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代表性断裂问题与群众路线之解
郭 湛，曾 东 辰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 无论是一党制、两党制还是多党制的现代政党政治，都在当代面临着代表性断裂这一问题。代表性断裂难题表征于同一性的困境、代表链的游移性，以及行政合理化与代表合法性失位并存。针对这样的问题，群众路线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政治资源。再释与重践群众路线对现代政党政治有着重要意义，通过群众路线在先锋队理论、领导权斗争以及超凡魅力方面对合法性的重塑，能够在源自群众、争取群众、领导群众三个方面应对代表性断裂问题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 政党政治；代表性；群众路线；执政合法性；中国共产党
政党是现代政治中的一种客观现象。政党政治则按照一定的规律，在社会系统与国家之间起着影响个人、群体及社会发展的中介作用。恩格斯指出：“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1]202这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政治逻辑。政党既是国家的，也是社会的，因为政党的目的是掌握民族-国家权力，即实现一种公共性权力，并实现其价值目标。同时，它也是群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载体。政党是一个“把一端架在社会当中、另一端架在国家之上的桥梁”[2]，也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沟通枢纽，也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组织，在现代政治体系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现代政党政治代表性原则及其面临的挑战
政党与社会的现代性息息相关。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传统型的君主权力转向法理型的政党所代表的权力。葛兰西曾言，政党即具有政治行动能力的“新君主”[3]。政党异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派别：派别虽具有明确的诉求或政治目的，但它往往依托于某一阶层内部分化的派性之争；政党则伴随着现代性的启蒙与祛魅，以代表性为原则，是各个阶层现实斗争的产物。当然，政党最初的形式表现在经济与政治领域，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封建复辟势力之间的斗争态势，例如英国17世纪70年代开始辉格党所代表的工商资产阶级、新贵族与托利党所代表的封建大地主贵族、天主教会之间的政治博弈。
坚持对政党的阶级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首要立场。政党追求“公共利益”时的立场并非事实上的公共利益，它不仅是“站在它们自己的立场上认识的‘公共利益’，体现的是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4]，而且是某一群体通过对抗性的他者，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并明示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处境。
马克思主义对政党的研究本身就是对于政治实践的研究。它不是从某种公用的假设出发的纯逻辑推演，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为依据，来理解政党政治与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及阶层的关系。在这里，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是研究的前提。只有从政治的实践出发，才不会导致政党理论及其运作原则与社会运动诸种形态之间的脱节。在一些研究中，政党政治被视为民族-国家行政，政党被视为国家行政体系的组成部分。政党政治内嵌于国家行政之中的理论视角导致了“制度主义”的迷思，也导致了“领导”与“执政”之间的混淆[注] 关于“领导”与“执政”的区别，可参见：陈云良，蒋清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3)：46-56. 。这种视角忽略了，政党政治实际是介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是批判国家行政权力异化、校正社会行为合理性的重要机制。
如果说卡尔·波兰尼对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之间关系的分析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经济的全方位扩张导致原本从属于社会的经济领域在当代成为社会的独裁者，而批判与克服的可能性就在于其本身[5]；那么，在政治上，国家官僚化、行政权力异化导致的国家对社会的统摄，对其进行批判的可能性便存在于政党政治。政党是群众运动开展的载体，政治活动主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政党政治之批判可能性就在于，它既可能服从于国家对社会进行制约的逻辑，也可能遵循社会群众“当家做主”的逻辑。如何让后者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让国家与社会的外在紧张关系转向群众与社会的内在张力关系，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在这样的外在关系还是内在张力中，政党都体现其代表性原则和中介性推动作用。因而，作为对政党的理论分析的中心环节，代表性便备受瞩目。在现实政治生活里，代表性问题表征为代表性的断裂和疏离，其症候表现如下：
其一，代表与被代表在现实中难以维系同一性。同一性意味着代表能够以被代表者的身份说其话(speak as)，而非为其说话(speak for)。前者是原本的重现，后者则是原本的再现。正是这种代表如实陈述与意义再述之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代表与被代表之间的不一致性。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卢梭著名的公意论认为，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6]120。卢梭坚决反对霍布斯那种“一方有权命令，而另一方必须服从”的代表权力逻辑，而是认为“主权在本质上是由公意所构成的，而意志又是绝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个意志，或者是另一个意志，而绝不能有什么中间的东西”[6]120。这种对代表性的批判，被总结为实质代表与实际代表的区别。实质代表指的是代表与被代表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建立在代表本身就是被代表者这一基础上的；而实际代表则被解释为，代表本身不具备自主性与独立意志，代表须时刻反映被代表者的要求，否则代表便是打着被代表者的旗帜而谋取自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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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代表性实际在政治与文化的话语场域中具有游移性，即“代表”与“被代表”之间关系的游移性。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内部也具有如此的态势：“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7]546-547这是对历史事件的解剖，其结论也非“决定性”的，并未体现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地位对阶级意识和行动的决定必然性，相反，通过对1848—1851年各阶级及其代理人的政治性分析，发现了代表性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游移性特征。马克思首先以“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7]470的历史观，否定了维克多·雨果“尖刻的和机智的痛骂”[7]465-466所代表的英雄史观；再以“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470-471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反思了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分析；最后通过对内外时局、政党运动以及各阶级的社会心理的考察，回答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7]466这一核心问题。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触及了经济结构上的阶级代表性问题(而这种阶级代表性却导致了一种反阶级事态的发展)，并作出了他的“反《资本论》”的阐明。因为在结构与行动、客观与能动以及政治经济学与社会运动的辩证法下，马克思发现了波拿巴成为皇帝的秘密，也发现了代表之游移性有可能“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8]。
我国《物权法》强制性地规定应收账款质权的设定必须要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笔者认为这正是我国立法者认识到一般债权质权缺乏公示性而慎重做出的立法选择。因为无论是通过转移债权证书还是通知次债务人的方式设定应收账款质权，善意第三人都很难知悉应收账款是否出质。另外，应收账款中的道路、桥梁和隧道等不动产的收费权在出质时，由于其次债务人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并且也没有现实的存在的债权凭证，因此唯有通过质押登记才能将应收账款的出质情况公之于众，从而达到物权公示的效果。
其三，代表性在国家行政权力不断巩固过程中出现逐渐失去其合法性的现象。代议制的合法性在于，各个党派有着明确的阶级代表性及价值取向，有其各异的政治态势与运动，通过作用于国家的制度框架，实现各自的政治价值。韦伯认为，现代国家伴随着社会整体的合理性进程，也会出现理性化的态势。具有代表性的政党建立在自由招募党员的基础之上，并为团体实现事务目标，或者让个人受惠。[9]316但是，国家的理性化过程会导致官僚制的不断强化，当开放性的政党转变为封闭式的，内化于行政管理体系时，政党就失去其政治性功能。[9]319在此，韦伯区分了行政组织与政党，虽然两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政党应当在社会结构中拥有其相对独立的地位与功能。然而，政党在理性化进程中表现出与国家权力机器的同构化，政党的政治性事务与国家权力的一般行政性事务一体化。政党成员向官僚转化，政治行动者被技术官僚取代，政党工作人员非人格化，政党纪律不断强化，以向国家的法律意志靠拢。政党作为代表相关利益团体的组织，将在合理性的官僚化的过程中失去其代表的针对性，而内卷于国家自主性的运行逻辑，政党组织的代表性的合法性将受到自内而外的质疑，遭受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双重挑战。
同时，中水系统运行经济性得到提高，在保证回收处理效率同时节省了运行费用，如表2所示，表中工业电平均价格为0.8元/kWh，市政淡水平均价格为5.5元/m3。
二、群众路线是应对政党政治代表性断裂危机的必然要求
一些左翼思想家给出强化政党阶级代表性的“药方”，而有的自由主义政治学者则提出应建构一种更具自主性和代表性的行政体系来化解危机。[12]总之，他们仍然是在没有抛弃代表性范式的前提下，去寻求一种重新激发或建构的更具代表性的实践形式。从更深层次来说，代表性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代表双方关系的疏离和断裂，而是身份政治带来的社会民众本身的分化，以及网络社会带来的生活方式革新性的变化。似乎一种取代代表性政治的范式呼之欲出，强有力地指向更为直接的民主形式。但我们认为，只要政党政治在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地位不发生根本改变，代表性范式便依旧有效，而新的民主范式则仅仅以预兆性、倾向性的形态存在。因而，代表性政治正处于一种自我革新的过渡时期，但这个时期或阶段是一个漫长的转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需要一种通变的或黏合的方法来应对代表性所面临的难题。而本身具备“互系性”(correlative)的群众路线，能为应对代表性断裂三方面挑战提供理论阐释的新样态和实践发展的新形式。
近些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选举的乱象、政治一体化的挫折、麦卡锡主义抬头、全球“占领运动”方兴未艾等等不寻常的政治形势，表征了政党政治及其代表性正遭受着严峻的挑战。“代表性断裂”这一概念是在新自由主义“去政治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表现为全球范围内的革命主体性的消逝、国家及其主权形态的转变和政党政治的衰落。[10]而政党政治的衰落就集中体现在政党政治的代表性模糊上。“政党日益服从于国家的逻辑，不但其职能而且其组织形态，逐渐地与国家机器同构，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11]可以说，代表性模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宏大背景之下经济逻辑不断侵蚀政治领域的必然后果。
(一)源自群众：以先锋队理论重新审视代表性的同一困境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动词意义上的“代表”(represent)就是使并未在场的某物再次登场，而名词意义上的“代表”(representation)指的就是使得某物再次(re)出场(presentation)。[13]但在代表政治中，这种“再次出场”往往不是再临，而是替临。依此理解，在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两者不是同一的，而是二元化的彼此有界限的两个主体。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作为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领导者，何以具有令人信服的领导职能，何以能够超越同一性的陷阱？这就要从政党与群众关系的性质入手，来处理两个问题，一是为何需要一个无产阶级先锋队，二是这种先锋队如何克服代表性同一性的陷阱。
代表链的游移性特征使政党政治代表符号的稳定性遭受质疑。如果说代表性的同一困境是一种外部性的关系，即代表者与被代表者之间的关系，那么，代表链的游移性则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更贴近于被代表者自身的内部问题。但这种内外的区分只是形式上的、理论分析性质的，用以研究被代表者在经济、政治上的地位与他们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在自身的伦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影响下所采取的现实活动之间的差异。在实际的代表性问题上，一定的文化氛围正是由外在的因素所营造的。凡是试图以个别阶级的利益与意识去冒充、模糊并链接被代表者的阶级基础，都可能造成虚假的普遍代表性。而如何让被代表者意识到自身地位与“虚假意识”之间的关系，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恩格斯借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研究资料来阐述国家理论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将国家视为“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认为国家是在社会陷入自我矛盾、对立不可调和时产生的一种居于社会之上且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1]186-187这种力量不断强化的趋势可以称为社会的国家化。各阶级通过政党的组织形式获取国家权力，推行符合其利益的社会政策。比如，无产阶级在革命完成后，需要借助国家权力来推行土地国有化改革、废除继承权利、征收高额累进税、控制金融与运输业、发展工农业、实行义务劳动制度以及免费教育，等等。[14]421-422在韦伯的支配社会学中，社会的国家化是法理型国家理性化进程的逻辑延伸，它将带来科层的效率化，以及行政的官僚化和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就意味着合理性，理性化过程就意味着机械过程、非人格化以及令人压抑的程式化。”[20]52相较于直接的民主政治而言，政党政治作为现代政治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现实政治的实践可操作性的。[注] 霍布斯也曾指出：绝对的君权比直接的民主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若没有代表者，政治的统一体只能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政党也是这代表者的现代表现形式。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25. 但是，处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政党，在理性化的作用下，其自主性与能动性不断地被削弱，国家逻辑在压制社会的同时，将政党与国家同构化，使得政党被国家化，政党所具有的自主性也就被国家自主性所取代。虽然科层制的专业化使执政效率得以提高，但是，政党与群众的动态联系之僵化，以及政党自身的官僚化倾向，都在蚕食着代表制的合法性基础。
群众路线避免了群众与政党之间的疏离，良好的互动性打破了政党干部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趋势。在政治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源自俄国革命的先锋队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吸收与改造。列宁认为，群众积极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一定要有一个具有稳定性的领导组织。这个组织通过鼓动和宣传，努力提高群众的阶级政治觉悟，“灌输”其阶级意识。因此，这个先锋队与群众的关系更多的是在单向度的意义上谈论的。[17]而毛泽东依据中国的革命条件，特别是在广阔的农村这一客观环境中，继承和发展了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让代表性的“同一想象”融汇于革命实践当中。中国革命者能够把握革命形势，能动地促成社会结构的改变，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伟大目标，体现了毛泽东既注重党的领导，又重视人的因素，即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代表群众，就是因为党依靠群众、来自群众，不再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般的理论上的观念派、教条派，而是政治行动上的群众派、实践派。政党活动也不再只是被视为工具性的行动，而是建立在关于社会动力的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这样的革命实践动力促成革命目标的实现来获得代表性上同一的正当性。自然，这种动力作用的发挥要归功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路线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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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争取群众：以领导权斗争为途径重构自在自为阶级
对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便谈到了：“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413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中则指出：“无产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力量的斗争中，只有把自身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不同的、相对立的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15]列宁也曾经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6]由于共产党肩负着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这个艰巨的历史性重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认同革命过程中组织的重要性。因此，群众需要政党来组织，离不开先锋队的领导，先锋队理论本身就隐含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结构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当中，对象主体不能局限于群众或无产阶级，也不能只关注先锋队或共产党，而应将两者结合在一个政治主体中进行理论的阐述。
在补短板的同时，也要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始终坚持“两个一切”，一个是一切为了群众，另一个是一切依靠群众。现在司法所面临的所有困难，应该用这两句话来寻找突破。依靠群众，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不管你这个所是一个人，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都不能离开发动群众，要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共同治理社会，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共建、共治、共享”。在司法所建设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共治做到位。别说你人不够，就是有再充分的力量，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代表性的游移性特征促使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阶级和革命的关注不再拘泥于经济客观，而是扩展到政治和文化的能动方面。起初，他们认为阶级的利益完全是由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产生的，不同经济地位的阶级具有相互排斥的利益，革命的目的就是改变经济基础，消灭这种对抗性的排斥结构。而后来，革命实践经验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人们由于可以获得政治上(如议会斗争)或社会上(社会福利)的利益，而采取与其经济地位并不相符的态度，这种态度消解了人们对革命的激进态度和对建立新社会的“乌托邦热忱”。排斥性的传统阶级分析被利益分析所调和。[19]有关革命态势的路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原本的领导某些阶级推翻统治阶级这种暴力革命，变成了争取群众、推动符合阶级联合利益的改良。伯恩斯坦与列宁的分歧恰恰在于，伯恩斯坦仅仅是致力于具体地推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将无可避免地存在不自觉的改良主义倾向，其结果很容易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熔炉下的自我消解。因此，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来积极宣传鼓动，争取群众，建立属于自己阶级的话语权威，推崇新道德、新精神、新的生活态度与政治觉悟，警惕单纯利益削弱共产党在伦理道德、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等方面的领导地位。
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分析得出了两种有效的统治模式。一种是国家机器的模式，其政权控制依赖强制力。另一种是控制文化领导权的模式，它让被统治者接受统治阶级，并认可统治阶级的公德、风俗、行为准则等。后者把统治阶级的意愿、价值观、思维方式、伦理道德、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作为被统治者习以为常的状态，我们对其虚假性的揭露尤为重要。无产阶级需要建立自身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并在革命中争取群众，在文化领域瓦解统治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毛泽东在中国的革命经验的总结中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开始的，这有利于在社会上制造出新的舆论，由此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后，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18]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政治、文化领导权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重视。同时，其侧面也反映了对“经济决定论”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主义”的批评。无论葛兰西还是毛泽东，都对“软实力”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将统治的“硬”权与文化的“软”权都吸收到对阶级关系的分析中，再释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自在”的被代表者无法过渡到“自为”，是代表性游移的结果；“自为”的被代表者无法过渡到“自在自为”，则是领导权旁落的结果。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里，自在阶级是以作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开始的，它具有普遍性，是一切社会人都参与的最基本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不同的经济作用是各个不同的自在阶级的基础。这种以物质活动作为第一性的社会存在的普遍性分析，反映了各个阶级间相对客观的结构性关系。道德、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的具有特性的相对灵活的因素在中介的作用下，使被代表者拥有自己的愿景、理念与政治目标而成为自为阶级。如果说自在阶级客观地依附其规定性而存在，那么自为阶级的存在便有着较大的或然性，它是意识与存在的合成。自在自为阶级不是理论的而是实践的产物，只有当改造经验世界的具体运动既能呈现出本质意义上的经济关系，又能创生出符合其本身地位的文化形式与意识形态时，这一阶级才是自在自为的。从自在到自为，再从自为到自在自为，这一认识过程并非必然的，只是潜在与或然的过渡联系。因此，代表链的游移性的症结在于领导权斗争，而领导权斗争不只表现为显性的经济、政治领域的斗争，还表现在隐性的文化层面。
(三)领导群众：以具有超凡魅力的党来领导国家并保持合法性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源自中国共产党90多年伟大实践的一个既有资源，即群众路线。“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和“无限循环”作为群众路线所采取的方法，与其说是领导性的，毋宁说是互动性的，人民群众正是在代表与民众之间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建构起来。传统同一性被理解为代表完全等同于被代表，这种同一性以一种理想的情境来要求代表群众的统一意志，由此产生了作为代表的“一”与被代表的“多”之间无可调和的矛盾，代表也必然处于派生性的、次要的地位。但将代表的同一性置于先锋队理论和群众路线的视域中，同一性也包含有差异性的关系。这体现为多元化社会中内部充满差异的具体现实化的人民与作为建构体的政治上掌握主权的抽象同质化的人民之间的统一。因此，政治中的代表具有构建性和虚拟性的特征，其通过视域的转换，得以避免传统同一性的陷阱，也避免无视其中差异性、代表化身人民而攫取权力的极权倾向。在具体的政党和群众关系的政治实践中，代表性的同一不在于政党组织的“既定”，即原本代表某一群体群众的政党因其组织化而成为一种封闭性的、反而先于这一群体的团体或组织，代表性逻辑让位于权力逻辑，群体成员只有进入政党才有机会参与政治活动；相反，代表性的根本在于政党组织的“未成”，它是一个充分开放、不断吐故纳新的动态过程，政党代表来自群众且回到群众，代表者与被代表者处于一种相即相融的状态。
有学者用“代表性”与“代表力”两个概念来建构政党合法性分析的框架。“从代表性到代表力，政党因代表性而正名，从此有了生存的正当性；因代表力而成长，从此有了努力的方向。”[21]22“代表性”是唯一的，它避免了西方政党政治竞争性的弊端，也正视且破解了基于竞争性而建构的话语霸权。之所以唯一，就是因为它所代表的人民不是以利益组合构成，而是以阶级性质划分的：工人阶级享有领导权，农民组成最可靠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主要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两重性。[22]“代表力”则是一种不断涌动的力量，它破除僵化、冲击官僚化并决定政党的生命力。“代表力”是“通过公众的感受表现出来”，所以，“基于代表力的组织发展，就是政党不断认知社会的过程”。[21]22“代表力”要求紧密联系群众，明确其主体性，这也意味着对所代表群众主体价值的彰显、对价值中立或去价值化的反对；要求从社会层面自下而上而非从国家官僚机器层面去认知党群关系，把群众最关切的事作为政党亟须面对的事来对待，从“政治正确”往“群众路线”转向。政党于是成为一个具有政治张力的场域，在此场域中，具有反抗国家化的解放社会的逻辑，同时也拘泥于国家官僚化的异化社会逻辑。
正因其二重性，政党与国家之间需要距离，这种距离显然无法从理性化的官僚倾向中寻求。虽然这种倾向与经济效率带来的种种成就同音共律，但同时也是技术官僚“无灵魂”且不是“为”政治而生、而是“靠”政治为生的原因。[20]86最终，也必然导致整个社会依附专家技术统治，所有人束缚在其职能的岗位、职业、阶级里，形成几乎牢不可破的“最难以摧毁的社会结构”。[20]216为了破除这种樊笼，便需要一种对抗理性的、狄奥尼索斯式的英雄迷醉的力量。这种力量被韦伯称为“超凡魅力”或“卡里斯马”。它来自极端的献身精神，来自对救赎与英雄业绩的信念。政党潜在地成为超凡魅力的载体，政党的领袖地位与核心价值也是在社会与政治运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
政党与国家之间需要距离，这就意味着以政党承载的精神魅力对抗国家官僚机器的法理权威，以“为”政治而献身的崇高对抗“靠”政治而生存的日常，以政治运动的势能对抗技术合理性的统治。代表性的合法性基础需要从政党政治中再建，“群众路线”一方面需要源自群众、深入群众，另一方面则是发动群众、领导群众。具有超凡魅力的政党及其追随者在政治上的取向，必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国家的逻辑，而不是让国家同化党。因此，它在社会与国家之间不仅仅是桥梁，而必然需要自证其价值限度并确定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具有超凡魅力的政党拥有特殊的能力去领导群众，并使社会发生结构性改变。这种能力犹如一种类似“力比多”的冲破边际的力量，成为政党最具活力的因素。尽管拥有超凡魅力的领袖的品质高度个性化，但其所引导的社会的大体趋向却是整体性的。理性化的国家与具有超凡魅力的政党是调节社会平衡的一对重要机制，也是重构代表性之合法性的基础。
三、结语
当代政党政治遭遇到代表性断裂的危机，这种危机所反映的不是个别的、局部的政策失效所引起的战术难题。实际上，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政党面临着不一样的需要应对的问题，但是政党政治中都普遍存在着政治代表性缺失的状况，这种缺失成为一个政党政治无法逾越、亟待应对的战略挑战。政党政治被确立为政治运动形式之中的主体，而群众路线又是其应对挑战的必要方略。政治代表性断裂之解也应存在于代表制之中，21世纪的政治不会、也不应是“没有政党的政治”。只要存在着阶级的现实基础，政党必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与表现。
自20世纪60年代革命的完结成为了“最后的革命”，资产阶级继取得了经济、政治领导权后，更通过以中产阶级学生为主的叛逆的大众文化对抗他者的“高级文化”的革命，涤荡了资产阶级内部的他性，并确立了文化领导权的主导地位。[23]全球资本主义迎来了高歌猛进的时代，一个甚至试图对历史予以“终结”的时代。政党政治的代表性面临着同一性的困境、代表链的游移以及合法性的失位等问题所带来的危机。政党与群众的关系是现代政党政治的主题。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保证先锋队政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才能维系党群关系的同一；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争取群众，通过领导权的斗争，而非同化于资本的逻辑，才能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自在自为的阶级；只有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好群众，才能在合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浪潮所造成的官僚化情势中有所突破，重塑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党与群众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具体地说，不是体制内的权势与秩序外的民间力量的对立。党与群众的关系是统一“互系”的关系：党领导群众，发挥自己作为先锋队的作用；群众反过来制约党，防止其僵化，防止其脱离基层。因此，采取群众路线作为其创新性政治运动形式的政党，就葆有了政治上的活力和应对挑战的超凡魅力。
1）节能指标任务超额完成。通过全面节能管理，大幅超额完成国资委下达给集团公司“十二五”和第四任期节能指标；所属30家“万家企业”均完成发改委及当地政府下达的节能目标。
合作社按照“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股权分红模式。2015年7月至2018年4月合作社财务数据为：总收入865.88万元，其中竹材638.7万元、毛料153万元、冬笋33.4万元、山林租金9.3万元、政府补贴31.48万元；总支出426.92万元，其中务工支出414.1万元(用于劈山及竹材采伐)、管理支出12.82万元；总利润438.96万元，其中2016—2017年合作社2次分红共计257.36万元、提取公积金13万元，2018年已收益168.6万元。在对社员的访谈中得知，合作社统一经营后，分红收入要高于自己经营收入。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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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rker Ernest. 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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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9-02-06
[作者简介] 郭湛(1945-)，男，黑龙江海伦人，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文化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48-09
〔责任编辑：余明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