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周年暨逝世80周年（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周年论文,主体性论文,拿来主义论文,诞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应该只能算是鲁迅忠实的热爱者，这次我也是以一个写作者，而非理论者的身份来讨论鲁迅。但是，在我的写作中，尤其是关于乡村的书写，有那么一瞬间，和鲁迅突然发生了碰撞，实实在在的不容回避的碰撞。我感到非常疑惑。 哪一个瞬间？写《出梁庄记》开头“军哥之死”时，在反复修改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在刻意模仿鲁迅的语调，那样一种遥远的、略带深情但又有着些微怜悯的，好像在描写一个古老的、固化的魂灵一样的腔调。我心中一阵惊慌，有陷入某种危险的感觉。我发现，我在竭力“塑造”一种梁庄。通过修辞、拿捏、删增和渲染，我在塑造一种生活形态，一种风景，不管是“荒凉”还是“倔强”，都是我的词语，而非它本来如此，虽然它是什么样子我们从来不知道。我也隐约看到了我的前辈们对乡村的塑造，在每一句每一词中，都在完成某种形象。 那一刹那的危险感和对自己思想来源的犹疑一直困扰着我，它们促使我思考一些最基本的但之前却从来没有清晰意识到的问题：自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们在以何种方式建构村庄？他们背后的知识谱系和精神起点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塑造“这样的”，而非“那样的”村庄，这一“村庄”隐藏了作者怎样的历史观、社会观，甚至政治观？而我又是在什么样的谱系中去塑造村庄？ 鲁迅的先验思想是什么？当他看到“苍黄的天空下，远近几个萧瑟的荒村”，当闰土轻轻喊一声“老爷”时，他之前什么样的知识谱系、思想经历及对“中国”的认知参与进来并最终形成故乡的这一“风景”？追寻鲁迅“中国观”初期的形成过程——尤其是在域外，如日本，他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接触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叙事，阅读了哪些对他思想产生影响的书籍，这些思想具有怎样的倾向，而这些事件、符号、思想最终在他脑海中沉淀化合出怎样的“中国”——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它可以探讨现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观”的形成过程及与西方叙事、域外视野的关系。 当“鲁迅”成为我们的前视野时，我们该怎么办？那一震惊感到现在还没有消失，它使我突然意识到，当代文学关于乡村的写作依然是在鲁迅的框架之内。乡村场域的形态，每一个人的形象及其生与死，在100年前已经发生了。 鲁迅发现了已死的村庄。“苍黄的天空下横着几个萧瑟的村庄，没有一丝活气。”“故乡死了”，在现代思维和中国现代文学中，“故乡”一出场就死了。100年后，我们还在写“故乡之死”，除了具体的元素变了，其本质竟无变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的乡村社会和鲁迅时代在本质上没有发生变化，还是我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鲁迅的视野之下？ 面对鲁迅，我们甚至还是退步的。鲁迅发现了阿Q，那样一个“积极的黑暗人物”(伊藤虎丸语)，在阿Q身上，中国人和中国人生被赋予一种虽缺乏原动力却仍然可以被涤荡，虽然最终仍归于“无”，但却具有批判性的独特精神气质。鲁迅发现了未庄，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性和普遍意义的空间场域，它存在的触角伸向各个方向。 回想一下，我们在阅读当代的乡土小说，或者关于乡村的小说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不满意感。不是语言、结构不好，而是对乡村的认知，及所塑造的意象，几乎是在对鲁迅的简单化模仿和重复。我们闭着眼睛回想一下这些年文学里的乡村和乡村里生活的人，可曾超越了鲁迅的框架？包括关于当代知识者的描述。比如《陈奂生上城》，很多人说陈奂生就是当代的阿Q，但也只是阿Q，关于乡村人物的书写在某种意义上是退步的，我们用一种特别简单化的方式模仿鲁迅，或者说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塑造我们心目中的农民。 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后来的写作者，该怎么办？当我们的生活还没有走出鲁迅的预言，当鲁迅所描述的人、人性和人生可能都还根本性地存在于我们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否给出一个新的预言并塑造一个新的世界？ 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从2014年到2015年9月，开始写一个个乡村人物，在《上海文学》连载，起名为“云下吴镇”，后出版为《神圣家族》试图以另外一种角度重新进入乡村场域。写这部书的时候，我最清晰的想法，就是放弃对他们的文化形象的塑造。放弃鲁迅身上承载文化和时代的命运，我就作为一个普通人来写作。避免“乡村”这样的整体性隐喻，不要文化背负，不要概念，不要“故乡”，不要“农民”，它们都只是作为人物生长的元素之一存在于文本中。在写作过程中，我特别注意避免用一些象征性、总结性的词语，把村庄、小镇打碎。尽可能地打开那些人物的“内部空间”。这一“内部空间”和作者的“空间”处于同一空间，不是保持距离，而是以一种游弋其中的眼睛来写。 说实话，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逃避鲁迅。另一方面，也想看看在这样一种近乎自然主义的背景下呈现出来的“人”，会是怎样的“人”？但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你的“人”能否与“鲁迅”的“人”哪怕有一点对话的可能吗？写完之后，我什么也不敢说。如果你所写的人与他生活的环境没有互相生长的关系，那么他的依存在哪里？但是，如何既能使他具有依存性，又具有独立的、能够展示人类生存新面向的精神？这是一个新问题。 还是要回到鲁迅。 在面对乡村时，鲁迅既是在面对整个文化系统，但同时也在面对生活场里的一个个人。阿Q不只是流浪农民、雇工，也是人的一种，我们后来的解释太过阶级化和概念化了，它限定我们对鲁迅及对农民的理解。他所塑造的人物，固然有类的属性，但并非只是限于“农民”，而是“人类”，所以阿Q精神才成为一个原型性的词语。 今天我们在谈“阿Q”时，既不会把阿Q过于贬低化，也不会把它神圣化，虽然阿Q的“精神胜利法”后来被作为一个民族性的话语在使用，但阿Q作为一个人是鲜活的。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既没有像左翼知识分子们那样“视民众为神圣，力图以与之同化来实现知识分子自身的解放”，而是如伊藤虎丸所言，“通过对自己怀疑(怀疑阿Q式的‘自由’)的不断抵抗射穿了左翼知识分子民众信仰的盲点，同时也获得了对现状的出色批判”[1]。 鲁迅的思想和语言中包含着一种气息，一种自由的批判力和无所依傍的怀疑。而在更广泛意义上，他是经由自己的“生活实感”建构起来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他与闰土、祥林嫂之间的对话，不只是在描述一个固定的乡村场域，也是在向世界提出问题。在他们相遇的那一时刻，鲁迅不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个生活的参与者和同在者，这一“生活实感”造成了鲁迅作为作家的痛感，也形成更有张力的生活空间。这也使得鲁迅始终没有对乡村进行一种终极化书写和判断。 我强调“生活实感”，是因为我们总是把“鲁迅”看作文献，看作既成的事实，很少经过自我灵魂的涤荡。一个诚实的生活者，要反复涤荡自我(这是竹内好在谈及鲁迅时用的一个概念)。“涤荡”，把自我也投入进去，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之间，在思想和情感之间，在知识和历史意识之间反复洗涤。也许，直到最后仍然是一个“无”，但这一“无”，这一“黑暗”的层次会更多，就文学而言，它所产生的对话空间更多元。 从更大层面来讲，也只有当我们谈到乡村时，不再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乡村”；谈农民时，不再承载那么多的象征，文学里的“乡村”和“农民”才可能走出鲁迅的视野，才可能有更加独异的个人的存在。但是，也许到那时，我们笔下的人物比鲁迅笔下的“人”更低。但那也没有办法。所以，“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乡村”，不是背向鲁迅，而是迎向鲁迅，走过去。 而对于乡村而言，今天的我们缺乏“生活实感”，不只缺乏深切的情感，更缺乏以历史化的视野来思考它们的能力，包括对鲁迅的重新思考。不管是作家还是学者。要把鲁迅作为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思维的原点。也许，唯有把鲁迅打碎，把农民和乡村打碎，经由自己的生活实感，反复涤荡，揉化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在现实的土壤上培养出新的预言，才有可能在面对乡村时，有新的发现和认知。也只有这样，鲁迅才可能是活的鲁迅。 今年春节回家，我在村庄后面的大河里面转悠，看到镇子后面的堤岸上，一堆堆垃圾倾倒下来，远远望去，就像一条条白色的凝固的瀑布。当时只感觉触目惊心，觉得这生活简直让人绝望。这种震惊经验在当代生活中非常普遍，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之中，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有所警惕，因为这里面有一种“悲情”，你容易把这些生活的现象作为一种简单的概念和批判对待，而忽略到生活的内景，忽略生活在其中的活生生的“人”。 这个时候，很容易想到鲁迅。他始终在，他不但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一直要与之对话的存在，同时也是一个现实，我们要穿越他的目光，穿越他的思想，去建构一个新的敞开的乡村。一个好的作家，包括研究者，都是在发现、创造一个世界，也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行动的姿态，调整我们面对世界的看法。鲁迅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他发现并创造那样一个世界，同时他告诉后来者，他的发现不是我们的发现，我们要重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