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西路论文,宋代论文,格局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2363(2013)06～0166～05 修回日期：2015-10-07 宋代是江南西路经济的大发展时期，这种发展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工矿业、商业等多个方面[1～7]。但目前的研究或单述某一门类，有以偏概全之弊；或依据无数字的文献材料概括叙述，不能反映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还有一些学者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指标[8]。一般情况下，户口数量与经济水平成正比例关系，但问题是现存的人口数字最低一级一般只到州、军，再向下到县就“望尘莫及”了。古代的县境较之今天更为广大，各县之间，甚至县内的经济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史料匮乏和方法缺乏创新，对于中小尺度区划的经济格局一直难以深入研究。针对这些不足，本研究交叉运用乡分布疏密度、新设州县数等指标探索宋代江南西路经济格局的时空差异及演变。 1 南北宋江南西路经济发展速度差异 以“靖康之变“为界，宋分南、北，各约一百五十年，其间经济发展速度有快慢的变化。总体来看，北宋要快于南宋。理由有二。 (1)北宋新置军、县数大大多于南宋。新设州县数量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谭其骧先生认为“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而其设县以前所隶属之县，又大致即为开发此县动力所自来[9]。”新置州、军虽然受政治、军事、交通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但也以经济开发程度为主要依据。从统县政区的情况看，宋代江南西路增加了南康、南安、临江三军，这三军设立的时间分别是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淳化元年(990年)和淳化三年(992年)，无一例外都是在北宋初年，而南宋时期则未增加新的统县政区。 从新置县的情况看，北宋也多于南宋。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舆地纪胜》等史料的记载可作表1。
根据表1，江南西路在宋代时新置十一县，其中北宋占9个，南宋仅占2个。说明江南西路在北宋时已经开发较为成熟，南宋时虽有开发，但程度必定不如北宋。 (2)北宋增长的户口数大于南宋。根据相关材料可作表2[10～11]。
对比表2中五组户口数，太平兴国年到元丰三年约96年间增加了895981户，年均增加9333户。元丰三年到崇宁元年22年间增加了199905户，年均增加9087户。崇宁元年到绍兴三十二年60年间增加了226647户，年均增加3777户。绍兴三十二年到嘉定十六年71年间增加了376591户，年均增加约5304户。 对比年均增长户数，崇宁元年(1102年)前的2个时段保持较稳定的户数增长率，都为9000余户，较之其他时段，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南北宋之交的年均增长户数最少，仅3000余户，而人口数不升反降，经济发展速度较慢。南宋政权稳定后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恢复，年均增长户数恢复到5300余户，人口数也有较大增长，但仍不及北宋中前期。有学者认为江西出现了3次大的人口涨落，隋唐时期户口逐步回升，至北宋崇宁(1102年起)年间开始进入第二次人口高涨期。持续增长近200年[12]。但从数据分析来看，北宋中前期江西地区已经进入人口增长的高涨期，而非始自崇宁年。南北宋之交户数增长缓慢，人口数有所下降，所谓的人口自唐末至宋代崇宁年“持续增长近200年”乃作者臆断，不足信。 2 北宋前期江南西路的经济地理格局 “乡”最初是政府为了收取赋税和管理的方便而划分的区域，因此，具有指示空间范围和户口的功能。宋代时，乡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观点已被学界认同，但对于变化时间及变化程度却存在较大的争议。王棣认为乡只是具有基层赋税职能的财政区划[13]。夏维中认为乡的地域化转变是在至和二年(1055年)停止佥选里正之后，而在此之前，乡仍然具有一定的职役功能，并与乡以下基层区划有着一定的统属关系[14]。鲁西奇则认为在北宋初年，乡已经成为较单纯的地域概念，并非在至和二年(1055年)之后[15]。这里以江南西路为例进行分析。根据《太平寰宇记》所载各州军的户、乡数可作表3。
分析表3可以看出，各州军的乡均户数虽然有些差别，但并未脱离1500户这个中心，乡还有指示户口数的功能。这一结论也有文献材料支撑，熙宁变法时政府仍然试图固定乡均户数，《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五之八二载：“乡之中以二百五十家为保，差五十小保长，十大保长，一保副，一保正，号为一都。”万历《义乌县志》卷二《方舆考·乡隅》亦载：“熙宁中行保甲法，以十家为保，五十家为大保，每十大保立一都保，遂以二十六乡为二十六都保。”虽然地方在实施“保甲法”时会“因地制宜”，各乡户数未必完全整齐划一，但大体不会偏离得太离谱。故可通过乡的分布情况来推断宋初江南西路的经济格局，见图1[16]。
图1 宋代江南西路辖乡 Fig.1 Township jurisdiction map of Jiangnanxi Lu in Song Dynasty 需要说明的是该图的时间断面是宣和五年(1123年)，但是仍然可以指示宋初乡的分布情况，原因有二：其一，江南西路的乡数在北宋时变化不大。如表3所示，宋初约为360乡，而统计《元丰九域志》各县所载乡数，为365乡。其二，北宋虽有建县和分乡的情况，但都是以乡为单位进行。不管中高层政区怎样调整，乡的位置都无太大的变化[16]。分析图1，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北宋初年，江南西路存在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经济带，即洪州中东部—筠州—临江军—袁州东部一线，在这条经济带内，乡的分布非常密集。以该经济带为界，南北部地区乡的分布较为稀疏，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落后。 第二，从乡分布的疏密度看，筠州应该是这一时期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一些文献材料亦可证明，如孔武仲绍圣四年(1097年)作《筠州无讼堂记》，谓：“筠，江西支郡，始者市区寂寥，人物鲜少。近岁乃更昌大蕃富。”[17]筠州原为支郡，人口稀少，商业萧条，而至绍圣年经济已经非常繁荣。 第三，州军内部各县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最明显的就是洪州，该州中东部的经济发展情况要好于西部。具体到县，南昌、新建、丰城、奉新、进贤五县要好于分宁、武宁、靖安三县。袁州中东部的宜春县、分宜县要好于西部的萍乡县和北部的万载县。抚州北部的临川县和金溪县要好于南部的宜黄县、崇仁县。吉州北部的安福县、庐陵县要好于南部和东部的龙泉、万安等县。 第四，就整个江南西路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有由中心向周边递减的趋势，最发达的筠州、临江军处于相对的地理中心，向南则是吉州—南安军和虔州，向东则是洪州东部—抚州—建昌军，向西则为袁州，向北则为洪州西部—兴国军，其趋势是距离地理中心越远，乡的分布越稀疏，经济发展水平越低。 第五，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不一致。江南西路的治所在洪州的南昌县，该县经济水平虽然好于西部的武宁、分宁等县，但却不及筠州、临江军诸县。筠州的州治在高安县，但经济水平却不及上高县。相似的情况还出现于临江军、吉州。 第六，乡分布的疏密度、乡面积的大小与地形关系密切。江南西路的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但赣水、武阳水(汝水)等河流的中下游地区地形较为平坦，这些平原、河谷地区多是乡分布较为密集、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而乡分布最稀疏的地区，如虔州、南安军、兴国军，地形则多为山地、丘陵。除了山地、丘陵与平原、河谷的差别外，湖区与非湖区的差别也很大，洪州东北部靠近彭蠡湖(今鄱阳湖)，宋代时南昌县、新建县北部及进贤县为湖区，进贤县所辖五乡面积广大，南昌县钟陵、新建县昌邑等乡面积也比县内其他乡的面积大得多。湖区的特点是水域面积大，且季节变化明显，伸缩性强，正因为这样的特点，湖区不适合大规模人口的居住，乡的分布较为稀疏。 3 北宋中后期经济格局的演变 到了北宋中后期，由于人口的流动和自然增减，各乡的户口变得越来越不平均，其分布疏密度也不能用来指示经济格局(下证)。因《元丰九域志》中详细记载了元丰年各州军的户数，在政区复原的基础上可以计算出各州军的面积(运用Map Info 7.0软件)，故选取单位面积内户数作为指示经济水平的指标较为合适(表4)。
分析表4，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较之宋初，各乡的户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且离开了1500户这个中心。第二，各乡户数的差异非常大，建昌军多达6812户，而筠州、虔州还未突破2000户，相差达到近5000户，这说明宋初“乡系户口”的功能已经消失，其疏密度也不能反映地区经济格局。根据表4，可以绘出“户数密集度点状图”(图2)。分析表4、图2，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除最南部的虔州、南安军和最北部的兴国军外，各州军的单位面积内户数有渐趋平衡的趋势，基本上在13～14户一线徘徊，说明迟至北宋中期，江南西路中部地区已经得到较为普遍的开发，南北部地区则开发较为缓慢。 第二，北宋初年筠州的乡均户数为1782户，居第3位，至元丰年，乡均户数只有1990户，增长缓慢，排名则退居倒数第2位。说明筠州在北宋中后期已经偏离了经济中心带，经济地位大大下降。 第三，经济开发有由北向南展布的趋势。北宋初年，江南西路的经济中心带是洪州中东部—筠州—临江军—袁州东部一线，但据图2，这条经济带有南移的趋势。临江军取代了筠州成为经济最发达地区，抚州和建昌军的北部纳入了经济中心带，而洪州中东部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地位，新建、南昌、丰城等县的经济地位下降。 经济带南移的趋势亦有一些文献材料证明。如南宋张孝祥有诗《入清江界，地名九段田，沃壤百里，黄云际天，他处未有也》记载临江军地区开发的情况，云：“野水弥漫欲涨川，稻云烘日更连天。定无适粤千金橐，可买临江九段田。黄犊眠边高树荫，白鸡啼处远炊烟。此中若许投簪绂，便老锄耰卜数椽。”[18]再如吉州的泰(太)和县，北宋初年该县辖乡的分布比较稀疏，经济水平不及北部的吉水、庐陵、安福等县，但到了北宋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史载：“自邑以及郊，自郊以及野，峻岩重谷，昔人足迹所未尝至者，今皆膏腴之壤。”[19]原来人迹罕至的地方也成了膏腴之地。元丰五年(1083年)黄庭坚任泰和知县，在《上大蒙笼》中叙述该地农村情况，谓：“清风源里有人家，牛羊在山亦桑麻。”[20]绍兴十六年(1146年)赵善俊移官江西转运副使，时初议减月樁，善俊奏请曰：“及州不及县，则县仍迫取于民，犹不减也。如本道兴隆岁取十四万缗，抚州半之。”[21]足见抚州在整个江南西路的经济地位。 这种经济带南移的趋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绍兴年间新建的新城、广昌、乐安三县都处于北宋中后期经济带的南部。绍兴八年(1138年)建广昌县的原因是“人口繁伙，疆界阔远，难于抚宇。”[22]南宋人陈孔林在《新城建县记》中也写道：“建昌居江西上游，本抚州南城县治。太平兴国二年始改赐今额，治南城、南丰二大县，地方绵亘数百里，户主客余四十万。”[23]四十万户不免有些夸张，但相较元丰年的115802户无疑增长了很多。隆兴元年(1163年)周必大归庐陵，道由南城县过，游丹霞福地，描述当地土地开发的情况，谓：“初循田塍，仅能容足。即而复登山，梁山之间泉流不绝，良田叠出几万亩，未尝旱涝。”[21]淳熙五年(1179年)，杨万里过永丰时赋诗云：“翠带千环束翠峦，青梯万级搭青天，长淮见说田生棘，此地都将岭作田。”[24]这里的“良田叠出”“青梯万级”应该是指梯田，面积竟有几万亩之多。梯田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当地遇到了土地资源的困境，较容易开垦的平地已经开发殆尽，只有向山要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增加、经济发展的趋势。 临江军、抚州、吉州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当地农田水利事业的兴起有很大的关系。试举几例，宋孝宗年间程大昌徙江西转运副使，修复清江县的破坑堰、桐塘堰，恢复了两二堰防洪溉田的功能[11]。康熙《江西通志·水利》载，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泰和知县卓询“访求水利，得小江一道……以和大江，其流低洼，田亩高迥，拮槔难施，营创六闸，务潴泄以就早涝，共灌田一万余亩。”又《嘉庆一统志·江西统部》载，叶梦得淳祐十一年(1251年)知抚州，在临川“筑破长三百丈，浚渠广二十丈”。 第四，东部地区开发的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北宋中期以后新置的县基本上都分布于东部地区，主要集中于吉州东部、抚州和建昌军，而西部的州军无新置县，故经济带南移的趋势在东部反映得更加明显。 第五，各州军经济水平虽然有渐趋平衡的趋势，但内部各县，甚至各乡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明显的差异。以吉州永丰县为例，至和元年(1054年)十月一日，“有诏以吉州吉水县五乡书社之民三万有五千家为永丰县。”[25]平均算起来至和元年永丰县乡均户数为6100户，而直到元丰年，吉州各乡的平均户数才4557户，永丰县各乡的户口数大大超过了吉州的其他县。虔化县的陂阳、仁义两乡也有相似的情况，元祐元年(1086年)这两乡共有8200户[26]。但元丰年虔州乡均户数仅为1964户，说明这两乡的经济发展程度要大大高于同州县的其他乡。宋代时，依据户口标准，已经有大乡和小乡之分，皇祐四年(1052年)李觏《寄上孙安抚书》就有“今夫大乡或二三千户，小者亦数百户”[27]之言。
图2 宋代中期江南西路户数密集度点状图 Fig.2 The point graph of number density of Jiangnan xi Lu in middle Song Dynasty 4 余论 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结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28]。所谓条件限制，当是指材料匮乏、数字分辨率低、可靠性差等问题。所以，现阶段如果想加深研究，就需要在对材料进行收集、整理、辨析的基础上拓展研究方法，提高量化程度和精确性。户口数前人多有运用，但多走入“唯数字论”的误区，在以政区为单位进行比较研究时未考虑面积差异问题，结论的可靠性大打折扣。不仅是户口数，历史时期的所以数据只有落实到具体的地理空间上才有意义，不同面积政区之间的数据没有可比性。县数的增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比例关系是由谭其骧先生首次提出，此后也多被学者认同，但较少有人用来研究区域经济问题。以乡分布的疏密度作为研究经济格局时空差异及演变的指标，本研究尚属首次。但需要说明的是此指标只有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才适用，宋初的乡依然能指示户口数，故可以反映经济格局的空间差异。而至北宋中后期，“乡系户口”的特点消失，也就不能用来展示地区经济发展格局。历史时期的基层区划除了乡以外，还有里、都、保、甲、团、堡等单位，大部分单位在编制时是以户口为准绳，如果选取资料丰富的地区对基层单位进行空间复原，当可展示该地经济格局。当然，本研究所用的4个指标并不唯一，也不一定适合其他地方，诸如“商税数”“垦殖指数”“复种指数”等指标也能反映地区经济格局，在具体研究时需要因地制宜，择优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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