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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数十年内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仍将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十一五”规划编制之际，对“十五”时期工业化的进程和问题，以及“十一五”时期促进工业化的政策选择进行研究，以便在新的发展环境下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十五”时期工业化进程的评价
研究工业化的发展，首先必须对工业化的进程做出评价。只有准确判断我国工业化目前所处的阶段，才能据此制定相应的工业化政策，从而加快工业化步伐。根据工业化阶段划分的相关研究成果，这里分别通过人均GDP水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 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四个指标对“十五”时期我国工业化的进程进行分析评价。
1.人均GDP水平。在整个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致性的趋势，即工业化水平越高，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因而可以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来衡量工业化水平。2004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0 561元，为2000年7 086元的1.49倍。按可比价格计算，2001—2004年，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7.97％，比“九五”时期的7.24％高0.73个百分点。如果按前四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2005年的人均GDP约为11 403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1 406美元，进一步换算为1970年美元（换算因子为5），刚刚迈入钱纳里等人提出的多国增长模式中的工业化初期阶段（280美元～560美元）。由于用汇率换算的GDP数据存在比较明显的低估现象，所以还需要用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货币转换系数来重估我国的人均GDP美元数。根据1999年世界银行的测算结果（1美元＝1.941元人民币），2005年我国的人均GDP约为5 875美元，折算为1970年美元后，处于钱纳里模式中的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1 120美元～2 100美元）。同样采用PPP方法，2000年的人均GDP只有3651美元，折合成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560美元～1 120美元）。这表明，从人均GDP指标看，“十五”时期我国的工业化速度快于“九五”时期；至“十五”期末，虽然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已从“九五”期末的中期第一阶段推进到中期第二阶段。
2.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从工业化的定义出发，人们很自然地会采用工业或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指标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一般表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但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则保持基本稳定，甚至还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这时采用这个指标就难以对工业化的中、后期进程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此外，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由于改革开放前长期片面推行工业化战略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偏差，过高的工业比重并没有能够反映出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提高的程度。因此，对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判断和评价，不易直接使用工业或制造业的比重这个指标。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变的历史轨迹表明，伴随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非农产业比重则持续上升。这种变化的普遍性表明，工业化的演进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是一致的。当采用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作为工业化进程的评价指标时，综合三个反映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一般模式（库兹涅茨模式、钱纳里—埃尔金顿—西姆斯模式、赛尔奎因—钱纳里模式）后得到的评价标准是：当非农产业产值比重高于70％，农业产值比重低于30％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一阶段；当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超过80％，农业产值比重下降到20％以下，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非农产业产值比重进一步上升到90％以上，农业产值比重不足10％时，工业化就处于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的阶段。
2004年，我国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84.8％，比2000年的83.6％上升了1.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3个百分点。而在“九五”时期，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平均每年上升的幅度为0.82个百分点。可见，“十五”时期，从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指标看，工业化速度明显低于“九五”时期。按“十五”前四年的年平均上升幅度推算，2005年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将为85.1％，农业增加值比重相应下降到14.9％，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
3.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动一样，反映工业化进程中就业结构转变的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也随工业化的推进而呈持续上升趋势，尽管两者在相同阶段内的变动幅度有较大差异。而且，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也比较一致。因此，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也是衡量工业化进程比较适合的一个指标。根据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一般模式，当非农产业就业比重高于41％，农业就业比重低于59％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当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56％，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44％以下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当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71％，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29％以下时，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当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上升到76％，农业就业比重下降到24％时，工业化处于后期阶段。2004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53.1％，比2000年的50％上升了3.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78个百分点，比“九五”时期0.44个百分点的年平均上升幅度有所加快。按“十五”前四年的变动幅度推算，2005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将达到53.9％，这个就业比重水平明显高于工业化初期阶段41％的起始标准，但尚未达到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56％的最低水平。
相对于人均GDP指标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指标，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相对较低的。如果按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71％的一般模式标准衡量，当前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还处于很低水平。其中的主要原因又在于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与同等收入组别国家三次产业的平均就业比重比较，这一点表现得十分明显。2000年，下中等收入组别国家（人均756美元～2 995美元）的平均就业比重分别是：第一次产业28％，第二次产业24％，第三次产业48％。而2004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第一次产业46.9％，第二次产业22.5％，第三次产业30.6％。两者比较，我国第二次产业就业比重仅低1.5个百分点，而第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却偏低达17.4个百分点。
4.工业结构水平。以上采用的人均GDP、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三个指标，实际上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或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来判断工业化进程。此外，通过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特征，也可以对工业化阶段作出相应划分。根据工业化的相关理论和实践， 从工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看，可以将工业化过程归纳为三个阶段，即轻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和技术集约化阶段，它们大致对应于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阶段。重化工业化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时期和以重加工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时期，这两个时期则分别对应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一般而言，当重工业产值超过轻工业产值时，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而当重加工业产值超过原材料工业产值时，工业化则进入高加工度化时期；当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达到30％左右时，工业化处于技术集约化阶段。我国工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受到改革前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影响，到改革初期重工业产值比重已经明显超过轻工业产值比重。经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进一步发展，到90年代中期基本上完成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以重加工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时期。但是受技术能力的约束，我国的重加工业尤其是以自主创新为主的装备工业的发展相对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进程。从规模以上工业的情况看，2004年我国重工业增加值为轻工业增加值的2.09倍，而2002年重加工业增加值为原材料工业增加值的1.1倍。由此表明，“十五”期间，由工业结构变动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处于重化工业化阶段的高加工度化时期。
在以上四个指标中，由人均GDP水平、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三个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或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而由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指标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则处于初期阶段。 由于人均收入水平的变化具有通过引起需求结构变化而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产生广泛作用的特点，而其他三个指标的变动则会程度不同地受到一个国家推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等主观因素的影响。因此，相对于其他三个指标，人均GDP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相对客观。如果以人均GDP指标为基础，同时参考其他三个指标来衡量工业化的进程，那么到“十五”期末，我国的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或重化工业化阶段中的高加工度化时期。
二、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可以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有利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依靠技术引进和国际产业转移带来的技术扩散，大规模利用国外技术资源。2003年，我国技术引进合同成交金额达到134.5亿美元，比1991年的35亿美元增长了2.8倍。对国外技术资源的大量利用构成这一时期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转轨滞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内企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效果较差，特别是没有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不断重复引进导致对国外技术资源的过分依赖，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相应增强。具体表现在：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对外技术依存度达50％以上，而发达国家均在30％以下，美国和日本则在5％左右；在我国的设备投资中，进口设备占投资设备购置总额的比重达60％以上，一些高技术含量的关键设备基本上依靠进口；我国每年的发明专利数占世界的比重不到3％，与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2003年我国的R&D经费总额为1 539.6亿元，按汇率换算仅相当于美国的1/16，R&D占GDP的比重仅为1.32％， 明显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3％左右的水平；我国制造业的产出规模已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总量的6％，而制造业R&D投入仅占世界制造业R&D投入总量的0.3％。
我国工业化的技术来源过多依赖于国外，产业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从长期看必然影响到我国产业的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还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引进国外技术的成本日益提高，而且也越来越难以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在未来的工业化进程中，现有以技术引进和技术模仿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的发展空间日趋狭小，要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并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就必须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供给模式。如何把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结合起来，更多地以自主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已经成为未来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2.资源环境约束与工业化加速推进的矛盾突出
自然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保障。我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拥有量相对贫乏的大国，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从与工业化发展息息相关的耕地、水和能源等重要资源的现状看，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一些沿海省市的人均耕地不足0.8亩，低于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我国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全国600多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城市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的人均能源资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且能源储备以煤炭为主，石油和天然气等优质能源的储量十分有限。 近年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中，由于需求量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资源供应形势全面偏紧。目前我国的主要矿产资源已经出现储量增长远低于开采量增长，开采量增长又低于消费量增长，国内资源保障程度快速下降，新增部分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在2004年的国内需求量中，约有50％的铁矿石和铜矿、33％的铝土矿、40％的原油和44％的木材依靠进口满足。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不断增长的阶段，工业化高速成长必然对资源供给造成更大的压力。
因矿物燃料的大规模使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最严重的负面影响之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生态脆弱、人与自然界的平衡状况容易出问题的国家。由于在以往的工业化进程中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严重浪费，我国也和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付出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活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量和有机污水排放量已占世界第1位，二氧化碳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2位。即使国际社会不就环境问题向我国施压，我国自身的环境容量也难以持续容忍这样大的污染排放。如果说资源的约束还有可能通过从国外进口得到缓解，那么生态环境受到破坏的代价则使我们更难承受。因此，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推进工业化过程中努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对我们来说特别紧迫和重要。
3.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增大，劳动就业形势严峻
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就业问题在未来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我国农村，目前劳动力总量大约有5亿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为3.3亿人，而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农业部门仅能容纳1.4亿左右的劳动力，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总量达1.8亿以上，也即到2020年，平均每年大约有1 000万人需要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这些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既是进一步工业化的动力，也表明未来工业化的任务仍十分繁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农民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部分出现不断下降的态势。这一现象表明， 必须加快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才能从根本上扭转目前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比较利益低的不利局面。除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外，再考虑国有企业改革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机关事业单位大量存在的富余人员以及自然新增的劳动力，保守的估计每年还要新增1 000万人左右。两者相加， 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提供2 0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才能满足日益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需求。
另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无论从行业看还是从所有制看，我国工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均呈现出持续而显著的上升趋势。各个行业、各类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迅速上升，表明我国的工业化正在走向资本密集也即资本对劳动的吸纳能力越来越弱的新阶段。2003年与1980年相比，工业部门每吸纳一个劳动力就业需要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9倍。资本对劳动的加速替代，使得工业增长所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出现了相对甚至绝对下降。从1998年到2003年，全部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由6 195.8万人减少到5 748.6万人，年平均下降幅度达7.22％。不仅如此，由于多种原因的共同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所能支撑的就业增长比率即就业弹性系数，自20世纪中期以来也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这就使我国未来的工业化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劳动力需要就业，另一方面是工业的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单位资本所能吸纳的劳动就业量日趋减少。如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无疑是我国工业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4.产业结构协调性较差，产业组织状况仍不合理
从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看，我国产业结构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GDP结构中，工业的比重过高而服务业的比重偏低。2004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为46％，服务业的比重仅为32％。不论与一般模式还是相近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工业比重显著偏高，而服务业的比重明显过低。GDP结构的偏差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不适应由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一般需求结构，从而使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约；另外，作为能够较多吸纳就业的行业，服务业发展较慢也不利于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二是在工业内部，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行业供给紧张，多数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对过剩。尽管过去几年来上游行业呈快速增长态势，但仍落后于需求的增长，这些行业的生产和消费弹性系数均处于较低水平，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三是从服务业内部构成看，传统的生活服务业所占比重过大，更具有现代意义的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服务业，如产品设计、市场咨询、金融、保险和技术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较小。有研究指出，发达国家的生产服务业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通常达到30％以上，而目前我国只有20％左右。由于生产服务业主要是为整个经济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效率服务的，因此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一直未能取得较大的进展，应该说与生产服务业的不发达状况有直接关系。
目前我国国内企业之间比较细致、紧密的分工协作主要发生在产业集群中的中小企业之间，而国内大企业与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较弱。在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分工网络中，核心企业为跨国公司的数量相对更多，社会分工程度也更高。虽然这种“小企业、大规模”的产业组织型式相对于“大而全、小而全”更有效率，但也存在开展技术创新困难、抗风险能力较弱，难以进入规模经济要求高的行业等局限。在国际分工格局中，虽然国内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在当前发达国家的产业组织呈现垂直专业化的背景下，国内企业多处于价值链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从事非核心零部件制造和低档组装等活动，而营销与产品设计等高附加值的活动则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例如，在2003年我国电子信息产品的出口中，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额的74.7％，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占出口额的15％，两项合计占出口额的89.7％。总体上看，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地位十分不利。
5.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格局主要表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即全国的生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1995年，东部11省市实现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为55.7％，2000年这一比重提高到57.3％，2004年又进一步提高到58.4％；相应地，中部8省所占比重从1995年的26.1％下降到2000年的25.6％和2004年的24.7％，西部12省区市所占比重则从18.2％分别下降到17.1％和16.9％。从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看，1995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7 104.3元和3 035.3元，西部为东部的42.7％；2000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1 334.5元和4 687.3元，西部为东部的41.4％；2004年，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19 351.1元和7 430元，西部为东部的38.4％。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呈加速扩大趋势。
由于不同地区在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和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国家对不同地区的政策倾斜，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如果地区差距过大，就会影响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作为一个地区差距较大且正在呈现加速扩大趋势的发展中大国，在未来的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必须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分析发现，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又在于各地区的工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工业依靠扩大开放和加快改革带来的先发优势而得到迅速发展，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则明显滞后。因此，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是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差距的必经路径。另外，在全国工业的总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生态环境保护又使工业发展的成本不断上升的新形势下，工业化处于较低发展水平的中西部地区怎样才能走出一条加快工业发展的新途径，这又是一个新的矛盾。
6.与发达国家比较，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还很低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收到明显成效。无论从能源消耗强度指标还是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变化看，这一时期都有较大改善。从1995年到2004年，我国每万元GDP的能源消耗分别为2.24吨标准煤和1.44吨标准煤，下降幅度达35.7％； 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每个从业人员生产的工业增加值分别为1.85万元和8.99万元，增长了3.86倍。即使这样，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存在很大差距。从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率看，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的1/20，美国的1/10，德国的1/6；从资源利用的技术效率看，较之国际先进水平，我国吨钢可比能耗高21％，乙烯综合能耗强度高70％，供电能耗强度高23％，水泥综合能耗强度高44％，大型合成氨能耗强度高24％；从资源综合利用率看，我国矿产资源的总回收率为30％，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约为60％，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从再生资源利用率看，我国废钢利用量占粗钢产量的比重为26％，而国际先进水平为50％以上，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不足60％，比国际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左右。
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互联系的规律表明，在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是很自然的。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2001年，每千克石油当量能源消耗产出的GDP，下中等国家为1.07美元，而我国为1.04美元。但是，判断一国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合理，除了要考虑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还要看其是否与该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内外部条件相适应。从未来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背景看，在我国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十分迫切。2003年，我国创造的GDP按汇率计算约占世界总量4％，而重要资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占世界总消耗量的比重却很高，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为27％，水泥为45％，发电量为13％。很显然，如果不能大幅度地提高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就必然受到影响。
三、“十一五”时期推进工业化的政策选择
虽然“十五”时期我国工业化的发展态势良好，但如前所述，工业化进程中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无疑会加大工业化进一步推进的难度。为此，“十一五”时期必须采取更加有针对性的措施，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行相应的政策，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快速发展。
1.依托利用全球技术资源，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实现从依赖国外技术向自主创新转变，建立先进的产业技术支撑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是进一步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关键。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大国，具备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些基本条件也初步形成。比如，人才培养的规模和水平稳步提高，企业逐步成为对投资效益和长期发展负责任的主体，R&D投入不断增加，等等。从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现实需要出发，战略性产业、军工产业、高技术产业中的核心技术以及传统产业中的共性技术，应该成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点领域。为了促进这些领域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的发展，必须强化政府的战略决策能力，制定切实有效的国家技术创新战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加强人才资源的培养和储备，推进产学研之间的互动；另外，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激励机制，完善多元化和社会化的技术创新投融资体系，同时还要注重以重大工程为依托进行关键技术研发和设备研制，这是促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实践相结合的有效途径。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一是要密切国内企业与跨国公司的联系，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能力向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环节爬升；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引进技术专利和专门人才，努力开发自主品牌产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三是通过收购和参股国外公司，从而获得这些公司的技术专利和技术诀窍，以迅速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2.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推动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包含调整产业间关系和调整产业内部资源的配置关系两层涵义。产业间关系的调整重点，一是要按照动态比较优势来优化工业结构，二是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现阶段我国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内容是着重发展高加工度化的装备工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除此之外，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还要进一步加强能源和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产业。无论是装备工业还是基础工业，都必须努力走出一条创新推动、效率提高的发展道路。加快发展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生产服务业，又是关系到工业化过程中一系列矛盾能否得到缓解的必然选择。要加快发展各种形式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关键是要打破这些服务业部门的行政垄断格局，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完善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
产业内部资源配置关系的调整重点是推进企业间分工的深化。一是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优势，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和雄厚的技术开发实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应该在大企业的发展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应该与市场经济相容，并且符合WTO规则的要求。二是在市场结构上形成垄断竞争的格局。通过深化大企业与大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工关系，形成“资源向大企业集中，市场份额向规模企业集中，效益向品牌企业集中”的垄断竞争格局，不仅有利于行业巨人企业的成长，而且能够形成行业竞争的有序结构，抑制过度竞争。三是促进技术创新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既有利于发挥中小企业在创新和吸纳就业方面的优势，又可以通过集群的形式与大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业务配套关系，进而提高市场占有率。
3.推进新型工业化战略，实现增长方式的集约化和可持续
根据工业化所处阶段和我国的具体国情，未来较长时期内，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的主体地位还将进一步加强，装备工业的发展潜力将不断显现，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从工业化阶段转换的有序性还是国际经验看，我国的重化工业化阶段都是难以逾越的。虽然与其他产业比较而言，重化工业更容易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但是两者之间并非必然的逻辑联系。如果能够充分利用科技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同时加以认真的规划和设计，我国的重化工业发展就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工业发达国家在相应发展阶段曾经经历过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是在增长方式上实现集约化和可持续。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利用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的重化工业，使这些产业的产品性能、生产方式、赢利模式和资源消耗等都更加符合集约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4.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功能，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发展战略从沿海优先发展向区域协调发展的全面转型，是抑制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举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合理定位，通过突出各自的发展重点，塑造自身的竞争优势。东部地区要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优先发展高技术产业、出口导向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要在继续发挥有利区位和改革开放先行优势的同时，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将自主创新与有选择的海外并购相结合，提高研发起点。中部地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依托中心城市和主要经济带构建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工业增长极，推进能源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的集群发展；同时作为国家的农业基地和粮食主产区，要大力建设区域化、专业化的优质农产品基地，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逐步向现代农业迈进。西部地区要从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切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市场为导向，重点发展水电、矿业、机械制造、中药材加工和特色旅游等产业，构建起有竞争力的西部特色产业群。
5.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
有关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理论分析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城市化反过来推动工业化。城市化通过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长和聚集，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创造大量非农就业机会。因此，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对于提高工业化的质量，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工业化一度主要表现为乡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乡村工业化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也带来了诸如乡镇工业布局分散、产业关联度低、聚集效应差，生产服务业难以相应发展，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等许多问题，其结果是这一时期迅速的工业化并没有相应拉动城市化的进程。反过来看，城市化滞后又影响到工业化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步伐。
城市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现象，城市化的推进需要依赖一系列基本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起保证各种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经济制度。我国目前的制度基础和政府政策在保证最优化的城市化率上还存在不少差距。以隔离城乡居民为目的的户籍制度虽经一系列改革，并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这些改革仍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目前我国仍然实行城乡分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城市居民已经基本享有社会保障，农村居民则实行家庭自我保障，而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还很不健全；城市发展机制从依靠行政手段和国家大包大揽向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民间主体的转变还没有最终完成。有鉴于此，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就必须在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城乡间要素的合理流动，进一步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建立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土地制度的改革和创新，加快转换城市发展机制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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