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营企业集群近似“零外资”现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温州论文,近似论文,集群论文,民营企业论文,外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温州的民营企业集群在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年底，温州民营企业集群中的加工制造业集群的产值已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3%以上，一些集群虽规模略小（年产值在10-50亿元），但其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大多高达50%以上。2003年《温州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自1998年以来，外商资本在温州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最高也仅有2.3%。综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近似于“零外资”的状况将使以民营企业集群为主的温州区域经济发展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失之交臂，并将延缓集群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一、温州的引资状况分析
温州作为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自“九五”以来开放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利用外资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其他沿海城市，存在着近似“零外资”的状况。从1985年至2002年，全市协议利用外资累计只有16.7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仅有6.65亿美元。温州的引资状况呈现出引资总量小、单体规模小、项目档次低及外资来源渠道单一的特点。
1.引资总量小。在浙江省内，温州与杭州、宁波在有效利用外资方面的距离进一步拉大。2002年，杭州的合同外资为9.67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为5.22亿美元，分别是温州的8倍和6.5倍；宁波的合同外资则有32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为12.47亿美元，分别是温州的28.2倍和15.6倍。与省外城市相比，温州的引资量更显不足。2002年，苏州合同外资高达100.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高达48.14亿美元，分别是温州的86倍和60.2倍。
2.单体规模小、项目档次低。从1985年至2002年，温州协议利用外资累计只有163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仅6.65亿美元，协议外资平均单体规模不到100万美元，总投资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只有几家。1998年到2002年加大引资力度的5年间，其协议外资的平均单体规模也不过122万美元。在投资结构上存在“一产少，二产低，三产偏”的现象：第一产业项目少，累计投资项目仅10多项；第二产业项目技术层次低，大多数是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项目，技术密集型项目很少，对原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作用较小；第三产业偏重于房地产、宾馆餐饮和娱乐业。对原有温州生产企业现代管理产生的影响甚微，外资先进性作用不明显。截至2002年底，尚没有一家世界500强企业进入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
3.外资来源渠道单一。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中，侨胞、港澳台同胞投资的三资企业为1000家左右，占审批总数的70%以上，在投资额中占直接利用外资额的80%左右。而实际现存的三资企业中，海外华人投资企业数更是占到总数的99.5%，真正由国际资本投资的仅有4家[1]。
二、温州民营企业集群近似“零外资”现象的原因剖析
为什么温州民营集群存在着近似于“零外资”的现象？作为外资项目主要承接者的民营企业集群自身又有什么特殊原因？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影响因素众多，且存在于不同的维度和层次互相间兼容并交叉。但这些因素仍然可以分为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硬环境方面包括经济区位、基础设施、人才、资本与产业结构等因素；软环境方面包括制度、政府管理、文化、企业家观念与企业运作习惯等因素。
1.经济区位与基础设施原因。温州是浙江省东南部的沿海中等城市，南与福建省毗邻，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整合，已经腹背受敌：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对温州的“回波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注：缪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在循环和积累的因果作用过程中，从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相互作用来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区域或核心区域为了保持自身的发展，不断增加向不发达区域和边缘区域采购原材料、燃料和产品，输出资本技术和设备，帮助它们发展经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回波效应”是指为了在发达区域获得更高的报酬，不发达区域输出其劳动和资本；发达区域或核心区域凭借自身的优势，从不发达和边缘区域吸入要素和资源壮大自己，引起不发达和边缘区域的衰落，扩大区域经济差异。）。境内多山，高速公路、铁路、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经济发展几乎没有腹地支撑，离市场、能源产地、技术创新中心较远，这些都成为温州民营企业集群引进外资的不利因素。温州民营企业集群主要集中于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如鞋革、服装、打火机等，对交通、能源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较低。根据温州的区位、能源、资源及其他要素禀赋，现有集群所处行业仍具相对比较优势。但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基础设施的硬件制约已经开始显现，如“能源荒”对浙江GDP的影响已高达0.6个百分点[2]，温州是浙江省电力缺口最大的地区，影响尤其明显。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是近10多年来温州制造业结构演进趋缓的主要原因之一。
2.人才、资本与产业结构原因。在人才问题上，温州民营企业集群拥有的人才数量少、密度低，结构失衡、配置不合理，终生学习氛围不浓，高层次人才难以聚集，难以为外资企业提供本地化人才。在资本问题上，国家投资少，地方政府财政空虚，内源性民营资本占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部分，外资比重很低。由于民间投资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出现了诸如轰动全国的“炒房团”等案例，给地方政府官员、企业主和外资拥有者造成了温州不缺资本的错觉，并形成内源性资本对外资的竞争性抑制。在产业结构问题上，温州的民营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轻加工制造业，而且该集群已经高度成熟，但规模经济显著的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发展明显滞后；在轻加工制造业中，又以消费资料制造尤其是一般消费品为主，生产资料制造几乎空白，由此可见，产业的结构性缺失极为明显。这种产业结构使民营企业在嫁接外资并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管理模式方面缺乏激励。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现有集群仍具有比较优势和战略意义，但从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看，这又会造成路径依赖。
3.区域社会文化原因。在经济发展中，思想观念、人文资源、文化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先导及促进作用十分突出，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对人们的经济行为产生规范或制约作用。以叶适为代表的温州永嘉学派从现实主义的思想出发，高举“事功”旗帜，成为当地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这种渗透在温州人骨髓里的“文化遗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得到传承和表现：一是信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格言。这种独立性导致了与同业或外部投资者鲜有合作。在许多企业主的潜意识中，并不愿意为企业的发展而削弱自己对企业的控制权，更何况还要改变原有的企业制度和自己的思维方式，这几乎成了温州企业惧怕与外资嫁接的病根。运用资本手段的扩张方式一直不是温州企业的首选。二是注重亲缘和地缘关系，注重家族和老乡观念，喜欢“扎堆群居”。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指出，温州人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从事市场交换活动，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对应的法律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经济转型的起步和发展阶段，通过人格化交易方式比较容易保障交易的顺利进行；而一旦这一方式被确立，就会产生惯性和路径依赖，造成“代际锁定”，即一代又一代交易方式的固化。因方言和人格化交易等形成的精神维度上的“玻璃围墙”，使温州以外的投资者不愿也难以进入温州投资。三是温州企业主在创业初期整体受教育水平较低，精明务实的同时，却缺乏远见，抛不开经验主义和务实逐利思想。随着企业主们财富的积累，由追求财富这个原始欲望产生的商业激情自然也就渐渐淡薄了。四是受经济组织选择和演进的路径影响。集群内民营企业从家庭企业起步，虽历经多年发展，至今仍保留着较为浓厚的家族色彩，一些大的企业集团如康奈集团、德力西集团等，血缘联系和家族控制均清晰可见，职业经理人难以发挥作用，影响了企业成长和外资进入。
4.政策与制度环境原因。温州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与宁波相比虽更具活力，但因规范不够、规则意识不强而未能成为APEC中小企业服务联盟成立会议的会址城市。这个案例说明，在越来越规范的市场经济中，政策与制度环境越来越重要。目前，温州地方政府不够合理的产业政策导向、尚未到位的公共服务、不够规范的商会和行业协会运作，都会影响外资的进入。政府官员与本地企业主干丝万缕的联系则将恶化投资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的“无为”和产业政策的不合理。温州地方政府在与民营经济主体的博弈过程中，默认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政府的控制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释放了民营经济主体的热情，造就了温州民营企业的活跃机制，提高了市场的适应能力。但另一方面，这种长期“无为而治”的理念也造成了政府的惰性：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低下。过去温州经济的发展主要靠民营企业集群的内源性资本积累来推动，这种推动到了一定程度，尤其是面临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时，就显得举步维艰，需要政府助力为外资的进入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迈克尔·波特认为，政府政策会影响到国家优势（或区域优势——笔者注），而且，它的影响力可正可负[3](p.604)。温州发展战略的定位是“国际性轻工城”，这从温州目前的产业结构和集群现状看无可厚非，但从产业演进的角度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国际性轻工城”的定位不仅可能造成路径依赖，而且可能发生“产业空洞化”。在各地都在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今天，温州的体制优势已不复存在。另外，温州的土地、劳动力、能源等要素禀赋也逐渐不适应简单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已出现集群内企业为获取更好的要素禀赋而大规模或整体外迁的情况。如市区的灯具集群整体迁往广东中山，龙湾的拉链、永嘉桥头的标准件等均已整体性迁出温州，现在又开始了人造革集群向丽水的迁移。
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政府通常被视为创造生产要素的发动机制。与生产要素有重要关联的投资领域如国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等，虽超过了单个企业的能力，但能使整个集群受益。现在，温州区域经济的发展中人才需求与供给矛盾日益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阻碍了民营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与提升。人才的培养和运用是决定集群竞争优势的最基本要素，人才的培养又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企业发展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又是多层次、多方面、不断变化的，故惟有依靠政府来提供。而温州地方政府对于教育产业及人才特别是外资企业需要的本土化高级人才的关注是不够的，投入是欠缺的。对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来说，信息的获取非常重要，可以促成新技术成果的快速商品化，也可以避免产品的重复开发。但从温州民营企业集群演化的缓慢过程来看，拥有大量产业发展的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其他中介机构的信息服务仍然欠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不仅使现有集群失去比较优势，而且削弱了其在新一轮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中的承接能力，近似于“零外资”的现状也将难以克服。
三是行业组织运作不规范。温州的商会和行业协会影响力随着其组织形式的日益完善而渗透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领域。如2002年的温州打火机应诉欧盟反倾销事件——中国企业面对欧盟反倾销诉讼的首起胜案，就是在温州烟具行业协会的操作下完成的。但是，温州商会和行业协会的建设与运作仍不规范。首先，行业组织设置交叉重叠，存在摩擦和不协调。由于历史原因，商会存在多重系统，行业协会存在多重建制，在功能与作用上多有交叉，难免出现摩擦和不协调。其次，对本行业企业的覆盖面不广，代表性不强。再次，运作不规范，自律性不强。普遍缺少有效的自律机制和统一的规章制度，没有形成良性的运作模式，对行业精英的过分依赖使得民主的内部治理机制面临着“寡头化”倾向的危险，个人的意志和利益偏好经常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致使制度化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无法有效地运转起来。此外，商会和行业协会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强化政治权力与私人资本之间的结合，从而成为一种新的利益共同体，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最后，在运行过程中自觉和不自觉的自我封闭，阻碍了温州与国际经济的接轨。
四是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关系过于密切。在温州，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关系密切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有关研究表明[4](p.277)，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的现象较为严重，具体表现为：(1)政府部门基于职权的各类创收活动较为普遍，尤其是土地等稀缺资源管制下的“寻租”行为能带来巨大的“租金”。2004年上半年，温州市物价检查所查处了85件价格违法案件，违法金额1448万元，其中行政部门收费违法金额占1144万元[5]。(2)公务员设租现象普遍。(3)存在着权力参股、权力干预竞争现象。如此一来，“政府失效”将恶化集群内的投资与创业环境，这不仅造成政府在对待温州人与非温州人时出现产权保护的不公平，客观上也会抑制外资的进入，而且也易造成温州区域内的产权保护“亲疏”，导致民营资本大量外流和部分企业集群的非正常迁移。
三、破解温州民营企业集群近似“零外资”状况的对策
1.发展城市经济，营造区位优势。阿瑟·奥沙利文认为，地方化经济（注：某行业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行业生产总量的提高而降低，称为地方化经济。）使得一些行业的企业所在地位置临近而形成集群，并且大部分的企业集群一般都位于城市或中心城镇[6](p.27)。而温州中心城市规模偏小，城市框架没有拉开，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为了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应按市场化和竞争性原则使民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以拓宽投入渠道。温州应对以下几方面予以更大的关注：(1)加快交通运输系统的建设，拓展区域经济发展腹地。要形成布局合理、功能互补的铁路、高速公路、航运立体交通体系，使温州成为北承长三角、南接闽台经济区、内连浙南闽北与赣湘皖广大陆域的海港城市。(2)向滨海型城市转变，推进临海工业布局。要加快温州（洞头）半岛工程和近海深水港群的建设，培育适合重化工业发展的环境，并重点发展以石化、精细化工、建材、船舶修造等重化工业为中心的临港工业，搭建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平台。(3)发展城市经济积极拓宽第三产业利用外资的领域。温州可以利用城市化经济发展商务服务和公共服务，建立共享的劳动力市场，降低集群内企业的交易成本和劳动力搜寻、流动成本。譬如，可以通过发展现代物流业来加大引资力度，提高区域经济运行速度、质量和效益，进而推动集群升级，增强竞争力。
2.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增强资本吸纳能力。从国际经验看，随着产业的“升级换代”，地区经济的发展必然对高等教育的数量和结构提出新的要求。事实上，高技术劳动力的质量与成本已经成为全球各个地区竞相吸引FDI的核心优势。随着跨国公司的生产、研发、销售、采购本地化策略的推进，劳动力的成本和素质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决策、投资意愿或投资行为最关键的变量之一。温州的高等教育发展起步迟、起点低、数量少，高教资源远远不能满足区域经济发展要求。引进一至二所世界排名前100位或国内排名前20位的著名大学来温州合作办学或独立办学，应是温州高等教育发展的有效途径，同时还应扩大温州地方高校、科研院所与境内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另外，要开放成人教育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职训教育可以先开放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但自身培养能力不足的大学层次以下的职训教育市场，如商务、国际金融等。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集群升级。温州的民营企业集群可以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向产业链的高端转移，成为现有优势产业的区域创新中心，但必须注意到，大量知识被固化在生产设备和标准化的操作流程中的副作用，在“以民引外”中不能放弃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首先，企业应该是技术研发的主角。2000年，美国研发投入2653亿美元，企业占66%，政府占29%；日本研发投入982亿美元，企业占72%，政府占19%[7]。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同时，政府和行业协会则注重攻克产业技术“瓶颈”，解决集群共性问题，形成“企业为主，政府为辅”的科技发展格局。其次，不能盲目追求高新技术。温州的民营企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传统产业，因此，传统产业的“低技术创新”更具实际意义。第三，企业组织需要不断变革。钱德勒研究指出，组织结构要顺应公司战略的变化。并且反映公司的成长战略[8](p.231)。集群内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随着地理区域的扩大与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必须引入职业经理人、弱化家族的集权控制，进行分权化、部门化管理，实现组织和管理上的创新。对集群内中小企业来说，要走联合之路，以集体的力量抵御市场风险、避免过度竞争、实现资源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增强议价能力。第四，加快“集群产业园区”建设。最强劲的竞争优势通常来自于企业集群，尤其是具有地理集中性的企业集群[3](p.568)。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企业自身均应强化“集群意识”，从产业链角度来定位集群产业园区，为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业的整合提供便利。第五，拓宽融资渠道。可以利用全国惟一金融改革试点城市的先机，通过成立共同基金、农村商业银行、中小企业担保公司以及吸收民间资本参股银行等，促使民间分散闲置资金获得高度聚集，并转化为新兴产业股本金，培育新的企业集群；通过强化收购兼并、境外融资、企业上市等手段来催化企业快速扩展；通过证券承销商等途径来引导一些轻工类的上市及投资机构在温州投资兴业，将温州的独特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4.利用市场机制，辅以产业政策，在参与国际分工中优化产业结构。波特的研究指出，产业政策的角色在于刺激产业、鼓励发展[3](p.604)。笔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该着眼于全球化生产网络与地方化生产系统的关联点，在推动原有集群和培育新集群参与国际分工中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应该确保政策的一定延续性。首先，要立足国内市场，面向国际市场，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温州的产品目标市场主要在国内，而且拥有了相当的竞争力，国内市场还应该是今后较长时期的立足点。同时还必须与国际上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注重技术引进，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并进一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提升区域竞争力。其次，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强化产业竞争力。针对温州轻工制造业技术层次偏低的情况，地方政府可以引导企业将信息化融入新的技术和装备，并有战略、有选择地培育一些先导产业，如石化、精细化工、建材、船舶修造等重化工业。这样既可以摆脱轻工制造业集群因为产品已做到极致而难再引进外资的尴尬，也可以培育出新的结构高度化的集群。第三，要通过外贸、外资和产业合作协同发挥作用，解决集群的技术难题。在引进外资方面，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把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过来，与有资金、有技术的跨国公司合作，把成熟的高技术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吸收过来。第四，有选择地运用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现在，企业已逐步习惯按市场信号修正行为，市场机制有效调整产业结构的条件已经形成。但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和推行产业政策引起的“政府失效”弱于“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供给、自然垄断行业管制、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都可以推行产业政策，发挥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
5.完善公共服务（注：在政府管理中，为了保证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的管理与控制可视为政府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在民间，商会、行业协会之类的民间组织协调行业内的生产流通及共同问题，也可视为一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实际上是一个比公共产品更宽泛的范畴，通过公共服务可以提供公共产品，也可以提供混合产品或私人产品。）体系，有效提供公共服务。我国下一步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将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温州作为民营经济发达的开放城市，可以在政府转型中先走一步，形成一些政府治理的制度安排，从而为集群内的中小企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周到的公共服务。要把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能，加强和改善区域投资环境，引入竞争机制，加快建立基础性、公益性的服务体系，加快区域诚信体系和征信体系建设，推行电子政务，发展各类市场中介组织，为企业提供完善的社会服务。为了发挥行业组织应有的功能和作用，首先要进一步健全规章，讲求民主，强化自律意识，提高公信力。其次要真正担负起维护业内企业合法利益的责任。第三，要走出自我封闭，注重国际接轨。从温州民营企业集群在外贸中所遭遇的多次贸易壁垒看（注：参见杨德月、王木正发表在2004年8月9日《温州商报》的文章。从2001年11月至2004年7月，温州共遭遇19次大的贸易壁垒，涉及15种产品，200多家企业，不完全涉案金额达4000多万美元。），行业组织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9]：(1)在国际贸易争端中，利用世贸组织的争端机制与对手交涉，有所作为地维护企业合法利益；(2)对贸易壁垒的技术性问题，可以组织和协调业内大企业进行研究，争取突破技术障碍；(3)随时关注目标市场所在国的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变化，以此为导向引导企业科学地组织生产；(4)会同政府有关部门，在信息搜集和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的贸易壁垒预警系统，向集群内企业提供相关咨询和指导服务。
标签：温州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集群效应论文; 集群技术论文; 温州房地产论文; 温州交通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公共服务设施论文; 经济论文; 温州银行论文; 温州中心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