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是依托文本、立足现实、有效对话、促进思想交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种研究范式。回顾过去一年国内同仁的研究论文，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的趋势是理论研究的现实关切日益强烈，哲学工作者正在以一种积极介入的态度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所遭遇的诸多现象和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试图给予一种解答。 一、通过对哲学境况的说明及反思，凸显哲学的当代使命和现实关切 在聚焦现实，直面问题、探寻答案的过程中，一个基础问题值得关注，即当今哲学的现状及可能。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志伟教授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哲学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一方面源于后现代主义对哲学的‘祛魅’，另一方面源于大众文化盛行，使哲学失去了文化代表权，更大的挑战来自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而其真正的敌人则是虚无主义。我们身处‘上帝死了’，乌托邦崩溃的虚无主义时代。虚无主义不仅是哲学的最大敌人，也是当今所有文化的敌人”。①在物性崇拜、实用主义盛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哲学的价值和意义受到了人们的否定。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用“哲学的终结”来指称哲学的危机现状。“今天似乎进入了一个‘舆论统治’的时代，或者说是一个‘舆论拜物教’的时代。这种‘舆论拜物教’的座右铭就是：一切主张似乎都是正确的……每个人都不敢妄称自己掌握了真理，最后就达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舆论默契。”在阿兰·巴迪欧看来，支撑这种舆论崇拜的思想基础就是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人们不再奢望‘真理’，不再相信‘宏大叙事’，‘真理’退出了思想的舞台，作为真理追求者的‘哲学’也被主流思潮所抛弃。”②在他们看来，传统形而上学以追求绝对真理为终极目的的哲学，在全球化、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潮的冲击下，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方面已经变得无能为力了。那么，哲学在今天的价值何在？哲学真的已经终结了吗？当然没有。张志伟教授认为，哲学的问题仍然存在，哲学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即解释和证明世界的合理性，正是这一点也体现了哲学的理想性。这当然不是怎么解释都行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包容多样性分歧的有效沟通与解释。巴迪欧也认为，今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哲学，他的努力就是要终结“哲学的终结”。不过，在以绝对真理面貌自居的传统哲学衰落之后，今天哲学的出场需要一个新面貌、新方法和新路径，巴迪欧将其命名为“事件哲学”。“所谓‘事件’代表了例外、断裂、突发以及行动。‘事件’从属于一定的‘情境’。它总是在打破惯例和停止重复，它总是在超越现实的可能性，因此它是不可预测和不可计算的。”③他期望的哲学并不是作为一种知识总汇的哲学，而是面对具体情境、特定事件采取有效行动积极介入的行动哲学。他认为“哲学所要做的就是以某些理论形式将事件真理连接在一起，给世界和人类提供一种多样性中的‘共存性’”④。可见，他们认为立足现实，直面问题，积极介入，提供解释是今天哲学价值的重要所在。忽视了这一点，哲学将难以走出自身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尤其如此。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晓升教授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时尚化”特点，这将导致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因为这种时尚化，不是面对现实问题的真研究，而是为了创新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与其社会影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制造学术的表面繁荣背后，必将隐藏更深的危机。所以，重视现实问题，直面挑战，是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责任，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的研究的必然要求。 二、从空间哲学到城市哲学，拓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领域 面对资本全球布展的现实，空间问题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领域。2013年，苏州大学的车玉玲、庄友刚，南京大学的刘怀玉等学者积极利用亨利·列菲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国外学者的空间理论资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探讨了空间与文化、空间与资本，以及空间化问题及其本质，促进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2014年，国内学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表现出新特点，即通过对国外空间理论家重要文献的解读，试图澄清相关的理论争论。如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对大卫·哈维思想的梳理，通过对其思想发展历程、相关理论著作的分析，从整体上描绘了哈维的理论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哈维思想的不同理论定位，为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南京大学刘怀玉教授通过对亨利·列菲伏尔的著作《空间的生产》这一当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经典之作的分析，旨在“以该书在形成和解读中的一些问题研究为立足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空间问题进行一次巡礼”。⑤对其中具有争议性、复杂性的问题，如“三元空间辩证法”、“作为具体的抽象”的空间、“空间的生产”与“空间的生产辩证法”等问题做了辨析与说明，为推动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做出了一定努力。 应该说，从传统的历史线性发展的时间观转向空间观，这一重要的理论转向，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现代的发展打开了新的理论纬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视野。但正如西方理论家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把空间哲学进一步推进到城市问题研究一样，随着我国城市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在实践与理论上必然要求深化空间问题研究，适时推进城市哲学理论发展。 在这方面，南京大学的胡大平教授、上海社科院的陈忠教授发表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章，在借鉴国外理论家的思想成果，促进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研究过程中，开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领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新成果。胡大平教授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当代的城市建筑哲学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在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出现了众多新奇古怪的城市建筑，如大家熟悉的央视大楼、鸟巢等。这些现代性建筑远离地方文化、人民生活，“与生活和历史脱节，从而意义流失，这正是现代性地方危机的根源”。⑥在此，他借助国外批判性地域主义研究成果，“以‘地域性’和‘批判性’作为思考的起点，以此来推动我们对现代营造活动自身的反思以及建构批判性营造诗学的可能”。⑦在他看来，今天中国城市发展面临一个怪现象，盲目追求大而全，导致建筑千篇一律，或为了竞争攀比竞相造就新奇建筑，这是中国城市文化危机的表现。我们持有怎样的城市建筑理念，也体现了对地方文化的信心与坚守。不过，不能以“某种地域主义话语作为解决地域性流失的出路”⑧，必须要从人民的生活、地域的整体出发，建构批判性营造诗学。因为“建筑要体现历史之创造性，就必须在建筑之中彰显健康、力量，建筑必须‘再现我们的共同遗产’，同时也不会‘遮掩掉关于未来的希望’，这是建筑的伦理或精神气质所在，批判性营造诗学便是这种精神的体现”⑨。它不是美学，而是关乎人民生活、城市文化、社会发展的综合问题。对于当今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胡大平教授提出应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理解。他认为，“城乡一体化或新型城镇化理念，是对以‘增长机器’为核心的单向度城市发展实践的替代。它把城镇化过程理解为生活空间再造和文明形态创新过程”⑩。“新型城镇化不再是传统工业化——城镇化之自发过程，而是以城市为平台创新全新生活方式的过程。”(11)所以，必须要结合中国现实，创新城镇化理念，探索新文明形态的城镇化道路。陈忠教授结合中国现实，应对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集中探讨了城市权利、城市化的政治性以及城市化的意义危机等问题。他认为“城市化是一个深刻的综合变迁过程，其后果同样具有综合性。我们既需要关注‘城市化及人类后果’，也有责任从全球视角与中国问题、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反思城市化的本质及其问题”(12)。通过对国外理论家思想的研究，他指出主要有四种城市权力观，即以技术——经济权利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城市权利观，以社会——政治权利为核心的结构主义城市权利观，以文化——生活权利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城市权利观，以生态——环境权利为核心的生态主义城市权利观。这四种城市权力观依次演进的历程基本反映了社会与城市发展的总趋势。在城市发展中，从主体性的逻辑构成看，城市权利主要包括作为城市权利重要基础内容的空间权利、人们共享城市成果、共担城市代价的主体资格以及平等地参与空间生产的权利。在中国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我们面临着城市权利建构的重要难题。对此，陈忠教授指出，可以“从东方生产方式的历史特点与时代转换入手，深入揭示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城市权利建构的文化特殊性；从城市哲学的高度，结合现代性的转换史与城市发展史，全面阐释城市权利本身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从城市批评史的角度，实现不同学科城市研究的学术对话，科学建构中国的城市权利话语体系”(13)。在分析城市化的政治性问题时，陈忠教授指出“如何建构同中国城市发展特殊性相符合、具有伦理底蕴的‘城市——政治生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14)，我们应重点注意“克服权力固化，建构以流动的差异性为特征的城市正义、城市权力结构；培育城市个性，建构以多样共存为特征、具有个性活力的城市体系；注重地域与文化差异，建构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制度、城市权力”(15)。这对中国的城市——政治生态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在城市发展中也带来了现代性的意义危机，他认为“与文明进步、城市社会推进相统一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专业化、片面化、标准化、固化，是意义危机的深层原因、深层本质”(16)。如何化解这一危机，应该“建构包容性伦理，建构多样性意义、多样性生存即生活方式可以并存的制度、空间环境”(17)，通过日常生活主体的合理微观行动建构合理的生活世界、城市现代性。 三、借鉴西方学者平等理论成果，推进中国分配正义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一些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利益分配不公等。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平等、正义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积极利用西方学者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其理论得失，提出理论见解，为推动中国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深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2014年的论文研究状况来看，吉林大学的姚大志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教授的研究值得注意。 平等理论一直是姚大志教授研究的理论重点。2014年姚大志教授相继发表了多篇论文从各个角度来说明这一问题。概括地讲，可以分为正反两个方面的论证。从反面论证来看，姚大志教授主要通过分析反平等主义对平等主义的批评，指出平等主义理论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客观上有利于我们认识平等主义的理论缺陷、深化对平等内涵的理解。在平等主义面临的反驳中，拉平反驳是比较有力的一种。因为“拉平反驳的力量在于，它揭示出平等有可能违反一条重要的效率标准，即‘帕累托改善’(Pareto improvement)。所谓‘帕累托改善’要求，一种状态的改变应该使相关的某些人受益，而不应该使其中的任何人受害。否则，这种变化就是没有效率的”(18)。在反平等主义看来，平等主义在强调平等的同时，很可能损害社会上另一些人的利益，造成不平等。对此，姚大志教授指出“一种特殊的平等主义，‘优先论’。‘优先论’把改善处境最差者的处境放在优先的位置，这样它不仅能够克服拉平反驳，而且也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19)。除了拉平反驳，反平等主义者对平等观念的批评还从平等的基础、方式、后果和政策等方面展开，认为平等观念是存在问题的。当然，这些批评既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其片面性，平等主义者应该也有理由为平等主义辩护。从正面论证来看，姚大志教授首先分析了当代平等主义者为平等提出的四种主要论证，以及从平等主义者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反对不平等的理由。具体来说，四种对平等的论证或是基于人的尊严以人性的形而上学为前提，或是基于程序认为平等不需理由，或是基于公平，设定某种原初状态等保证公平、达到平等，或是基于契约，以所有人同意证明平等。但是，它们都存在问题，不仅在反平等主义者、而且在平等主义内部都得不到一致认同，这说明平等主义的证明是困难的。但正如姚大志教授指出的，虽然对平等的证明是困难的，但“这既不意味着平等主义是错误的，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接受平等主义。它只意味着，如果我们是平等主义者，那么我们就应该努力为平等提供更有力、更有理的论证”(20)。虽然平等主义难以证明，但大多数人直觉上都认为应该反对不平等，那么反对不平等的理由何在呢？姚大志教授分析了反对不平等的道德理由，主要有基于原因、基于结果和基于义务论的理由。基于原因的理由，需要明确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在当代社会，主要有五种，即社会环境、家庭、个人的自然天赋、努力和运气，前三个是较为重要的，它们造成的不平等是难以为人们接受的。但是如何解决，则仍有一定困难。基于结果的理由来反对不平等，其根据在于不平等就是坏的，但它面临拉平反驳的指责，难以回答。基于义务论的理由，可以很好解决拉平反驳问题，因为它认为不是不平等而是不正义是坏的，但对于自然原因造成的不平等，它无能为力。看来，在反对不平等的原因方面，还有一定的问题，这仍需要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其次，他具体分析了三种代表性的平等主义理论，即福利平等、资源平等、能力平等，指出各自的理论优势与问题。平等主义争论的焦点就在于“什么的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福利平等是比较流行的观念。虽然平等必然要关注人们的福利，但是福利平等观有其问题，或在平等问题上只关注个人福利，忽视其他重要价值，或由于幸福和偏好的满足具有主观性，福利平等过于主观，或由于其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平等不具有内在的价值。因此，它会使我们关注其他平等观，如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广义的资源平等观很多，如罗尔斯的“基本善的平等”、柯亨的“优势平等”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在此，姚大志教授重点探讨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观。对于福利主义的主观性缺陷，资源主义平等观更具合理性。但在反其他类型的资源主义时，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理解显然也有不足，如“用‘保险’来解决残障和天赋的问题。对待残障，‘保险’似乎是合适的，但是对待天赋，它实质上是一种‘征税’，而且并不合适”(21)。超越两种平等观的第三条道路是什么？姚大志教授分析了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它虽然避免了太过主观和太过客观的缺点，但也有其问题它无法充当平等的通货。这既不可欲也不可行，毕竟人的能力多样，性质和程度上也各有不同，难以衡量。姚大志教授认为“与能力平等相比，福利主义和资源主义就没有这个问题。福利、资源或基本善既可以充当平等的标准，也可以充当平等的通货。特别是对于资源主义，资源或基本善本身就是可以分配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资源主义是一种更合理的平等主义”(22)。 姚大志教授主要从对西方平等主义理论家如德沃金、阿马蒂亚·森、罗尔斯等人思想的分析，推动我们对平等理论的认识，而段忠桥教授重点分析了G.A.科恩教授的平等主张及其对德沃金和阿马蒂亚·森的批评，向我们介绍了对平等的另一种理解。更为重要的是，段忠桥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关注这一问题，并对一些不恰当指责做出了回应。具体来说，段忠桥教授指出，在什么的平等，即平等主义所关注的平等的对等物中，科恩不同于罗尔斯的“基本益品”、阿内逊的“幸福机会”、德沃金的“资源”。他提出了“优势获取平等”，这“是基于他对平等主义的这样一种理解，即‘它的目的是要消除非自愿的劣势’，而非自愿的劣势是指受害者不能为之负责的劣势，因为它没有恰当地反映受害者已做出的，或正在做出的以及将要做出的选择”(23)。进而分析和批评了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主张，认为其问题在于缺乏对幸福的补偿，没有把无责任作为正当补偿的必要条件等。资源平等理论存在缺陷，同样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主张也存在问题，尽管科恩肯定了森的贡献，即“森在‘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上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强调平等主义者必须将注意力由‘益品给予人们的效用’转向‘它们对(或为)人们做了什么’，即他对基本益品与效用之间的‘中间状态’的定位上”(24)。但他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中间状态”错误地定义为能力或功能，“当中间状态被理解为他做了‘益品为人们做的’一切时，它就既不能被等同于能力或功能，也不能被看成是这两者，除非是混乱地引申这两个概念的含义”(25)。科恩认为，能力本身不是平等主义应该关注的恰当的东西，他主张“优势获取平等”，重点不在于能力，而在于人只有没错误就不应缺乏迫切所需之物，这比能力平等主张更合适。可见，通过对西方平等正义理论的探讨，确实有助于我们澄清和深化对平等主义的认识，在平等正义成为中国现实的重大问题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需要关注和深化相关研究。段忠桥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学者缺乏这方面的探讨，“这与不少人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正义的论述存在错误理解有关”(26)。一种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正义主张，而认为他们批判、拒斥正义。这种看法不成立，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不代表就拒斥正义，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明确肯定过无产阶级的正义要求。“另一种错误理解是认为马克思主张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按照这种理解，正义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种价值判断，而是一种事实判断”。(27)这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不相符，“正义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只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同时，这种理解混淆了‘正义’与‘历史正当性’的不同含义”(28)。当然，段忠桥教授承认分配正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他们也曾谈到这些问题，对我们认识今天我国的不正义现象仍具有指导意义。 四、聚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 资本主义批判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和研究热点。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的触角延伸到各个领域，从生产、消费、家庭、环境等各个方面，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资本在确立自身权力控制的同时，带来了消费异化、主体消亡、环境恶化等问题，它们成为中西方学者探讨的共同主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则成为深化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焦点。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构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起决定作用，生产决定消费。但在今天，社会生产形式发生了重要变化，消费成了时尚话语，是生产决定消费，还是消费决定生产？南京大学的唐正东教授通过对鲍德里亚消费观批判性解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了有力的解答。唐正东教授指出，“在当代西方左派批判理论中，‘消费’成了一个非常时髦的概念，它与‘再生产’概念一道，支撑起了当代资本主义权力建构的重要平台”。(29)鲍德里亚正是通过作为符号的物与其他物之间的差异性关系层面来展开其消费理论的。在每个消费主体自以为进行自主消费的同时，我们其实已经被编码进了社会系统的控制结构当中了。“消费者通过符号的消费并非为了彰显自己原有的、特定的团体或地位特征，而是为了摆脱这种原有的团体或社会地位，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团体或地位中去。这就是为什么符号消费的内在逻辑不是象征性交换，而是社会区分逻辑的原因。”(30)正是因为资本通过符号消费结构不断强化对消费者的控制，是人们误认为是消费主导了生活，决定了生产。其实，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中的消费问题，马克思早就做出过明确解释。他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其消费活动的。“他是把消费当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来看待，进而从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消费问题的。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方法决定了他不可能相信社会等级是由消费活动所建构起来的，因为能够建构社会等级的那种消费活动的规定性本身就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所决定的。”(31)也就是说，“正是特定的生产关系才造就了有条件进行符号消费的那些群体。”(32)是生产决定消费，生产系统的变化也必将引起消费结构的变化。北京大学的仰海峰教授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对鲍德里亚的消费观做出了说明。他指出，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的消费社会，符号—物的支配地位的确形成了一个物体系的世界。在物的诱惑下，主体陷于自主的幻象顺从于物的统治，这是主体无法避免的宿命。具体来说，“在消费社会中，表面看来是主体在消费，实际上则是物在诱惑主体去消费，这是物的策略，也是物确立支配性地位的方式”(33)。而且，符号—物在电子媒介的推动下，消解现实世界，构造了一个“超真实”的世界。主体沦于物的幻象，落入了物的圈套。在这个绝对物的统治的世界下，主体消失了。如何摆脱这个绝对物的统治的牢笼，在鲍德里亚看来，希望渺茫，他只能寄望于“重新回到主体与客体分离之前的物的世界中(而不是现代意义的绝对物的世界)，重新感悟物的意义，与物切近，成为摆脱沙漠化世界的一种理想意境”(34)。这与鲍德里亚思考消费层面，不能完整地从资本主义经济生产过程出发理解消费问题是有关的。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从生产过程出发诠释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有助于我们理解媒介时代主客体关系的颠倒的。但针对马克思注重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和强调问题，西方绿色理论界对其生产力发展理论进行了批判。他们把马克思定性为经济决定论者，生产主义者，认为他的这种生产力观必然导致生态失衡、环境恶化问题。对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重构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观，捍卫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生产力发展是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必然基础，但是这不是只注重经济增长的生产力发展模式，而是应体现以下三点内容的生产力理念，“第一，实行稳态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第三，可持续发展模式”(35)。通过对生产力发展理论的重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时也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从宏观转向微观研究，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特点。由卢卡奇开创的布达佩斯学派面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宏观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是难以实现的，必须立足家庭，改造资产阶级旧家庭，通过家庭的变革，实现人的丰富个性，进而推动社会变革。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人们的心理特征没有发生质的转变，任何政治民主和社会变革都是无效的，而任何心理特征的转变必须通过资产阶级家庭内部的激进变革才能实现”(36)。虽然，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家庭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批评，但他们在建构未来家庭形式的设想上过于主观化，有些不切实际，以完全打碎亲情为基础的家庭关系来实现变革毕竟不切实际。而且“他们对家庭变革作用的过分倚重陷入了乌托邦，使得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变成了误读，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37)。与布达佩斯学派不同，德鲁兹与瓜塔里将欲望与生产整合起来，从欲望—生产的角度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欲望结构的分析批判。在他们看来，欲望并不是一种物质性的欠缺，而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同社会生产一样，它能产生出真实的对象。欲望—生产体现了创造的生产性，而无器官的身体则是非生产性的，二者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在资本主义表现为社会中的劳动生产与资本之间的对立，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分裂症的根源。虽然，现在资本作为无器官的身体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但是欲望—生产没有消失，这使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症候，也为走出资本统治提供了可能。所以，“德鲁兹与瓜塔里的这种改造，突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社会生产基础，从而将弗洛伊德那里局限于精神病领域的精神分裂症，与社会生产过程联系起来，并使之具有了一种批判的力量”(38)。上文是从家庭结构到个人欲望来探讨资本主义批判的可能，那么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作为政治行动主体的无产阶级在反抗资本主义中如何行动呢？哈特和奈格里首先明确了无产阶级的内涵，“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指原来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阶级，而是把所有受资本剥削的人都包括在内”(39)，而对他们真正的剥削是主体的能力，特别是政治行动主体的能力。所以，他们提出在资本全面统治下的阶级斗争应采取“出离”(exodus)作为“生命政治生产的语境中阶级斗争的新形式”(40)。可以说，“哈特和奈格里采用了一种十分讨巧的方式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我们实际上不知道凭借我们的出离式抵抗是否可能导向对统治权力的颠覆，但我们依然要不断地出离，不断地抵抗和拒绝”(41)。他们似乎只在乎反抗的姿态，无关乎结果。在历史观上，必然是反对历史辩证法，走向偶然论。可见，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虽然在批判资本主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有明显的弱点，正如上海复旦大学的汪行福教授指出的，它们“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42)。 通过上述四方面对2014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状况的说明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速，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遭遇和正在遭遇的问题，如正义、平等、权利、资本、城市、生态等。这使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上出现了视域融合、问题趋同的趋势。伴随着学术活动和学术交流的国际化，中国学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和获取国外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有立有破，有的放矢地展开研究和对话，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的发展。2014年对话范式研究的突出特点就表现在国内学者以理论研究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采取积极介入的姿态，直面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有选择地借鉴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推动理论思考和理论建构，为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做出了重要努力。虽然国内学界在对国外理论资源的批判和借鉴中，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但正如汪行福教授指出的，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原有理论推动力的减弱，尚未找到理论研究的兴奋点；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出现了‘拥挤’现象，一些国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和理论甚至成为国内学者猎奇的对象”(43)。这也是在对话范式研究中必须注意的问题。如何立足中国现实问题，寻找新的理论研究热点和国外重要的理论资源，形成有效的借鉴和对话，这仍是值得我们继续努力的方向。 注释： ①张志伟：《21世纪哲学能做什么?》，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页。 ②欧阳谦：《巴迪欧的“哲学宣言”——终结“哲学的终结”》，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第36、40、42页。 ③欧阳谦：《巴迪欧的“哲学宣言”——终结“哲学的终结”》，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第36、40、42页。 ④欧阳谦：《巴迪欧的“哲学宣言”——终结“哲学的终结”》，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2期，第36、40、42页。 ⑤刘怀玉：《〈空间的生产〉若干问题研究》，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11期，第18页。 ⑥胡大平：《从批判性地域主义到批判性营造诗学——对当代城市建筑哲学的一种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8、10、11页。 ⑦胡大平：《从批判性地域主义到批判性营造诗学——对当代城市建筑哲学的一种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8、10、11页。 ⑧胡大平：《从批判性地域主义到批判性营造诗学——对当代城市建筑哲学的一种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8、10、11页。 ⑨胡大平：《从批判性地域主义到批判性营造诗学——对当代城市建筑哲学的一种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8、10、11页。 ⑩胡大平：《从“增长机器”到文明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第A08版。 (11)胡大平：《从“增长机器”到文明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5月30日第A08版。 (12)陈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85、105-106页。 (13)陈忠：《城市权利：全球视野与中国问题——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85、105-106页。 (14)陈忠：《城市现代性的政治逻辑：历史转换与伦理趋向》，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9期，第107-108页。 (15)陈忠：《城市现代性的政治逻辑：历史转换与伦理趋向》，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9期，第107-108页。 (16)陈忠：《复杂现代性的意义危机与微观拯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67、69页。 (17)陈忠：《复杂现代性的意义危机与微观拯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67、69页。 (18)姚大志：《拉平反驳与平等主义》，载《世界哲学》2014年第4期，第11、12页。 (19)姚大志：《拉平反驳与平等主义》，载《世界哲学》2014年第4期，第11、12页。 (20)姚大志：《平等如何能够加以证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第46页。 (21)姚大志：《论资源平等》，载《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7页。 (22)姚大志：《能力平等：第三条道路?》，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年11月，第44卷第6期，第23页。 (23)段忠桥：《平等主义者的追求应是消除非自愿的劣势——G.A.科恩的“优势获取平等”主张及其对德沃金的批评》，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第101页。 (24)段忠桥：《G.A.科恩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7期，第56、58页。 (25)段忠桥：《G.A.科恩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平等”》，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7期，第56、58页。 (26)段忠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关注分配正义问题》，载《光明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7)段忠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关注分配正义问题》，载《光明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8)段忠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关注分配正义问题》，载《光明日报》，2014年3月19日，第016版。 (29)唐正东：《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消费观的生成路径及理论特质》，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页。 (30)唐正东：《差异性符号与等级性社会次序的建构——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观之反思》，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4、17页。 (31)唐正东：《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消费观的生成路径及理论特质》，载《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3、9页。 (32)唐正东：《差异性符号与等级性社会次序的建构——鲍德里亚消费社会观之反思》，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14、17页。 (33)仰海峰：《物的嘲讽与主体消亡的宿命：鲍德里亚的思想主题》，载《哲学研究》第123、126页。 (34)仰海峰：《物的嘲讽与主体消亡的宿命：鲍德里亚的思想主题》，载《哲学研究》第123、126页。 (35)王雨辰、刘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的重构》，载《哲学动态》2014年第3期，第7页。 (36)颜岩：《家庭变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吗?——对布达佩斯学派家庭变革理论的反思》，载《东岳论丛》2014年第10期，第37、39页。 (37)颜岩：《家庭变革之火真的可以燎原吗?——对布达佩斯学派家庭变革理论的反思》，载《东岳论丛》2014年第10期，第37、39页。 (38)仰海峰：《欲望、生产与精神分裂症》，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56页。 (39)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34、31、35页。 (40)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34、31、35页。 (41)唐正东：《出离：生命政治生产中的抵抗形式——对哈特和奈格里的阶级斗争观的一种解读》，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34、31、35页。 (42)汪行福：《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载《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期，第44页。 (43)汪行福：《面向中国问题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8月27日，第B01版。标签：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消费社会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