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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
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环境之中。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切设想，都不能无视这一客观现实。
应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仅是相容的，而且前者对后者能起到推动作用。因为我们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我们文化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一致的。从根本性质上说，我们不是建立与工业化相一致的所谓工业文化，也不是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市场经济文化，而是与我们的社会制度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符合的文化形态。
社会主义文化当然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如果我们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实行私有化方针；如果不坚持按劳分配为主，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而推进两极分化，那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又有什么样的必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呢？难道我们要建立起仅仅供少数富人享受，而把广大群众排斥在外的社会主义文化吗！事实上，只有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只有公有制主体地位能得到巩固并能发挥它的调节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是可能和必要的。因此我们不能脱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片面强调文化应该适应市场经济需要。世界上没有抽象的一般的市场经济。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为尺度，纯粹按“买卖人”的观点来规划我们的文化建设，那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很明显的。市场经济追逐最大利润的原则妨碍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确立和实现。不用说社会主义文化，即使是进步的、健康的资本主义文化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利原则之间的矛盾也是明显的、尖锐的。卢梭关于资本主义经济与道德的矛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等等观点和说法，都揭示了这种矛盾。我们国家不同。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市场经济的效应要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约束。这样，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既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同时又有能力限制它的负效应。关键是要真正贯彻两手抓，坚决落实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
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文化市场的启动，有利于较多的资金向文化事业投入；适度的物质利益原则，有利于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发挥潜藏的创造才能；适度的竞争原则，有利于打破以往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带来的弊端，使优秀人才和作品脱颖而出。文化企业的出现，可以在文化中注入市场机制的生机，有利于优秀文化产品的传播。更加重要的是，通过市场机制使文化更加面对群众、接近群众。我国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种有益的、进步的倾向。文化面向大众是社会主义文化本身的要求。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少数文化人的圈子里，应该交给群众。列宁说过：“过去，全部人类智慧，全部人类的天才创造，只是让一部分人独占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成果，而另一部分人连切身需要的东西——教育和发展也被剥夺了，然而现在一切技术奇迹，一切文化成果都成为全国人民的财富。”（《列宁全集》第26卷，第451页）市场经济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有利于青年一代多渠道地、多形式地获取文化科学知识。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市场经济中的利润原则以及有可能滋生的拜金主义，会冲击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因此我们应该始终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导向正确。所谓导向，就是始终不偏离既定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文化建设都要服从这个总目标。江泽民同志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各方面进行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分调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导向问题的关键是指导思想。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我们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我们决不能以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否定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其实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封建社会不用说。资本主义社会号称自由世界，它的文化形态是多样的，但指导思想仍然是一元的。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没有确立哪一学派为指导思想，但居于统治地位的必须是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护资产阶级政权，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学说和理论。任何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决不允许上升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允许研究、讲授，但决不允许处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指导思想一元化问题是原则问题。不仅对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重要，对于市场经济下的大众文化同样重要。大众文化具有娱乐性、休闲性、趣味性，应该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但应该弘扬主旋律，提高品位，优化文化环境。
文化应该有市场。但我以为不能把全部文化推向市场，把市场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方向。文化产品不能把利润作为唯一的原则，而应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有时为了社会效益可以暂时牺牲经济效益。邓小平说：“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5页）文化领域也不能简单引进竞争机制，实行所谓“优胜劣汰”，关停并转。要对某些文化种类和部门实行保护扶植政策，以利于提高整个民族文化的素质。
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市场自身就是一种导向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约束市场自发的、盲目的导向力量，加强思想导向，应该正确处理市场经济下文化建设中的两种关系：
第一，文化战线和文化市场的关系。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一直把文化看成是一条战线。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过：“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3卷，第847页）现在只提文化市场不再提文化战线，似乎文化市场只是以货币为中介的精神产品的买卖关系，不再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毫无疑问，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更不同于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斗争仍然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的侵入、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各种封建思想的沉滓泛起完全是可能的。在文化市场中设立一道防线，在加强法律手段的同时，应加强文化自身的自制力，即实行“双百方针”和展开必要的批评，这样才能使文化市场净化，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第二，文化战士和文化商人的关系。文化作为战线要求的是文化战士；而文化作为市场要求的只是文化商人，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文化市场是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的本质不是文化商人，文化经营当然应该考虑到市场，要考虑到经济利益，但比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责任，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文化发展与文化名人是不可分的。中国文化在世界的突出地位，就是与中国历代的的文化名人联系在一起。而文化名人的成就，又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每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往往凝集在她的传世之作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同样需要从青年一代中培养“文化名人”，甚至“国学大师”；需要真正创造性地研究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名篇佳作。我们的中青年学者中已有一批人崭露头角、才华出众，发表了有分量的论文和著作。但我们希望年轻一代能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做出贡献。
四、摆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位置
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两者如冰炭同炉，不可得兼。这种看法的一个理论误区，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看成是两种文化即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其实，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是属于不同范围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着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相结合。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实际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也是必须与之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种结合不是两种文化的结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继承。一个是指导思想，一个是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而是像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把它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对于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不简单是外来文化，而是立国之本。这是由她的阶级和科学本性决定的。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尚不存在无产阶级之前，全部文化的特点是民族性，因为以往的阶级是民族性的阶级。处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无产阶级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国际性，各国无产阶级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从而有可能产生一个不仅属于某一个国家，而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理论和学说，这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的思维方式、语言风格都具有德国人的特色；材料的运用也受到时代和地区的局限。但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国文化。更不能因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人的中介，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从而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俄国文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科学社会主义揭示的人类最终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由阶级社会过渡到无阶级社会的规律，都是科学真理。
谁也不能说中国共产党是外来的。尽管工人阶级政党最早出现在西欧，后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建立在后，并与共产国际有联系。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在于中国社会自身。
谁也不能说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和革命变革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社会自身所固有的。
只要有资本主义私有制，就会产生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要求和运动。
只要有阶级剥削，就会出现对剥削的反抗。
只要有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对共同富裕的追求——由最低级形式的平均共产主义到科学共产主义。
这与文化无关，这是规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正因为她是以客观规律为依据的。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隶属于某一民族的民族文化，而是属于国际社会。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完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普遍规律范围之外运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传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正在于它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需要。中国革命者的任务是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用传统文化来溶解甚至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相互对立、彼此排斥的，而是各有其不同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立国之本，是指导思想。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及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如此。邓小平同志正是在与当代实际相结合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理论依据仍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明确地宣布：“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儒家治国”论是不能成立的。即使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也没有哪一个统治者真正施行“仁政”，而往往是儒表法里，礼刑两手。儒家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与其说是治国方针，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封建士大夫的人格和道德的陶冶以及全民的道德教化。
至于儒家资本主义更难成立。儒家资本主义其说作为对韦伯轻视儒家文化的反驳有积极意义，但缺乏科学性。儒家学说存在2000多年，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已数百年，而东亚经济起飞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显然不能把原因归之于某一种学说，而只能归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步形成的有利于东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态势。儒家学说对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当然有其积极作用。因为东亚的经济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充分显示弊端，价值观念危机和道德沦丧的情况下起飞的，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儒家学说在抑制个人主义、巩固血缘亲情和家庭伦理、协调人际关系、遏制物质欲望无止境的追求等方面的作用，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的文化和道德氛围。所以儒家学说并非东亚经济起飞的原因，而是为化解它的消极方面所采取的一种文化政策。这方面的有益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思想，但没有被指导者，指导就变成一句空话。就文化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取代传统文化，而应该弘扬传统文化，吸收其中积极因素。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我们的先辈为我们创造了灿烂夺目的文化，我们更应该珍惜、更应该吸收和消化。任何一个国家，本国传统文化的萎缩并不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个国家的传播，在文化沙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法扎根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最关键的是正确处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于西方文化暂舍去）的关系问题。离开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弘扬也就没有中国特色，没有社会主义文化借以建立的宝贵的思想材料，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就永远是一句空话。
如何对待传统文化，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原则是明确的。人们往往错误理解《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两个决裂”的论述。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指的是与传统所有制（私有制）相一致的观念，即私有观念的决裂，而不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就充分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成果。列宁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都指出了应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可事实上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论是俄国和中国都没有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一段时期内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左”的错误。但我们在批评“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提防另一种做法，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外来文化而加以拒斥的错误倾向。
五、西方社会不可能依靠东方文化摆脱危机
对文化的考察，离不开社会。人们都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来考察文化的。可以说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制约着人们的文化观。
站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立场，人们很容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保守凝固的一面，持否定态度；可站在所谓“后工业社会”立场，即力图消除发达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人们，往往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宁静与和谐。似乎东方人和西方人各走一段在对方中发现自己的道路。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要从西方人那里寻找自己没有的东西；而为资本主义矛盾困扰的现代西方人又力图从东方文化中寻找自己失去的东西。我们决不能为这种现象所迷惑，误以为东方文化可以成为西方社会自我解救的良药。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它是为这个民族所固有的、为其生存条件所决定的。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的程度和特点存在差异。例如，中国、印度、古代希腊、罗马和埃及、巴比伦曾经是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贡献，但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被认为是凌驾于其它民族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价值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相对性。“一个完全用自己的文化作为准绳来判断其他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中心主义者。”（《文化的变异》第26页）
“西方中心”论者曾经把西方文化作为文明的典范向全世界推广，特别是向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国家推广。的确，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西方资产阶级在把商品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也竭力宣扬自己的文化，企图按照自己的面目来塑造世界。《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来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可是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虽然制造了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可并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其它民族，而是遭到顽强反抗。中国100多年的反帝斗争，就包括文化战线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斗争。
文化具有可传播性。各种文化的友好交流、融合、相互吸收是文化发展中的进步趋势。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是常见的。历史上希腊古典文化就曾随亚历山大东征而在欧亚非广大地区传播。汉唐盛世，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其它周边地区得到广泛传播。17世纪以后，以来华的天主教士为媒介，中国传统文化又深入到欧洲。同样，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影响。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著作如《物种起源》、《原富》、《天演论》、《群学肄言》等等对中国近代思想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可是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决不会导致用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任何民族都是在自己文化基础上吸收别民族的文化。它不是使自己民族的文化溶入别民族的文化，而是通过吸收别民族的文化来繁荣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
随着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高和东亚经济的发展，以及西方社会矛盾的尖锐和价值观念的危机，东方文化的地位日益提高。很显然，西方社会可以从东方文化中得到很多教益。但是如果认为，东方文化将主导世界，并成为拯救处在各种危机之中的西方社会的唯一的文化，这很难令人信服。
西方的问题最根本的是社会问题。以生态危机、价值观念危机、家庭结构解体、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危机，不是简单的文化危机，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危机。没有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能使西方社会摆脱困境，解决问题的钥匙和手段存在于西方社会自身。变革不合理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才是最终的出路。能够依靠“天人合一”的观念来使西方走出生态危机吗？当然不能。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来说，西方生态学理论远远超出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合一”理论，可也无法使他们走出困境。人与人的关系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结合在一起的。不在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基础上很难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合理调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到人对生态环境破坏时说过一段非常深刻的话，他说：“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9页）
我们不赞赏“东方文化主导”论，但更不同意中西“文化冲突”论。西方有些学者怀着对东亚儒家文化的恐惧，把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冲突归结为文化问题，是他们对自身制度丧失信心的表现。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其中都包含着为其他民族缺少的珍品。文化的交流有利于世界和平和人类社会的进步。
社会主义文化正在建设中。真正的文化热并未到来。现在所谓的文化热，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当中。毛泽东当年说过，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到来的一定有文化高潮。我们期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能促进文化的繁荣。党中央决定的“科教兴国”的方针，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方针。我们要始终记住：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就没有中国特色。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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