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黩武主义”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美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矛盾体。对于美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声誉，世界各国政府和民众常常褒贬不一，有时看法甚至两极化。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唯一的超级大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其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乃至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许多国家及其民众竞相模仿、效尤的对象。另一方面，美国国内存在的各种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更不要说由其经济问题引发的世界性危机)，也时常受人诟病。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行为，更是经常引起许多国家或民族的强烈不满甚至敌视。 其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美国现象”，不仅让许多发展中国家难以理解，连美国的盟友有时也深感困惑：美国这个不但自我标榜、也经常得到其拥趸认同的“民主楷模”与“自由灯塔”，同时又是一个极其崇尚武力、发动对外战争(无论是否合理合法)最为频繁的国家。 这种令人困惑的“美国现象”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武装的美国”。二战后以来，美国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军事大国，不仅长期在和平时期维持占世界总额将近一半的巨额军费开支，保持规模庞大、举世无双的常规军备与核力量，而且几乎是独家拥有范围广泛、数量可观的海外军事基地并在世界所有关键地区维持众多双边与多边军事同盟。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国内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总之，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制度化的“国家安全国家”(national security state)，一台过度“铺张”、“武装到牙齿”的军事机器。 其二，“尚武的美国”。在美国政治生活中，军事防务问题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各种军事理论、战略思想或战争哲学层出不穷，引领世界潮流，许多命题、话语甚至成为各国争相谈论、效仿的“战略时尚”。美国社会关于军事革命、国防预算、威慑战略、导弹防御计划、武器系统、军备控制、采购程序和军力水平等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连同美国朝野一轮又一轮的全球战略或地区政策辩论，是不断上演的戏码，如同好莱坞大片，经常吸引国际社会的眼球，牵动人们的神经。而无论各方的观点如何不同，其基本目标始终如一：如何实现更有战斗力而又更有效率的战备，从而确保能够同时进行并打赢多场战争、应对各类冲突。这是美国社会在战略思想上的最大公约数。美国人普遍相信，强大的武力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保障。许多政治与战略精英更是念念不忘“面带微笑、手持大棒”的前辈遗训，对军事能力、军事效率和武力作为政策工具的实际效用高度推崇。可以说，现代版的“尚武”之风，于斯为盛。 其三，“黩武的美国”。更重要的是，美国人对武力的崇尚，不仅表现在器物、制度和精神层面的全方位“武备”，还表现在武力的实际使用上。如果对美国历史、特别是对外关系史稍做检视，便不难发现，美国与战争有着不解之缘。美国在战争中诞生、壮大并成为超级大国，每次国际舞台亮相以及影响力的提升，都与重大战争有关。 这种现象并未因为美国已成为唯一超级强国(亦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其安全构成真正威胁)而销声匿迹，相反却因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失衡而更加肆无忌惮，在当代国际秩序总体和平与相对稳定的背景下也越发显得突兀。人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如此热衷于海外干预，如此频繁地发动、参与或卷入对外战争。美国常常通过战争获得重大经济与战略利益，但也时常因此大栽跟斗，不仅国力受损，而且声誉扫地、“众叛亲离”。 殷鉴不远。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表现出以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谋求政权变更为特征的对外行为特征。它力图把激进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与传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结合起来，塑造一个没有对等竞争对手的世界，为此尽管没有放弃非武力手段，但更倾向于运用军事力量。无论是打击所谓“无赖国家”、扩展民主，还是遏制其所认定的战略竞争对手，都不排除采取战争行动。①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便是这种行为特征的集中体现。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中的这种“好战”特征，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美国的“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成为包括英美学者在内的众多研究者讨论的主题，如巴塞维奇的《美国新黩武主义》(中译本为“新军国主义”)、迈克尔·曼恩的《紊乱的帝国》、伊斯梅尔·侯赛因—扎德的《美国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查默斯·约翰逊的《帝国的悲哀》等等。②大多数研究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小布什政府及其新保守派战略家。但众多批评在深刻批判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同时，大多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美国的“军国主义”或“黩武主义”既非小布什政府的发明，更非冷战后才出现的新现象或者美国在特定时期的一个例外，而是一种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文化基因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至少是其外交传统中的几项主要成分之一。 因此，要深刻理解这一重要的“美国现象”，必须首先弄清楚其产生的根源。本文的目的，是联系二战后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战争行为的重要历史实例，揭示具有“黩武主义”特征的战略观念对美国安全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影响，描述美国“黩武主义”的内外表现形式，并尝试从历史、思想、法律、制度以及经济与社会等层面探讨其根源。此外，鉴于美国的“黩武主义”时隐时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表现形式和实际影响不尽相同，在与其他战略思想的辩论和竞争过程中，也并不总是占据上风，因此还有必要探究其发生作用的具体条件，注意到美国“黩武主义”可能受到的国内外制约。 二、美国“黩武主义”的含义及其表现形式 在英语世界，“黩武主义”(militarism)的一般含义并不复杂。例如，权威的《简明牛津辞典》对“militarism”一词的解释异常简洁和准确：它指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国家应该维持并随时准备运用强大的军事能力来捍卫或增进国家利益”。③《新牛津英语辞典》的解释大同小异：“一个国家应该保持一种强大的军事能力，并且应该准备去积极使用它以保卫或促进国家利益这样一种政府或民族的信念或者渴望。”④但在美国学者安德鲁·巴塞维奇看来，这类解释尽管适用于美国，却没有考虑到军事价值观的重要性，而这种军事价值观也是美国“新军国主义”的一个要素。 因此，《牛津英语辞典》的定义就显得更为全面和深刻：“职业军人的精神和价值取向；军事情绪或理念在一个民族中的流行；以军人阶层在政府或行政部门中居主导地位为特征的政治环境；对军事效率的关心成为国家最主要利益的倾向”。⑤巴塞维奇认为，美国的“新军国主义”符合这个解释中的后三个要素。只不过当前华盛顿的“军事阶层”主要由未服过兵役的人组成。他们是政治家、文职人员、记者，以及趋炎附势者，却都完全浸透着一种“军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和世界观。 总之，在巴塞维奇看来，当代美国已经陷入黩武主义(军国主义)的困境。这种黩武主义是一种把军事力量看成是“国家伟大的真正标准”的倾向，是对武力效用的一种极大期望。美国人正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从军事准备、军事行动以及助长军事理念等方面来界定这个国家的实力和安康。⑥此外，查默斯·约翰逊在《帝国的悲哀》一书中提出，美国黩武主义有三个特征：对职业军人阶层及其理想的吹捧；军官或军工企业代表在政府高层占优势；把战争准备置于国家政策首要位置。⑦其中第二点是一个重要补充，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小布什政府。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美国的“黩武主义”有内外两层含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解决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的一种重要工具。简言之，即不仅要保持强大的武力，而且要敢于对外用兵。前者如果走向极端，成为一种国家体制，便是“军国主义”；后者走向极端，就是“黩武主义”。后者未必导致前者，但前者必然导致后者。 英美学者所使用的“Militarism”一词，有“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尚武精神”、“好战”等含义，既涉及对外政策，也事关国内体制，用来指称本文所说的这种“美国现象”可谓恰如其分。事实上，国外许多学者一般更强调美国对外战争行为的国内制度因素。就此而论，称“黩武主义”(中文的本意主要指好战、滥用或轻率使用武力)反倒有些意犹未尽、词不达意了。 当然，美国作为现代“民主国家”，其国内治理方式与德日军国主义还是有显著区别的。德日军国主义的实质，是军队控制了国家政权，影响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是一种基于举国体制的黩武主义。 然而，历史上的“黩武主义”或“军国主义”虽有不同类型，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都是把军事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位置，在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两方面都有以国家安全机器和武装力量为主导的倾向。就此而言，说美国存在某种“新军国主义”，并非危言耸听。众多批评实际上都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一直崇尚武力，表现为长期维持世界最高水平的国防预算和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力图谋求和保持绝对军事优势，在对外关系和对外行为中频繁运用甚至滥用武力的倾向。战后以来，美国不仅是一个作为冷战产物的“国家安全国家”，而且实际上就是一台军事机器。“武装的美国”所具有的军事特征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无出其右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几乎是家常便饭。就其军事机器之庞大、海外军事存在之广泛和对外军事行动之频繁而言，美国实为一个彻头彻尾、货真价实的军事帝国。 (一)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机器 首先，美国在军力水平上拥有绝对优势。从军费开支看，2009年美国维持了6610亿美元的规模，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43%，相当于排名世界第二至第十五位的14国军费开支的总和，是紧随其后的盟国英国和法国的10倍，是中国的14倍。这种严重不对称近期很难发生变化。美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2.96%提高到2009年的4.68%，十年内增长了76.8 %。在核力量方面，美国现有的核武器数量仍然庞大，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估计，2011年美国实际布置的战略核弹头为1968枚，发射装置为798个。⑧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军事战略中，核武器作为一种强制与威慑工具以及重大军事失败后的最后手段，一直被视为战略“基石”。在常规力量方面，美国一直维持着一支规模庞大且装备精良的军队。截至2010年6月，美国武装力量人员共计161万。 在军事技术方面美国也遥遥领先。以太空探索能力为例，2000～2010年间全球范围内发射卫星总数为651颗，其中美国就单独发射了258颗卫星，超过俄、中、法、德、英、意、日、印单独发射数量的总和。美国有1/3的新增卫星为军事用途，是中国的5倍。 其次，美国的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地。2010年美国共有军事基地约5000个，其中海外基地662个，分布在38个国家。美国的海外基地高峰时甚至达800余个。海外驻军接近30万，这还不包括近些年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队。2004年起，美国还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供美军机动部署的小型军事基地，旨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灵活性，以“打赢”反恐战争，同时应对新型大国崛起、全球力量格局重组的挑战。⑨事实上，所有预测都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仍然只有美国拥有全球投送能力。 再次，美国是一个体制化的“国家安全国家”。美国在国内建立了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军事机构、军事工业、军火贸易等相关要素以及“军事、工业与科学复合体”等利益链条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美国历史是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 “离开战争美国就无法生存”。这是世界舆论中很常见的一种对美国的评价。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越战老兵保罗·艾特伍德在其新著《战争与帝国》中所言：“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战争和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国际地位的同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行为方式和民众的生活方式。”他还指出，“美国在战争、奴役和屠杀之中诞生”，“它的事业是从暴力起步的，它的成长伴随着一连串的屠杀，从佩克特屠杀到伤膝河大屠杀(标志着印第安战争结束)，到米莱村(越南村庄)大屠杀，再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却把所有错误归咎于其他人……我们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灾难，却很少有声音出来谴责。每一次都是那些有能力捍卫法则的人主导大屠杀，并给大屠杀冠之以‘自由和民主’将战胜黑暗力量的名义”⑩。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尽管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他并不认为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是美国的专利)，美国走向世界主导地位的道路是由数不清的战争铺就的。美国通过军事手段实行其外交政策，先取得地区霸权，进而成为超级大国；先是针对周边所有国家，从加拿大到墨西哥，以至整个拉美甚至更大的区域，接着是不断击败全球挑战者，从德国、日本，到苏联。(11) 美国在历史上所经历的战争不计其数。由于战争与暴力冲突在内涵、类型和规模等方面的复杂性，人们几乎不可能获得一个公认的确切数据。但至少可以肯定，美国是现当代历史上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最多的国家。据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项研究，从1789年到二战前，美国在海外使用武力162次，这还不包括对土著美洲人的武力行为。(12)美国通过战争扩张领土约300万平方公里。历次重大战争都对其国力发展产生了重要、直接的影响。 1945-1991年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较大规模军事行动约有125次，平均每年2.8次。(13)在两党拥有“冷战共识”的1946-1975年间，美国一共215次使用武力作为政策工具来影响其他国家的行为。(14)冷战后以来美国更是大多数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主角。据美国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统计，1990-2011年，美国在海外共进行123次明显的武力部署和使用，包括伊拉克战争等多次大规模战争、40余次较大规模的军事干预行动、众多短期军事介入以及利用无人机等非常规军事行动。(15)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为公开、直接的军事干涉行动。一部分旨在颠覆他国政府、扶植亲美政权的干涉行为则被美国政府划入“隐蔽行动”范畴，由于涉及武力使用或军事支持故又称之为“准军事行动”(见表-1)。 在众多对外政策工具当中，军事干涉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手段。自1789年以来，美国平均每年将近一次用军事行动干涉他国。美国人通常认为这都是一些较小的或短期事件，例如里根在格林纳达使用军队以及在利比亚使用海、空军作战飞机，但遭到干涉的国家却不认为这是小事件。实际上，美国对其他国家发展军事力量、巩固国防的措施特别敏感。这不仅仅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霸权心态，也是一种过度崇尚武力的表现。
(三) 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始终把武备放在首位，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 这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两党政府共享的战略观念，只不过在保守派的战略思想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为极端。其实，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内涵，战后历届总统的政策宣示都直言不讳(见表-2)。
在二战后以来历届美国政府的主要安全决策文件与政策实践中，这类思想俯拾即是。虽然美国的安全战略如今对实力的界定非常广泛，理论界也有软实力、硬实力、巧实力等种种名目，但从任何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中都不难看出，武力作为硬实力的核心，实际上始终居于首要地位。即使在吃亏碰壁之后，或者政治经济处境不佳的所谓战略收缩时期，美国人对于武备也未曾有丝毫懈怠。 在冷战时期，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这是冷战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政策文件，直接导致了美国冷战政策和美苏冷战对抗的军事化。1950年初，在苏联打破美国核垄断、新中国成立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决定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进行一次全面重新评估。评估报告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保罗·尼采主持起草，经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1950年4月被正式纳入国安会文件序列，成为NSC68号文件。这份文件通常被认为是此后美国政府一系列“国家安全基本政策文件”(BNSP)的起源。 NSC68号文件是整个冷战时期最有影响的一份美国战略文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影响深远。它不仅对美国的全面遏制战略作了系统、完整的表述，而且确立了冷战大部分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奉行的基本原则。本来，到1950年为止，西方与苏联的敌对与竞争还主要限于政治与经济领域。但68号文件却认为，如果长此以往，西方将成为最后的输家。西方要有效“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扩张”，就必须拥有规模庞大并且随时可用的军事力量。其政策建议的核心是“迅速、持续地扩充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17)从此，美国的冷战政策步入了“军事化”的轨道。 1950年春68号文件起草完成时，杜鲁门政府的军事预算在130亿美元以内，不到总预算的1/3和国民生产总值的5%。而一年后，68号文件的建议被正式采纳，杜鲁门政府提出了6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几乎是总预算的2/3，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5%。此后，军事开支一直是美国资源的首要消费。因此可以说，68号文件为冷战的军事化提供了蓝图，美国从此开始充当“全球警察”。(18)30多年后，其主要起草人保罗·尼采仍然认为，文件所提出的基本原则在整个冷战时期都是行之有效的，而其核心思想就是：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对于实现对外政策目标和维护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总之，人力、物力的巨量投入，政治、经济、社会诸层次国家资源的充分动员，广泛的海外联盟与前沿军事存在，尤其是在和平时期保持数额不等但始终空前巨大的军事预算以支撑美国及其盟国全方位、高水平的军事准备态势，已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就此而论，68号文件的基本目的还是达到了，遏制战略在此后数十年的变迁，均未在本质上突破上述底线。 另一方面，68号文件的设计者们还担心，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西方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会由于苏联体制的竞争与挑战而逐步被削弱。因此，作为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68文件把冷战冲突描绘成“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决战，把捍卫“自由”作为意识形态口号和道义旗帜。(19) 因此可以说，68号文件集中反映了战后以来美国作为一个世界性强国或“新帝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又相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冷战后时期，“黩武主义”被小布什政府推向又一个高峰。武力手段与意识形态旗帜并举的特征，在新保守派的“新帝国”战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伊拉克战争的发生，仅仅从石油利益和“9·11事件”两个角度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实，早在1998年，20余位新保守派代表人物就曾联名致信克林顿总统，要求出兵攻打伊拉克。(20)这些人后来大多在小布什政府中身居要职，包括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著名共和党理论家、右派杂志《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尔，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伊拉克战争的主要战略制订者理查德·珀尔等。当时他们提出两个理由：一是要使伊拉克人民摆脱独裁统治；二是认为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威胁。事实上，整个90年代他们都在鼓吹对伊战争，“9·11事件”之前他们的战争计划就已烂熟于胸。“9·11事件”只是给右派势力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更容易向美国公众推销自己的战争主张。 新世纪之初，新保守主义可谓炙手可热。新保守派有《新共和党》、《旗帜周刊》等专门的舆论阵地；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著名报纸有自己的专栏作家；他们还主导了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卡内基基金会等重要智库；最终，他们主导了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 “新保守主义”的国际政治与对外战略思想，既不同于威尔逊所代表的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也不同于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而是两者拼装并且“添油加醋”后的大杂烩。它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关于推广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的道德理想主义倾向，却抛弃了其关于国际组织、集体安全、国际法与国际秩序等具有多边合作内涵的重要思想；它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观念，却把武力的作用推向极端，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关于势力均衡、传统外交以及反对道德和意识形态主导外交政策的审慎立场。 显然，冷战后再度抬头的美国理想主义和道德优势，连同唯一超级大国所具有的空前军事优势，造就了新保守派这批“武装的威尔逊主义者”，他们立志要“用武力来实现理想”，建立一个内部行自由、外部用强权的“自由帝国”或“道德帝国”。沃尔福威茨等人1992年曾为老布什政府起草了一份《防务计划指南》草案，从《纽约时报》披露的情况来看，其气魄之大令人吃惊：采取“军事步骤”防止其他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为美国获取关键原料设置障碍；“即使希望在地区或全球发挥更大作用的竞争者也要加以遏制”，其中不仅包括俄罗斯和中国，也包括“旧欧洲”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亦即美国的盟国。由于舆论哗然，老布什不得不立即予以否定，并提出了一个更温和的版本。(21) 新保守派显然认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个重要提示：当今世界只有中东与亚洲这两块地方有可能对西方文明构成挑战，成为通往“道德帝国”的路障。鉴于伊拉克在阿拉伯文明中的关键地位(以及许多新保守派骨干的犹太人背景)，还有比伊拉克更合适的战争对象吗？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恩一语道破天机，美国在伊拉克的所谓“反恐战争”，其实是一种非常拙劣的“新帝国主义”行径。“美国过分夸大了自己的力量，它只能建立起一个黩武主义的帝国，而不是一个仁慈的帝国”(22)。由于黩武主义者当政，“所谓新帝国主义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更粗俗、更恶劣的东西——新黩武主义”(23)。 总之，无论从物质、制度还是思想、行为上看，也无论是考察其历史还是近观其现状，美国这个国家都具有“军国主义”色彩，其对外行为也具有“黩武主义”倾向。然而，美国又是所谓西方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无怪乎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只好称之为“共和帝国”。 三、美国“黩武主义”的主要根源 美国新保守派战略家所鼓吹的“新帝国论”及其所导致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是美国“黩武主义”及其“军国主义”引起关注的直接原因。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小布什政府，认为“新军国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乃至主要特征。 但许多论著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黩武主义”是一种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在《紊乱的帝国》一书中，迈克尔·曼恩竭力论证美国“新帝国梦”及其黩武主义的不明智、不现实，但与多数论著一样，几乎完全没有讨论这种企图、倾向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这仅仅是美国安全战略在特定时期的一次偶然出轨，或者是碰巧掌权的“火神派”等一小撮人的嗜好。 按照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考察美国黩武主义的历史脉络，有几个关键时期值得注意。第一次趋势出现在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第二次与威尔逊主义和一战有关，但二战并没有造成黩武主义。接下来是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最近一次高潮是小布什政府时期。(24)这种概括相当粗略，但至少表明美国的“黩武主义”大有来历，绝非偶然现象。 巴塞维奇进一步指出，“9·11”恐怖袭击并非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而只是加重了美国一直就存在的黩武倾向。此前这种倾向就已经存在于美国官员以及更为普遍的美国人中间。小布什“必然作为台词朗诵者登场，而不是创作全新剧本的剧作家”。一位巴西历史学家更加直截了当，小布什作为“新保守派的傀儡”不过利用该事件来宣扬善恶之间展开的一场时空上无穷无尽的战争。事实上，国际恐怖主义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1987年达到顶峰，自那时起开始下降。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斯兰恐怖主义又呈现上升和蔓延趋势。(25)因此，美国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的同时，又“催生了新一代恐怖分子”。(26)据2006年美国多家媒体披露，这是美国政府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全球恐怖主义的趋势》中也不得不承认的一种局面。(27) 可以说，美国式的“黩武主义”是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政治基础和深刻历史文化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为什么美国如此“好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极为复杂的问题。下面我们只能根据其相互关联程度，对这些盘根错节的因素加以整合，从三大方面来尝试做一个初步分析。 (一) 历史—文化根源 美国外交传统的一大特点，是经常徘徊于现实利益考虑与意识形态考虑之间，试图调和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人以注重实际著称，其实用主义哲学是典型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产物；同时美国人又自称以“宗教立国”，有自己的原则、信念与理想。从北美殖民地开始，新教伦理与价值观就对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英国来的清教徒认定他们是“上帝选民”，注定要“替天行道”，树立榜样，承担世界领导责任。美国“例外论”是一种经久不衰的思想——就在不久前奥巴马还宣称：“我对美国例外论深信不疑。”(28)由此在美国文化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黩武主义”的精神动力同样与此相关，而武力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同时服务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目标。 美国既是一个崇尚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世俗化国家，也是一个在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与国民心理等方面深受基督教价值浸润的国家。美国的《独立宣言》即深受基督新教思想的影响，开国元勋们把建国的合法性依据基本诉诸上帝以及基督新教中的“天赋人权”等思想。今天，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是基督教保守派，林肯、里根、布什父子等强势总统均为共和党人。民主党主导白宫的60年代过去之后，随着基督教保守势力的逐步扩展，共和党在多数时间主导着美国政坛，自尼克松上台以来的45年间，民主党执政时期仅为17年，也不得不向基督教保守派靠拢。据盖洛普调查显示，高达95%的美国人“信仰上帝”，86%为基督徒，60%的基督徒为新教徒。其中极为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人数众多，约1亿人自认为属福音派。白人信徒一般倾向于保守派和共和党。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支持军事激进政策，例如始终支持越战、支持以色列、支持反共、支持反对一切邪恶的“正义战争”。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反共主义”在美国格外盛行，何以里根、小布什等保守派政治人物总是把冷战、反恐战争等描述成“替天行道”、正义反对邪恶的“圣战”。基督教价值观本来就强调“传道”、“转化”甚至“征服”的使命，与强调“众生平等”、“自作自受”的东方佛教哲学，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儒家思想都迥然有别。在基督教保守派思想的影响下，美国政治精英很容易把凡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国家都当成“改造对象”甚至对手和敌人，从而表现出霸权主义、黩武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 美国人特别是右翼保守派确实具有浓厚的“帝国情结”，尤其向往罗马帝国。美国的国父们当年写作《联邦党人文集》时所用的笔名都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名。罗马人崇尚武力、富于战斗精神。恺撒时代的军事家韦格蒂乌斯在其《兵法简述》一书中，第一句话就指示：“只有武艺精湛，熟谙兵法，训练有素，才能确保胜利。”(29)他的另一句名言，“要想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更是成为众多美国战略家的座右铭。无怪乎在当今美国，研究罗马共和国史特别时髦。新保守主义者更是认为，美国就是罗马帝国的再生，甚至完全可以超过罗马，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全新的“道德帝国”。 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外政策始终追求安全、繁荣与“自由”，这三大目标缺一不可。如果说安全与繁荣是各国都追求的目标，“自由”则是美国情有独钟且十分受用的“金字招牌”。与英、法等欧洲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相比，美国只能算是一个新兴帝国，但这个后来居上的“新帝国”却更具有攻击性。正是有了“自由”(以及民主)这面大旗，美国才得以摇身一变，从一个形迹可疑的“暴发户”变成拥有道德优势的“新贵族”。因此，在对外关系上，美国不仅要追求地缘政治安全，谋取经济、贸易与战略利益，还要致力于改革、“传道”与“救赎”，而且这两方面往往都离不开强制力。与这三大外交目标相匹配，在美国历史上，恰好有三种人对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是“(宗教与世俗意识形态)传教士”、商人和军人。他们共同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格局，形成“文化”意识形态搭台造势、垄断资本唱戏、军事力量保驾护航的局面。 “黩武主义”作为美国外交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来有自。沃尔特·米德曾从美国历史中提炼出四大外交传统，“黩武主义”即占其一。这四大传统分别是：代表商人价值观、主张促进美国国内外企业发展、支持美国商人和投资者权利的“汉密尔顿主义”(艾奇逊、老布什等是其当代追随者)；代表律师的观念、认为维护美国民主是根本利益但反对强加价值观、希望以最低风险和成本实现美国目标的“杰斐逊主义”(亚当斯、凯南等民主党孤立主义者是其信徒)；代表军人价值观，推崇人民主义，崇尚荣誉、独立、勇气以及军事自豪与武力效用的“杰克逊主义”(麦克阿瑟即其当代样板)；以及代表传教士价值观、认为美国有责任在全世界传播美国理想与价值的“威尔逊主义”。这些流派的主张并非一成不变，自20世纪以来，即美国外交进入“全球主义”时代的过程中，都与时俱进，做出了一些重要调整：汉密尔顿派放弃了对保护主义的传统支持，转而支持自由贸易，使之成为霸权国家的必要经济政策；杰斐逊派改变了对大国政治的厌恶，开始为冷战提供支持；威尔逊派把全球道德秩序观与美国霸权的具体需要结合了起来；杰克逊派则为40余年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血腥冷战提供了广泛、持久的公众支持。(30)由此恰恰说明，这些外交思想传统虽有差别，但彼此又有内在联系，并无绝对界限。 杰克逊派一直是冷战中的鹰派，表达了一大部分公众的文化与宗教价值观。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崇尚武器以及拥有和运用武器的自由，认为在军事上花钱是政府最该做的事情。杰克逊派还经常诉诸人民主义(民粹主义)，更接近大众而非精英，是美国特色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正邪不两立，强烈的爱国主义可以使他们从孤立主义者一下子变成崇尚武士精神的斗士，并且主张全力以赴的绝对战争，而不满足于有限战争。这也有助于解释一种现象，即历史上美国的公众舆论多次在要求战争方面走在政治家前面，而战争一旦爆发，舆论都会强烈支持。(31) 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美国战略文化具有典型的“冲突型”特征，继承和反映了“西方战略文化中的冲突与暴力传统”。(32)就该类型所包含的主要方面而言，如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甚至不必避免的现象、冲突具有零和性质、暴力是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等等，(33)可以说美国战略文化迄今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历史事实表明，“美国的确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军事国家”。(34)米德指出，二战以来美国一直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进行毁灭性打击。例如，二战最后五个月，炸死90多万日本平民，是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一倍多。广岛、长崎造成12万人死亡，比美国在所有对外战争中(二战除外)战死人数还多。美英对德累斯顿的轰炸，导致德国平民死亡人数比美军在一战中的死亡人数还多。美军在越战中投放的炸药是二战的三倍，约36万越南平民在美国参战时死亡。总之，打击民用目标和造成敌方平民重大伤亡，一直是美国战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35) (二) 法律—制度根源 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在《国家的命运》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支付扩张代价的意愿取决于它的国内制度，取决于政府支配国家资源进行外部扩张的能力。”(36)在冷战过程中，美国已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安全国家”。这是较委婉的说法，许多批评者宁愿直接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顾名思义，“军国”，即“军事国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前所述)长期维持巨额军费开支和庞大的常规与核军备；二是在国内形成了庞大、复杂的国防体制和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使美国至少成为一个“隐形的军国主义”国家。这种体制与“结构”，既是美国“黩武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反过来也是其得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由于二战特别是冷战的兴起，美国军队出现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通过出台《国家安全法》、重建征兵制度(均在1947年)等改革措施，先后建立起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美国军队原本是战时才临时扩大的小规模军队，如今变成一支规模庞大的职业化常备军。军队管理也更加集中化，国防部很快发展成为美国政府内部、美国社会中最大的官僚机构，甚至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官僚机构。 到冷战结束的1990年左右，国防部每年的开支已超过3000亿美元，雇员超过400万。其中包括大约200万现役军人，100万预备役军人和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及100万文职人员。军方的开支大致占美国政府全部开支的30%(50～6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比例更高)。国防部雇用了美国政府全部在职人员总数的60%(这还不包括国民警卫队人员)以及1/3的联邦文职人员。联邦采购的商品和服务有3/4源自国防预算。超过1000亿美元的合同使与国防有关的政府外平民就业人数超过200万。领取退休金及其他福利的国防部退休人员数量超过150万。(37)国防部不仅在人数上是美国最大的官僚机构，在国内外分布的地理范围也很广阔。全国各地约有4000个国防设施，国防部人员部署在联邦各州的900多个军事基地和其他军事用地里。美国有330多个军事基地分布在21个国家和25个美国海外领地(如巴拿马运河区)，大约30～50万美军长期驻扎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个军事设施里。 军队在美国国内自成一个社会，有自己的法律、法院和军事警察系统。每个军事基地都是一个设施完善的都市化综合体。除了陆军、海军和空军的三个军官学校外，军队还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和大学系统。国防部还拥有70多家工厂和实验室。实际上，早在冷战时期，军队的范围就已大大超出了国防部系统。例如，交通运输部就包括海岸警卫队，具有重要的军事职能。退伍军人事务部维持着一个遍及全国的退伍军人医院系统。军备控制和裁军署致力于军备控制方面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国家航空和宇航局的项目更多的是支持军事目的而不是民用目的。能源部负责核武器的研究与发展。(38)按照乔治·凯南的说法，这样庞大的军事体系“已经使那些参与其中并得到好处的人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其数量巨大，其利益同保持高额国防开支息息相关，而他们的政治实力通常十分可观。(39) 与制度有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有关战争权利的法律依据以及行政—立法部门的长期争论，导致美国民主体制在约束对外战争方面显得格外乏力。 战争权问题，是美国宪法中的一个含糊不清的“灰色地带”。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但实际进行战争的权力却归于总统。其法律依据是，宪法规定总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有权部署部队、命令并指挥军队作战。他拥有为保卫国家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的“固有权力”。在沃尔特看来，由于宪法不能更清楚地界定权力，国会宣战权又被篡夺，“三权分立”原则在实践中毫无作用，“结果军队权力被总统和一些‘野心家’所控制”。(40) 从1789年联邦政府成立到二战的历史表明，美国总统的战争权远比国会宣战权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在1789年后的150多次海外战争行动中，经国会宣战的仅5次(1812年英美战争、1846年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一战、二战)，其余都是总统下令进行的。这是行政权力日益扩大的重要表现。为了遏制这种趋势，同时也是对越战的反弹，1973年美国国会推翻尼克松总统的否决，以两院共同决议的形式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这是迄今国会在重申其对美国海外军事行动控制权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法案提出的基本原则是：只有在国会宣战、明确的立法授权或美国本土和属地或武装力量遭到进攻而造成全国危机时，总统方可将武装部队投入战斗。法案试图通过三种途径来纠正或者说限制历史形成的总统战争权力：一是往国外调遣兵力前，必须经过“总统协商”这道程序；二是兵力调遣后必须有“总统报告”；三是一旦美国驻外军队进入“战争状态”，应采取相应的“国会行动”。所谓“国会行动”可能有三种结果：国会可以强迫总统在90天后撤军，或不到90天就终止军队干预，或延长90天的期限。 但事实证明，这并未真正影响总统在战争权力上的主导地位。在接下来的数十次行动中，总统都是在国会未参与的情况下倡议、提出并同意调遣军队的。对《战争权力法案》有关规定采取的是不执行、不报告、不商量的“三不”态度。而且，法案本身也有许多漏洞。实际上，《法案》仅适用于美国“武装力量”在“战争状态下”或是“在外国领土内备战”的情况下，并不包括在非战争状态下，美军作为“顾问”被遣往国外，并不准备参战而是去完成“侦察”任务，还不包括那些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军事演习”。更重要的是，《法案》不适用于“隐蔽的准军事行动”，而这恰恰是许多总统如艾森豪威尔、里根等惯用的手段。再如，美国从2011年4月起开始参加多国对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军事行动，两个月后才开始遭到部分国会议员质疑。但奥巴马政府辩称，美国并未派出地面部队，“军事支持行动”并不算战争。 美国的行政一立法关系有一些基本规律，使得总统在外交领域处于有利地位。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在《帝王总统》一书中所描述的，对外政策领域的行政—立法关系有一种“摆动或周期效应”。在国家危急关头，特别是在战时，权力向总统和行政部门倾斜。在和平时期或冲突减退时，权力的钟摆又摆向国会一边，但总统的权力仍会有“净增长”，很少能降到战前水平。长此以往，总统就积累了比以往更大的权力。此外，一般说来，总统在上任之初实力最雄厚，随着时间推移，权力趋于衰落；在外交领域的权力比内政领域更大；在战争等国家紧急状态下的权力较大。因此，美国总统在战争方面的特权，很大程度上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作用有关。在限制总统战争权力方面，国会常常显得意志不足。美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其实非常强烈。在面临外部威胁、特别是战争期间，国会议员和公众的典型反应就是“团结在国旗下”。“政治止于水边”的原则使得美国人能够暂时搁置国内政治分歧。(41)即使是有政党偏向、经常挑剔现政府的媒体，在战争气氛下也会表现出爱国主义“自律”，转而与政府相互唱和。这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三) 经济—社会根源 美国还是一个极具“商业精神”的国家。拓展海外贸易、谋求经济利益是其一以贯之的对外战略核心目标。“经济驱动”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美国的对外行为，经济问题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关键因素。如果哪位总统解决不了关乎每个美国人切身利益的经济问题，即使在海外取得重大外交、军事成就也难以得到认同。老布什就是一例。他推行“超越遏制”，达成军控协议，见证冷战“胜利”，并亲自参与指挥“沙漠风暴”行动、打赢海湾战争，可谓风光一时。然而适逢美国经济衰退，企业破产、通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收入下降，仍然无法获得连任。 “帝国主义的经济动因”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包括美国“新左派”历史学家在内的众多左翼学者，大多采用这种模式来解释西方大国的对外战争行为，认为经济利益构成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利益，是其内外政策的核心要素，也是对外干涉的主要动因。(42) 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同样为经济利益服务。“在美国即使农民都明白，贸易关系如果没有适当的海军为后盾是很难维系的”(43)。美国历史还表明，权力与财富还互为因果，经济扩张可以为使用武力提供基础和条件。认为经济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武力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并非左翼学者独有的看法，许多西方主流历史学、政治学或经济学研究者都认同这个观点。(44)德雷克大学经济学教授侯赛因—扎德在《黩武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帝国主义式的黩武主义，其逻辑发展有一个无可置疑的普遍模式：长期依靠军事力量来追求经济、意识形态或地缘政治利益，往往导致一种内在动力(dynamic)，由此产生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与军事体制，并倾向于永久化，逐渐走向黩武主义。(45) 经济的逻辑和实际发展表明，偶尔增加军事开支是一种刺激经济的因素，尤其在高失业和需求不足时期。由于这时人们对形势的怀疑和不确定，非军事的私人部门不大愿意投资和扩张，于是政府开支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刺激因素，为市场注入急需的购买力以重振经济颓势(1930年代的“新政”、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需求管理的出现都与此有关)。然而，由于缺少来自“下层”的社会政治压力，资产者阶层更倾向于军事开支而非民用公共支出，于是军事开支逐渐成为应对衰退或抵抗循环的金融政策措施。人们普遍认为，二战的军事花费帮助摆脱了30年代的大萧条。例如，1940年战争耗费美国当年GDP的130%。(46)再如，50年代初军费开支大幅提升，被认为有助于结束40年代末的衰退。80年代初军费显著增加，也被认为有助于结束70年代的长期衰退。同样，2000～2002年的衰退在某种程度上得以缓解，部分归功于小布什增加了军事开支。 然而，从长远看，战争与黩武主义是否总是能够通过刺激需求、减少失业，从而带来经济繁荣？对此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这种策略有时短期有效，有时短期也有负面影响(如增加赤字、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市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甚至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也有人认为不仅短期有效，而且长期可行。其实，战争对经济的影响涉及战争的规模、时机和经济增长周期等因素。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战争对美国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正在减弱，负面效应日益突出，例如两场反恐战争使美国元气大伤。但近几年美国的经济困难主要并非战争引起，而是与美国经济金融化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借贷度日、民众超前消费等有关。(47)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战争对黩武国家的利弊，并不等于对其他国家的利弊。更重要的是，经济动因并非导致美国黩武主义的唯一因素。在新保守派等黩武主义者眼里，所谓“帝国红利”，也不单指通过对外用兵大发战争财，还包括长远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实现世界“使命”、扩展民主自由、追求帝国荣耀与威望等“宏伟”目标，因此即使在经济上无利可图，也要推行对外干涉政策。 美国“黩武主义”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与结构性因素。其中以“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为核心的“国家安全基础结构”，是一个影响最为深刻、持久的因素。这种结构塑造了美国的“寄生性帝国主义”(48)。 一般认为，“军工复合体”起源于美国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战时经济体制，因为该体制要求工商界与军政要员共同操纵经济生产。实际上，国家安全基础结构在40年代以前就存在，有学者认为可以溯至美国立国之时。但这种现象成为美国社会永久性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二战特别是冷战。由于美国在全球冷战与军备竞赛中不断投入人力、物力与智力，军备规模和国防体制日趋庞大，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得以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结构，在国防与外交中起着突出作用。 “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实际上不只是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所担心的军事、工业两方复合体，或者后来一些人所说的三方(加上国会议员)，而是由从高额国防开支中相互受益的四方主体构成：军事机构、军工行业、依赖军工行业的州和地区的国会议员以及从事军事技术、武器研发或战略研究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人士。军事机构的成员想获取武器设备用于防御或进攻；工商业界想扩大规模，获取利润；国会议员想让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国防工业提供就业和选票；科学家希望得到大量科研经费或通过与政府的联系而声名显赫，甚或学而优则仕。这些互补的利益发展成为一种相互依赖、合作的关系，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军事利益集团和“战争俱乐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可。 国防产业在美国政治、经济中盘根错节。有关国防政策的政治争议并不只是因为人们的意见分歧，还涉及几十亿美元的工作与合同。(49)大多数大型承包商是垄断企业，而五角大楼则是唯一买主。如果没有军事合同，许多美国公司就不可能繁荣，有些甚至根本无法生存，因为它们只生产军事设备。因此，这些产业所在的地区、特别是南部“阳光地带”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就大大依赖于国防开支。军方同国防承包商及战略专家串通一气，力图保持一个巨大的遍布全球的基地与舰队网，因此“一心一意要夸大苏联的威胁”。显然，“它们积极销售武器的目的是追求利润而不是出于爱国主义”。(50)到1950年代，500家巨富公司中的大部分成为国防承包商。国防工业为美国人提供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因而得到了劳工组织的普遍支持。于是一种长期的冷战经济出现了。在冷战期间，这个军事—工业复合体分享了10万多亿美元的国防开支，成为美国国内最大的获利集团。这个庞大利益集团拥有200多万军工产业人员，100余家军工企业，几十个科研机构。 冷战结束后，美国军工企业又在政府推动下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和并购，形成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军工集团，牢牢保持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世界霸主和头号军火商的地位。例如洛克希德公司和马丁·玛丽埃塔公司宣布合并，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就成为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波音公司宣布与麦道公司合并，成为世界第二大军工企业。雷神公司通过兼并垄断了美国空对空导弹的生产，成为世界第三大军工企业。 除了军火工业，能源利益集团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冷战后的历届政府都重视能源政策。小布什与切尼都做过能源公司老板，布什家族就从事石油业。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就被认为是一场石油战争。由于美国在利用新能源方面的领先地位，一些人对“石油战争”的说法颇不以为然。那么，美国人是怎么想、怎么说的呢？ 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沃尔西说，伊拉克战争将“不仅仅关系到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而且还关系到全世界对石油的依赖……沙特对油价的升降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必须把石油武器从中东抢过来”。而早在战争之前，美国著名智库“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就提交了一份题为《21世纪能源地理政治学》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对外国能源供应的依赖越来越强以及亚洲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东石油对全球能源供应将更加重要。如果美国能控制伊拉克，进而遏制伊朗，石油将回到70年代前的西方时代，并由美国单独控制。美国商界特别是跨国石油公司和大型军火承包商是这个智库的重要财政支持者，这份报告也是该中心与美国政府能源官员以及多家大型石油公司管理人员合作研究的成果，因此颇能说明美国人在中东的战略考虑，也体现了美国在战略问题上“官学商”三方合作、各取所需的特点。 伊拉克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是：建立亲美伊拉克政权，进而控制伊朗，将导致沙特、伊朗、利比亚失去决定石油价格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控制了国际油气资源的生产、运输和价格决定环节，不仅使委内瑞拉、俄罗斯等产油国受到经济制约，而且由于欧洲对中东石油的依赖远高于美国，欧洲的金融投资地位也会受到影响，美国就会渔翁得利，提升自身市场的吸引力。(51)因此，控制世界原油供应，不仅有利于美国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美国制约未来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者。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是这个利益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防方案和政府预算必须经国会议员同意，这赋予议员尤其是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很大的权力。为了获取地方议会的支持、争取连任，议员们竭力说服五角大楼和国防工业在自己所在的州或地区建立军事基地、开展商业活动。于是各州都修建了上百个基地，大部分武器生产转包给全国几十个公司。即使是单个的武器系统也以全国“会战”的形式进行。例如，B-1轰炸机由5200个分包商共同建成，其分布涉及48个州和绝大部分国会选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地区都与飞机制造业具有重要利益关联。 在讨论军事—工业复合体时，学术和科学团体的重要性曾被大大低估，实际上它代表了这种基础结构的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与美国政府的密切合作始于二战发展原子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从冷战时期开始，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大学等许多名牌大学都接受政府的国防拨款，主持开展军事研究。社会科学家如所谓“冷战知识分子”或“文人战略家”也介入了防务过程。他们的思想观点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基础，例如核威慑理论、有限战争理论、反叛乱理论、非常规战争、特种战争、准军事行动等。许多人甚至进入政府关键部门，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 这个“复合体”还利用手中的财力和权力，资助、组织和控制了一些右翼的思想库(如“美国新世纪计划”、“安全政策中心”)、院外集团和刊物作为宣传、游说工具并为其制造舆论，以影响和控制美国防务政策。 总之，大规模的军事—工业—科学复合体在40～50年代冷战高潮时期就已形成。军事机构、工业、国会、学术团体、著名组织和名流之间这种密切的相互联系与支持关系，还因美国“旋转门制度”而得以不断巩固：知识精英进入政府，官员下台后主持智库，军事机构成员退休后受雇于国防工业，国防工业高管被安排到国防部重要位置，其“旋转”之快，令人眼花缭乱。其结果就是社会的每一部分在介入“国防政治”时，都宣称它的活动有助于加强美国国家安全。“实际上每一个美国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其中。自私的政治经济利益经常小心翼翼地用美国国旗包裹起来……决定必须不断做出来，以创造出条约、战略、基地和武器，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防”(52)。 四、谁来约束美国的行为？ 如果“黩武主义”这种“病原体”广泛、长期寄生于美国政治体制、经济生活与思想文化之中，而美国对此已无足够免疫能力，结果滥用武力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不时发作的一大“症候”，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谁来约束或者谁能约束美国？ 应该承认，美国社会是复杂多元的，美国的力量也不是无限的。“黩武主义”只是美国战略观念与战略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不尽相同，有其兴衰沉浮，并非总是能够占据上风或居于主流。在探讨美国“黩武主义”的表现及其众多根源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它可能面临的各种国内外挑战与制约因素。 从国际体系的角度看，首先，非西方世界不会轻易接受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干涉政策。伊拉克战争引起世界公愤，说明人们无法忍受这个自封的“道德帝国”用巡航导弹向全世界输送“自由和民主”。人类社会经过数千年发展所留存的几大文明，包括阿拉伯文明、东亚文明，都有其自身的智慧、力量与历史逻辑，不可能轻易被外部力量消灭或“转化”。 美国固然强大，但并非万能或者无所顾忌。在大国战略利益交汇、相互制约意志坚定、明确的地区，它也有所忌惮——这实际上是权力政治逻辑的题中之意，崇尚实力者往往也忌惮、在意或“尊重”对手的实力。核武器的存在只会加强而非改变这一逻辑。事实上，对美国历史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通常只对那些有胜算把握的国家发动战争，早年对英国的战争除外(但两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因为英国把主要军力放在了欧洲方面)。(53) 其次，美国的盟国并不乐见美国独步天下、为所欲为而自己总是充当配角、收拾残局。事实上，美国霸权也离不开其联盟体系与多边主义。伊肯伯里指出，战后美国霸权有两大支柱，一是现实主义的武力、威慑、均势与同盟，二是自由主义的多边自由贸易秩序与国际制度。(54)这两方面都离不开盟国的支持。冷战后美国在进行海外军事干涉时，也不全靠单打独斗，而是经常不得不借助盟国、准盟国或临时盟友组成的联合阵线。(55)许多时候，即使美国提供绝大部分军事力量，但战争的财政开支却由其他国家承担(例如德国、日本、沙特和科威特等国为海湾战争所提供的经费超出美国战争开支200亿美元)。这同样表明了美国力量的限度，也说明盟国有可能对其构成一定程度的制约。伊拉克战争就遭到了许多盟国的公开反对和质疑。美国著名外交史学家托马斯·帕特森指出：“西欧国家自二战以后还是第一次认为，不应该授予美国以世界领导权。”在战争的前一年，西欧国家对美国的支持率高达70%，在2003年已不到40%(见图-1)。随着战争的进行，支持率越来越低。
图-1 伊拉克战争导致欧洲人对美国的支持大幅度下降(56) 当代欧洲人向往多极世界，厌恶美国霸权，也不愿意被美国拖入战争。法德抵制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不给美国开绿灯，是正确的选择。但面对美国的黩武主义，欧洲还需要进一步团结，尤其要明白，美国这个“新帝国”自有一套打算，根本没把老态龙钟的“旧欧洲”放在眼里。英国骨子里也有“例外论”，看不上“旧大陆”，喜欢追随美国，从而给美国干预欧洲事务提供了极大便利。因此，法德必须携手站起来，为欧盟确立方向。 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都是利益为先，而非义字当头。日本等某些美国亚洲盟国，如果作茧自缚、继续给美国送上“应邀称霸”的借口，以求狐假虎威、苟且偷安，也只会助长美国的干涉行为。一旦美国玩火过甚、殃及池鱼，只能自食其果，咎由自取。实际上，亚洲国家虽然在安全上有仰仗美国的倾向，但许多国家对美国的侵略战争与干涉政策仍然心有余悸、心存戒心。 总之，黩武主义不得人心，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始终存在，经济因素和文化软实力的影响在不断上升，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格局。美国独断专行的霸权战略将始终面临自身能力与目标的落差。 从美国国内因素来看，“黩武主义”也面临着其他政治思想与战略观念的竞争。美国政治与外交中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理念，如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全球主义)、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等等。一般而言，黩武主义与保守主义(尤其是新保守主义)、干涉主义、单边主义以及共和党的外交政策有较多的联系。但这几组概念各自的言说对象和语境不尽相同，本身没有绝对的对应关系。 以清教思想和天命观为基础的美国式理想主义，常常产生两种自相矛盾的结果，即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这是因为，美国人的道德优越感使之要么倾向于脱离这个世界，要么设法对它加以改造。这种摇摆往往又有非常现实的考虑。当自己实力虚弱或处境不利时，便奉行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以求洁身自好或独立自保；当实力强大或无所顾忌时，便祭出全球主义和干涉主义的旗帜，伸张权势，改革或“传道”。 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美国的两大意识形态。一些老保守派还有难以割舍的孤立主义情结，新保守派却是国际主义者和干涉主义者，不仅主张积极介入国际事务，还强调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是崇尚武力的现实主义强权论者。自由派中的强硬派即民主党中的鹰派，与新保守派非常接近，只不过在手段上还有认同国际组织和多边主义的一面。温和自由派则一向提倡多边主义、国际规范和自由贸易，希望更多利用软实力来维持美国霸权。(57) 从制度层面看，应该承认，美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与决策机制对于“黩武主义”的过度伸张具有一定制约作用。以《战争权力法案》为例，其作用虽然非常有限，但还是赋予国会一些潜在的权力，在推动国会重新确立其外交决策权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国会还通过立法权和调查权等其他途径限制总统使用武力的权力。尼克松和里根的事例表明，总统滥用权力同样会遭到国会反对。 此外，美国的国防政策是精英政治和多数主义政治的混合物。一方面，国防与外交政策的辩论主要在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大多数公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对于全国广泛关注的问题，多数意见仍然很重要。例如，正是公众意见最终迫使美国决策者在1973年从越南撤军，迫使小布什政府在2004年加快将伊拉克的控制权返还给伊拉克人民的进程。(58)更重要的是，美国人至少还可以通过选举新的总统来改变前任的做法，尽管这也许只能暂时改变钟摆的方向。当然，尽管美国人常常以其民主政治的自我纠错功能自慰，然而美国“黩武主义”的不定期发作本身即已说明，对其国内约束机制，人们没有理由抱以过高期望。 英谚有云：“吃亏长智”，现实是最好的老师。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但并非战无不胜。就对外军事行动本身而言，美国有许多失败的教训。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常规战争以及入侵猪湾、格林纳达等行动表明，面对真正的对手，美国军队并非无懈可击。在民族主义依然强劲、新兴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不断增加，武器扩散遍及全球，许多大国掌握了核武器与远程投送能力的当代世界，美国要有效应付诸如常规战争与核战争、内战、游击战和恐怖袭击等多种形式的冲突，甚至想通过战争手段把自己的理念强加于人，远非那么容易或者毫无风险。因此，美国不能完全无视“慎用武力”的忠告。 “为什么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独断专行？”这是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的副标题。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改为：为什么美国不能单凭武力主宰世界？对此，奈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因为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核武器的出现使力量的基础已不再是军事力量和征服；民族主义的兴起使得帝国统治更加困难；西方后工业化的社会更强调福利而不是荣耀，除非生存面临危险，否则人们不愿看到大量人员伤亡；在全球化时代使用武力将危及国家经济目标。此外，软实力与硬实力一样重要，而穷兵黩武、独断专行会使两者都受到损害。他意味深长地指出一个事实：“人们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但罗马帝国最后也瓦解了。”(59) 简要梳理一下战后美国历史，我们发现，美国“黩武主义”的盛衰起伏，与美国全球战略扩张与战略收缩的节奏是大致吻合的：杜鲁门政府的“68号文件”及其全面扩军政策，使冷战走向“军事化”；艾森豪威尔政府以退为进，试图借助“大规模报复战略”实现安全与繁荣(即军事与经济)的“大平衡”。肯尼迪政府再度高调推行全面扩军政策，直至约翰逊政府走向极端、陷入越战泥潭；越战后尼克松政府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维持均势，直到卡特时期美国仍处于颓势。里根政府上台后，随着国内经济形势好转，同时苏联的内外困境加深，美国又决心“重振国威”、在“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下开始“新冷战”，“68号文件”的绝对安全观念又借尸还魂。“星球大战计划”表明，美国已不再满足于美苏战略均势，试图通过建立外空防御体系来获得绝对优势，为此不惜曲解1972年与苏联达成的《反导条约》。冷战格局骤然瓦解后，老布什政府才得以在“单极时刻”(并且在刚刚打赢海湾战争之后)展望一个“正义、公平竞争、抑强扶弱、持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60) 从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出现战略转型，咄咄逼人的“新干涉主义”使美国又开始偏离正道。小布什政府上台，新保守派立志“以武力追求理想”。为了建立导弹防御系统，干脆直接抛弃碍手碍脚的《反导条约》。美国“黩武主义”达到顶峰，结果落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奥巴马政府于是打着“变革”旗号开始“纠偏”，在中东等地实行战略收缩，在亚太搞“再平衡”。而所谓亚太“再平衡”，虽然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多重内容，但最突出的还是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等举措。2009年底奥巴马还宣布向阿富汗增兵三万人。奥巴马既无法改变、也无意质疑美国传统的军事价值观。他甚至公开表示，即使面临削减国防预算的压力，美国也将“永远维持自己的军事超强优势”；(61)而且，“美国军队天下无敌”，在未来100年内要继续充当世界领袖，“如果美国不能，没人能”。(62) 随着奥巴马任期接近尾声，新一轮大选临近，对民主党政府内外政策的批评声浪开始上升。奥巴马在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反映了美国民众对小布什和新保守派的否定，如今对奥巴马的否定，自然是新保守主义望眼欲穿的机会。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最近撰文指出：“就像一遭电击便立马挺身坐起的死尸一样，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不断抽搐复活。”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中国重申海洋领土权益、逊尼派极端势力重返伊拉克等等，只要出现全球性挫折事件，“那几张老脸”——伊拉克战争的坚定支持者迪克·切尼、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罗伯特·卡根以及“新美国世纪计划”的其他成员——就会竞相在电视镜头前声称时间回到了1939年。(63)显然，新保守派势力已经跃跃欲试，准备在2016年卷土重来。 巴塞维奇深刻地指出：“当今美国的黩武主义在美国历史中具有深厚的根源。它代表着一种两党的事业，因此不可能在任何短期时间内消失。”(64)不过，在现实政治中，美国“黩武主义”之所以能够不断伸张，说到底还是由当今国际体系、特别是其军事安全结构的单极性质所决定。由于美国一家独大，其他大国与美国实力对比悬殊，任何单一力量都不足以对其构成真正的制约。正如史蒂芬·沃尔特在《美国对战争有瘾吗？》一文中所指出的，美国之所以不断进行一些愚蠢的战争，有五个主要原因：(1)最明显的原因是美国拥有最强大的军队；(2)没有同等的竞争对手，且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安全环境极佳；(3)“愚蠢的体制”使得两党中的“好事者”或“改良家”(do-gooders)主导、塑造了外交政策，他们不是热衷输出“自由制度”的新保守主义者，就是对武力解决持乐观积极态度的自由派干涉主义者；(5)国会不作为。此外还有媒体、军工集团等其他众多原因。(65)总而言之，由于具有武力和地缘的双重优势，美国没有真正的对手，难以抵挡战争及其潜在好处的诱惑。 因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多边、多元方向的结构性变迁以及相应的国际秩序转型。而在此之前，如果上述实际或潜在的制约因素不能发挥有效作用，美国“黩武主义”症候的再次发作，大概只是个时间或者时机问题。包括卡特在内的众多美国领导人都曾反复强调，“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如果从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及其治国方略上看，似乎不足为奇。因为大部分国家(除了中立化国家或西北欧等远离国际政治漩涡、安全环境较好的国家)都抱有这种有备无患、积极防御的思想。然而美国安全政策的独特之处却在于，不仅在战略思想和安全理念上极其崇尚实力、特别是武力，而且在对外政策实践中也不惮于使用武力，实际上也最为频繁地在海外使用武力。而且，其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具有干涉性质，而不是出于传统的自卫需要。 从思想层面看，战后美国几代战略与外交精英有一种主流战略观念，其基本特征是既崇尚实力甚至武力，具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又坚信“历史在我们一边”，具有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外政策或对外行为的持续扩张性质，以实力为基础强加于人和难以克制的单边主义倾向等特点，是美国进入全球霸权时期之后对外政策的基本特质，也是历史上多数“帝国”的相似之处；美国“霸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美国意识形态即美国生活方式具有普世性与优越性的深刻信念密不可分。美国权势的扩张与美国“生活方式”的拓展并行不悖。美国“黩武主义”思想的特色就在于，以“特选论”、“天命观”、“例外主义”等基督教核心价值观为理论基础与精神动力，以美国实力优势为物质条件，试图通过武力等强制手段来推广美国“价值”、实现美国“理想”，而不只是满足于追求一般的物质“利益”。 尽管主张不尽相同甚至严重分歧，战后美国政治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确立、巩固或维系美国的全球地位，这是美国几代战略精英在大战略目标上的一个核心共识。为此，他们常常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甚至过头的忧患意识(担心自身的衰落或他国的崛起)，从而要求美国始终保持高度的国防战备状态，要求国防开支非常充裕，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部署美国常规部队和战略部队。战后美国所拥有的世界地位，就思想和战略层面的因素而言，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此种战略意识或战略共识。后冷战时期、特别是“9·11”以后的历史发展表明，与此种战略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却经常面临帝国“过度扩张”问题，当今美国的许多难题都可由此找到根源。因而，此种战略观念的危险性在于，美国并不总是因此获利，它也有可能因为过度扩张而导致自身实力受损，甚至重蹈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覆辙。更重要的是，一旦与实力相当并同样抱有意识形态偏见或道德优越感的大国相遇，对抗就可能发生。这也许是美国霸权的一大悖论。 ①李少军：《全球重大武装冲突：现状与走势》，载李慎明、王逸舟主编：《2006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章。 ②Andrew 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How Americans are Seduced by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美]安德鲁·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葛腾飞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London:Verso,2003; Ismael Hossein-zade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Militarism,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6; Chalmers Johnson,The Sorrow of Empire:Militarism,Secrecy,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Metropolitan Books,2004(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黩武主义、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任晓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Noam Chomsky,Hegemony or Survival:Americas Quest for World Dominance,New York,2004; Carl Bogges,ed.,Masters of War:Militarism and Blowback in the Era of American Empire,New York:Routledge,2003；[巴西]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舒建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③Judy Pearsall,ed.,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10[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903. ④The New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p.1173.转引自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第210页。 ⑤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6,p.438.转引自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第209—210页。 ⑥巴塞维奇：《美国新军国主义》，“导论”，第2页。 ⑦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第62—69页。 ⑧黄平、倪峰主编：《美国问题研究报告(2011)：美国的实力与地位评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86页。 ⑨同上书，第87—88页。 ⑩保罗·艾特伍德：《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张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7、220—221页。参见Paul Atwood,War and Empire,The American Way of Life,London:Pluto Press,2010。 (11)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YanXueTong/2014_02_03_203297.shtml，2014年3月28日登录。 (12)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13)徐步：《够了，战争：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国际政治评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14)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138页。 (15)Richard Grimmett,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1798-2012,Darby,PA:Diane Publishing,2010. (16)这里仅列举部分主要战争。对美国发动或参与的各类大小战争的详细介绍，可参阅[德]妮科勒·施莱、莎贝娜，布塞：《美国的战争：一个好战国家的编年史》，陶佩云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全书各章开头数据；保罗·艾特伍德：《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安德鲁·巴塞维奇：《华盛顿规则：美国通往永久战争之路》，于卉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年。 (17)FRUS 1950,Vol.1,Washington,D.C.:GPO,1974,p.291. (18)Cynthia Watson,U.S.National Security:A Reference Handbook,ABC-CLIO,Inc.,2002,p.161. (19)FRUS 1950,Vol.1,pp.262-263; Steven Rearden,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trategic Doctrine,London:Westview Press,1984,p.23. (20)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p.2. (21)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p.3. (22)Ibid.,preface. (23)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p.9. (24)查默斯·约翰逊：《帝国的悲哀》，第42—68页。 (25)班代拉：《美帝国的形成》，第446页。 (26)Arthur Schlesinger,Jr,War and American Presidenc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2004,p.31. (27)Karen Deyoung,"Spy Agencies Say Iraq War Hurting U.S.Terror Fight",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4,2006,P.A01. (28)《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_17555058_4.htm。 (29)[古罗马]弗拉维乌斯·韦格蒂乌斯·雷纳图斯：《兵法简述》，袁坚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第41页。 (30)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曹化银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92—95页。 (31)同上书，第236—237、252页。 (32)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9页。 (33)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三个关系的假设》，《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2页。 (34)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第234页。 (35)沃尔特·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第234—236页。 (36)迈克尔·曼德尔鲍姆：《国家的命运：19世纪和20世纪对国家安全的追求》，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37)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陆震纶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866页。 (38)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134—137页。 (39)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第866页。 (40)Stephan Walt,"Is America Addicted to War",Foreign Policy,April 4,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04/04/is_america_addicted_to_war. (41)Joanne Gowa,"Politics at the Water's Edge:Parties,Voters,and the Use of Force Abroad",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2,No.2,1998,p.307. (42)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3)James D.Meernik,The Political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US Foreign Policy,London:Ashgate,2004,p.76. (44)Ibid.,p.77; Harry Magdoff,"The American Empire and the U.S.Hegemony",in Robert Rhodes,ed.,Imperi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0,p.29. (45)Ismael Hossein-zade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Militarism,p.26. (46)Ibid.,pp.247-250. (47)徐步：《够了，战争：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国际政治评论》，第102—103页。 (48)Ismael Hossein-zadeh,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Militarism,Introduction. (49)详细讨论参见George Wilson,This War Really Matters:Inside the Fight for Defense Dollars,Washington 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2000。 (50)詹姆斯·伯恩斯等：《民治政府》，第866—867、613页。 (51)徐步：《够了，战争：美国的国家特性及国际政治评论》，第4—5、103页。 (52)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第418 —421页。 (53)保罗·艾特伍德：《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第3页。 (54)G.John Ikenberry,"American'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Vol.81,No.5,pp.44-60. (55)详见刘丰：《联合阵线与美国军事干涉》，《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6期，第24—37页。 (56)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顾肃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601页。 (57)石斌：《美国“新孤立主义”的神话》，《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年第1期。 (58)托马斯·帕特森：《美国政治文化》，第612—613页。 (59)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郑志国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5 —9页。 (60)Michael Mann,Incoherent Empire,p.1. (61)《奥巴马在美国海军学院2013届毕业典礼演讲》，2013年5月24日。http://www.putclub.com/html/ability/translation/interpretation/exercise/Education/2013/0806/74277.html. (62)《奥巴马在西点军校2014年毕业典礼上的演讲》，2014年5月28日，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news/2014-05/30/content175550584.htm。 (63)爱德华·卢斯：《美国新保守主义再次复活》，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29。 (64)Andrew Bacevich,The New American Militarism,2005,p.5. (65)Stephan Walt."Is America Addicted to War",Foreign Policy,April 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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