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性特征与文化学方法——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学论文,方法论文,中国古典论文,特征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1999）03-0125-05
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其成立需要有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与这一对象内在本质特征相适应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上看，许多方法，无论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还是具体操作过程的技巧，经常是有所见也有所蔽。研究对象的立体形态和复杂特征，更是常常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具有较为广阔的学术思维和视野，及时借鉴和运用相关学科的观点、理论和方法，以收见仁见智、旁观者清之功效。笔者以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如果能够抓住其古典性文化特征，置之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之下，运用社会人类学或曰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圆融通照，梳理并发现中国古典文学与当时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宗教情绪、思维方式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则可以更加全面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古典文学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规律。近年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已经很好地呈现出了这一发展趋势，出现了一大批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本文拟从理论上作一系统阐述，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
和当代中国文学相比，中国古典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的“古典性”特征。诚然，“古典性”首先指的是时间方面的过去性。时间的一维性，使当代的研究者和古代的创作者之间不可能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对话和交流。研究者面对的既不是可以直接感受的古代社会生活，也不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和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事。他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在长期辗转传抄过程中衍生出的各种变异的文本。因此，研究者首先要做的，是钩辑沉轶，校勘考证，追本溯源，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的文本，尽最大可能还其本来的面目，以便做到从实际出发，信而有征，言之有据，实事求是。这是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最为基础、而又非常艰苦细致的工作，否则，就难免于臆测和玄谈。对作品的文本如此，对作家身世生平事迹的考察也不例外。由于社会历史生活的变迁，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由此形成了古今语言之间的巨大的差异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文献基础，也要有良好的语言基础，以便达到对作品文本的真正理解和对艺术形象的确切把握。
但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古典性”内涵，远远不是时间的古代性和语言的差异性所能概括的，它更指的是由此引发出的一系列与当代社会文化不同的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内涵：从创作者、艺术形象、传播过程到接受者所具有的独特的古典文化精神。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虽然沿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而来，但它毕竟植根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生活。虽然有形的物质文化变迁比较容易，无形的精神文化变迁比较困难，但是变迁是所有社会文化现象中一条永恒的规律。和中国当代文学相比，中国古典文学体现出鲜明的古典文化特征。
如上所述，时间的一维性特征，决定了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重复的特性，对于读者（乃至作者）而言，文学叙述的永远是“过去的故事”。因此，研究者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看到的，并非完全客观的古代社会生活本身，而是融入了作家主观思想感情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是艺术家关注的焦点，着力刻划的中心。无论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都在各自作品中把塑造典型形象作为共同的艺术追求。而无论是作为创造者的艺术家，还是作为被创造者的艺术形象，其本质特征都并不在于与生俱来的生理特性，而在于社会文化的一面。因为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凡夫俗子，还是伟人天才，首先是被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传统所塑造的，然后才有可能成为文化传统的创造者。人的社会文化本质，从现实社会关系角度看，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观念象征体系角度说，人又是利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不可能独立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环境之外，本身即为中国古典文化一组成部分，有着特定的“古典性”文化内涵。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以审美的方式贮存在古典文学艺术形象中。
作为人类学主要分支的文化人类学，正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过去创造并传承下来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政治经济、道德法律、风俗习惯及宗教艺术等，探讨各种文化现象的本质特征、结构功能、源流演变、互动关系的规律，尤其以人的生物属性与社会文化属性、社会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心理行为的相互关系为主题，这种学科的整体性与作为文学描写反映对象的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是一致的。因此，把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中国文化史以及诸多专门文化史的研究，必然会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是要用文化史研究代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本身，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和事进行史实的考证与落实。相反，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冲突与脱节，我们对于这种以文化史旁证文学的研究方法更应有清醒的认识：用文化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不是要落实到史的层面，而是要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与文化其它方面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被亚里斯多德称之为“可然律或必然律”（注：亚里斯多德：《诗学》〔M〕，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北京第2版。）的社会文化法则。
二
把中国古典文学视为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整体系统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古典文学赖以存在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描写对象。农民和市民既是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中国古典文学活动中不可忽视的创作者和传承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不能只就文学而论文学，也不能只联系狭义范围的精神文化而论文学，还必须要研究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因为物质文化生活，不仅是古典文学作品反映描写的重要内容，更因为形而下的器、用与形而上的道、体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密切联系，是不能割裂开来加以对待的。恰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互关系之中：“一方面这物质设备的形成从它所处的社会组织的布局中得到它唯一的意义，另一方面客观条件对于社会及道德观念的决定，最好从那影响着文化中社会及精神生活的物质设备，加以定义及叙述。（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第40页、 5页，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物质文化是模塑或控制下一代人的生活习惯的历程中不能缺少的工具。人工的环境或文化的物质设备，是机体在幼年时代养成反射作用冲动及情感倾向的实验室，四肢五官在应用工具时养成了文化中所需的技术神经系统，亦因之养成了一切构成社会中通行的科学、宗教及道德的概念、情感及情操。（注：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第40页、5页，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
只有充分、深入地研究了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才可能更好地理解某些古典文学作品。例如，远古时期女娲补天造人、大禹治水、神农尝百草等神话，《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等诗，民间长期流传的牛郎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等传说，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与《归田园居》，正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形象生动的真实写照。
在这一方面，历史人类学可以做出独特而重要的贡献。因为历史人类学把普通的民众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大量运用口头史料、器具、工艺品等文物，以及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财政司法档案、税收帐目、人口户籍、审判记录等材料，希望借以研究人类全部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物质文化生活，深刻再现普通民众而非贵族上层的非事件的、默默无闻的日常生活。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无疑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大量可资利用的旁证材料。
在研究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及其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大有裨益。许多研究者已经在这样做，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因为任何时期的文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附著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拉克舍利夫·布朗认为，社会结构的研究虽然不是人类学的全部，但却是科学的最基础的部分。因此，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最权威的因素，规定了文化的整体性质。各种制度专史和历史民俗学的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正确理解、阐释和分析古典文学作品。
例如，从周代以来，我国便形成了作为一夫一妻制主要实现形式的聘娶婚俗，婚姻被视为人伦之始，王教之基，一切社会关系莫不由此产生。因此，《诗经》中不但没有删除那些为后世道学家目为淫佚之作的诗篇，相反，关于恋爱婚姻的作品在《国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而且《关雎》被列在三百篇之首。又由于聘娶婚姻的缔结，必待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齐风》中说：“麻如之何？衡以其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但是，原始群婚的遗风，加上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重要作用，周代下层男女之间的恋爱有时仍然较为自由。《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注：《周礼·仪礼·礼记》，第38页，岳麓书社，1989年7 月第1版。）
据此，我们才不会对诸如《召南·野有死麕》、《邶风·静女》、《郑风·萚兮》、《郑风·溱洧》、《陈风·东门之枌》之类的诗歌感到惊讶。由于婚姻的目的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礼记·昏义》），原始的生殖崇拜观念，至此于种族繁衍的意义以外，更因财产继承问题而染上了浓厚的宗法制色彩，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偏见越来越严重，这一点在《小雅·斯干》中看得很清楚。
又如中国古代的取士制度，对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影响极大。元朔五年（公元124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从此，独尊儒术，公卿大夫也多由汉初武将转变为儒学之士，经学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两汉实行察举制，由于各级权臣对推荐权力的掌握，其弊端到汉末极为严重。桓帝灵帝时，有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魏晋推行九品中正制，专以门第高下取士，因此左思有《咏史》之叹。隋为扩大江南士族入仕的途径，消除南北士族的界限，用科举制度代替察举制度，以诗文取进士。唐因隋制，策以诗赋，形成了重视诗歌的社会环境。唐代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
中国古典文学的古典性文化特征，更在于潜伏在艺术形象中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宗教情绪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男耕女织、老幼咸乐、鸡鸣犬吠的田园生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的聘娶婚俗，早生多生、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子女观念，爱有等差、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人伦道德，尊长是瞻、唯上唯圣、循规蹈矩的行为方式，学优则仕、修齐治平、兼济独善的价值取向，急功近利、现世主义的多神信仰，孝为仁本、慎终追远、报本反始的祖先崇拜，安土重迁、悲欢离合、天人合一的审美情感，家国同构、均平和乐、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无不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不仅指导着中国古代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者及其文学活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应该抓住审美意象所蕴含的内在的文化本质，加以分析把握，而不能满足于表层的领悟。
三
然而，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并不是一元的，相反，具有多元的特征。社会成员由于阶级地位的不同，拥有不同的生活、权利和义务。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据此可以大致划分为上层文化、市民文化和民间文化三个层次，并且可以根据民族、时代、地域等的不同进一步划分为范围大小不同、层次高低不一的诸多亚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亦然，由作家文学、市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组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其中作家文学居于主导地位，市民文学和民间文学是基础部分。这三者，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既有风行草偃的一面，也有随俗雅化的另一面。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无论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何，在研究过程中都必须保持有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整体系统的广阔视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将理论研究与田野调查、综合比较与具体分析相结合，否则，就有可能只见一点，不及其余，难以得出关于研究对象和问题的正确结论。
就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者而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同于现代社会中以写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作家。他们在古代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具有多种社会角色，社会文化因之赋予他们相应的社会权利和义务，作家甚至不是他们主要的称谓。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创作动机、题材选择、情感态度、艺术技巧，不但与现代职业作家不同，即以他们——中国古典文学创作者自身而论，也各不相同。甚至同一位作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因生活情境、时代风尚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帝王需要制礼作乐，歌功颂德，因而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士则以立德立功为至上追求，以诗文为进身之阶、教化手段，达则兼济天下，为时而著，为事而作，补察时政，泄导人情，或者以文明道载道，使道统薪火相传、斯文不坠；穷则独善其身，或言志，或缘情，不平则鸣，发愤而作。至于民间文学，则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大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则歌咏之，歌咏之不足则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因此，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文学虽非安身立命之根本，却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这里，创作者的个人实用功利性相对淡化，这并非完全否认文学本身的社会功利性，也不是说所有的古代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功利目的。作为文学创作，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有着一以贯之的共同规律。但是，唐人为考中进士创作“行卷”，和现代职业作家以写作为经济收入来源，毕竟不能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以作家文学而论，许多文士在当时社会中的角色是官员而非作家。士者，仕也，不仕无义。所谓“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此，对他们来说，文学是公务之余言志抒情、游玩时即兴吟咏、宴饮时相互唱和的工具。他们从事文学创作，虽然没有维持生计的压迫，但是，残酷激烈的政治斗争，个人仕途的穷达际遇，传统文化所赋予的忧患意识，朝代更迭时的两难选择，欲有所为而不得的痛苦境地，关于生命与永恒的无尽思考……使得许多作家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作家的文化心理和创作心态在不同时代和不同环境中呈现出极其复杂的个性特征和动态历程，直接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过程和艺术形象的塑造，现实的社会文化矛盾冲突，内化积淀在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形象的心理和性格之中，通过他们对周围社会文化环境的态度、言语和行为反映出来。仍以左思《咏史诗》为例，这一组诗，反映了门阀制度与儒生理想的矛盾，以及诗人从积极入世到放弃仕进的思想转变过程。
四
中国古典文学的流传，也具有和现代社会大众传播不同的鲜明个性。从远古以来，民间文学一直保持着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因此产生出许多具有同一母题、情节人物大同小异或者小同大异的故事传说，体现出集体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市民文学的兴起和传播，与城市中娱乐场所民间艺人的讲唱活动有密切关系，对唐代以后词、宫调、话本、小说、戏曲、宝卷、弹词等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水平的限制，作家书面文学一直以士人为主要的读者对象，在一个比较狭小的范围内流传。另一方面，作家书面文学也常常借鉴民间文学中的一些题材和体裁，进行加工改造后以为己用，或者自身在经过民间艺人通俗化以后，流行民间。总而言之，古典文学中雅俗的界限，远较当代文学分明得多。
在中国古典文学流传过程中，历代政府还从维护自身统治的考虑出发，根据当时社会政治、风俗、宗教等现实情形的需要，对一些文学作品，或加以焚毁，或加以禁止，或加以删改，直接影响到古典文学作品的传播和作品文本与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以及读者对作品的欣赏和接受。因此，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政治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流传过程的影响，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
每一位立足于现代社会文化本位、运用文化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人，不但要善于抓住并分析研究对象的古典性文化特征，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作为研究者此时此刻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当代性及其赋予个人的先验性的主观经验，认真研究中国现实社会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学形象中所体现出来的古典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将中国古典文学不仅置于中国古典社会文化中，而且也置于中国现实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加以重新审视、分析和批判，从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出一种既合乎历史实际，又立足当代现实，并面向未来文化建设的文化学批评。这就要求同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文化和西方文化影响的研究者具有一种自觉的文化反省意识，打破古今中外的文化壁垒，博学多通，以一种新的学术思维和话语去观照、阐释中国古典文学。可以预见的是，运用文化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其丰富和深化功能不但有助于正确地理解文学作品，而且会使我们更加认清中国古典文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的审美方式和鲜明的审美特性。
〔收稿日期〕1998—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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