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编撰学与后现代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4)06-0024-08
10年前，我用德语出版了一本关于20世纪历史编撰学的书。这本书曾经在1995年以西班牙文出版过，并于1997年在美国[1][2]进行了大幅度的扩充和修正。2004年春天，美 国版和德国版均被重印，我给两个版本都加上新的一章，主要是评论过去10年以及更早 期的历史编撰学的发展情况，而我过去对这些都未给予充分的注意。本篇文章就是关于 新增章节的草稿，希望读者批评指正。1993年的书容纳了过去15年间的部分重要事件。 1992年[3]，在冷战末期，福山(Francis Fukuyama)坚信自由市场经济和美国民主模式 将造福世界。然而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经济危机使这种乐观主义破灭，经济危 机造成经济停滞不前，贫富加剧，在巴尔干、中东和非洲撒哈拉沙漠所属地区，民族战 争爆发，并出现了新的冲突即所谓的恐怖主义。同时，全球化进程使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发生变化。同黑格尔一样，福山认为冷战的结束代表着历史的结束，并给全世界带来和 平和进步。后来，1996年，塞缪尔·亨廷顿[4]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预见。所有这一切都 对历史思维和写作产生了影响。
在1975年[5]和德文1978年[6]的修正版本中，我对当代的历史编撰学进行了早期的调查，在1993年和1997年的书中，我淘汰了原来的观点。两本书都对历史思维和写作进行了显著的重新定位。历史学作为专业学科出现在19世纪，从那以后，前一本书以一种新的、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编撰学向历史学的旧传统挑战。旧传统把历史看成人文主义的或历史学的事业，寻求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并且重点限于狭义的政治。传统的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独立学科。一些人向这种说法挑战，把历史同其他学科综合，特别是社会学、经济学和需要大量数据的人口统计学。在对过去进行“客观”重建的研究中，两种倾向都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基于对文献资料批判性的检验，前者避免了广义的概括，而后者的目的是模仿分析经验科学的方式进行概括。
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偏重于权力的研究，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如史学家帕索曼(Parsoman)、韦伯和马克思主义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于一些假设，传统科学和社会科学却不谋而合，即二者都确信存在真正的过去，并构成历史研究的主体内容。由此得出，客观地研究历史是可能的。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只能间接地知道历史，因为毕竟那是过去，并没有直接体验。然而他们相信逻辑假设使客观地研究历史成为可能，所以对历史的解释并不是任意武断的，只是受到了当时言论的限制。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方面，二者也存在共识。这样，他们就构建了一种“历史”(大写的History，Die geschichte)[7][8]，这个概念在什么与历史相关和无关方面做了严格区分。但对二者 来说，这种用大写字母来表示的历史的概念，把很多历史事件和人物排除在外。历史不 仅仅是科学技术史，还是政治、社会、教育发展史，对很多传统学者来说，也是精神文 明道德发展史。兰克拒绝黑格尔发展史的说法，认为太过于概略化，而确信存在着真正 的统一、进步和发展[9]。虽然他也说：“对于上帝，每个时代都为即刻”[9]，但是他 否认中国和印度拥有历史[9]，这就为西方社会的优越感和殖民资本主义合法化的意识 形态提供了正当理由。在我出版早期作品的期间，作为现代理论，“进步”一词被修改 了：世界发展遵循一种模式，即随着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而变化。根据此观点，所 有国家，包括最落后的国家，最终将遵循最先进国家即美国的发展模式，只有那样，如 今的资本主义才能是历史的终结。
第二本书的主题是对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的社会科学历史典型进行评述。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出现了一些社会科学发展的典型事例，对它们的评述必须从更广阔的范围来进行。历史作品无一例外地反映政治观点和价值观。专业编撰史源于客观理想[10]，但实际上，所有的历史作品都包含一定的意识成分，甚至即使有意避免价值判断，也难以做到。所以兰克对公正的探求仍然基于某些社会历史规范。历史科学的专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相互交织。德国人的所谓“科学派”致力于档案研究，为政治议程提供合法理由。相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下，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秩序。例如，在法国，历史学术研究部分地遵循德国模式，倾向于共和与民主；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为激进的民族歧视主义披上了合法化外衣。1945年以后，特别是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占主流，这与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经济繁荣稳定息息相关。曾经一段时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盛行所谓的“一致派”(Consensus School)，对于冷战，他们认为美国不知道有严重的阶级冲突存在。这一切让我像相对认识论者一样，认为历史无标准可言。实际上，历史知识只是一种观点。诚实正直的史学家主观地认为存在着正确的标准，但他们在记述历史时也难免发挥想象。没有丝毫的想象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想象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历史不可能都是想象，因此以真实驳倒曲解成为可能。在历史编撰中，总是有不同的观点被提出，然后又被修正。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政治和文化的风云变幻中，社会科学兴起，平静的史学界产生意见分歧。美国的民权运动、前殖民地的反抗运动、越南战争、反破坏环境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出现，都表明全球资本主义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承袭了启蒙时代的某些理论，以后殖民主义历史理论[11]为基础，对现代社会的文明和价值观进行强烈的批判。
把后现代主义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分母”(注：关于自19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的全面历史以及对其预设的批判性分析，参见Ernst Breisach,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and Its Aftermath(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显然太牵强。根据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1997年的观点，从18世纪的欧洲开始，人们运用真理、科学、技术，企图使社会平安幸福[12]，所有努力均招致失败，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人类得到解放，这是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认识。福柯(Foucault)认为，导致新一轮严重的统治剥削[13]的罪魁祸首并非是现代化的形成过程，而是启蒙运动。如麦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4]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企图 把人类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主张把理性推广到全世界，创造了新的理性童话。这为20世 纪的恐怖统治提供了工具，并最终导致一场大屠杀，进步就这样被歪曲了，或者更进一 步地说，这种工具性真理的进步致使人性毁灭。历史已清楚地暗示，如果历史真有方向 性可言，那么也是邪恶的方向。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是历史没有方向性，或者说连续性。詹金斯(Jenkins)[12]总结说：“实际上，历史就是在一个无根基性、无方向性表述的世界里的一个无根基性、无方向性的表述。”
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第二个基本观点是否认现代历史学家所构建的科学的世界描述，后者认为透过材料和证据，遵循理性路线，可以认识隐藏于材料后面的历史真实。詹金斯进一步指出：“后现代主义认为证据并非是指过去，而是对过去的解释。”[15]类似地，海登·怀特认为反映在文本里的过去是“想象”[16]，因此，他认为不能反驳或否定历史叙述，只能说它是一种对历史的推理[17]。把一堆原始材料组合成近似合理的历史记述，是一种唯心主义行为[17]，是一种“诗人般的行为”[17]。
两种后现代主义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二者都对历史编撰学产生了有益的影响。然而两种激进说法一旦走了极端，都使历史写作成为不可能。
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观点是正确的，例如利奥塔(Jacgues Lyotard)认为历史并无直线性发展的方向。他所定义的“现代”一词的主要内容是“宏大叙事”证明了历史的统一性，后现代主义意味着“普遍性之中的怀疑，”[12]历史并无明确的方向，只是有限的历史事件的链接。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不管是在麦考莱(Macaulay)所在的英国，米歇莱(Michelet)所在的法国，崔茨克(Treitsche)所在的普鲁士德国，近来宣扬美国优越主义的“一致派”历史学家所在的美国，还是发展到顶峰的西方社会，都盛行一种“权威学说”，反映出他们咄咄逼人、傲视他国的架势。另一方面，他们所属国家的历史发展并非呈直线性，在不同的时期受别国控制甚至发生倒退，但他们依然坚持历史有连续性。这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而且体现在下列方面：经济的发展如资本主义的兴起，权力的集中，文化的传播，政治决策中的民众参与，妇女解放等方面。甚至像卡罗·金兹堡(Carl Ginzburg)和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那样的地方史史学家，也知晓现代主义给地方史研究造成的压力[18]。
对历史写作来说，第二个更严峻的挑战来自于最基本的“语言倾向”。很明显，历史描写总体上采用了陈述的形式，并且这种陈述要通过语言来实现。因此，所有的历史记述都是语言塑造的，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能知道通过语言中介构建的历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必要的。“语言的形成要先于世界的形成，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只是社会化了的人工构建物(即语言上的)或是我们使用着的特殊语言的衍生物”(注：Gabrielle Spiegel在History,historicism and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text in the middle Ages一文中(The Postmodern History Reader，P181)，对这种巨 大的语言学转向提出了质疑。)。如罗兰德·巴斯(Roland Barthes)所说：“事实只能 以语言的形式存在，就像话语中的术语一样。”[19]由此得出结论：语言不反映真实的 世界，而是构建了世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进一步阐述说，只存在文本 ，这些文本除自身外无任何意义，它们之间没有内在的联系。文本在含义上可能有多重 意思。文本作者的意图不重要，也不矛盾。但是，如果矛盾的话，没有一种试图用现实 主义方式对待过去的历史叙述是可能的。另一方面来说，语言和话语是重新构建历史的 重要工具。
纵观现在的一切观点，后现代思维对历史及历史写作的影响很有限。后现代主义源于对现代社会的对抗，并对现代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感到焦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历史编撰学方面，这种对抗有所转变。在1993年的书中，我已经强调了，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在历史的记述中，文化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传统的政治史和新社会史都不太完备，所以，政治事件如法国革命、英法工人运动都过分强调物质因素。政治历史都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这些政治历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政治矛盾，一个例子是建立新正统学说模式的乔治·赖夫瑞(Georges Lefever)，另一个例子是阿夫莱德·库班，此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来驳倒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设想。有趣的是，对狭义历史经济学的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持反对意见的人多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们强调文化和机构的重要作用。例如，E.P.汤姆普森(Thompson)的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英国经济历史学家T.S.爱斯腾(Ashton)认为英国工人生 活标准在工业革命中有实际的提高，所以维护了资本主义积极的一面。汤姆普森(Thompson)在承认收入有一定程度提高的同时，强调在旧式经济向资本大量积累的经济 转变中，生活标准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量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社会历 史”的重要部分采用了社会科学的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用经验主义的方法能够进行量化 的分析概括。1979年，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 关于近代历史研究的调查，当中提到“毫无疑问，量化研究是新的历史研究趋势中作用 最大的，它居高临下，把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观同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观区分开来。” [20]计算机成为历史学家进行量化研究的重要工具，但是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八九十年 代及本世纪早期所做的评论却缺乏可靠性。在20世纪末期，随着新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 的出现，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低估。另一方面，198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不再 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力量和法制发展的重要作用。这种科学理念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被人们忽视，在前苏联解体之前的较长时间内，作为一种政治体系，至少 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完全失去了权威性。另一方面，它向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倡导的 平衡理论挑战，强调社会的矛盾和不平等因素。证实这一点不一定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靠知识才能变成统治世界的力量，这个理论为新的社会历史学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大部分的历史家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性别历史学就是基于此观点写 成的。马克思的权力学说强调经济政治的统治作用，比这更重要的是福柯(Foucault)的 权力高度分散学说，它渗透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过去20年中，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发生了一种非常显著的转变，那就是从1945年以来起过重要作用的非人民历史转向了通过多种认识论假设进行研究的文化史。费尔南德·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伊曼纽尔·罗伊·莱德瑞(Emmanuel le Roy Ladurie)却仍然在书写“非人民历史”[21]，这是罗伊·莱德瑞发明的术语。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蒙塔尤》(Montaillou)这本书中，罗伊·莱德瑞在历史研究中强调个体的主要作用，而在以前，传统的政治史和社会史都忽略了个体的主要作用。很明显，这是从宏观历史向微观历史的转变，从宏大结构转向地方性研究。后现代主义者如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认为如果历史写作是可能的，那么必然是“微观史”[22]。他 引用了A·Liu的话说，“在细节和指导理论的范围内，后现代主义是排他主义、地方主义、相对主义、自治主义、非比较主义、偶然主义、轶闻主义、历史主义，为了引起注意，又加上一串古怪希腊语的前辍：微观主义、多样主义”[23]。安克斯密特(Ankersmit)又强调：“后现代主义认为历史不具有统一性，这是以事实为基础的。”[ 22]对于罗伊·莱瑞德(Roy Ladurie)的《蒙塔尤》，卡罗·金兹堡(Carl Ginzgburg)的 《奶酪与蠕虫》、乔治·杜比(George Duby)的《布维恩的星期日》[21]和耐特利·戴 维斯的《马丁·格瑞的回归》，他又指出：“统一、融合、整体性并非目标，历史的片 段才是值得注意的中心”[15]。但他低估了历史研究所起的作用[22]。怀特(White)也 持类似的看法，认为既然历史是文学作品，研究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它是历史学家顺应 同时代人的意愿而做出的一种例行行为[16][25]。
但这不是微观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他们强调地方性、作为个体的人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但他们并非忽视了广义上的政治历史情况及历史运动，也没有放弃研究。就像 耐特利·戴维斯(Natalie Davis)笔下的那个被遗弃的农妇一样，金兹堡(Ginzgburg)的Menochio和列维(Levi)的Exercists被置于了一定的社会宗教背景之中。因为新生的资 本主义制度企图遏制民众文化，所以《奶酪与蠕虫》被付之一炬。戴维斯的《马丁·格 瑞的回归》以宗教改革中期的农村社会为背景，着力描写了一个被遗弃的农妇，反映了 当时广大妇女所处的地位。杜比(Duby)则通过叙述一场战争来反映正在蜕变中的封建社 会。对于所有人，调查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罗伊·莱瑞德(Le Roy Ldurie)的The Peasants of Languadot中关于土地税额和价格的大量数据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根据，同 时，金兹堡的《奶酪与蠕虫》中，对众说纷纭之中所做的调查也是来源之一。
关于语言学与历史研究，所有微观历史学家都需要用可以理解的文本来从事研究，因 此，他们的方法遵循的是解释学的路线，而解释学也遵循理性原则。人类学家克里弗德 ·吉尔兹(Cliff Geertz)拒绝任何方法及理论的假设，提倡符号论，人类学家或者说是 人类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是关于方法论”，而是“厚重描写”[26]。吉尔兹把马克 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阐述为：“人类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网上的动物，我把文 化比作那些网，对文化的分析不是探求规律的试验性科学，而是寻求意义的一种解释。 ”[26]但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韦伯的理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的说法。实证主义把自己 局限在对现实进行经验性的观察里，但他并不认为要放弃逻辑严密的科学调查。实际上 ，“客观性”构成了社会科学调查的基础。这里所说的客观性同外部世界的“客体”无 关，而是指研究世界的严密的逻辑方法(123，n.17)。
这让我们难免再来谈谈“方法问题”。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史学方法提出质疑。像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一样，他们也许承认存在许多“事实”，但他们强调，不是 学术方法，而是文学想象把许多“事实”连在一起并以叙述的形式出现，但其中没有掺 入真实的成分。因此，怀特承认历史上确实有大屠杀，或法国革命，但没有标准来决定 哪一种解释与现实的联系更紧密[27]。安克斯密特(Ankersmit)进一步阐述说，怀特承 认历史写作基于事实之上的观点仍然认为有真实的历史根据存在(注：安克斯密特批评 怀特过于理性化，参见History and Tropology,P6-19.)。吉尔兹的“厚重描写”与后 现代主义的主张相一致，认为文化不能用系统的方法研究，文化是文本，只能是观察者 身临其境的体验，对此理解的关键在于高深莫测的符号，它使文化呈现出统一性。把文 化看成是一种单位的观点与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相矛盾，后现代主义确信现实无连 续性。吉尔兹的理论与“日常生活史”(Alltágsgeschiche)相类似，后者在20世纪80年代曾向德国的社会科学理论提出挑战，它与美国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不同。经验主义理论把对历史结构和进程的分析与意义的挖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很多方面“每日生活史”与“历史社会科学”存在分歧，如它强调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生活体 验，不把他们置于宏大的历史事件中进行分析，并提倡研究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一点上 像吉尔兹[28]。另外“日常生活史”意在重塑人类的个性，而面向社会科学的历史恰恰 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和乔万尼·列维(Giovani Levi)是一致的，后者在批评结构主义( 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时说，布罗代尔(Braudel)的历史理论包含了多种观点和方法， 但唯独没有人民[18]。“日常生活史”派历史学家如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和阿 尔夫·鲁德特克(Alf Lüdtke)记述历史时非常注意方法。20世纪90年代，社会历史学开始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作用，文化史历史学家也关注对社会的研究。此时，结构主义社会历史学家和人类学文化史学家的巨大分歧减少了，而这种分歧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存在[29]。汉斯·麦迪克(Hans Mdeick)[30]和大卫·赛比恩(David Sabean)[31]关于地方性的研究被看成是“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反映出经验主义政治经济史同思想史融合的趋势，并在每一种研究中都涉及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斯华比亚(Swabian)地区。麦迪克的书以“地方史通史”做副标题，暗示了一种趋向，即如果不使用计算机，每种研究都不可能实现。同时，他们所探索的态度不可能通过20世纪80年代思想史学家们的量化方法来重建。这里，社会学、文化与经验主义社会学、解释人类学的研究将可能相互融合。对于解释人类学研究，语言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又与后现代主义的层面不同，解释人类学的哲学观点是：文本是独立的，语言不反映现实。实用主义观点则不认同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在话语中，结构重建的重要方法不在于个体的观点，而在于对社会政治相互作用中的更广大层面的社会文化的洞察，所以话语分析在经验主义历史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世纪英、法工人运动史和德国魏玛政治选举史(注：有关德国政治方面的内容，参见Thomas Childers，“The Social Language of Politics in Germany:The Sociology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Weimar Republic”,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5(1990),P331—358.)[32][33][34]。
女权运动史反映了类似的转变，这种转变从乔恩·司哥特(Joan Scott)散文里面最基本的“语言倾向”到1988年的《性别和政治史》和20世纪90年代性别历史涉及的广泛的社会环境。在一篇关于“语言，性别和工人阶级历史”的散文里，司哥特(Scott)评判了司汤达曼·琼(Stedman Jane)对英国宪章运动的分析。因为后者“重新回到了认为语言反映现实的说法，而不认为语言构建了现实。”(P53—67)这使威廉·塞沃(William Sewall)重读司哥特的文章，并发表评论，“司哥特全盘接受了德里达和文学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的观点，在历史研究中，没有恰当地运用哲学和文学批评语言来思考内在的因素。”所以，“她认为历史与文学的区别消失了”[35]。苏格拉底发表权威学说后，“语言中心论”盛行于西方哲学和科学界。从后现代主义立场出发，司哥特意图打破这种说法，她是对的，她认为性别不仅是生物学问题，同时还构建于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性别没有作用于社会文化之上的生物基础。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从研究妇女到研究性别史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很早就开始了，并渗入到其它方面，它反映了社会文化历史的融合。历史编撰学的重要特征便是研究社会历史文化[36][37]。
有一种趋向，试图把政治从社会文化历史中排除出去，并相应地在传统政治历史中忽略社会文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建立于社会和政治的联系之上，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它一直忽略文化因素。令人奇怪的是，工人阶级被看成是无名群众，只是作为集体力量出现，而农民则被称为“一袋马铃薯”[38]。这种观点已经改变了。现在发现，文化不仅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且是权力关系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多经验主义社会科学脱离政治而关注社会经济现实中的片段，很多新历史领域如妇女运动史把历史看作是权力关系史，但总的来说忽视了实际的政治领域的研究。传统的政治历史把重点放在国家、政党的矛盾上，国际关系被认为是过时的。的确如此，在法国年鉴史编撰中，在很多“新的”经验主义社会史中和很多新的文化史中，如“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中都有所反映。很多新文化历史的批判立场和很多后现代主义者的如福柯的观点产生分歧。妇女运动史把矛头指向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抗议把她们排除于政治之外。妇女们认为现存政策加剧了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不平等，但这种状况却未能引起微观历史研究者的注意。马克思主义历史编撰学是个例外，但至少到葛兰西(Gramsci)时期，它还不认为文化是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历史学界一股重要的潮流，即“历史社会科学派”把政治置于社会经济中加以考察并提出疑问，为什么民主在德国没有实现，而在西方工业国家却得以实现了?国家社会主义怎样能夺取政权并实施恐怖暴力计划?[39]它对德国历史的悲惨历程给予结构上的解释，但却忽视了文化智力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人们认识到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法国革命的研究强调了作为政治进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智力文化作用[40]。
对大屠杀的研究也从强调宏观角度转向犯罪和受害者。说起受害者，我们已经在整理的采访和回忆录中提到了回忆的作用。克里斯托夫·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在以前的研究中用微观历史方法考察了汉堡预备警察大队大批屠杀犹太人的行为和个人动机[41]，他强调说，大屠杀不是一种抽象，也不是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所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历史学家的构建(places)[27]，而是“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对历史学家的影响的相互作用的结果[42]。
有两种倾向反映了研究政治社会历史的新方法，第一种是依靠对过去的记忆重新构建 ，其中包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个人回忆和群体回忆，例如想确立自己身份地位的国 家的回忆。一群法国年鉴史学家开始了对群体回忆的研究，已着手编写了几卷《回忆的 地方》[43]。
从那拉(Nara)称之为“活历史”的观点出发，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注重结构和进程的传统的年鉴史，并反对年鉴史和学术史倡导的抽象史。相反，那拉把研究重点放在历史地点、纪念日、符号、纪念物、节日、歌曲甚至奶酪种类上，因为这些构成了1789年以来的法国整体记忆和民族定位。近来，德国出现了类似《回忆的地方》的一组研究[44]。相对于学术史，“活历史”没有明确的方法去考证一组记忆是否正确。另外， “活历史”使人们不禁想起了一些成为政治工具的恐怖历史：仇视其他民族、少数民族 、宗教团体，如排斥闪米特人、排斥意图重建家园的美国南方黑人、挫败魏玛共和国以 及发动科索沃战争带给塞尔维亚人惨痛回忆。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对“民族神话”[4 5]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所有欧洲国家、美国和政治意识形成中的以色列，他们对关于 国家过去的大量回忆进行考证。历史研究能考证和修改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的历史记忆 。在一些《历史与回忆》[46]期刊中，许多以色列科学家已经考证了以色列政府对1948 年巴勒斯坦难民起源问题的态度。对大屠杀的研究得益于很多对生还者的采访和回忆录 。在苏联解体前，俄国回忆工作小组就采访了一些政治受害者。但是，这些证明的确切 性还有待于公认的标准历史考察法进行验证。
尽管过去的十多年有很多广泛和集中的讨论，但是后现代主义历史学观点对当代的历史编撰学影响有限。一些历史编撰学的观点和实践已发生变化。这并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而是在今日全球化时代，记述历史必须考虑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新问题的出现、包括更多层面的历史扩充、文化人类学的巨大影响和近年来历史编撰学领域里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减少，已经使史学家对他们处理资料来源的方式重新思考。他们早已放弃了狭隘的科学主义和对现代文明化进程的信赖。他们还认识到以前的历史编撰学在很长时间里忽视了女性、少数民族、“第三世界”和那些生活在历史边缘的人。
在上世纪的最后30年里，历史写作已发生变化。过去，人们认为历史研究能发现历 史发展的壮观模式，并能完全表达过去。而现在，这种观点已被新观点所替代，即所有 历史都包含并反映了历史学家的观点。这种“认识”的典型不应被误解为是对后现代主 义理论当中的相对主义认识论的支持。它企图打破旧的学术成就的限制，在稳固的认识 论的基础上研究历史。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雅克·德里达(Jacque Derrida) 和凯斯·詹金斯(Keith Jenkins)不同，许多实践历史学家确信，没有研究就不可能有 真正的历史，并假定有过去的现实存在，人类在其中真实地生活着。这就把历史编撰学 与纯文学区分开来。因为对于过去是什么样子不能完全达成一致意见，所以解释的多样 性反映了不同的历史观点。过去所谓“标准”学术史也有不同的解释。一旦我们知道了 历史认识中的主观意识因素，也许我们会比所谓的“科学”历史学家更了解过去。历史 编撰学是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但不能任意编造，而要遵循共同的理性标准。在广泛 的历史研究中，已经总结出很多理性标准。现在，没有一种典型理论能一直占优势。在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20世纪上半期，人们喜欢选择原始材料去叙述政治史；二战后， 人们愿意依靠经验主义社会科学；现在，出现了良好的多样性趋势。微观历史研究通常 忽视发生在宏观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内容；相反，宏观历史研究中往往忽视微观史。现在 ，二者需要融合起来，二者都不能也不应该取代多样性的历史。在考证一些错误和曲解 的根源方面，历史学家能发挥重要作用。但历史学家要想批判地理解世界，必须抱着理 智公正的态度，接受普遍的理性研究标准。历史绝不能如一直发生的那样退化成宣传鼓 噪。
收稿日期：2004-08-04WWXX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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