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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53(2011)07-0015-04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中坚人物，他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体现了伯明翰学派(也就是文化研究)的思路和理念，这就是充分运用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去分析撒切尔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本质。通过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另一个侧面的撒切尔主义。
一、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领导权(hegemony，或译为“文化霸权”)是葛兰西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其基本含义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不再使用武力来强迫人民大众接受其统治，而是采取温和的文化策略，通过赢得大众的同意来实施自己的统治。葛兰西通过深入细致地考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和“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的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要极力维护已赢得的领导权，但当领导权遭遇危机时，她又会采取各种方式力争重新赢得领导权。“危机”在葛兰西那里有两种：接合的或一时的(conjunctural)危机和有机(organic)危机。前者是表面的、偶然的甚至是意外的，这不是葛兰西特别关注的。后者则是相对持久的，是葛兰西所特别关注的。这“有机危机”实际上也就是领导权的危机或权威危机。葛兰西指出：
每一个国家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是内容却一致，都是统治阶级领导权的危机。危机的原因要么是统治阶级在某些重要的政治事业中失利，而为了实现这番事业，它曾经要求或强征广大群众的认可(如战争)；或者因为广大的群众(尤其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突然从被动的政治状态转入一定的积极状态，他们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虽然没有构成有机的体系，统筹考虑却相当于一场革命。人们提到的“权威危机”就是领导权危机，也就是国家的普遍危机。[1]
这也就是说，领导权的危机在于群众不同意统治阶级所造成的(不管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方式)，由此统治阶级也就“不再发挥‘领导’作用，只能‘统治’，实施强权，这就意味着广大群众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失去了从前的信仰等等。(于是出现危机)危机说明旧制度垂而不死，新制度一时又不能落地”[2]。而危机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期”，一个解构和重构，破坏和建设的过程。葛兰西曾指出：“人们机械地看待破坏，而不是把它作为破坏/建设来看待。”[3]因为在这危机的时刻，“敌对的力量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起来。这些力量试图证明已经存在充分必要条件，因此完成某些历史任务不仅可能、也绝对必要”[4]。这敌对的力量实际上也就是促使危机向新生方向转变的力量，撒切尔主义正是在危机时刻出现并利用危机赢得领导权的。
二、撒切尔主义的兴起与形成
撒切尔主义正出现于英国战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危机时刻。先是60年代的社会政治动乱，再就是反文化运动，三是70年代早期的暴力冲突及好斗[5]。而“1975年是英国政治的转折点。首先是石油价格飙升，二是资本主义危机开始，三是在撒切尔式的领导下，现代保守主义的变革。”[6]这就是英国右派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也正是在这种危机情况之下，撒切尔主义登台，并形成了一整套稳定而持续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政策。
(一)解构：愈糟愈好的危机
首先，霍尔运用了葛兰西关于解构和建构的观点，强调了危机的双重性，即危机时刻同时也是一个重构的时刻，没有解构也就没有重构，任何权力结构既是排除性的，也是生产性的。霍尔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危机——和权力的概念。”[7]而撒切尔主义就充分利用了危机，这就是不去掩盖危机，而是去揭露危机，暴露社会的糟糕局面。其用意是要为接下来的颠覆做准备。霍尔说，这是一个具有“敦刻尔克精神”①的时刻，就是“我们愈糟，我们会做得愈好”。撒切尔主义也正是在这种“愈糟愈好”的指导下，开始强化社会的糟糕局面。这就是霍尔所说的，撒切尔夫人“并没有允诺给我们一个赠品式的社会。她说艰难时代，说绝境，说僵硬的上嘴唇，说流离失所，说骑自行车，说专心工作。”[8]在此霍尔指出：“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要做的，就是指出一个民族的恐惧、焦虑和失去的身份。”[9]
而也在这种对恐惧的展示中，撒切尔主义能够顺利地摧毁英国人的曾经的共识。当撒切尔主义“把社会民主、工党、工会、国家混在一起，把它们塑造成专制的、对法律丧失负有责任的、挥霍的、不充分的、反个体主义的，实际上也就是非英国的”[10]时，它对现实，对英国在战后所形成的“社会民主共识”所形成的解构性和颠覆性不可谓不强。
(二)建构：自由市场与传统保守主题的矛盾接合
而接下来，霍尔便特别强调了撒切尔主义重构现实的巨大作用。而这就是“在‘自由市场’和经济人的自由话语与有机的传统的保守主题、家庭与国家、受尊重性、贵族主义以及秩序之间创造了新的话语接合”[11]。可以说，这“自由市场”和“传统的保守主题”正是撒切尔主义颠覆社会民主和重构现实的武器。
所谓“自由市场”，就是“人民自由等于自由市场”[12]的观念。它以“货币价值”或“货币主义”来代替凯恩斯主义，从而进一步变革公共福利的关键概念。这一点我们在概述撒切尔主义内容时已经提到了，但在这里我们所要强调的是，自由市场或货币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政策，在撒切尔主义那里，它更有着意识形态的作用，这是霍尔所特别强调的。霍尔说，撒切尔主义“已改变了政治思想和观点的流通。在以前，社会需要已开始建立了相对于市场力量法则的自己的规则，而现在，‘货币价值’问题，私人处理自己对财富的权力，自由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平衡(equation)变成了贸易的术语，不仅仅是议会政治争论的术语，新闻、报刊、政策循环中的术语，也是思想和日常筹划语言中的术语。”[13]正是通过这种“货币价值”，撒切尔主义把英国人民的本质“认同为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和个体责任感”[14]，也就是个人对个人负责。
这样，自由市场便被看作了一种奋发图强的象征，而这正是英国当时所需要的。而与此相对立的则是依靠国家的福利制度。由此，自由市场附带着其深刻的意识形态价值“攻击了福利的高消费，也攻击了集体社会福利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甚至把这种福利国家称之为“新的民间罪恶”(folk-devil)[15]，“深深地腐蚀了国家和英国人民”[16]。由此，通过自由市场，“社会民主共识”被打破了，价值被明显地颠倒了，这为撒切尔主义赢得领导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撒切尔主义对传统保守主题的宣扬，则为其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意”。
所谓“传统的保守主题”，也就是英国的传统价值，这是撒切尔主义用来建构民粹主义统一体的方式或武器，是撒切尔主义深入大众内部，赢得大众同意的最为有力的方式。这些传统价值包括：民族、家庭、责任、权威、标准、传统主义等等。这些价值之所以能深入民心，除了英国民众的传统常识之外，这些传统价值具有非阶级指向的特点。因为传统价值的非阶级性，没有固定的阶级意义，所以才会很容易地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在英国，当撒切尔主义宣称要带领着人民回到维多利亚时代，让英国人民“再一次”成为“杰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Eminent Victorians)时，我想每一个英国人大概是不会拒绝的，尽管不排除有怀疑的。霍尔指出，“撒切尔夫人知道，如同左派不知道一样，在当时的英国，对我们的人民来说，没有什么严肃的政治规划不是与建构一种现代性的政治与想象相关。”而撒切尔主义正是通过把英国人民带回到过去，在让人民在重温过去的荣光中，想象一种“现代性”。
正是在大众对英国伟大复兴的想象中，人民认同了撒切尔主义，撒切尔主义也才会把它接合进一个“民粹主义的政治主体”中，而这种接合是“与权力一道而不是对抗权力集团”，由此而发动了一场“使英国再一次‘伟大’起来”的民族运动。当撒切尔主义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之下后，也就中立化了人民和大众的反抗，从而“创造了……一个民粹主义的统一体”[17]。这就是霍尔所说的撒切尔主义的民粹主义的一面，民粹主义是撒切尔主义的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内容，它直接在大众的意识形态领域内运作，并由此在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派别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历史集团”。
(三)历史集团的形成
“历史集团”的形成也是通过撒切尔主义对人民主体的具体“召唤”来完成的。最典型的是撒切尔夫人一次对杂志《妇女自身》(Woman's Own)的读者的发言。她说：“在一个公司，不要告诉我‘他们’和‘我们’。……在一个公司，你们都是‘我们’。公司生存，你们就生存。公司盛你们就盛——每个人都在一起。未来在于合作而非对抗。”[18]这就是一种对主体的召唤和定位，它通过把对方召唤进他所预设的主体位置，在使对方进入这个位置中也就塑造了对方的身份。霍尔说：“这就替换了一个已存在的对抗结构——‘他们’对‘我们’”，把人民放在了一个与资本主义的特定关系中，一方面受制于他，一方面又认同于他[19]。这也就是霍尔所指出的意识形态的运作特点，就是“通过‘重征’(recruiting)具体的社会个体，通过把他们召唤为‘话语主体’过程而运作”[20]。
霍尔在这里所运用的“召唤”既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召唤理论，也有话语理论，这就是他所说的：“当我转向描述意识形态机制时，我使用‘话语理论’的洞见。这是因为我相信话语理论有许多要告诉我们的东西，这就是撒切尔主义如何实现把不同的话语压缩进它的矛盾形构中，它如何‘运作’以吸纳人们到其不同的、通常是矛盾的位置上”[21]。可以说，话语理论使霍尔更为细致地理解了领导权获得的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历史集团的形成一方面是撒切尔主义在解构大众的常识中积极建构的结果，即把“早已被定位好了的主体……有效地带离它们的‘应用点’(point of application)，并被一套新的话语有效地重新定位”[22]。而另一方面这历史集团并不单纯由统治集团所形成，而是包含了各个阶层甚至阶级。由此霍尔喜欢用“历史集团”这一词语而不是“统治阶级”，因为历史集团更能很好地“展示撒切尔主义的复杂的和异质的权力与统治的社会构成。”[23]这就很难说清楚撒切尔主义到底代表谁的问题。撒切尔主义可以说代表保守的右派，但为什么有获得那么多平民的支持？霍尔指出：“以任何简单的方式确实很难说撒切尔主义代表谁。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现象。然而……它赢得了大面积的从属的和被统治阶级的同意。”[24]由此霍尔通过葛兰西指出，“葛兰西所称为的一种有机的(也就是历史的有效的)意识形态的整个目的，是它把不同的主体、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规划、不同的抱负接合进一个构形中。它不反映，它建构一个差异的‘统一体’。”[25]撒切尔主义正是一个这样的“统一体”，它通过建立一个历史集团从而建立了自己的领导权，因为历史集团的建立是领导权建立的一个标志。
三、撒切尔主义与权威式民粹主义
由上可知道，撒切尔主义正是通过改变了人民的常识，深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而成功地把自身变成了一种民粹主义政治力量，把自己体现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并朝着一个统治的领导位置前进，最终实现了对国家与社会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似乎与撒切尔主义所提出的自由政策相矛盾，可撒切尔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这种矛盾可由安德鲁·甘博(Andren Ganble)所杜撰的一个标语口号很好地体现出来，就是“自由市场和强力国家”[26]。而这种矛盾也典型地体现在霍尔所使用的一个对撒切尔主义高度概括的词语，这就是“权威式民粹主义”。
“权威式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m)是霍尔对撒切尔主义的高度概括。早在1978年，霍尔在《向右急转弯》('The Great Moving Right Show')(此文后来收入《艰难的复兴之路》及《撒切尔主义政治学》)中就指出：“我们所必须解释的是一种‘权威式民粹主义’的趋向——一种资本主义国家少有的形式，不像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它原地保留了绝大多数(尽管不是全部)的正式代表机构，同时也能够围绕其自身建构一种积极的大众同意。”[27]就指出了撒切尔主义的矛盾：一方面是利用国家机器加强控制力度，另一方面又赢得了大众的同意。或者说是在赢得大众同意的基础上实行对社会及大众的控制。这与霍尔对“监控危机”的分析是相通的，也是葛兰西领导权同意(民粹主义)与统治(权威)结构的具体体现。
从“权威式民粹主义”的来源来看，霍尔是从阅读普兰查(Nicos Poulantzas)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普兰查以“权威式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statism)指出了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向高压与压制的一方滑动的现象，即国家逐渐加强对社会的控制。霍尔对此提出两点修正：一是撒切尔主义并不是简单的实行国家的压制，而是把自己扮演成一个反国家主义者，目的是为了动员大众，而实际上撒切尔主义是非常国家主义的，这种矛盾就统一在撒切尔主义中。二是历史集团在建构领导权而获得大众的同意中，可发动大众的不满，中立反对势力，瓦解反对立场，并可将一些人民的意见策略性的整合进自己的霸权规划中。霍尔使用“权威式民粹主义”这一概念，“希望通过采用这一蓄意显出矛盾的术语，去恰当地包含新出现的事态的矛盾特征：一个趋向一种统治的和‘权威式的’民主阶级政治形式的运动”[28]也就是民主与统治的矛盾的统一。
另一方面，“权威式民粹主义”也是霍尔从现实出发，在对比英国政府在处理英国社会危机的不同方式中得出的。霍尔指出，面对危机，英国政府曾经使用了三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一是社会—民主的解决方式，一是运用法律和秩序，三就是“权威式民粹主义”的解决方式。第一种是战后工党政府的方式，就是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国家以社会民主的方式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控制，国家是保护社会的仲裁者。第二个很明显牵涉到警察和立法机构，也就是失去了大众的同意而实行自上而下的权威强制。它出现在1960年代中期的“政治极化”时期。第三就是“权威式民粹主义”[29]。
对于这一概念，霍尔在应答杰索普(Jessop)等人对“权威式民粹主义”的质疑中谈到了它与葛兰西的紧密关系。霍尔指出，这一概念指的是“力量平衡”中的变化，“它直接指向统治集团、国家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模态(modalities)。……是对葛兰西的‘现代君主’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个注脚。”[30]也就是说，撒切尔主义通过其亲民的民粹主义来获得对大众的领导权，从而达到对社会的权威领导和控制。这是我们所理解到的撒切尔主义的另一面。
注释：
①霍尔在这里所说的“敦刻尔克精神”，来自于二战时期的英法联军敦刻尔克大撤退这一历史事件。当时英法联军被德军围困在敦刻尔克地区，随时有被歼灭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他们从敦刻尔克向英国本土撤退。这一撤退虽然看似失败，但也正在这失败中激起了人们的斗志，从而取得了更大的胜利。霍尔用敦刻尔克精神指的就是，事情愈糟糕，也许更能激发人们的斗志，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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