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旅游开发和旅游城市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建设论文,旅游开发论文,城市论文,旅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为了活着而聚集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美好而居留在城市”；无独有偶，2010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题就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由此可以发现，古希腊先哲与我们现代人的思想竟如此契合，或许是人类对于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亘古未变、一脉相承的。从古代城邦、封建皇城到近代工业城市，城市是一个区域的行政中心、贸易中心、生产中心、经济中心、消费中心和财富中心。但工业化和全球化也使“城市病”蔓延。十九世纪末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其名著《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的“社会城市”是一个宜居有足够乡村田野所包围的城镇体系，但现代城市离霍华德的理想渐行渐远，城市成了追逐财富和炫富的名利场。
一、城市旅游的起源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对于“旅游”的定义是，人们为了消遣、商业和其他目的离开“惯常环境”(usual environment)，连续逗留不超过一年的活动。换句话说，旅游环境就是旅游者的“非惯常环境”(unusual environment)，但同时也是旅游地居民的“惯常环境”。旅游环境类似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66)所说的“他者空间”(Des espacesautres)，为此，福柯创造了一个新词“异托邦”(Heterotopia)，显然，“异托邦”这一名词是从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516)“乌托邦”(utopia)的概念转化而来。乌托邦是“不在场”的空想，而异托邦则是现实存在的，是一种不同于自我文化的“他者空间”，具有想象和真实的双重空间。旅游环境就是这个真实空间的一种存在方式。人们居住在不同的城市，对于其他城市或域外城市充满着想象和向往，期望能增加和体验与在惯常环境下的惯常生活方式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经历。但由于城市功能的日趋多元，城市旅游也变得更加综合、更加多样。正如张钦楠在他的《阅读城市》一书中写道：“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级、最复杂，而又最深刻的产物”。
早期的城市旅游(urban tourism)可以追溯到17至18世纪欧洲的“大旅行”(Grand Tour)，英国和欧陆国家的贵族和有钱人家的子弟在其踏入社会前，往往要做一次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为目的的旅行，目的地一般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城市，如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热亚那、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等。但对于城市旅游进行系统研究则要晚得多。一般认为，最早对于城市旅游进行研究的是美国学者斯坦斯菲尔德(Stansfield,1964)，他在《美国旅游研究中的城乡不平衡》中提出了对于城市旅游研究的命题。上世纪70年代，霍尔(Hall,1970)曾经预言：20世纪的最后30年，对于欧洲主要的首都城市和众多的历史小城镇而言，最大的转变是大旅游时代的来临。据布兰克和彼特科维奇(Blank & Petkovich,1987)的研究，旅游者选择城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原因是：
(1)城市人口密集，使到城市探亲访友的密度也大；
(2)城市往往是旅游交通中转、枢纽或终点站；
(3)商业、金融、工业、生产服务的功能都集中于城市，产生了会议、展览和商务旅游；
(4)城市提供了大量的文化、艺术和娱乐方面的体验。
总之，城市对外交通和工商业发达程度对于城市旅游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国际性旅游大都市往往是交通枢纽或区域中心城市。
二、城市空间系统、功能和文化演进
城市是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地，是人类社会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早期西方的城市空间概念比较简单，可以约略概括为属于统治者的“纪念性空间”和属于广大居民的“生活性空间”。拉波波特和意大利的阿尔多·罗西都持这样的二元分法。早在上世纪30年代，国际现代建筑协会发表《雅典宪章》提出了关于“功能城市”的概念，首次将城市分为居住、工作、休闲游览和交通四大功能空间：居住空间、工作空间、游憩空间、交通空间。当代学者将城市的四大空间进一步细化为如下十种类型：
(1)城市道路空间；
(2)广场空间；
(3)带形、环形、半环形的游憩空间；
(4)生活小区空间；
(5)文体科技展览中心的活动空间；
(6)商业娱乐空间；
(7)园林名胜空间；
(8)标志性建筑物及其周围的空间；
(9)生产运输集散等工业交通空间；
(10)鸟瞰城区的综合视野空间。
依据功能原则划分并安排城市空间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然而几十年的实践表明，绝对化的功能分类容易割裂城市的有机联系。
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对城市空间的简单分化倾向做出了修正：“不应当把城市当做一系列孤立的组成部分拼在一起，而必须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正像这次会议指出的那样，“马丘比丘代表的都是理性派所没有包括的、单凭逻辑所不能分类的一切”，肯定了城市及其空间使用的混沌性，这就牵涉到城市空间功能复合化的问题。
《雅典宪章》的城市空间分类原则和《马丘比丘宪章》的城市空间功能复合要求共同指明了未来的趋向：城市空间功能分化与复合的结合。
由于受自然条件、历史文化和居民习俗等因素的影响，每个城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也就是自有的文化特征，其最为直观的、可识别的外在表现就是由城市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以及建筑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物所形成的可触摸的“肌理”和“文脉”，尤其是文化旅游城市，建筑成为城市景观的主要元素，也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伟大的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就是一个城市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如路西奥·科斯塔和奥斯卡·尼迈亚之于巴西的巴西利亚，安东尼奥·高迪之于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查尔斯·伦尼尔·麦金托什之于英国的格拉斯哥，奥托·瓦格纳之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多纳托·布拉曼特和简罗伦佐·贝尼尼之于意大利的罗马等等。西方的城市建筑一般包括教堂、博物馆、名人故居、文化遗址、影剧院、体育场馆、广场、喷水池、街心花园、城市园林、桥梁、码头、特色饭店、地标性建筑物、商业街区以及一些纪念性建筑。
城市空间还是一个文化有机体(沙里宁曾在1942年写的《城市，它的生长、衰退和将来》一书中提出过有机疏散论)，是一个有历史记忆，有自己独特文化基因的有机体。而城市的文化基因是隐藏在一个个城市细胞和元素中的，这些细胞组成了一个个“城市空间”，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小空间的考察看到城市间的区别，并进而反映出文化的差异。例如，在老北京，这种细胞就是四合院，它原来是以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封闭性。老上海的石库门，组成了弄堂，是半封闭的。美国洛杉矶等城市成片的带小绿地的独户住宅又可算是开放型的。巴黎的小空间，是以社区为单元的，并且通过不同的空间形态显示了多样的意境，而具有突出的魅力。离开了这些“细胞”，城市就没有生气和特色，就丧失了其个性特征的身份符号。也正是因为这些身份符号，才构成了不同城市之间的文化差异。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看，这些基因通过编码(约定俗成的历史的概念)隐含在“叙事”的深层结构中，并产生一种独特的“语境”，也就是一种历时的文化模式和文化制度。
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看来，科技进步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城市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但从文化地方性看，世界并不是平的，每个城市都有着她独特的个性和色彩，吸引着不同的人群。
三、旅游城市的空间系统和功能特征
城市是近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区域性文化中心，现代城市和历史城镇成为主要的旅游吸引物，是文化旅游的主要载体和现代旅游的综合载体。其中城市建筑构成旅游景观的主体，有些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景区，欧洲的历史文化城市大多是旅游城市。
与中世纪的城堡和城邦不同，今天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开放的、多元和包容的共享空间，既是当地居民生活起居的家园，也是外来游客寻求体验的乐同，城市是这两种环境的有机组成和空间叠加。事实上，目前许多国际化大都市接待的旅游者规模远远大于本市居民人口，尤其是一些著名国际旅游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本地居民仅30万人左右，而全市接待的过夜旅游者超过本地居民人口的10倍以上。这就是说，城市建设已经不只是解决本地居民的工作、学习、生活和休闲的需要，还要考虑到外来游客的旅游需要。一般而言，一座旅游城市除了特有的历史文化、博物馆、纪念地、名人故居等单体吸引物外，旅游城市在空间系统和功能上具有下列显著特征：
(一)城市标志性景观
一般来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地标性建筑景观，教堂是欧洲城市建筑的主要景观内容，从罗马、拜占庭、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到新古典主义、新建筑和后现代等各式教堂密布于欧洲各大城市，其中中世纪的哥特式教堂以其空间的宏伟高大和光怪陆离的玫瑰窗而引人注目。如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大教堂、意大利米兰大教堂、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等都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这些地标性建筑不仅外形具有较强的观赏性，而且具有登高远眺俯瞰城市全貌的功能。为了满足游客登高远眺的需要，一些高层和超高层现代建筑往往也增加了观光功能，尤其是电视发射塔都将其建成观光塔。19世纪末期由于建筑材料和]_程技术的发展，个别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建造超高层(高于300米)建筑，但真正大规模建造还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上世纪90年代后，亚洲国家和地区一些大城市的超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的拔地而起，纷纷加入到争夺世界最高建筑物桂冠的城市行列。电视塔本身也成为城市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城市的地标，对城市景观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而成为观光塔，它一般是由混凝土或钢铁建造，在较高位置设有观景台，供游客登上俯瞰城市全景和城市天际线。
许多国际旅游城市借市内的河流、湖泊、湿地和海湾等水体开发成城市观光带，这些城市的水体及其沿岸和水上离岛一般都是风景优美，建筑较为密集，可以让游客在游船上游览沿岸建筑和城市景观，也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景观。
(二)城市休闲与旅游综合体
城市是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共享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不同的人群能够各得其所。这些人群集聚的场所在空间上看是一种商业、文化和休闲消费的多要素综合体。斯坦斯菲尔德和里克特(Stansfield & Rickert,1970)借用了城市地理学中的中心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的概念提出了游憩商务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RBD)，而伯滕肖等(Burtenshaw et al.,1991)在对欧洲城市旅游业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心旅游区”(Central Tourism District,CTD)概念，指出“中心旅游区”是城市旅游的集中区域。盖茨(Gatz,1993)则做了旅游商业区(Tourism Business District,TBD)与中心商务区(CBD)之间的关系比较研究，认为两者可能是相邻的，甚至是重叠的。詹森-弗比克(Jansen-Verbeke,1991)对于在游憩商务区(RBD)中，商业与旅游业之间如何协调发展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她认为，零售业与旅游业是难以区分开的，零售业发达、种类、档次齐全，可以成为旅游城市的一个重要吸引力。
城市休闲与旅游综合体一股以街区形式呈现如商业街区(如shopping mall、步行街)、历史文化街区(如传统民居社区)、休闲街区(如酒吧街)等。这些街区布局可分为敞开式(完全露天的)、遮盖式(采用拱廊等形式连接街道两侧建筑，形成不受自然气候条件影响的步行空间)和半遮式(街道两侧建筑采用柱廊、联拱廊等形式连成一体，形成室内外空间的过渡空间，它兼具开敞式和遮盖式商业街的优点)。此外，公共广场往往也是一个城市的休闲和旅游中心区，这些广场或庄严雄伟，或亲切温馨，有些广场设有供游人休憩的座椅，栽有鲜花和绿色植物，有纪念碑(柱)、雕塑、喷泉、各色建筑以及购物商店等。
(三)旅游城市设施和服务
在许多国际旅游城市中，市容观光(city tour)往往是游客的必游项目，散客可以搭乘专为观光客准备的观光游览车，这些观光游览车车身颜色艳丽醒目，一般都采用双层敝篷巴士，行车线路和停靠站点主要是市内主要旅游景区，游客凭当日车票，可多次上下车，车上一般设有人员导游(双语种)或电子导游(多语种)。此外，旅游咨询中心(information center)也专为外来游客提供设施和服务。旅游咨询中心通常设在游客聚集的地方如机场、火车站、码头、城市入口、商业街区、大型旅游景区等，并且使用统一的标识“i”(英文信息information的第一个字母)。主要提供该城市的饮食、住宿、出行、游览、购物、娱乐以及救援、电信、银行等服务行业的相关信息，有些还代理车船机票、景区门票、旅游地图、旅游小册子、旅行用品和旅游纪念品等。
由于城市是T业、服务业的集聚地，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功能。因此，城市旅游的客源市场结构中，除观光、度假、休闲外，购物、商务和会展占有相当的比例。因此，会议展览设施也是旅游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中国旅游城市建设的反思
在封建时代，我国城市建设体现的是以皇权至上的社会等级秩序。近代在两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一些沿海港口相继开埠，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奠定了现代工商城市的基础。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为了急于改变旧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尽快实现工业化是新政府的首要执政目标，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和流行语如“赶英超美”、“大跃进”、“先生产，后生活”等多多少少反映了这种执政理念和治国策略。那个年代高耸林立的烟囱、嘈杂的机器声、随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成为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和主旋律。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城市建设的进程加快，城市建设开始向西方化的“宏大叙事”转向，商业化弥漫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各大城市纷纷借一些重大题材的节事活动更新建造“地标性”建筑，各类摩天大楼、巨型广场、城市CBD等“形象工程”拔地而起，竞相斗奇。拼钱炫富，城市间竞争成为一场暴发户们的烧钱竞赛。
当“现代化”与“国际化”成为一种模式，成为一种时尚，城市建设非但会在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等方面付出重大代价，更让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城市也将日益丧失自己的个性，丧失自己的文化基因。张钦楠在《阅读城市》中说：“人类历史始终是前进的，但又从来不是一切从头开始的。每一代人都要能判断自己对过去的历史保留哪些，改革哪些，更新哪些。对一栋建筑物是如此，一个邻里是如此，一座城市也是如此，大而言之，对一个国家的文化也是如此。”全球化有一种消弭差异的意欲力，但人类精神发展的本质在于统一性和差异性的互渗，全球化也意味着它将参与控制地方化的建构过程，使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同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的地方传统。荷兰发展合作部部长简·普兰克曾发表过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全球化是盲目的。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球化冲破了疆界，几乎不顾任何道德规范。假如我们今天不加警惕的话，全球化可以摧毁我们的心理防线和民主观念。”这是西方国家对全球化作出的深刻反思。
《北京宪章》(1999)认为：建筑是地区的产物，其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使地方文脉发扬光大。可是，这并不是说地区建筑仅仅是地区历史的产物，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地区的建筑更与地区的未来相连。不同国度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方法与手段的简单转让，而是激发各自想象力的一种途径。
吴良镛院士曾呼吁：“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劣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不自觉地保护与发展，就会显得被动，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一位荷兰建筑教授亚历山大·楚尼斯指出，“近年来在国际设计领域广为流传的两种倾向，即崇尚杂乱无章的非形式主义和推崇权力至上的现实主义。”这股思潮已经由境外建筑师引入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他们设计思想的试验场，甚至奇思怪想的试验场。今天的许多建筑追求新颖，超乎现实的“完美”，激动人心的奇特，纪念性，宏大，愉悦，媚俗等等，形式在追逐利润中得到张扬。城市终究是我们人类的家园，是以适宜人的生存和生活为主旨，而不是以物的存在为核心，建筑是为人服务的。无论是西方后现代追求的“诗意地栖居”，还是中国古人崇尚的“采菊东篱下”，都是对身心解放、廓然无累、优雅从容的生活方式的憧憬。从这个意义上讲，中西方城市文明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致的，对美的精神需求是一致的。城市也应该是我们今天提倡的和谐社会的空间载体。但是，目前的城市建筑正从过去“千篇一律”的极端，走向“千奇百怪”的另一个极端；从“仿古一条街”走向“万国租界”，从“小桥流水人家”走向“宏构巨筑”，从对人的漠视到对物的崇拜。唯独缺乏当下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城市和建筑风格，一个城市历史记忆的丧失和文化沉积的断裂是后世无法用经济救赎的。对于人道关怀和人文情怀的匮乏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上，也同样反映在城市规划和城市管理方面，在挤压和局促的空间下，现代城市的发展，被商业的力量所控制，日益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机械论和规划的“技术制定”模式消弭了生活的多样性。汽车则提供了进一步分散的可能。因此，流动不再受步行距离的限制，由此，导致了郊区的蔓延。郊区化造成社区崩溃、场所消失、建筑彼此隔离、土地浪费、环境恶化、人的情感纽带被割断。
现在国内许多城市都口口声声“以人为本”，但事实上，时时处处“与人为敌”。在追求城市发展“高大全”、“高大上”的同时，漠视了与最大多数人的需要息息相关的细微之处。在道路越修越宽的同时，自行车道、步行道、坡道和肓道不是建成迷宫，就是变成断头，甚至干脆消失。静谧的林荫道也只能永远地成为儿时的集体记忆。公共交通系统虽然发达，但换乘不便。身份歧视性的公共政策，低效率的公共服务随处可见。对于外来游客的不友好环境，城市标识系统的混乱和缺失，而正是这些细节，才决定了城市的品质。
旅游城市建设应该达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之间的和谐；各类族群之间的和谐；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等等。充分体现对于有特殊需要人群(如残障人士、老人、孕妇和儿童等)的人道关怀；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关切；对于宗教信仰人士的理解尊重；对于边缘性人群(如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乙肝患者等)的宽厚包容。
五、结语
城市旅游仍然是目前大众旅游的主要方式，旅游城市也是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但旅游城市还是一个多元文化融合和各相关利益方共存共享的空间综合体，未来的城市发展既不应是西方中世纪城邦城堡的升级版，更不应成为富人俱乐部的扩大版，而是“为最大多数人提供最大、最持久的幸福”，让各相关利益方各得其所，各享其乐。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伊利尔·沙里宁曾说过一句在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界流传甚广的名言：“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的追求什么。”但是，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的文化追求是无足轻重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城市建设一直是由政府主导和政策推动的。但在全球现代化的浪潮下，我们的城市究竟要以什么文化基调和底色来吸引旅游者，未来旅游城市的建设应向何处去？旅游城市如何才能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多个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城市决策者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时，面临的一系列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