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精神的哲学思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哲学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红岩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产生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半个多世纪前，周恩来率领一大批优秀共产党人，在陪都重庆建立了中共南方局。在险恶的环境中，中共南方局全体共产党人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与奢靡颓废的风气作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始终高举抗日与民主两面大旗，发展壮大了进步力量，维系了国共合作，保证了抗战的胜利，为解放战争时期形成我党的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也为近代中国革命熔铸了不朽的丰碑——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即“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和勇于牺牲的奉献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红岩村的后继者——一大批党的优秀儿女不惧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垂死前的淫威，与反动派展开了殊死的斗争。特别是以江竹筠、许晓轩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为新中国的诞生奉献了鲜血和生命，这是对红岩精神最完美的诠释，是一种最壮烈最伟大的人格精神。解放后，随着小说《红岩》的问世和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播映，人们被红岩英雄们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所震撼、激动，被英雄们高贵的品德和崇高的气节所吸引，在人们的思想上激发起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对英雄人物产生了无比崇敬之情，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焕发起了要重塑自我的自觉要求：象英雄那样做一个有骨气、有理想、有追求、有信念的人。
红岩精神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那么，在走入新世纪的时刻，在我们越发需要精神在激励人、鼓舞人、塑造人、培养人方面发挥其巨大功能的时候，红岩精神的产生与光大所蕴含的深刻道理使我们产生了三点思索。
关于精神的认识论：精神是立人立国之本
红岩村的革命者之所以能临危不惧、临难不苟，支撑他们的不是锦衣玉食、高官厚禄，而是一腔热血、一缕忠魂。江竹筠、许晓轩等红岩村的后继者之所以能面对屠刀而放声高唱，在革命胜利的前夜昂然走向刑场，不是因为他（她）们有着钢铁般的身躯，而是因为他（她）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这是一种对理想、信念的执着，是对真、善、美的坚定的追求。
由此，我们不得不思索这样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性的问题：革命时期，精神的力量使我们无坚不摧，从而使我们用强大的精神加弱小的物质战胜了强大的物质加精神空虚的貌似不可一世的敌人；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在我们的物质也变得越来越强大的时候，精神还具有那种神奇般的力量吗？
其实，革命导师和领袖早已为我们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列宁曾指出，要用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来教育无产阶级，要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只有这样，才能战胜“经济派”的挑战；毛泽东同志曾反复告诫全党全国人民，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指出，要进行艰苦奋斗等党的优良传统教育，首先要从思想上、精神上管住；江泽民同志也大声呼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由此可见，讲求精神，塑造精神，弘扬精神并不会随着时间、条件、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人应该脱离低级趣味成为高尚的人，这永远是一个国家、民族、政党走向辉煌的根本。
然而，在火热的建设实践中，对于精神的认识问题却出现了偏差。一方面是对“生产力标准”庸俗化理解，忘记了精神对于社会发展和民族进步的价值。由于“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将精神问题绝对化、庸俗化，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割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从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此一些同志又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把“生产力标准”不是看成一个物质与精神的综合评判体系，而是完全等同于经济指标，凡事只问经济后果（或经济利益），而不问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在工作中，将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等精神问题虚化，从而形成“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局面，最终导致了精神与物质两翼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是故意贬低精神的作用。有一段时间，对于党中央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的人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认为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建设，会冲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倒退，认为是党的政策要收了。殊不知，这正是党中央为了保证和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而采取的断然措施。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物质文明这一手搞得相当有成绩，但是如果精神问题搞不好，社会风气上不去，那物质文明建设又有什么意义。当前，腐败问题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其根本原因，不是我们的物质生产退步了，而是我们的精神生产退步了，许多人革命意志消沉，精神萎靡不振，最终陷进了庸俗物质主义的泥淖。故而，从红岩精神所释放出的巨大的物质性力量看，我们必须对精神问题坚持这样的认识论——一切从精神价值的客观实在出发，既不将其绝对化，又不可以否定，只有这样，我们才会真正将精神作为我们的立人之本。
关于精神的实践论：精神效应的机制和氛围
不可否认，目前之所以在精神方面出现偏差，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尚未建立起一种精神效应的机制和氛围有很大的关系。
红岩村人之所以能锻造红岩精神，与当时中共南方局形成的良性运行的精神效应的机制关系重大。这种机制就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鼓舞人、教育人，而被教育武装起来的人又通过自己的模范言行来带动人、影响人。当时，周恩来同志在领导国统区的广大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实践的同时，从未放松过思想政治工作。他认为，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他非常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和目的，周恩来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说：“政治工作原是以革命主义、革命纲领来团结和联系军与民，官与兵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本目的，是提高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是使军队本身团结起来，军队与人民团结起来”。周恩来同志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强调实事求是。他认为，思想政治工作要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并使之真正落到实处。他还特别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应以教育为主，以理服人，真正从思想上使人提高认识，解决问题。同时，他也对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他指出，政治工作人员还要善于学习，古今中外好的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要多方面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修养。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机制，红岩村人才通过自己的实践创立了伟大的红岩精神。
在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往往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倡导精神问题的重要（用文件、决议、讲话体现）——实践中流于空谈（表现为人员、职责、检测等不落实）——再次倡导其重要——再次流于空谈。为此，要让精神实践真正发挥巨大的价值，必须营造精神建设氛围和机制。
其一，着力营造精神场。“场”是一个物理学中的概念，这里主要是指营建一种浓烈的精神氛围，这种氛围虽然看不见，但可以被感觉，进入这种“精神场”中的群体和个体受到熏陶，最后潜移默化，使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得到深刻的改造。白公馆、渣滓洞中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坚贞不屈，除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虽然被关押在人间地狱，但由于共产党人的无私无畏，这里却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浩然正气，而这种凛然正气又进一步激励、鼓舞了难友的斗志，使他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在精神上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在迈向新世纪的征程中，营造这种“精神场”，就是使全体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以此为人的最高精神价值追求，最终使这种精神的力量充溢在广袤的天宇间，并通过精神的无所不在的力量去熏陶人、感染人、教育人、改造人。
其二，建构良性的运行机制。精神大厦的建构有必要借鉴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营造起精神性的——物质性的——精神性的循环往复的运行机制。即将精神性的追求、目标、理念外化为可以操作、可以检测的量化指标体系，做到目标——人员——工作——检测的层层落实，最后产生螺旋式的上升，使精神跃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关于精神的方法论：精神价值的最大实现
有了对精神的正确认识，有了发挥精神价值的机制与氛围，还不能展现精神的全部风采。要想精神价值得到最大的实现，还必须掌握精神展现其力量和价值的方法。
首先，精神不能脱离客观现实，成为一种抽象的光环。
回溯红岩精神的发生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当这种精神与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紧密相联时，这种精神才会闪现耀眼的光芒。在当前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往往在有意无意之间，让精神游离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之外，处于虚无缥缈之中，结果让精神与物质变成了两张皮，而不是一个有机联系着的整体，最终损害了精神的价值，让人们对精神敬而远之。为此，我们必须将精神与客观现实紧密联系起来，让精神渗透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具体来说，在我们制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宏伟规划时，精神不是作为一个自在物孤立地存在着，而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庞大体系中到处可以看到精神的清晰的身影。只有精神融入于物质性的存在之中，那么精神才有了立足之处，而物质性的存在也就具有了灵魂。
其次，精神要掌握大众，就必须和大众息息相通。
红岩精神为什么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和建设者，是因为这种精神成为了人们修身养性，投身革命的必须。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具有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精神的孜孜追求。《红岩魂》之所以能打动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是因为人们渴盼真、善、美的精神，渴盼理想和信念的支撑，而《红岩魂》所展示的那种崇高、壮美和坚定、执着正是人们一度失落了的，而在今天又要寻找回来的东西。由此可见，精神要想掌握大众，就不能凌驾于大众之上，而必须和大众息息相关，而这也就是我们关于充分发挥精神价值的方法论。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庄重指出：“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历史向新世纪迈进的征程中，在曾经诞生过红岩精神的这块神奇的热土上，我们坚信，有着共同理想和坚定的精神支柱的人民一定能再谱一曲二十一世纪的精神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