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纪念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发表30周年——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社会建设—政治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党和国家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标志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30年前，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当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基本方向。他关于“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的思想，概括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课题的基本内容、模式和特征。30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时代的发展已经将社会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这两项更为艰巨和复杂的课题自然地引发出来。在新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如果不完成这两项任务，我们将无法解决新时期所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更难以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和最终目标。这已经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共识。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必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的具体规定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我认为，回顾前30年改革历程的如下特点，将规定下一步我国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性和阶段性。
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
我国的社会体制改革，始于经济体制改革。因为在30年前，我们只有满足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迅速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提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农村经济改革为先导，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目标的伟大改革。这一重大转变不仅是党和国家主要工作或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且是执政党政治价值观的重大转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改革的初衷和原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只有“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就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战略和具体策略来说，根据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稳步推进政治与行政体制改革，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走渐进式的改革之路，这是中国政治发展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和前苏东地区诸多国家政治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
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在于中央实施的“行政分权”，因而“市场化改革”的发动和开启得益于中央的“放权让利”、“财政包干”等政策的推行。就宏观层面观察，这类政策有利于营造中央与地方间“相互平衡、彼此协作”的关系，以及不同区域间“市场竞争”关系的形成；就微观层面观察，这种政策将地方政府视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组织”，强调两者在谋利激励、预算约束及监督能力等方面的类似程度。换言之，就外部环境考察，“行政分权”创造出适合企业自主发展的“准市场结构”；就内部环境考察，“行政分权”则塑造出具有经济理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准企业单位”。由此，在“行政分权”的安排下，中国具备了市场经济的适应环境，也就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引发社会转型
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基本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应该说，自20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而与此同时，过度释放市场力量，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特别是，2003年SARS疫情以及政府的危机管理，暴露了自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引发的中国社会体制的脆弱体质，反映出城乡、地区、阶层之间的巨大差距。严峻的社会现实，对党的执政能力形成了挑战，引发了普遍的危机感。基于对中国整体危机的认知与回应，基于必须分享改革效益并提供深化改革的社会动能，也基于实现兼具公平与效率的社会环境，一种建立在既能确保现有改革成效又同时能够有效治理和解决整体危机的新发展战略，便顺势自觉地被提出、讨论和推动了起来。
进而言之，经过30年市场经济“摸石头过河”的试验，无论在宏观或微观层面，市场经济利弊互见的情况已经十分明显。面对市场化转型带来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以及日益增长的社会自发的自我保护运动，为了确保长远、可持续、稳定的发展，在经历由计划到市场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之后，有必要进行第三次社会转型，并尽可能面对并克服发展至今所形成的偏差、失误与瓶颈。从总体内涵而言，以“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广泛涉及了思想观念、经济体制、政府模式三个主轴的转型，因而是一种“总体性发展”的转型，它既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在内的人性尊严、价值、潜力、素质等方面，从经济人向自由人的发展；也包括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上由消耗性发展到可持续性发展、由“物役”的发展到“养生”的发展；还包括政治上从威权统治到公共治理，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到市场经济的“有限责任政府”，从“审批型政府”到“监管型政府”，亦即变“人治型政府”为“法制责任政府”的发展。在此意义上，标志着中国第三次社会转型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人文、经济、民主的对接与融合，是跨越单纯物质意义的经济增长，走向人文意义的社会综合发展，最终目标则是朝全面小康迈进。
三、以治理的要求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规划以及和谐社会的建构，为整体改革格局和顺序问题提出了新的发展方向，改革已经不可能是“单兵突进”，而是“齐头并进”，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构成了整个改革的“三驾马车”。其中，社会改革是基础，经济改革是前提，政治改革是保障。而就整体性改革的发展顺序而言，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的紧迫性和基础性毋庸置疑，其核心就是矫正市场的过度扩张，积极保护和培养社会有生力量，推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建立起善治的关系。
和谐社会的实现，需要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和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环境。因此，强化和完善与之相对应的社会管理职能的要求也就越来越迫切。社会管理就是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化解社会矛盾，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加强社会管理，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因此，在当前重视并加强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研究，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从政府统管的一元化管理模式，走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党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在于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社会福利政策系统，建立支撑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共财政支出体系，完善鼓励民间组织和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整合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社区建设、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等做出贡献。民间组织和社区组织在实现社会自治、提供社会服务、维护成员权益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并可以协同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和承担社会工作。加强民间组织能力建设，实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培养社会企业家，对于发展民间组织和慈善事业显得特别重要，需要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总之，随着社会建设任务的日益突出，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重心逐渐由经济层面转向社会层面，在这一社会导向下，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工作的展开，无疑成为了下一阶段改革的主题，并且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又将引发和推动下一轮政治体制的改革，由此而形成我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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