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作品意识——从詹姆斯#183;费伦的人物分析模式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意识论文,模式论文,人物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代叙事分析，从后结构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以及新历史主义，都在努力证实或辨明小说叙事与社会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分析作品人物成为理解作品意识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分析作品人物却常常陷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或是根据叙事成规对人物在作品叙事中承担的功能进行界定，（例如Propp,Greimas,Bremond）；或是依据阅读经验确定人物与故事之间的有效性。但无论是其中的哪一种都无法确立作品人物在传递文旨过程中固有的可信赖性。其主要原因是，根据人物功能确立的模式是基于过去和现在，却排除了作为人类历史的永恒将来。这种批评方式把人物囿于故事，使分析限于形式，抑制了叙事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毋须讳言，只要人类存在，就有故事，就有与现实相应的意识。因此，把人物从功能说中解放出来，放入叙事历史——与社会意识相联，就能更好地把握叙述的有效性与人类意识的真理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美国当代叙事研究者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提出的修正的功能说入手，并以以技巧著称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为例，引向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旨在探讨技巧背后的作品意识。其中有一困难是无可避免的，那就是，由于认识和分析的对象的类似，所涉及的概念也趋于相似，不免仍有套用“功能”之嫌，实为取其同一名词之下的不同质，即，人物的功能应根据由特定叙事技巧形成的深层结构——作品意识来确定。
二、功能之说的模糊含义
费伦认为：第一，作品人物是叙事成分，每一个人物都同时具有三方面的功能：模仿的（mimetic）、主题的（thematic）、综合虚构的（synthetic）；第二，每一人物的三个功能具有互为影响的关系，其影响程度因作品不同而不同；第三，人物的三个功能同时作用于叙事进程，并在“故事”和“话语”两个领域内分别产生某种“不稳定”和“张力。”[①a]费伦的这3种假设是在修正形式主义的功能理论之后获得的，他在两个方面优于前人思想：首先，确认人物是叙事作品中的力量成分，从而肯定了人物同时具有修辞和内容成分；其次，评价人物在作品中的意识呈现不能脱离人物所在的文本与故事进程。然而，他的功能划分仍没有把人物从传统的摹仿理论中解脱出来，因而不能从本质上阐明人物与作品思想的内在联结。笔者认为：
第一，叙述故事，无论是作者视角叙述还是人物视角叙述，从根本意义上讲，都是想象作用于现实，作者摹仿人物说话。从广义上讲，小说人物都是作者的摹仿与虚构的产物。摹仿（包括柏拉图提出的纯摹仿与纯叙述两方面）与虚构的程度只能影响叙事作品的似真程度，却很难严格区分两者之功能不同，更不能根据人物在作品中的效应确定其功能。
第二，人物在“故事”和“话语”中的作用是不可分的。“话语是表达故事的方式”，[①b]任何角色的叙述人一旦开始叙述故事，就同时承担了故事和话语的力量。其间称之为“张力”或“不稳定”的东西并不是人物叙事功能的效应，而是叙事本质的作用，是作者虚构文本时的，“既非本体经验也非方法结果，而是策略”[②b]的效应。也就是说，代之以询问“人物代表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更应关心的是，人物是怎样参与叙述行为？作者如何综合叙述人与人物在“故事”、“话语”中的活动？
第三，故事中的人物（含主要及次要人物）作为小说世界的主体，实为受控于作者话语载体。因此，讨论故事中人物及人物关系，或故事外叙述者，而忽略文本的主体——作者、隐含作者与故事主体——叙述人关系，仍是在文本之内讨论阅读经验，其结果必然是把真正的思想意识拒之门外。
下面，试从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技巧分析入手，以求对作品人物具体完成某一层次的思想有个较为辩证的认识。之所以选择詹姆斯的作品为范例，是因为他的小说素以技巧见长，而对于技巧背后的社会意识分析却所见不多。似乎技巧已经把故事雕塑得天衣无缝，或是技巧就是一切？然而，当我们想回答“怎样（how）”而不是“什么（what）”这样的问题时，似乎也不得不着眼于过程，从叙述过程寻找观察之眼。而就人物与叙述关系而言，似乎布思（Wayne Booth）的模式是最明白无误了。
以上是查特曼对布思模式的图式化表示，说明叙述的本质过程存在于从隐含作者到隐含读者，而故事中叙述者和叙述对象似乎是可有可无的。而实际上，隐含作者正是通过叙述者与叙述对象的复杂关系变化传递叙述之声，隐含读者也是通过对于各种叙述人趋于一致的印象声音“重组隐含作者”。[④b]因此，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不管是“个性化的”（Personalized）还是“非个性化的”（unpersonalized）（斯坦泽语），都与人物密切相关。至于叙述对象，在第三人称小说中通常都以故事内人物的身份出现，而这些人物又常常在直接对话中同时承担叙述人和叙述对象功能。由于詹姆斯继承了福楼拜的“非个人化”艺术，在《画像》中，几乎所有故事内人物都通过直接对话呈现自己。真正的代表整体性的《画像》既不完全是以人物为中心，也非以情节为中心；人物，既非仅仅手段也非完全是目的。该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伊莎贝尔、拉尔夫、图什夫妇、奥斯蒙德、沃伯顿勋爵、古德沃德、梅勒夫人等，象不断变换位置的舞台的人物，在观察与被观察、说与被说的力量迂回中展示了一幅以男性为观察主体，女性为被观察客体的社会画像。无论是真实作者，还是隐含作者，还是故事外叙述人“我”，都参与了塑造这幅画像的活动。而对于这幅画像的欣赏程度如何，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观察角度。因此，笔者认为，人物与思想意识的关系由叙述者、人物、读者的三角关系在叙述过程中不断变化的关系而定。
但这三者间永远存在一个变量，这个变量的大小程度在客观角度上取决于叙述人对人物内心的叙述深度，因为，读者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同情常常受控于叙述人对该人物的叙述多少。而了解、同情程度又常常受制于该叙述是否可信，尽管其可信性又往往依赖于叙事成规。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叙述者包括了布思所谓的“真实作者”、“隐含作者”，还包括故事外叙述人和故事内叙述人。而人物，则同时指故事内人物和与故事紧密相关的故事外叙述人；读者，仅指面对文本作为审美或批评主体的真实读者。由此，我们不妨这样认为，故事，就其表面形成的成分而言，即是说故事人和一个故事。那么，前者是关键，因为他控制着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这使他（她）同时也成为另一个隐含故事中的人物。让我们来看看《画像》中的“我”说了怎样一个故事。
《画像》的主要内容，正如“我”在故事开始时声称的那样，是“为了讲述一段简单的历史”（P.1）。[①c]伊莎贝尔是这段历史的主人公。就情节而言，这位女士的“历史”可分为3个阶段：
1.伊莎贝尔从美国来到了英国，其间拒绝了两次能带给她安全感的婚姻。
2.伊莎贝尔成为“奥斯蒙德夫人”。
3.伊莎贝尔依然是“奥斯蒙德夫人”。
这位故事外叙述人时隐时现、具有很强的叙述意识，并且自由选择叙述材料，任意分割故事时间。其第一人称的出现为任意改变聚焦人物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为了取得故事的真实性，“我”又不时地以旁知式外聚焦声称：“关于我们这位年轻的女主角对罗马的印象如何，我还是不说为好，也不打算去分析她的感情……”（P.30）
这种看似客观叙述故事的故事外人物声音，实为作者为透视人物内心作铺垫。要自然地达到叙述的可信性，最简单的办法即是随着故事的进展、场景的变换，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借人物之眼观察我们的女主角，以人物之口直接议论她，而“我”又能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故事中人物视角看故事中另一人物：
他（沃伯顿）忧伤地叹了口气，站着看了她一会儿，背着双手，有些紧张，晃了晃手中的猎鞭。“你知道吗？你的脑袋太聪明了，我有些害怕。”（P.16）
从叙述技巧上看，变幻视角，采用自由间叙体与人物直接说话相结合，使叙述介于第一人称叙述与第三人称“形象叙述”（figural narrative）[②c]之间。而从叙述声音相对不变的事实看，不难发现叙述人出于一种不愿意轻易把自己的身份等同于任何一方，但其结果又恰恰引起读者对叙述人物的注意，使他最终等同于作者叙述。从这一点上看，小说总是小说家“为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而进行的主观意志行为”[③c]，而叙述人则是这种行为、一种掩饰行为的媒体。在《画像》中，这位叙述人“我”，尽管在形式上，并没有戏剧化，但表现出智力上优于故事中人物和明显上帝式在场（omnipresent）特点，虽然并非“全知”（omniscient），但足以使读者相信，“我”只想有选择地进行叙述。那么，当故事掌握在这样的叙述者手中时，故事中的人物是否就成为叙述者手中木偶线上的人物，即，作者为表达思想而设置的功能人物呢？在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功能”一词。斯坦泽认为：故事由谁写，“其创作过程”（the genesis）应该有别于“由谁传递”（process of transmisson）。[④c]前者属于深层结构，后者属于表层结构，而功能应从深层结构进行定义。那么，所谓功能人物仍是虚构世界中的人物，如果他们具有某种可以定位的“功能”，那也是相互间作用形成的叙事效应，或者叙事成规。
三、故事外叙述人与故事人物的张力
从叙事成规惯例看，叙述人自我意识越明显，他在智力上、情感上、时间上的距离就越表现为与故事人物疏远而与读者亲和，从而更具引导、说服读者接受文本带来的思想意识的功能。即便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之我也极力要在智力、感悟力等方面超越经验之我。即便是叙述自我在叙述最不堪回首的情感往事时也要显得超然（例如福特的《好心战士》，The Good Soldier）。《画像》作者很好地运用人物眼光，叙述话语却是“我”、隐含作者、作者的合作。例如，当拉尔夫在伊莎贝尔婚后两年第一次看到她时，有这样的描写：
那位曾经自由、热情的姑娘早已变成了另一个人。眼前的她，是位优雅的贵妇人，她代表着某些东西。她代表什么呢？拉尔夫想；她只代表吉尔伯特·奥斯蒙德。（P.427）
当他看出伊莎贝尔的不幸后，他仍表现得饶有兴趣：
使得拉尔夫仍然活着的唯一力量是他远没看够自己最念念不忘的那个人，因为眼前仅仅是这幕戏的开始，他下决心要看到底。
（P.429）
然而，叙述者也并非一直以同一种距离控制着人物的意识活动。当戏剧化的场景出现，故事中人物自身能充当叙述者的时候，原来的叙述者就退至舞台后面，以便让故事中人物直接向读者呈现言行。但就《画像》而言，能直抒其言的常常是男性人物，他们对女性进行评述、观察。故事中叙述者与人物合二为一，叙述之声与观察之眼互为一体，而文本的叙述者又不必为此负任何意识形态的责任。于是，我们得知：斯塔克波在拉尔夫看来简直是个“怪物”（P.87），“她的两片眼镜铮光发亮，象钮扣”（P.88）；梅勒夫人在奥斯蒙德眼里虽然是位经验丰富的女人，但是“被许多不同的手写过涂过”，“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P.256），而理想的女人，应该是“象本书——不太长，但又引人入胜的书”（P.248）。当故事外叙述人的眼光重新投向女主角时，我们又重新听到了那个“我”与作者（隐含作者）的介入之声：
她以屈辱的姿态向他（奥斯蒙德）投降，但她是以骄傲的样子嫁给了她，因为她不是在索取，而是在给予。（P.382）
查特曼对布思的“小说修辞”一词提出质疑，并认为小说修辞包含着两层含义，从审美意义上讲，技巧的应用是为了使读者相信其小说世界是“一致的、可信的、近于现实的”，就其思想意识而言，修辞是“叙述者通过技巧的应用使读者接受文本外的东西”，“修辞是技巧与文旨的合目的”。笔者认为，《画像》中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变化不等的距离以及叙述人物视角与人物声音的不一致，为技巧的思想功能分析提供了一个观察之眼。那么，《画像》故事中的叙述者和人物间各种功能的转化，为我们呈现了怎样一幅代表意识的整体“画像”呢？
无论是故事外叙述者还是故事内叙述者（如《黑暗中心》的马洛、《呼啸山庄》的洛克伍德），都会在与故事人物的距离变化、声音交换中重新建构故事内人物，继而折射人物意识或叙述意识。这也是费伦所强调的“叙述话语中的不稳定”。但是，最直接展示人物所代表的叙述意识的莫过于故事内人物在叙述中的地位，以及随着故事进展而产生的地位的变化，或完全的移置。《画像》就是这样的例子。
对于《画像》女主角伊莎贝尔的评述在诸多分析亨利·詹姆斯艺术的著述中显得十分丰厚，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文本中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关于一位女主角的故事却总是被一大群看似次要角色的人物围着。这些次要人物随着相关的或不相关的情景的出现而登场。从表面看，十分类似狄更斯作品中的世界，人物显得拥挤不堪。然而，在内质上，“画像”中的人物全然不同于狄更斯的或奥斯汀的中心人物。《画像》中的主人公是在被注视的眼光下以主角的昂扬姿态登场的，而她的眼光似乎总投向相关人物以外的世界：“这位年轻女士似乎对所有人都充满了信心”，“她敏锐的眼光投向她周围的一切”。（P.13）然而，在以后的叙述进程中，她渐渐成为次要人物议论、观察的对象，直至最后悄然回到了罗马，她的视线没有跟着故事的线型线索。而狄更斯笔下的匹普或是奥斯汀的爱玛一直以主人公的视角看待周围的人物。在《画像》中，当叙述者“我”在第46章开始以不为人注意的笔调指称她为“奥斯蒙德夫人”时，作品的叙述时间仿佛就凝固在了这一点上。而早在这之前，主角地位的移置就已经开始。当她来到英国，准备追求自由、文明的生活时，叙述就分叉成两条线：一是随着故事时间线型推进，伊莎贝尔结识了梅勒夫人、奥斯蒙德，并一步步地走入那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婚姻；二是叙述的时间不时地被突然出现的人物打断：沃伯顿勋爵、古德沃德、斯塔克波、潘西、班特林等等。随着大量人物的出现，故事的时间仿佛只属于那些新近出场的人物，伊莎贝尔却被挤入了背景。“次要人物”的场景对话占去了大量篇幅，而伊莎贝尔总是被排斥在外，以致于她迟迟不清楚自己怎么会继承了大笔遗产，以及梅勒夫人与奥斯蒙德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但叙述人“我”早已告知读者真相，这使读者与叙述人之间的距离很近。在暂停状态中，次要人物依然顺着故事前进：潘西进了修道院、拉尔夫走向死亡、梅勒夫人的真正身份得以明了化等等。而伊莎贝尔仍是奥斯蒙德夫人，就连她的心理、意识也出现了停顿。然而，她终于说话了：
“我害怕自己！”说着，她站了起来。不一会儿，又说：“如果是怕我丈夫，那也是我的责任。这是女人天经地义的事。”（P.548）
这时候的女主角仿佛只是一个声音，一个隐退背景中的声音或是意象，一幅供男性欣赏的画像，最终归属于收藏艺术品的奥斯蒙德。伊莎贝尔的声音就是奥斯蒙德的声音，原先控制她的奥斯蒙德站到了她背后，他成为她的背景。作为作品主要人物的她，也随之消失在欧洲大陆的宏都巨邑之中。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以她的突然离去而告终是最恰当不过的结尾。从故事中人物的视角看，这就是一幅画的历史；而从女性读者角度看，她是由男性视角、男性话语构成的牺牲品，牺牲于由主动到被动的角色转换中。我们无法得知她眼中的男性世界，只能从“我”的叙述中看到男性眼中的她。从这点讲，伊莎贝尔这一人物确实具有费伦所谓的“主题功能”。
四、小结
《画像》中的“我”，叙述的是一位女性由追求到失败的故事。由女主人公的追求——主体意识，到追求的行为本身引发的相关人际关系——人物间的张力，最终的主体消失，形成了亨利·詹姆斯小说主题的循环，例如《翼鸽》中的米莉小姐、《丛林野兽》中的梅。从女性意识角度看，在詹姆斯的小说世界里，男人与世界的矛盾是一体的，而女性则总处于男人与世界之间，男性通过女性看世界；因此，故事的叙述者把女性作为被聚焦者（或是作为镜子人物（《梅西所知的》、《翼鸽》、《使节》）。如果说，“功能”一词是指此类抽象概念，我们不妨从二元对应的角度界定女性人物在故事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被置于被动、否定的功能。詹姆逊在批评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明确地肯定了叙事张力的社会意义，即：“认识论上的普遍意义和个体所代表的阶级从属关系”。[①d]如果说，叙事的力量来自现实与理想的张力，矛盾展现的失败或悲剧总是叙事的永恒主题思想，那么詹姆斯笔下女性人物的永恒失败是否也是为赢得故事的成功而付出的惨重代价？而当我们评价作品人物在构筑作品思想时又怎能视而不见？E.M.福斯特根据人物是静态的还是可变的将其分为“扁形”和“圆形”，不仅将人物与动作混为一谈，而且忽视了人物间的各种利益关系；结构主义的人物功能分类则着重主观规范。事实上，就连亨利·詹姆斯本人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不可将情节、人物、叙事功能分开：“人们经常将这些东西说成是互相分开的，相互毁灭，而不知道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相融的，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组成部分”。[①e]笔者认为，在小说虚构世界里，不管是叙述人物，还是故事人物，从严格意义上讲，他们自身是没有自己的人格特征的，他们的特征既是在各种叙事成分的相关性中形成，也是作者和读者赋予的。就亨利·詹姆斯的《画像》而言，女性人物的个性形象及特征是叙述人物与故事人物的互相关系作用组成。在叙述与被叙述、观察与被观察之间形成了男性眼光、男性话语下的“女性”画像。笔者这样的批评话语并不用以说明亨利·詹姆斯应该受到指责。事实上，让女性人物处于小说内容中心，暴露于与其相关人物的视觉中，正好是提示文本社会意识的传统重要手段。小说家往往通过描述主人公的失败故事赢得故事成功。但是，正如我们无法在女作家与女性主义之间划上等号，使女主角处于故事中心并不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作品反应社会意识，取决于文体故事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手法反应人物在虚构的世界里如何拒绝或接受人物所处的社会。当然，要全面把握作品人物所处的意识形态，还依赖于读者、作者、文本三者之间的历史关系。但这也不等于说要在作品与社会意识之间划等号。笔者相信，不虚构就不成为文学，但文学，以其独特的象征行为特征蕴含意识特征，展示历史。本文只是对一个细微的侧面作些浅析，无非想以文会友，共同探讨人物与意识的相关性，以求用时代眼光，“以新的释义符号重组叙事意识，从中发现其象征的社会意识”。[②e]
注释：
①a James Phelan," Narrative Diseourse,Literary Character,and Ideology"in Reading Norrative(Ohio State University,1989),p.134.
①b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19.
②b Terry Eagleton,"Conclusion:Political Criticism",(University of Oklahoma,1986),p.141.
③b Seymour Chatman,Story and Discourse,p.152.
④b 同上,p.148.
①c 文中有关《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文字摘引自该小说英文版（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
②c F.K.Stanzel,A Theory of Narrative(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84,p.5.
③c Fred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Princeton Universtity Press,1974),p.173.
④c Stanzel,A Theory of Narrative,p.20.
①d Frderic Jameson,Marxism and Form,p.184.
①e Henry James,"The Art of Fiction",The American Tradition In Literature(Grosset and Dunlap,1974),p.591.
②e 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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