中生成并通过时间无限再生产的政治和社会实践。按照她的分析，不公正的形式可以而且确实在不断地变化，但不公正的逻辑总是历史地再度铭写，从而是绵延不断的。通过不断再生产的历史化社会关系来界定“女性”，并且把“女性”嵌入在这样的关系中，从而用一种历史的方式重新界定过去与现在，这就是何殷震赖以理解她所处的世界并赖以从事她自己的分析和活动的原理。 这个分析性范畴就是“男女有别”，这个几乎无法翻译的概念整体，它不仅涵盖男人和女人之间性别化的社会关系，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表示过去与现在、中国与世界、政治与正义、法律和礼仪与性别化的知识形式、互动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性别化的社会关系。简而言之，何殷震透视男女有别这个范畴，由此出发把世界理解为亘古以来就是性别化的社会互动、生产和生活的性别化的时间—空间。尽管男女有别在与何殷震的另一个重要术语“生计”的历史关联中不断变化，但男女有别仍然是认知和理解不平衡和不公正世界的核心原理。我们接下来还要分析男女有别与生计这两个概念在何殷震的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处的中心地位，并且讨论这种互相缠绕的思维方式何以能够丰富当代女权主义关于性别化的身体、劳动和社会再生产的讨论。我们的看法是，何殷震揭示的男女有别，是一个比英语sex－gender更抽象和全面的范畴，而生计的概念则可能是比“阶级”(class)更有效的范畴。 男女有别之为分析性范畴 我们知道，贯穿整个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最主要的口号就是男女平等(法律地位、教育机会、投票权、社会福利等诸多方面的平等地位)，它的标准的英文翻译是gender equality。既然男女平等是gender equality，那么从字面上看，这里“男女”其实等同于gender。在这样的语境里，把男女等同于作为男性—女性之缩写的gender(通常译为“社会性别”)似乎很贴切。但是，何殷震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不同的和独特的。我们从开始翻译她的文章那一刻起，就发现她对男女这个概念的诠释远远超出现在我们熟知的英文译名，也很难在字面上简单等同于man and woman,gender,male/female，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英语概念。因此，在进一步探讨何殷震的思想范畴如何能对21世纪世界女权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对这些概念的翻译背景作一次澄清。 首先，把男女这一概念译成gender有一个好处，即我们可以把何殷震的理论迅速纳入到英语读者所熟悉的20世纪末的女权主义话语中来，但这样做的结果，可能让我们落入既定概念(gender本身)的陷阱。其次，逐字翻译男女(男译为man、女译为woman)，把它译成两个或更多英语词汇，如man and woman，或male/female，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将一个概念拆成两个字分别翻译，这与何殷震的理论构思会产生冲突。毕竟，她通常是在“男女有别”的基础上理解这个概念，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概念来对待的，也就是说，男女(有别)植根于父权制一切抽象化地区别尊卑贵贱之标识的根基深处，它既用作名词，也用作形容词。这种高度抽象化的标识针对的是各个层面的性别规范，而决不局限于社会意义的男性或女性。最后，我们不得不考虑在某些情况下采取音译的办法，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或根据不同的语境，允许这个概念拥有一定程度的语义灵活性，可以分别翻译成gender,man and woman,male/female。这样做是基于我们如下的理解，即这里的翻译困难，与其说来自于英语对应语词的存在或缺乏，倒不如说是分析性范畴在试图跨越不同的语言和概念边界时，必然产生的那种跨语际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任务已不是简单地寻找某个更准确的词汇来描述何殷震使用的概念及其丰富的意涵，而是要在中文的概念范畴和英语的概念范畴之间展开诠释的可能性，这样才能保持解释的开放性。假如人们上来就问，能不能在非西方语言里找到对应gender或woman的概念？这个问题就显得很褊狭，甚至意义不大，正如人们可以反过来问，英语中是否存在男女(有别)那样的范畴。所以，这里的根本问题还不是语言之间是否相容，倘若一边做着翻译，一边又强调两种语言的不相容，岂不是有点自相矛盾？⑧其实，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对何殷震的范畴进行比较分析，而且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质疑中文的用法，同时也要质疑英语中的理论范畴。 这项任务包含两个方面。首先，它要求我们专注于男女的概念在中文以及在何殷震的著作中的分析面向和历史面向。特别是要考察她那个时代的新词以及衍指符号(supersigns)的跨语际发明，当时正处于向现代形式过渡的中文面临着各种外语的影响。⑨我们在翻译男女以及其他关键概念时所遇到的困难足以媲美何殷震那一代人应对来自日语、英语和其他外语的新翻译和新词汇时所面临的那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尽管要尽力把握这种难以捉摸的语义难题，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在翻译过程中无意识地把英语词汇gender当做一个隐匿的和自然化的参照物。 尽管不同语言之间的知识跨越存在着种种困难，我们仍然要注意不能把一个思想知识问题简化为中文词汇和英语词汇之间不可通约的差异性问题，也不能把它简化为西方对中国的“影响”问题。一个更为建设性的方法是，梳理男女(有别)和gender以及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其他此类范畴的理论内涵。承认建构全球女权主义理论中存在着语言增殖现象和话语多样性现象，就要允许不同的分析性范畴互相碰撞，在与其他术语的历史关联中阐明每一个术语的限度。 出于以上的考虑，我们认为作为当代女权主义理论的分析性范畴，gender其历史面向需要在这种比较分析中予以重估。琼·斯科特(Joan W.Scott)在其经典论文《性别：一个有用的范畴的历史分析》中指出，从18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理论并没有gender这个概念。早期的社会理论是在男性和女性之间对立的基础上建构其逻辑的，并用这种逻辑来讨论“妇女问题”或性别认同，但gender作为一种讨论社会关系或两性关系制度的方法在当时并不存在。⑩当它在20世纪下半叶出现之后，女权主义者发现，尽管有其含混和矛盾之处，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范畴，用来分析“建立在显而易见的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关系”，并且认为gender是“一种指谓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性别历史学家让gender范畴涵盖不同的文化和语言领域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Gender”被用于历史研究，虽然在遥远的过去这个范畴本身并不存在，但使用它可以确保分析主体和分析客体之间的认识论距离。这就不能不对女权主义理论家提出一系列知识的和政治的挑战。我们可以问，一个用于分析历史的概念范畴其自身可以是非历史的吗？我们还可以问，gender的历史性仅仅属于我们的世界而不属于他们(过去的)世界和外国人的世界吗？为什么我们要执著地保持主体和知识客体之间的距离？女权主义者早已证明这个所谓的客观距离本身就是用来界定现代主体的父权制特权。何殷震分析的男女(有别)的概念也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走出这些藩篱的路径。 男女：超越Sex－Gender(性—性别)架构 在《女子解放问题》里，何殷震指出男子“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以为男女有别，乃天地之大经”(11)。此处所用的男女是一种和gender范畴同样的分析方法，但是它还有更多的意思。因为男女既是分析的对象又是分析性范畴，这就混淆了“用于分析的术语和我们要分析的对象”(12)。就像我们从过去继承的所有其他词汇一样，男女的概念既是父权制话语的历史阐述，又是内在于父权制话语的规范性区别。何殷震认为，这个概念是数千年来中国父权制话语无所不在的核心概念，是使男性压迫女性合法化的高度发达的哲学和道德范畴。 那么，我们能够从何殷震处理男女范畴的方式中学到什么呢？鉴于男女是中国古代哲学话语中一个由来已久的概念，何殷震的方法是对它进行深入彻底的考察和揭露，让这个术语承受父权制话语的重负和证据。她的批判证明男女的规范性功能不仅仅制造了“性别化”认同(它确有此功能)，而且还引进一些根本性的区别(从社会经济的到形而上的)，如内与外、阴与阳。何殷震认为男女(有别)是一种随着时间发展的区别机制，能够超越阶级、年龄、种族界限制造出新的差异和新的社会等级。这也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她在《女子宣布书》里论证道，“凡所谓男性女性者，均习惯使然，教育使然。若不于男女生异视之心，鞠养相同，教育相同，则男女所尽职务亦必可以相同，而男性女性之名词直可废灭，此诚所谓男女平等也。”(13)这里她明确地呼吁终结哲学二元论及其命名实践，因为这样的实践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清白的，相反，它制造和产生邪恶的社会等级，同时却自诩为社会真理和历史现实。 何殷震对男女有别的批判是否预见到1980—19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所谓“社会建构主义”性别观？答案既是又不是。尽管两者有着表面的相似性，这里的问题是，在何殷震所处的晚清语境里并不存在性或性差异的生理学观点，就像几十年后欧美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者那样。正如福柯和许多其他学者指出的，关于身体的生理学概念也是欧洲的一项近代的发明；所以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关于性别差异的解剖图或把sex和gender混为一谈，事实上是现代理性的个人主体形成过程中的一种独特的动力。”(14)如果何殷震所批判的父权制话语传统并不是建立在我们今天所知的关于身体的生理学概念或者是sex－gender架构基础上，那么她就没有必要给出一种相反的论证来建立所谓的建构主义观点。 何殷震是从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人性论的内部来发展其女权主义批判的。她对男女二元论的批判是双重的。它一方面针对儒家思想的男女概念，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晚清儒家重新阐释的性这个概念，如所谓人性或本性等等。在儒家学术和伦理话语数千年发展过程中，性和男女都是由来已久的最基本的哲学概念，但是直到19世纪末，男性和女性才作为概念先是出现在日本，然后出现在中国的大众传媒。 在现代中文的用法中，性这个词后来获得一种新的sex－gender甚至生理学意义上的新意思。男性和女性成为按照现代人理解的性别化人体来表示男女差异的一种新方法。何殷震1907—1908年编辑出版《天义报》的时候，这些现代意义尚未普遍流行。尽管她是最早使用男性和女性这些词汇的人之一，但她赋予它们的意义既不是sex－gender的现代意义，也不是关于人性或物性的经典儒家的意义。(15)若要明了她用这些词所指何意，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在现代汉语里性这个概念是何时以及如何获得其sex－gender的新意义的？我们的回答是：就像许多其他经由日语而用汉字书写的新词一样，性这个汉语的理论概念是在20世纪初，经过日语以及各种欧洲语言之间循环往复的翻译，才获得了sex－gender的意义的。(16) 在何殷震生活的时代，男性和女性仍然还是从明治日本输入的陌生的新词。日本人为了翻译欧洲语言中的man(men)和woman(women)，用汉字创造出复合词男性和女性。这一类新词的做法是把“男”和“女”分别与“性”组合在一起，于是在现代日语和现代汉语中制造出表达sex－gender的现代概念。由于这个原因，白露(Tani Barow)就是把女性翻译成英语形式female sex，不过她把这个新词的出现追溯到1920年代。(17)我们赞成白露有关女性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性的独特能指的这一论述，但我们还必须指出，有大量的晚清文献以及何殷震本人的文章显示，男性和女性这些新词早在20世纪初就已出现在中文出版物里，更重要的是，那时，男性和女性的所指还不是male sex和female sex的意思，这里所谓的性似介乎于性别和人格之间。 何殷震对父权制话语的批判着力于对男女范畴的有力分析，那么她在使用晚清时期发明的新词男性和女性的时候，究竟想表达一种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一层，我们必须首先对她所分析的中国父权制话语的历史轨迹一探其究竟。那样我们就会发现，何殷震于男女(有别)一词中所揭示的种种区别尊卑贵贱的标识，既是形而上的，也是形而下的(物质的)。此处所谓物质一词完全可以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幽禁、女用紧身褡、娼妓妾御、肉体残虐。正如她在《论女子劳动问题》里指出的，贫穷妇女、年轻女孩、下层阶级男孩都可能沦落到这种悲惨境地。正统的异性婚姻制度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国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容忍”男同性恋，但绅士阶层的女性没有这种自由)，(18)仅仅是她在文中分析的权力结构的症状之一。 由于这个以及其他原因，何殷震反对把(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和男女看成是两个各自独立，可以分别对待的概念。相反，她要求我们认识到男女(有别)本身始终具有阶级的含义，是一种比其他社会等级划分更为原始也更为根本的区别。她创造了一个新词“男女阶级”来分析和批判中国父权制家庭这样完善发达的等级制度。“男女阶级”的概念是说男女是解释社会群体类别的原始的和根本的范畴，它也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根本性的分化。我们决不能把它和性别、阶级、种族视为平行并列的概念，或者是相互交叉的概念，就像在当代英语世界的交叉性话语(discourses of intersectionality)中常见的那样。 超越交叉性 边缘化主体的多维性是由法学家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最早提出的。(19)自1980年代末以来，这种提法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和法学家的关注，在他们看来，性别、性、种族不再是互相排斥的范畴。(20)克伦肖的著作致力于解释“在针对有色人种妇女的暴力中，种族和性别是如何在结构的、政治的、表象的层面交叉作用的”(21)。其他一些学者则提出“跨国关联”或“共同作用”等概念来从事社会认同多维性的研究。(22)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许多交叉性和后交叉性研究中，“有色人种妇女”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板。毫无疑问，认同政治在美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演变，促进了对当代社会及其法律问题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思考，对这些国家的少数群体和移民群体尤其是如此。然而，我们不得不问，生活在一百年前的中国和日本的何殷震，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交叉性或后交叉性研究及其对其他问题的沉默。(23) 我们想象何殷震会提出这样的质疑：首先，如果性别、性、种族的交叉能够产生出“有色人种妇女”这样的群体，那么同样这些范畴的交叉是否也产生了作为现代自由民主国家享有特权的主体的“白种男人”或者是不带种族和阶级特征的“白种女人”？(24)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些范畴怎么会同时造就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呢？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那种似乎是普遍的但实际上完全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压迫结构呢？ 其次，何殷震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种族”竟被认为是一个比“阶级”更具根本性的分析性范畴。她将不会相信那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以性别、种族和民族为基础的认同政治，能够严肃地挑战女权主义者和批判的种族理论家发誓要铲除的压迫的体系性根基，因为身份的认同政治常常(如果不是总是)默认自由主义法权国家的正当性，及其政治和预先建构的主体性。何殷震则坚持认为自由主义法权国家本身就植根于资本主义关系、私人财产权及其政治和法律制度，这些制度是不公正的基础，而且每天都在不断地再生产种种不公正，因此自由主义法权国家不能提供一条废除各种结构性不平等制度的道路。 读者在《女子解放问题》和其他文章里可以看到，何殷震对父权制话语中男女范畴的批判，是一种比“性别”、“性”、“交叉性”要更为彻底的理论创造。她让我们认识到男女有别是一个更具原初性的范畴，它比我们用gender作为分析性范畴或用交叉性作为方法所能说明的任何东西都要具有更深的哲学、语文学和历史基础。男女有别具有深刻的哲学基础，因为抽象性有巨大的力量，它引进本体论的差异概念(所谓阴阳之说)，将其化为无可置疑的真理。这就是说，男女有别的哲学抽象化，先于任何社会性的差异，它是由宇宙原理或自然法则所赋予正当性的。在何殷震看来，男女有别的本体论这种抽象理论从来都是具体地体现在政治行为中，并且不断地再生产新的政治行为，而这些正是我们需要加以揭露和历史化的。 何殷震对长达数千年之久的中国经学研究和儒家注疏传统，以及中国的法律的、礼仪的和社会制度的批判，支持了她关于男女有别具有强大的学术和历史话语支撑的观点。她认为，正是这些传统和制度导致了男女范畴的社会历史繁衍和无穷无尽的终而复始。在这个意义上，她对政治和社会权力之源的分析使她把男女有别视为一个比我们在英语中使用的sex,gender,sexuality,sexual difference更为抽象、更为根本和更具操作性的范畴。 那么，对于何殷震以及今天的我们来说，把男女范畴而不是gender或sexual difference当做女权主义理论更为根本性的范畴，究竟有何特殊意义呢？何殷震强调说，女权主义者必须把“男女”视为一个整体的概念机制，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女”，也不能仅仅着眼于“差异”，因为“女”这个概念无法在男女之二元对立的原初性的结构划分之外来把握，正是这个原初性的结构划分使“男女有别”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概念和社会范畴。从结构主义的观点看，女人其实是男人的问题。所以，男女范畴的关键不在于生理的或社会的差异，它的关键在于这个范畴能不断地复制那种把人类划分为尊卑贵贱的区别，并由此服从于社会等级制的政治需求。从这种观点看，我们就可以理解当金天翮鼓吹妇女权利和谈论男女平等的盲点，他并没有质疑男女有别的范畴本身，他没有认识到男女范畴中的“男”同样是一个问题，而恰恰是男女有别的范畴才对统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具有操作性和核心意义。形成对照的是，何殷震对这个范畴的质疑使她能够找到社会压迫的根源，并且把女性受压迫的原因追溯到这个范畴本身。在这个意义上，问题的根本解决既不是让“女人”变成“男人”，也不是把“男人”作为衡量“女人”和社会正义的标准，相反，解决之道恰恰在于消灭那个男女有别的范畴本身的形而上学政治原理。 在《解析性别》一书里，巴特勒(Judith Butler)就性差异的概念提出了一种非常有趣的问题，它有点类似于何殷震在大约一百年前就男女范畴所做的那种分析。巴特勒写道，“作为一个边界概念，性差异具有某些心理的、身体的和社会的维度，它们不可能混而为一，但也决不因此就是完全互不相干。……所以性差异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一个事实，更不是一个预定的假设，而是把那从未完全消失但也从未完全显现的东西重新扭合在一起的那种需要。这样思考性差异的方式对我们理解性别有何意义？”(25)我们应该把巴特勒的问题更推进一步：那么重新思考男女有别对我们理解性差异和性别又有何种意义？它是否与“从未完全消失但也从未完全显现的东西重新扭合在一起的那种需要”有关？ 答案就在何殷震对男女有别的理解之中。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男女有别并不涉及性别化身份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特征，而是涉及某种更为总体性和根本性的东西，现将她的主要观点概述如下：首先，男女有别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组织中最基本的物质的和形而上的权力机制。儒家经学注疏传统以及由其意识形态支撑的帝国父权制体系一直不断地强化着这个范畴的影响力。这个概念最集中地体现在何殷震的长文《女子复仇论》里。 其次，男女有别作为一个操作性的区隔范畴(category of distinction)，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范畴，然后才是社会范畴，因为男女有别是关于人对人的统治，其作用不仅仅创造社会身份，而更是在区隔范畴的基础上创造权力与统治的形式。这样的支配和统治形式是必须进行内(家庭事务)与外(公共事务)的划分，并通过社会生活的复制而代代相传，内外之别借此组织人类的劳动和情感生活并决定它们的价值。正如何殷震反复论证的，汉字“奴”是由“女”字繁衍派生而来的，说明一个生命早在被性别化之前，就已经在政治一物质的话语牢笼里被“女化”了，从而被“奴化”了。《女子解放问题》一文明确无误地表述了这个观点。 最后，靠着这样的洞察力，何殷震又进一步揭露随着资本主义对生活和劳动的重组而出现的区隔、歧视和支配统治的新形式。她的《论女子劳动问题》和《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两篇文章都充分地发挥了这个论点。何殷震在欧洲、美国、日本等现代化社会中敏锐地注意到男女有别的新形式的发明及其延续，这也是她对妇女选举权的自由主义立场持异议的基础。我们认为，何殷震是她那个时代出现的最彻底的女权主义理论家。 生计：性别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如果说男女有别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它涵盖了所有不平等的等级制社会关系(包括但不限于男性和女性的关系)，那么生计的概念则是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提出了激进的批判，进一步加强了对男女有别这个总体的性别化范畴的分析。生计作为一个比“阶级”更有效的范畴，它是何殷震第二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值得我们给以密切关注。 何殷震把财产关系视为社会生活的关键。她认为私有财产(包括女性作为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是不平衡的财富积累的根源，从而导致社会不公正的产生和再生产。她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一文里指出，“女子私有制度之起源与奴隶制度之起源同一时代”。(26)因此对于女权主义斗争来说，关键的历史和当代问题必须围绕资本与财富在社会的、国家的和全球层面的积累而展开。私有财产制度是资本与财富积累的基础，而民族国家以及国际体系则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任何国家可以成为社会公正的保护者，它们只能是同时在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全球层面种种社会等级制的再生产的保护者。 由于以上及其他原因，何殷震毫不妥协地攻击国家制度，任何国家。国家制度只能是社会中权贵阶级和富豪阶级的保护者。这种立场使她与绝大多数中国革命者和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分道扬镳。例如，在孙中山、梁启超和金天翮看来，自由，即以国家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意义上的民族自由和个人自由，是后帝制时代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目标。但是在何殷震看来，平等及其在世界上得到物质实现的条件构成是未来社会安排的最重要的目标。在她看来，只有在一个彻底重构的社会和文化领域里才能实现平等。在这种新的社会文化领域里，男女平等不再从属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平等，而是所有其他平等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因此，她深深地怀疑让女性解放从属于国家的普遍逻辑的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女性对平等的要求和对自由的要求之间深刻的冲突贯穿着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女权主义斗争史。只要国家(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主义的)仍然是进步政治唯一的概念框架，这种冲突就不会得到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无政府主义对于何殷震来说是与女权主义同样重要的：它们是不可分割且互相缠绕的分析思考历史和现在的方式。与大多数男性和女性同胞不同，她的无政府女权主义对任何有助于社会等级制度的国家主义理论持深刻的怀疑立场。她那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或清朝政府的暴政，(27)而且指向自由民主国家，因为后者同样维持着等级制的不公正的社会财产关系、法律和规则的生产和再生产。她对欧美各国所获得的自由和有限的性别平等感到失望，称之为“伪自由，伪平等”，她也批评妇女选举权运动，对开明男性提倡的女学也表示深刻的怀疑。在她看来，“出于男子之自私自利，名曰助女子以独立，导女子以文明，然与女子以解放之空名，而使女子日趋于劳苦。”(28) 梁启超的《论女学》可以看做是世纪之交中国进步男性自由主义观点的代表，他们认为女子教育以及参与民族国家建设有助于国家和民族复兴的目标。梁启超指出，“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29)梁启超把女子的痛苦和地位底下归结为她们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并且缺乏教育和生存技能。当时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和进步女性都持这种观点。正是为了回应这种公然抹杀女子劳动的做法以及对经济依附性的错误理解，何殷震在《论女子劳动问题》和《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里对劳动、生计和财产权问题提出一系列严密的女权主义分析。 在《论女子劳动问题》一文里，何殷震认为，劳动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的基本活动，也就是古里(Bruno Gulli)所说的“有机的创造性劳动”本体论(30)。这个意义上的劳动不是经济学概念的劳动：它不包含对抗性矛盾或由于人类劳动的工具化造成的历史上的种种悲惨状况。何殷震的劳动概念是一种唯物主义本体论，她认为劳动并不从来就包含私人占有他人劳动所得的权力，而是生命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古典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与之相结合的国家，还有以这些原理为基础的所谓“富强学”，都把劳动当做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把它从人类生活的其他方面剥离出来。何殷震在自主的本体论实践的劳动和被奴役的商品化形式的劳动之间做了区分，表明她具有一种深刻的洞察力：即让劳动重新立足于人类生活的本体论，而不是把它当做人力资源来对待。 这种洞见尤其体现在何殷震对女子劳动的分析之中，只有当女子重申她们从事劳动的身体乃是基本的人类劳动的本体，全人类才能从财富和权力造成的劳动被工具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她所说的生计问题，生计的保障不仅是女性的而且是全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因此对于何殷震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要探讨在漫长的中国(以及世界)历史中，女性身体的商品化如何破坏了重新想象未来劳动成为真正自由和自主的人类活动的可能性。可是，随着纺织厂在全球扩张和大规模集体雇佣劳动的到来，自主性劳动遭到了致命的一击，何殷震发现，取代商品化劳动的可能性离我们越来越远。何殷震对劳动的理解是基于她对历史的分析，在她的眼里，被奴役和和被欺凌的女性身体将商品化劳动的奴役形式体现得无比鲜明，而这一切奴役形式都根植于不平等的和不公正的财产关系之中，并由此取得其合法性。商品化劳动的霸权只有在自主劳动的可能性即将消失的条件下，才显得那么牢不可破，这种霸权总是通过新形式的奴役劳动的扩张而得到保障，这种新的形式就叫工业化雇佣劳动，它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不公正。 诞生于20世纪初的以何殷震为代表的中国女权主义，在回应和发展同时代的由男性倡导的女权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至今无人企及的激进的和全面的批判方法。我们认为，她对男女有别和生计问题的认识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其复杂性和思想力度，值得今天各国的女权主义者和理论家继承并发扬。 下篇：何殷震无政府女权主义产生的大语境：早期中国女权主义的多重世界 自世纪之交诞生之初，中国女权主义就同时卷入和介入了多个领域。正如都林(Amy Dooling)指出的：“狭义的女权主义仅仅关注性和(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权利，而这样的女权主义定义是无法充分展现性别政治在中国实际存在的历史语境。”(31)把何殷震的著作和金天翮、梁启超等同时代作者关于女权主义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上述定义的狭隘性。我们将把何殷震放到若干互相重合的领域里，以便大致勾勒出她的思想世界：她的文本的和语言的世界；她的国内的和全球的历史世界；以及她的翻译和概念的世界。 我们所谓“思想世界”是指文本和语境，包括语言和概念，何殷震依靠它们来对当时的世界作出回应，她是在语言、概念和文本中展开女权主义论述的，也是通过它们领会自己作为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的。我们希望强调她与过去的和现在的文本和语境的对话的开放性。因此，我们不用“影响”这个词，因为它倾向于机械地理解互动过程并且扭曲了思想实践的解释过程。相反，我们要强调的是，何殷震通过并且利用她所接触到的文本能动地建构出一种历史视野和历史实在。这里存在着她的解读政治，我们只有注意到她的理论和她的历史之间的不对称，关注她的论证方式，才能发掘出这种激进政治的意义。因此，通过何殷震积极的阅读实践来认识她的知识生产的历史价值，比追溯她所引用的思想的来源要重要得多。 全球视野下的晚清中国 晚清中国深深地陷入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危机。自鸦片战争以降，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向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商品的自由流入打开了大门。尽管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就同许多国家通商贸易，但是晚清中国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新的商业形式和对外关系旨在把中国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纳入欧美统治的国际体系。 18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越来越面临着这些新的全球现实的压力，要么屈服于它，要么适应于它。来自不同国家的传教士随着炮舰进入中国，虽然教会在传教方面不是很成功，但传教士通过他们的翻译活动和宣扬另一套社会文化价值，成功地发挥了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用，并带来了社会思想上的分裂。 在种种重大的变化之中，汉语的变化令人瞩目，文言文越来越让位于白话文以及接踵而至的新概念，这些新概念的闯入是伴随着中国加入全球资本主义的贸易、管理和政治体系的过程。与此同时，国内的和国际的等级秩序的深刻变化，导致了种族主义成为大家认识人类之间差异的一种结构性的思想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白种人的世界与亚洲黄种人的世界形成对立，满清王朝也被汉族革命者视为外来的殖民者，其统治被视为非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探索走出灾难之道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努力。他们兴建新式工业，创办编译局和新式学校以传播新知识，出国留学研究夷人之道，批判中国的陈规陋习。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他们逐步认识到，以往的社会文化制度和政治经济制度已经不能而且也不应当延续下去了。当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之后，日积月累的危机意识达到了顶点。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以及为数不多的读书女性，企图变革清政府的统治结构，让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商业以及军事组织更具灵活性。这种努力的顶点就是1898年不成功的百日维新运动。由满清王朝主导改革的机会很快就被海外流亡的汉族革命家所组织的革命运动取而代之了。 从1898年的戊戌变法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瓦解了。知识精英开始重新思考中华文明的全部假设前提，探索在新的全球语境中的生存之道。(32)普遍认为，重新想象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20世纪初最重大的问题之一。许多人认为，中国之丧权失地的事实意味着中国必须按照劫掠成性的西方列强的方式同他们竞争，包括军国主义、启蒙思想、“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驱动的工业化。这些努力在19世纪下半叶叫“洋务运动”，后来则称之为“现代化”。探索解决之道的各种思潮中有一种被称为“富强学”。这种思潮主要来自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翻译和流行，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被用来解释西方列强的军事和商业优势。(33) 随着19世纪以来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每况愈下，农村经济从属于城市经济的情况愈演愈烈。这样就出现了一种不平衡的纺织业的竞争，一方面是农村的手工生产者，另一方面是以城市为基地的、资本密集型的、外国人拥有的工厂生产，或者是由英国殖民当局制定的不平等关税所保护的外国进口产品。清政府即使愿意，也无力改善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生计。 随着家庭生计变得日益艰难，妇女成为危机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她们在城市或农村精英的家里，在外国和本国资本家的工厂里，在城市和乡村的大街小巷里从事着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她们被抵押给“所有者”，即买卖她们的那些男人，让她们在工厂里、妓院里或家庭里为仆、为妻、为妾。这些劳动妇女的悲惨状况使何殷震义愤填膺，成为她激进的女权主义批判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无政府主义者何殷震，她对上述状况展开了可以说是单枪匹马的批判，因为对于大多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以及晚清的其他思想者(不论男女)来说，劳动妇女和农村经济的困境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34)梁启超的《论女学》清楚地表明，这些妇女根本没有进入他的视野。直到1910年代末和1920年代，这些问题才开始占据报纸杂志的大量版面，成为社论的主题，并成为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动因。在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期刊主要关注国外新闻(外交事件、革命以及反殖民起义)，悲叹中国的衰落；许多社论就国家彻底解体或彻底沦为欧美日本的殖民地之前应当采取何种行动提倡建议和意见。教育、公民参与以及可以统计计量的经济生产率，成为国民财富和国家强盛的关键指标。例如，梁启超在《论女学》里就从提高国家的生产力和在家里养育男性公民的角度论证妇女受教育的好处。 选举权问题也开始得到讨论，人们列举了世界各国大量的选举事例。除了芬兰、挪威、英国和意大利(何殷震在《女子解放问题》一文里列举了这几个国家的例子)，世界上提倡妇女选举权的国家不多，提倡男性普选权的也微乎其微。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选举权上有财产和种族方面的限制，而且仅限于男性。在中国，一如其他各国，女权倡导者鼓吹在他们所拟议的选举中让女性精英和男性精英享有同样的权利。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这些倡议基本上是空谈，尽管随着男性精英在省级选举政治中有所进展，女性精英也开始要求参与政治，在1910年代以后她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这个要求。(35) 与此同时，教育问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男人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儒家经典的神圣地位开始动摇，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女子学校也跟在男子学校之后建立起来了，先是由外国传教士，接着是中国商人、企业家和地方乡绅。对有些女子学校来说，教育的目的旨在把女孩培养成“贤妻良母”(这个词是从日本输入的)；换言之，教育的目标是粗通文字以及后来所谓的家政学。通过教育解放思想，通过禁缠足解放妇女的小脚，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牢固的联系。 对于晚清时期具有批判意识的女性来说，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成为她们分析中国的积弱以及“女子”所面临的挑战的主要关切，这在当时和现在都代表了“女子”这个分析整体的关切，基本上集中在妇女问题和中国问题的社会改良主义的解决之道，如教育机会、婚姻自由、缠足问题、与男性的社会和文化平等、从摧残女性人格的家庭规范中挣脱出来，以及参与新兴管理方式等等。在当时讨论妇女问题和国家改革问题的刊物上，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抱怨和倡议。 当然，最著名的晚清女权主义者就是秋瑾。秋瑾不知疲倦地鼓吹民族主义政治革命对于女性解放的必要性。尽管何殷震没有直接涉及秋瑾，但她们很有可能彼此认识(1905—1907年她们先后都在日本)。(36)无论她们个人之间有无联系，何殷震无疑非常熟悉秋瑾式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的论述，包括其最具革命色彩的形式；何殷震固然是民族革命的支持者，但她对此并不存幻想，因为她不认为民族革命能够带来妇女解放。 总之，中华民族的耻辱、全球经济的不平衡、新生的民族主义和女权主义思潮以及革命的热情共同构成了晚清中国的历史语境，何殷震应对的“思想世界”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形成的，并有很深的介入。 文本与意识形态的世界 何殷震在《女子复仇论》等文章里对中国的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里显示了她与儒学的男权中心主义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而且，她对儒教的批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面的批判，类似于一百年前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在美国对基督教神学所做的震撼性批判，或者是20世纪中叶西蒙·德·波伏瓦在法国对西方思想的反女性偏见的剖分缕析。“五四运动”以后这样的批判在中国屡见不鲜，何殷震在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都是走在时代前面的。 除了谙熟传统经典，何殷震还精通世纪之交在中国知识精英中广泛流行的新文本和意识形态。这个文本和意识形态语境构成她所应对且深深介入的另一个“思想世界”。我们将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这些新的文本和话语：自由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 有关中国女权主义诞生的经典看法是，它是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的一个副产品。许多关于早期中国女权主义的论述都追溯到梁启超节译的约翰·穆勒(John Mill)写于19世纪中叶的著名小册子《妇女的屈从地位》，以及马君武翻译的《妇女的权利》，这是斯宾塞20世纪初的著作《社会统计学》里的一部分。梁启超的翻译以及他在1902年《新民说》里对穆勒的评论，马君武1903年对斯宾塞的评论和翻译构成20世纪初中国几乎所有“妇女问题”讨论的概念背景。据说此后中国女权主义的重要文本，都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这些基础性文本。 这些文本给研究中国女权主义的学者提出一些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中国女权主义之男性的和欧洲哲学的来源问题。换言之，穆勒和斯宾塞都是欧洲男人，他们把解放、独立人格、反对家庭奴役、依附于男人的玩偶、奴役地位等等相提并论，而这些语言又广泛地渗入早期以及后来的中国女权主义表述之中，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部分女权主义讨论中也不例外。大部分中国早期男性知识分子都使用这种语言和概念框架，提倡女性解放只是一方面，他们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无论如何，这种语言和概念框架构成了中国女权主义起源的自由主义叙述。 除了我们熟知的自由主义叙述以外，究竟有没有其他的诠释可能性？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西方起源论或者男性起源论？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认何殷震参考这些欧洲男性的基础性的哲学文本：她确实参考了它们，直接或间接的，而且往往是带有批判性的眼光。但是，在她的分析策略里，世界是不能按照二元对立的两分法来简单认识的，诸如本土与非本土、中国与非中国、男性与女性。在她看来，历史也不能用这种两分法来对待；世界既是全球的也是中国的，而且它从来就是性别化的，或者说是男女有别的。 在男女平等的问题上，何殷震从不把欧美或日本当做中国追随效仿的楷模。相反，她认为欧美或日本代表着先进的压迫方式，如雇佣劳动、代议制政体、妇女选举权、启蒙知识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融入到本土的压迫形式里，并且在更大的规模上，以令人更难以察觉的方式重塑和深化现存的压迫形式。何殷震对来自帝国主义宗主国的概念和术语采取谨慎的态度，她经常依赖自己发展的概念进行思考。对她来说，欧美并不高人一等，它们只是就女权主义和现代性展开的全球对话中的一部分。在这里，西方一中国的二元对立完全无效，它对于解释世界上的男女有别的问题和生计的问题是完全派不上用场的。 其次，中国女权主义的穆勒和斯宾塞“起源”论还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即这些欧洲思想家都旨在回应19世纪中叶英国和欧洲的问题。在中国，许多重要男性知识分子，最有代表性的是改良派梁启超和革命家孙中山，他们都把自由主义国家(无论共和制或君主立宪制)视为值得追求但尚未实现的理想。梁启超认为可以通过改良主义政策，让更多的人参与国家事务和政府机构，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孙中山则主张用革命的方式彻底推翻满清王朝。和孙中山相比较，梁启超更是一个思想家，他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共同意志和人民主权等概念中，找到一条让中国人摆脱奴性，成为强健的公民的路。卢梭和穆勒的所谓天赋人权理论可以让像他这样的知识精英既能反抗政府，又能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和效忠。 然而1903年以后，随着更为激进和革命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兴起，梁启超放弃了卢梭和穆勒的天赋人权理论，转而主张一种更加民族整体性的国家主义理论，更具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社会和国家概念。他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或与国家相对立的社会权利)理论，认为它们在当时的中国有让人沉溺于个人的危险；转而青睐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思想。 除了国家主义之外，在世纪之交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圈子里还存在着两股无政府主义潮流(都坚决反对国家主义，尽管是以不同的方式)。一个圈子在巴黎，另一个在东京。何殷震所属的东京圈子对日本学者烟山专太郎的著作《近世无政府主义》很熟悉。(37)他们对国家制度和形形色色的社会等级制度持普遍的批判态度，也了解某些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虚无主义和暴力斗争。他们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译介与何殷震对国家制度的批判有直接联系。何殷震认为，国家制度本身不断地再生产着社会不公，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维护产生不平等的私有财产权制度。这种视角使得生计概念在她的女权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按照这种观点，获得生计上的保障，正如追求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一样，是不能依靠国家的；相反，真正的解放和生计在于消灭了一切经济政治依附性的新的社会生活形式。 1906年，巴黎圈子和东京圈子的无政府主义者分道扬镳了。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青睐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越来越迷恋于靠技术克服社会不公的未来主义承诺。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则更青睐托尔斯泰的农业乌托邦著作，更为关注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俄国虚无主义。东京的无政府主义者相信，消灭国家和一切社会等级制度是获得自由，摆脱社会不公正永无休止的再生产的唯一途径。我们可以推测，何殷震语言中显而易见的暴力色彩可能就是来自于东京圈子里那种更具暴力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这一点在《女子复仇论》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孙中山及其革命事业的追随者的主要目标是满人的清王朝，对于何殷震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来说，统治者是满族、汉族、蒙古族或任何其他种族都无关宏旨。正如国家一样，所有的统治者都要维护社会不公正及其物质基础——不平等的财产关系。尽管存在上述意识形态分歧，包括何殷震在内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以有组织的政治活动的方式参与了孙中山旨在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革命运动。 在晚清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激进思潮中只有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初步的了解。正如上文指出的，《天义报》是最早发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节译本的。尽管如此，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尤其是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得到系统的宣传介绍。1911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没有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持久的兴趣，这是和日本的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遭到国家检查制度的限制和政治迫害。然而，中国流亡知识分子对各种社会主义也同样保持着一定的兴趣，有些人把土地财富的社会再分配视为政治革命的补充和完成。当时旅居日本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何殷震本人，曾与那里的激进政治组织建立了频繁往来，这一点大大有助于他们理解和认识这些重要的思想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把社会主义当做共和主义承诺的最终实现。在孙中山看来，社会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对立；相反，社会主义可以预防工业化过程中的阶级分化所导致的暴力，因此有助于实现平等和民主的共和理想。 这些激进的革命思想，以及国家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何殷震及其东京的圈子都是非常重要的思想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反政府知识分子都非常重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不可或缺的思想世界。 思想的媒体世界 世纪之交兴起的刊物和印刷媒体促进了在地理上往往互相隔离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的话语互动和组织互动。中文印刷媒体在东京、巴黎、中国、夏威夷等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反政府人士为了躲避日本和中国当局的检查，使用假名常常是必要的。另外，使用笔名在中国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中也很时髦。上述情况造成的问题是，谁为哪个杂志写文章，以及谁写了哪些文章，从上世纪初以来就是学者们纠缠不休的问题。我们自然无需介入这些细节，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论女子劳动问题》的作者署名为“畏公”，畏公是何殷震还是刘师培？这个署名问题目前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争议。通过文本的细读和比较，我们认为何殷震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应该是不错的。 总体来说，新闻出版业的兴起，尤其是妇女杂志的兴起，是晚清信息和思想流动的重要物质基础。妇女杂志在那个时期的出版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一种新现象。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妇女杂志让晚清时期中国女性拥有了一个媒体平台，正当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父权制度被认为是压迫之源的时候，她们利用这种媒体平台可以直接地批判那些制度。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尤其是社论和杂文，让女性作者第一次有机会对那个时代的性别化的生活进行系统的梳理。这种新兴的资本主义新闻媒体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构成何殷震的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媒体世界。 在20世纪初，还有一大批在印刷媒体上出现的女性的声音。除了上文已经提到过的秋瑾，所有的女性作者——中国和日本的，都构成了何殷震写作的大环境。在日本方面最重要的恐怕是激进的政治和社会作家福田英子(1865—1927)。在1907—1909年，她是《世界妇人》杂志的编辑和发行者，杂志由于日本当局压制社会主义宣传而被查封。福田英子致力于妇女解放，但并不局限于国家的藩篱之内，她是日本女子爱国会的激烈的批评家。她与日本最著名的女权主义文学刊物《青鞜》(创刊于1911年)有密切联系。尽管福田英子和何殷震之间可能没有直接的个人联系，但她们都活动在东京同样的激进圈子里，并很可能互相认识。例如，《世界妇人》1907年第13期转载了《天义报》创刊号上的“女子复权会”章程。 在政治刊物的中国女性作者中，何殷震认识并阅读其作品的，重要的有林宗素(1878—1944)、陈撷芬(1883—1923)、燕斌(1869—？)。林宗素是女性参政的早期倡导者，她是金天翮的《女界钟》诸篇序言的作者之一。作为福建妇女研究会的创始成员，她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性之一。辛亥革命以后，她是妇女选举权的重要鼓吹者。陈撷芬是最早的中文女性刊物《女报》的创刊者，最初是作为她父亲的《苏报》的副刊出版的，《苏报》被清政府查封后，用不同的名字独立出版。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陈撷芬、林宗素以及秋瑾都住在东京，写作政治论文鼓吹女性的公民地位，既反对帝国主义也反对父权制度。作为民族主义者，她们坚持要求在民族国家概念里为(精英)妇女在社会生活和政治治理中保留平等地位。 燕斌比林宗素和陈撷芬年长十岁，也是一个女性公民权的热情倡导者。作为《中国新女界》的主编，燕斌比她们两位更关注妇女教育的缺失问题，甚至她对妇女受压迫历史的叙述也不同于她们二位。陈撷芬和林宗素认为女性的不平等从遥远的过去就是不争的事实，燕斌则坚持认为女性在历史上曾经与男性是平等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才沦为二等公民。所以她的策略是恢复失去的权利，而不是现在争取新的妇女权利。她们三人在妇女压迫问题及其变革方式上的观点有差别，但并不互相冲突，她们在女性杂志上的写作以及阐述父权制压迫的根源和体系方面代表着当时的主流声音。 除了杂志报纸之外，晚清的出版社还承担起翻译外国书籍的任务。不仅出版了政治哲学、国际关系条约、历史类著作，还出版形形色色的其他书籍，儿童教育读物和成人教育读物，20世纪第一个十年出版业热衷于翻译外国小说。当时最多产的翻译家林纾用桐城派古文翻译欧美作家的作品，包括莎士比亚、杜玛斯、哈加德、福尔摩斯和史陀夫人，在晚清读者中掀起了热潮。何殷震大量参考了翻译小说，不论是林纾的翻译还是日文翻译，说明小说在帮助她理解欧美世界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这些诸多互相重合的思想世界和政治实践形成了何殷震的历史特征。1907年，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的大变革在中国和整个世界都愈显突出，而女性与这些大变革，尤其是中国女性与这些大变革的关系，也首次被系统和全面地提出来，何殷震正是在关键时刻积极地加入到越来越热烈的话语实践当中。她不是唯一站出来反抗社会不公的晚清女性，但她对社会不公的认识自始至终没有脱离性别的立场，这使何殷震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政治批评家。 我们把何殷震的文章和两位重要的男性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文章放在一起翻译出版，为了质疑既定的叙述，让何殷震的激进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启发我们重新反思中国的女权主义是不是起源于男性自由主义。换句话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女权主义起源的叙述依然顽固地认为它根本是欧洲男性自由主义哲学“影响”，而何殷震对自由主义代议制国家的彻底否定，以及她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男女有别的尖锐分析，则长期处于埋没之中。 我们的期待是，本书可以让读者从何殷震关于性别压迫历史的系统性思考中发现新的视角，深入了解她对20世纪初世界与中国的社会整体性的解释，尤其是了解她如何认识学术知识、女性身体的屈从性和法律政治实践互相缠绕的体系。何殷震认为，这些互相缠绕的体系不仅在过去让中国女性处于屈从的地位，而且在“文明的”现在和未来仍将是女性屈从地位的基础。换言之，在她看来，这些歧视女性实践不是历史的副产品，而是历史建构的本质。所以，女性并不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在历史中缺席，相反，她们作为历史的原理是无所不在的存在。 综上所述，何殷震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必须都从“男女有别”和“生计”的角度来考察，这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分析范畴，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构成统治和歧视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何殷震获得这样的洞见，恰恰是因为她生活在晚清多重的思想世界之中，她不仅积极参与了那个思想世界的话语斗争，而且开辟了一个原创性的理论空间。 ※本文为三位作者所编选《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一书导言(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edited by Lydia H.Liu,Rebecca E.Karl,and Dorothy Ko.Copy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