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传统武装组织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北论文,传统论文,农村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四十年代，华北地区长期在旧制度和日军侵略之下，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广大农民群众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定社会秩序，不少地方纷纷组织起各式各样的传统自卫武装组织。
这些地方武装本身带有的封建性和落后性，他们利害观念尚未克服，动作极不一致，配合也不密切，甚至在日军、汉奸阴谋挑拨下，互相猜忌，自相残杀。然而由于这些传统武装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和自卫性，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对此，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或打击，或争取等方式，将其改编为抗日武装。
本文主要讨论那些封建意识较浓厚的地方传统自卫武装组织的演变。
一
在日本侵略华北，国民党军队南逃，社会混乱不堪的无政府状态下，各式各样的杂色武装应运而生。他们在“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田园”的口号下，利用溃军丢弃的枪支子弹和散落在民间的枪械，组织起来，以各种名义，活动在敌人侧后。这部分武装的头头，有的原来是兵痞流氓，有的则是土匪。他们假借抗日名义抢掠、胁迫群众的事情也不断发生。另外，还有一部分杂色武装，从属于地方豪绅组织起来的联庄会和封建会道门组织。
抗战初期，八路军领导人聂荣臻对地方杂色武装组织的印象是：
“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就是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察哈尔也有一些，冀西和冀中地区，杂色武装就更多一些。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股较大的杂牌军队。……在五台的时候，就开始同这些杂色武装打交道了。……对这些杂色武装的政治色彩，还不甚清楚，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不急于吸收他们参加。……对那些打着抗日招牌，祸害百姓，勾结敌人，乘着混乱局势要捞一把的杂七杂八的武装，我们就要保持警惕，采取适当的方式，逐步加以解决。”（注：《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 第421页。）
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在开辟与发展晋察冀根据地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极为复杂极为特殊的情况，就是遍布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武装。
这些性质不同的地方武装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各种不同的利益与要求，对抗日也持不同的立场。把这样一些地方武装组织到抗日斗争中，是当时中共一个重要任务。但是，在旧中国，农民群众几乎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这种状况长期存在。当抗日战争爆发，民族矛盾上升和社会动荡时，中共对他们不断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使他们参加到抗日战争中去。如抗战初期，中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成立后，由于团结争取了一些大刀会武装共同抗日，使该军在一个多月中，从一万余人猛增到三万余人，1938年5 月加入该军的会道门武装与整个河北游击军一道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注：《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1938年2月， 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专门谈到了“会门工作”问题，提出：应该坚持积极争取广大会门群众抗战，在会门中积极进行抗日动员工作，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关系，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地推动他们抗日（注：《彭真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1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1938年2月初，在山西省辽县根据地召开了八路军129师军事委员会、 河北民军总指挥部和冀西民政训练处的联席会议。与会者讨论了把红枪会转变为抗日力量的具体办法（注：刘清扬、陈北鸥：《保卫华北的游击战》，生活书店1938年版。）。1938年4月21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电朱德、 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指出为了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因此“对于会门土匪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6页。）。1938年5月， 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指出：“一切抗日军队必须……努力改善军队与会门民众及广大农民之关系，争取红枪会、天门会群众共同抗日，并尽量帮助他们，在可能范围内改善其生活。……对会门仍要坚持争取方针，只对于其中少数汉奸分子才可采用严厉的制裁方法。”还认为在冀鲁豫地区“我们能否顺利解决日军，广大会门群众之向背，将成为决定因素之一”（注：彭真：《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群众》第1卷，第22期，1938年。 ）。同月，徐向前也发表文章肯定河北地区各地民间武装包括会道门武装的迅猛扩大，“是我们在河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力条件”（注：徐向前：《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群众》第1卷，第22期，1938年。）。
1938年6月初，当日军侵入豫东时， 《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处理地方武装》的社论，认为正当“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准备迎接中原会战的时候，正确地来处理地方武装，如红枪会、联庄会、民团、土匪等武装力量，是有特殊的意义和重要性的”。1940年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赴河北磁县、武安、涉县配合兄弟部队进行反顽战役的南下支队，对那里受国民党顽固派欺骗的红枪会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争取他们（注：《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年， 第295页。）。
二
会道门长期以来具有封建迷信色彩，中共一些党员干部与其接触时，“往往过于急躁……生硬地采取否定的态度，于是影响这些部队的顺利整顿和改造”（注：徐向前：《在建军中怎样争取和团结旧式地方武装》（1941年）。《共产党人》第18期。）。
1940年7月， 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娘子关会议）上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提纲》，总结对各种杂色武装争取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争取大批的联庄与会门（特别是冀中），这些武装可能变为汉奸武装，但经过我们的政治争取，却变成了抗日的力量。我们一方面耐心争取教育，另一方面对真正汉奸武装则坚决消灭，树立军威，以便于争取其他杂色武装抗日。各种会门常易被敌人、汉奸及顽固派利用，在交界上组织红枪会、大刀会，企图切取我们或与我们对立。我们基本上采取政治争取方针，找出他们产生、发展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原因，同时检讨了我们的政策。”（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中共对会门以及联庄会武装的争取改造的方法、原则是：
1.对每个会门、道门、联庄的武装组织，都应该耐心去考察、了解，然后决定争取的方法，切忌“乱来”与“性急”。
2.抗日的部队到会门武装区域里，要特别注意自己的纪律，用纪律去感动他们，不要骚扰他们，不要向他们要东西（枪与款）。同时，注意“警戒”，“防人之心不可无”。
3.若有了接近的机会，就应向他们做政治宣传工作，以求提高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引导他们走上抗日道路，但是不要轻易反对他们的宗教信仰。
4.如果敌伪军进攻会门武装时，八路军应予以有效的援助。
5.在其自动请求收编时，要有步骤地处理和收容，要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的习惯，要在长期的政治工作中，逐渐改变他们的习惯，不轻易撤换其干部。
6.若争取无效，对通敌有据的会门武装，应坚决打击，干脆消灭，但对群众应作好宣传工作，应该向群众说明，打的是汉奸、伪军。如其领袖有悔悟时，可酌量发还其一部或全部武器，以示宽大及争取之意。
7.对一切会门武装，基本上是瓦解其组织，破除其迷信，争取其群众。如果为了争取而去帮助其巩固组织，提倡迷信则是错误的。但有时为达到瓦解目的，派遣干部打入其组织中去进行工作，还是必要的。
8.处在敌占区的会门武装组织，要设法与他们取得联络，以掩护八路军及中共的工作人员深入敌占区工作，但要竭力争取和教育他们，务必不使其成为死心塌地的汉奸和伪军。
三
中共对联庄会、会道门、土匪、伪军的改造工作，有非武力和武力两种方式。
1.非武力：改变恶习、宣传政治意识、接受改编等。
第一，招抚、收编改造。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所存在的一些会门、道门、联庄会、土匪部队，经过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去进行招抚工作。如中共广宗县委首先从做北区大刀会首领、中农张玉畔工作着手，取得张的同意后，在二区8个中心村将大刀会改编为村自卫队。 村自卫队长由队员选举，指导员由村中共党支部书记兼任；中心村设抗日自卫中队，中队长、指导员由中共县委派干部担任；区设抗日自卫大队，由张玉畔任大队长。二区大刀会改编成功后，一区也相继进行了改编，大队长由原大刀会首领担任。最后在广宗全县成立县抗日自卫队大队部，把原来大刀会中国民党、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清除出去，成功地解决了广宗县大刀会问题（注：孙云英：《风雨春秋》，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47～50页。）。
1938年初，八路军冀中独立第一支队北上平津保三角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时，贯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收编永清红枪会等民众武装，将红枪会改编为抗日游击队第一大队。中共为切实改造这支武装，派出得力干部以军事教员的身份到该大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整顿纪律，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同年7月， 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个连，由中共党员担任领导职务，原大队长王自荣赴深县抗战学院学习后，当了八路军的营级干部（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1939年中共直南地委和豫北地委专门建立了会道门工作的委员会，根据各种会门的不同性质，开展争取或瓦解会道门的工作（注：《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首先从会道门上下层的团结教育工作入手，“同年中共晋豫边特委也为争取改造会道门武装做了不少工作”（注：陈传海、徐有礼：《河南现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8页。）， 促成其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队伍。如山东抗日根据地内的堂天道、罡风道、铁板会、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在中共的争取下大部参加了八路军（注：黎玉：《抗战两年的山东纵队》。《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
第二，采取政治说服和争取为主、打击为辅的政策，对绝大多数的会道门采取了长期耐心说服争取的方针。在敌人统治区域的会门、土匪，可以利用他们做反日工作。如聂荣臻在华北首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的一些作法具有代表性。他们对于任何主动要求抗日的杂色“司令”、“主任”，一概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但是不急于改编，即使对于纪律很坏的杂牌部队，暂时也不立刻解决它，因为这有个群众认识问题。根据统一战线的基本精神，中共对他们耐心进行反复说服教育工作，有时遇到个别人的无理反抗，不得不加以扣留，但经过一番说服教育后，仍然送他们回部队。
第三，愿意来归的，给以收编，但必须清除其中坏分子，彻底进行改造，并整饬其纪律。如1938年1月， 八路军镇压了束鹿县城内汉奸武装以后，驻束鹿旧城和深县的冀中人民自卫军，望风归顺，抗日情绪异常高涨。五县联庄会以赵月航、赵辉楼为首的多数人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为了改编这支部队，各县地下党都选派了一批知识分子进入联庄会。冀中区宣传部长张镜到辛集面见赵辉楼做争取联庄会的工作，双方在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方面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938年3月， 冀中党委同意组建正规军，并派人前往辛集协助筹备改编工作。经研究决定将五县联庄会改为“民团抗日自卫军”，后遵照吕正操司令的建议，改称为“民众抗日自卫军”。在改编过程中，束鹿联庄会的幕后操纵者范捷三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联合顽固势力拒绝改编，煽动战士逃跑。范捷三的破坏给改编造成了严重困难，赵辉楼和人民自卫军取得联系，毅然将范捷三逮捕扣押在旧城，改编才得以顺利进行。
改编后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仿照八路军的编制，设司令部和政治部，司令员赵辉楼、政治部主任赵月航。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财会、军械、军法、军医、军训、警备八大处和一个特务连；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民运、敌工、总务5个科， 还有《大众报社》和一个宣传队。司令部直接管辖4个团。
赵县联庄会被东进纵队收编后，中共党的建设及政治工作进一步加强。这些政治工作和组织措施，为民众抗日自卫军进一步正规化创造了条件。该民众抗日自卫军，在1938年5月改为冀豫第一游击支队，到8月31日，遵照129师副师长徐向前指示， 召开大会将冀豫游击支队进一步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支队”，从此，五县联庄会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注：石家庄市、县（市）、区政协联合征编：《石家庄抗战纪实》，1995年版，第103～108页。）。
第四，威胁和解散的方法。1942年3 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鉴于各地秘密会门业渐为日伪汉奸利用，颁布了取缔会道门的布告。布告宣布对于一切受敌利用之秘密结社严加取缔，规定：（1 ）凡本地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以算卦、孔子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2 ）受敌利用之各种会门组织造谣惑众，图谋不轨，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凡经查获，均按照汉奸处置。（3）假借会门道门摆坛设祭，勒索人民财产金钞者， 均以诈财处置。（4）曾在沦陷区（平津、太原等地）， 受汉奸所迫组织之佛教道教，现不违反抗日利益，积极参加抗日建设工作者，得向抗日政府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5 ）凡参加会门道门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再受汉奸之利用（注：《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布告发出后， 晋冀鲁豫地区广泛开展了反对汉奸会道门的斗争，先后破获和瓦解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长毛道、混元门等会道门组织。冀东迁滦丰七区破获一贯道2个坛， 遵化汉奸会道门成员有1850名自首。汉奸会道门的反动气焰被打了下去（注：《燎原》第六期，第147页。）。
第五，抓住这些组织内部的矛盾，利用各种关系，揭露顽固派反共的阴谋，广泛宣传中共的各种政策。例如，1940年6月，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派人利用与杨贯一的亲戚关系打入天门会，利用、争取天门会武装。10月，军区司令杨得志致函杨贯一，并派人与杨会谈，介绍抗战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希望天门会保持独立，保证共产党人员在天门会控制区的安全，不随日军“扫荡”骚扰根据地。天门会参谋长胡紫春、秘书长傅凌云后被吸收加入共产党，直接在天门会上层加强对会首杨贯一的争取。1942年12月中共在卫河西岸汤浚地区建立“卫西工委会”，加强对天门会地区地下斗争的领导。这一年汤阴县皇甫村天门会员打死了前来阅边的伪县长和日本指导官。事后天门会总部假意发出通缉，敷衍了事。当日军怀疑天门会不纯时，中共因势利导，及时向杨建议整顿会务，清除不纯分子，实际上把对抗日工作不利的人从会内清除出去。如此“整顿”后，还以杨贯一的名义，向日本侵略者作了书面汇报。日军见天门会整顿很有声势，信以为真，逐渐放松了对该会的监视（注：石家庄市、县（市）、区政协联合征编：《石家庄抗战纪实》，1995年版，第103页。）。 中共对天门会工作的成功之处还表现为在天门会控制区建立的全长50公里的汤浚地下交通线，从1941年至1945年先后有两千余八路军军政人员安全通过，粉碎了日军分割各抗日根据地的图谋。
2.改造或消灭处决的方法。
对于被日军利用的会门或土匪，通敌有据者，则坚决消灭。经过争取无效者也应当坚决消灭。例如，冀中藁城县的曹万祥和张会山，谩骂共产党员马玉堂领导的抗日义勇军，1937年12月，曹万祥勾结石门日军一百多人在南高村围攻马玉堂的军队，逮捕了南刘村地下党支部书记胡汉年，将其毒打致死后，投入井内。1938年初，马玉堂抗日义勇军四十多名战士驻在赵县南庄村，赵县的联庄会头子樊毅然纠集张会山、曹万祥部一千多人围攻南庄。打了三昼夜，抗日义勇军伤亡惨重，三十余名战士被杀害。在八路军改编五县联庄会时，曹万祥、樊毅然、张会山拒不接受改编，企图投奔日军，均被八路军镇压。
1938年八路军129师骑兵团进入冀南后， 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调解和制止了大刀会等会道门武装与保安队、土匪之间的武装冲突和混战，在冀南初步实现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的新局面。到了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分子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石友三部北进束鹿、藁城一带，策动大刀会攻击冀南的八路军。八路军5 个团经过数月奋战，在黄河沿岸将石友三部及其附属的大刀会击溃（注：《冀中抗日战争简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页。）。
1938年5月11日，南宫六离会趁八路军主力攻打威县之机， 在李家庄杀害过路的八路军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三十余人，抢走电台，42人中仅七八人幸存。事发后，六离会又扣押前往交涉的八路军谈判代表。129师副师长徐向前于当日致电师长刘伯承、 政委邓小平以及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汇报了“为开展工作争取群众，决以主力集结南宫附近。在部队中动员教育后，即向六离会活动地区进行武装宣传；分化瓦解其组织，争取群众，进行民族教育，揭破汉奸阴谋；对为首者镇压之；散发告人民书，张贴布告，使群众勿生疑恐慌”。徐向前强调“对六离会若不采取迅速而正确的策略，此地工作将大受阻碍，且六离会成立历史不长，须停止瓦解之”。5月12日，朱德、 彭德怀回电徐向前，“南宫附近六离会在民族危急到这样严重时，杀害抗日军民，显系汉奸组织行为”，要求129师在打击六离会的同时， “必须联系检查地方党及我们军队在该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对该区伪组织内部，应灵活进行争取、分化，孤立其领袖的工作，并须自己以抗日行动与广泛的统一战线影响之，决非简单镇压的方法”（注：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页。）。
根据总部和师部的指示，徐向前亲赴六离会集中的张马村，召集邻近村庄的村长开会，要求六离会方面立即交回八路军人员和电台，交出枪杀八路军的幕后指挥人和凶手，并开会解散。但六离会方面置若罔闻，反而扬言要“与八路军决一死战”，“进攻南宫城”，把八路军赶出河北地区。5月16日， 六离会在孙林等地集结会众万余人向张马一带的八路军进攻，枣强六离会也参与叛乱，会首杨玉昆还派出两个骑兵队督战，八路军受到一定的损失。徐向前果断命令769团和骑兵团等部队集中， 准备择六离会开庆祝大会时进行反击。六离会在会场被包围后自认吞了符可以刀枪不入，向八路军冲杀过来，挑死战士数人、战马数匹。八路军被迫还击，击溃六离会，生俘李跃庭等会首，救出被拘的战友，夺回了电台。八路军随即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在小屯村召开万人大会，处决李跃庭等人，宣布取缔六离会。受蒙蔽的会员们纷纷交出红缨枪和红包裹。枣强六离会会首杨玉昆不甘失败，公开诬蔑八路军是“赤匪”，扬言“要把八路军赶回太行山”。5月下旬，八路军诱捕杨玉昆， 查明杨系德州日本特务机关委任的枣强、景县、衡水三县的“剿匪司令”，将杨处决（注：《陈再道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8 年版， 第373页。）。六离会事件平息后， 中共冀南党组织配合八路军派出许多人通过各种关系与其他会道门组织首领会谈，表明团结抗日的愿望，同时又注意纠正过去在打汉奸、筹粮筹款和收税等问题上过“左”的作法，圆满处理善后问题。还阐明了共产党八路军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的战略方针，揭露了地主、汉奸充当日军走狗，保护他们的阶级利益，利用封建迷信欺骗群众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文工团还演出了宣传抗日、宣传统一战线内容的戏剧，使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后来中共又在各地展开了政治争取工作，并镇压了一批首恶分子，各村六离会都纷纷把符包、武器交给八路军，六离会员也都踊跃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抗日自卫队，有的参加了八路军，六离会彻底覆灭（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会门武装》，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3.非武力和武力结合。
1938年4月，八路军吕正操部在冀中发动攻势，摧毁伪政权， 建立冀中政治主任公署。冀中抗日政权和八路军冀中军区对大刀会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直接反对的方针，从剿灭土匪和进行宣传教育两方面入手来逐步瓦解它们。剿灭土匪，稳定了社会秩序，使大刀会失去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宣传教育破除了迷信，解除了大刀会的精神武装。八路军以日军屠杀大刀会会员为实例，揭穿大刀会首领们鼓吹“刀枪不入”的骗局。经过系统细致的工作，至同年年底，冀中大刀会大部分瓦解。深泽等地的不少会员摘掉了装有护身符的肚兜，参加了八路军，与此同时八路军采取果断措施，武力解决了少数坚决反共的大刀会，达到了“争取改造杂色武装，进一步扩大部队”的预期目标（注：《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19～120页。）。
中共抓住了这些地方武装组织本身的弱点和其内部的矛盾，利用了政治说服、宽大为怀、打击、消灭等方法进行工作，联庄会、会道门等地方武装组织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之下，接受改编，逐步走向正规化的道路，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抗战胜利后，这种地方性武装组织基本上消失或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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