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晚清幕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晚清论文,严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6)08-0028-08
从个人与幕府关系出发，探析作为文化精英的严复与晚清幕府核心人物李鸿章、张之洞的关系，以解读严复著译及其思想，学界已有成果。王宪明从语境出发，探讨维新变法时期的严复名作《辟韩》涉及的人际关系及其思想内容。他认为《辟韩》并不是一篇纯粹抽象的批判封建主义的理论文章，而是有着特定的时代内容，严复之所以“辟韩”，无论在人事上还是在道统文化上都是对李鸿章的批评和对张之洞的支持，而张之洞之所以要批驳严复的《辟韩》，主要是为了塞守旧者之口，以防守旧者以此为借口来反对维新变法[1]。刘桂生在王宪明等著《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序言中称：“严复在李鸿章、张之洞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由此引发出的严著解读密码。”[2]这一提示性研究思路无疑具有启发性，是笔者研究的起点。笔者关注考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为核心的幕府关系，由此窥探严复在晚清幕府利益冲突中扮演的文化角色，期望在思想与社会互动的语境中探究精英思想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及缺失。
一 严复与李鸿章及其幕府
李鸿章“出将入相”后，延聘幕宾、广罗人才，形成晚清颇有气象的人才集团。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幕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发迹。李鸿章幕府多侧重同乡地缘。李鸿章幕府中重要幕宾30人中安徽籍就有8位。严复早期主要在李鸿章幕府当差，他的《天演论》、《原富》等传世译作请安徽桐城大家吴汝伦作序。1905年严复就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监督，也是在安徽桐城派名家姚永概再三的恳请之下。严复与安徽人及李鸿章幕府有着不解之缘。
严复作为李鸿章幕府重要成员，其政治、学术交谊甚厚的知音也多来自李氏幕府，诸如郭嵩焘、吴汝纶、马建忠、张元济等。而直接出自张之洞门下或有间接的关系的，诸如沈曾植、屠仁守、章太炎等多为严复论敌，或因各种场合的需要表面虽有交谊，但背后则相诋毁。这和各自所依赖的学术资源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密切相关，同时也与他们依靠的幕府不同的利益关系密切相连。
对幕府关系网利益上的亲疏界定，将第一层次的核心视作中心地带，把最外层视为边缘地带，两者之间为中间地带①。中间地带人物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如1880年严复刚从英国留学回归，经陈宝箴通过清流派同党人物张佩伦推荐给李鸿章，就任北洋水师学堂教职。光绪十年（1884年）十一月初五李鸿章有奏折《水师学堂著有成效请援案奖励折》，严复名列请奖人员之首，“参将衔留闽尽先补用都司严宗光，由闽厂出洋肄业，学成回华，派充该堂洋文正教习，参酌闽厂及英国格林书院课程，教导诸生，造诣精进，洵属异常出力，拟请以游击补用，并赏加副将衔。”②1890年6月，严复奔丧回天津后致四弟观澜信中称：“谒中堂，渥荷抚慰。”[3]严复与幕主李鸿章关系有加强的倾向。后因严复抽鸦片及言论激烈等表现，李鸿章予以警示，严复无改过之效，两人关系远不如以前，严复感叹：“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也。”[4](p730)严复怀才不遇与李鸿章幕府权力控制有关系。幕府权力核心的空间只有那么大，核心人物的自由空间在于参与社会游戏规则制定或掌握其运作的方式，从而为本人及本集团谋求金钱或荣誉时，轻而易举地对既定规则逾越或突破，减少或完全没有风险，社会约束在他们身上不复存在。就幕府内部而言，这种秘密性使得利益既得者粘合起来，让想进入权力核心的人付出更多的辛劳与才智，因为没有众多的边缘性人物，核心便不复存在。严复早些时候在李鸿章幕府处边缘地位，“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4](p1541)未得进入本集团的秘密空间。
严复利用才干及社会关系网试图进入李鸿章幕府的权力核心。他早年出任“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本打算在北方招生，以开社会风气之先，但报考生员素质平平，未能如愿，严复任职期间，遂充分利用地缘关系，派伯兄到福建等地广揽生徒，意在北洋水师学堂深植势力，以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如1890年严复致四弟观澜信中称：“熙官及诸赴北洋投考者，皆已到津，住客栈矣。鹤鹤当朋友或充学生，尚在踌躇未定。”[3]严名在《严复的一封未刊家信注释》中指出：“熙官、鹤鹤均系严复族侄，当年阳岐严姓及外姓青年，进天津水师学堂者甚多。”[5]
严复对自己以及伯兄观涛在李鸿章幕府扮演的角色有着清楚的认识，光绪六年或七年（即1880年或1881年），严复称：“月之七日抵津，一路安恬，足宽友廑。沪上一信，想已青及。海境离闽后，尚须赴台运载铁辙，复须驶往金州、旅顺口起卸，海上迂回，辗转总需月有余日。此不特家眷附搭，得不偿失，即所招学生二十余人，年齿幼稚，初次离乡，若听其糊涂坐搭，亦殊难过意。到津后，已将此节情形禀示相国，请其给发各生由闽到津盘费，委兄护送来堂，谅可邀准。（此节十七日已奉批准照办，弟注）弟在闽时所招学生。旧腊已定者二十四人。正月招得镜秋表弟冯姓，并岪藩妹夫与弟妹姊蛭薛姓，共成二十七人。前禀若奉批准，本堂总办堂有专札，并二十八人（兄亦在内），照单与兄，前往招商领票。”[4](p729)以严复为核心的关系网络刚形成时，严复除注重地缘关系，还注意学生西学方面的文化取向。这可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林献炘回忆中得到验证：“我是福建人，十五岁还在家中读书，马尾学堂近在咫尺，我并没有入学堂做学生的思想。十六岁时，海军统领叶祖珪回闽告诉各亲友，他此次率‘海筹’、‘海容’、‘海琛’来马尾厂修理，离开天津时，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托其到榕代为选择十五岁左右优秀子弟三十名带来，以备报考水师学堂。我由舅父介绍，1899年初，趁‘海筹’军舰随叶统领来津。此时，洋务运动已近尾声。我们报考水师学堂，由严总办自己出题目，题目为《西学所以有用论》。我们三十名均被录取。”③
严复注重利用师承关系，巩固其在北洋水师学堂乃至李鸿章幕府中的位置：“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4](p1547)“一道员”当指吕朝周。吕朝周时为天津道，江苏阳湖人，进士出身，以道台官衔由北洋大臣奏调为水师学堂总办[6]。吕朝周早期对严复也很器重，1899年底严复从闽奔丧回天津后致四弟观澜信称：“学堂公事山积，吕道皆推俟兄到津措办，体怠事繁，然无可推诿也。”[3]但随着严复等闽党势力逐步壮大，两者矛盾也随之产生。
吕朝周着手扶植“浙人”在北洋水师学堂中势力。宋恕是吕朝周的重要培养对象。宋恕，浙江平阳人，字燕生，号六斋，其家学崇尚程朱理学[7](p1085)。由于吕朝周等推荐，宋恕受李鸿章器重，1892年6月6日，李鸿章单独传见宋恕，称其为“海内奇才”[7](p666)。闰六月初三，宋恕派充水师学堂教习委员[7](p1098)。吕朝周对宋恕的过人才情表示赞赏。1893年冬，吕朝周调离水师学堂总办职务，取而代之的正是严复，此事被宋恕描述为：“妄庸闽人，循资代任，黑白昧色，奖惩私权。”宋恕“启院痛斥，闽党切齿，彼众我寡，治事肘掣”[7](p1099)。
严复与宋恕之争，有“闽人”、“浙人”在学堂中利益分歧，也有中西学理的不同。汉文教习宋恕与洋文正教习严复不同颇多。宋恕与章太炎同师俞樾[7](p1095)，与谭献有往来，宋恕属江浙文化精英。1897年宋恕印行《六斋卑议》，声名大振。1899年9月23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宋恕致梁启超信，称：“余杭经学文章，今日江浙实无其敌，君于不通已极之岸贾，尚以大度登其大谬之《驳〈辟韩〉》，而不肯等余杭之作，仆时则益疑君非正人。”[7](p601～605)余杭指章太炎，《辟韩》是严复所作，《驳〈辟韩〉》是张之洞授意屠守仁所为。宋恕崇章贬严，属学理歧见。1899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宋恕致信孙仲恺：“《天演论》奉上两部，严幼陵译文墨卷气甚重，且原书亦无大好处。盖赫胥黎不过英国一生理学家，小名士，非大名士，其中议论可笑者甚多。虽然，此等书在我国译书中亦可称彼善于此者，不可不作平心之论也。”[7](p692～696)“弟前年曾作《驳赫胥黎此旨》数篇，皆东西洋政理家之深谊，使赫胥黎见之，决无辞以反驳，惜未通英文，不能译寄英国耳。至严幼陵之跋语则可笑已极，非但于东方学派全无所知，且于西洋学派全未问津，一味道听途说，但可以欺今日不学者耳。虽然，幼陵之学在今日中国之通洋文人中则几于第一人矣！”[7](p692～696)可见，前时宋恕撰文《驳赫胥黎此旨》数篇中，有学理之争，更主要是李鸿章幕府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北洋水师学堂中“浙人”与“闽党”之争。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八日，宋恕往杭州就任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学生许寿裳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称，宋恕任教“仅四月，而获益之大，受知之深，毕生不能忘也”。“忆《札记》第一条《读〈天演论·察变〉》，略言‘物竞天择即《中庸》”裁者培之，倾者覆之’之意，先生细学长评，称有心得，并举以示人。小子受此鼓舞，于是感激涕零，益自奋发。生平粗知学问，盖自兹始也”。[7](p1114)宋恕对许寿裳的赞赏，从侧面说明他脱离李鸿章幕府后在学理上并不一味否认严复式的著译，即在中西会通的文化语境中诠释“天演进化论”。
作为“闽党”人物，严复在李鸿章幕府常不如意，这与时局变化密切相关。幕府常根据自己经营、谋利需要而对幕宾职位有所升降，如因镇压农民军的需要，李鸿章幕府多重用勇武、善谋划的将领，后因外交斡旋的需要而器重留学归国人员等。甲午战前，因战争的需要，严复的留英同学方伯谦等人早已被李提升为北洋舰队的重要骨干，而严复却未受重视。1894年严复在致四弟观澜信中表达自己对李鸿章幕府不满，对张之洞的向往：“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即张之洞）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谣之谤也。”[4](p731)
二 李鸿章、张之洞幕府利益冲突中之严复
李鸿章、张之洞幕府既有利益一致而相互利用的一面，又有政见分歧、相互倾轧之时。1879年，崇厚擅自与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出，舆论哗然，李鸿章却上书朝廷袒护。针对此，张之洞与陈宝琛等人上书朝廷，评点时政，矛头指向李鸿章。此为张、李矛盾缘起。
针对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败绩，张之洞大力抨击北洋水师腐败无能，向朝廷慷慨陈辞，主张对日决一死战，这一方面是张之洞秉承清流派之余绪，是传统的士大夫“御外侮”、“卫社稷”文化情结之表露；另一方面，他试图通过战争使得本利益集团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取得更多的发言权，从而取代李鸿章的位置。1895年3月23日，李鸿章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张之洞上书将李鸿章比秦桧。李鸿章还遭张謇等大批官僚弹劾，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李鸿章幕府存在“树倒猢狲散”的危险。严复也别有谋划，在致陈宝琛的信中，他曲折而又明晰地吐露心曲：“此时海军见存诸船受伤甚重，非月余日大修不能复出，而所供尽有道府秘不敢穷也。故我之一切虚实举动，倭无不知，知无不确。合肥词气毷氉，期以一死谢国。以今日之事势为论，虽西晋、北宋之事复见，今日无□□□耳。合肥用人实致偾事，韩理事信任一武断独行之袁世凯，则起衅之由也：信其婿张蒉斋（即张佩纶——笔者注）□浸润招权，此淮军所以有易将之失，欲同邑之专功，所以有卫汝贵之覆众；任其甥张士珩，所以致军火短给，而炮台皆不足以毙敌。以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公者，而使国家亦从以殆，呜呼，岂不过哉！”[4](p498)严复认为，李鸿章集团核心阶层的人际关系网络因建立在亲缘、亲信基础上而导致本集团指挥晚清政局失灵，致使北洋水师在战争中受到日本巨创。在严复看来，这些人的学问、道德不足以担重任：“今然后知不学无术私心未净之人，虽勋业烂然之不足恃也。”[4](p498)
严复对张之洞颇赞誉：“今者数月内时事殆不可知，公何不作一书与楚督张香帅，劝其作速筹款，设法购办军火为先，即使不及眼前之事，然□□永，国祸益深，苟其不为，将终无及事之一日矣。张香帅能用先机大度之言，日后撑拄光复，期之一二人而已，他督抚持禄保位，公意中尚有何人耶？”[4](p498)晚清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黄体芳被誉为“清流派四君子”，彼此互通声气，广为奥援。严复与陈宝琛是同乡兼学术知音，严复在信中每每暗示同乡的情缘，诸如“闽民贫地散，虽在海疆，敌所弗顾”，“乡里可无恐矣”[4](p499)，“闽中现□□谧”。严复致信目的是为投奔张之洞幕府垫下铺路石。
随着北洋水师节节败退，严复对本集团加大剖析力度，批评李鸿章用人不善：“今日东事愈不可收拾，北洋之意气愈益发舒。於戏，可胜痛哉！”[4](p499)严复感叹：“□□之论固矣，但不知有人焉，虽才足办此，其所为祗以自固位，于国之休戚，秦越肥瘠，则又何裨耶？”[4](p500)联系严复多年在李鸿章幕府中未受重用及其怀才不遇的一贯表现，可见这正是严复夫子自道。严复虽身处天津，但不忘打探张之洞利益集团的举措：“湖广张帅有何措施，走于此老惴惴之诚，□□无已，故于其行事，尤欲闻之。”[4](p501)
这两封信末尾署“名心照不具”[4](p499)、“名恕具”[4](p501)，表明即便是好友通信，在严复看来时局发展不足以表露身份。当甲午中国战败已成定局，随后一封信末尾即署“严复顿首”。严复在这封信中把战败的矛头指向幕主李鸿章，“推求厥咎，太半皆坐失先著，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真不得辞其责也”。[4](p501)但严复虽是清末官场的边缘人物，平时不得不有些明哲保身的举措外，毕竟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对李鸿章、张之洞幕府之间的争权夺利，张謇等一帮名士在中国战败后弹劾李鸿章的做法不以为然：“本日于友人处得见九月初七日科道诸公弹参合肥一折，闻系张季直、文芸阁二人笔墨，其欲得合肥甘心，可谓不遗余力。大致谓倭寇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合肥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而用湘楚诸人，则倭患计日可弭。呜呼，谈何容易耶？十月以来，淮人用事者渐渐剪落，闻俟刘岘庄到直，则合肥以原品休致去矣。若凭事实而言，则朝廷如此处置合肥，理不为过，但言者所论，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岘庄何如人，岂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4](p501)针对时局变化，是否马上就与李鸿章幕府脱离关系，严复有些犹豫与彷徨，最终还是下决心，请陈宝琛作中介人在张之洞面前予以引见，“张孝帅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理得宜，则后来藉用恢复，但此时真须一著不错，又当如居火屋，如坐漏舟，一□□□□□拼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将随风而靡耳。孝帅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有一番经纬也。复爱莫能助，执事胡勿为之介耶？”[4](p502)严复对李鸿章及其幕府的不满，既有对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关怀，也有其对所依附的幕府政治命运的思考与判断。甲午中国战败给掌权派李鸿章带来巨大的政治风险，风险造成李鸿章幕府中知识分子思想出现分野，李鸿章幕府有分裂的危险。
没想到李鸿章精于宦海浮游，通过1896年奉命出使俄国及欧洲其他国家，李鸿章幕府的社会政治地位又得以巩固。严复对自己的投机行径不由自主地反悔与担忧，他在《与四弟观澜书》中说：“堂中洪翰香又是处处作鬼，堂中一草一木，必到上司前学语，开口便说闽党，以中上司之忌，意欲尽逐福建人而后快。弟视此情形，兄之在此当差，乐乎？否耶？”[4](p732)闽党势力岌岌可危。相比较而言，严复等闽党反对派宋恕等对李鸿章重用洪翰香则大为称道：“宪台明镜高悬，特擢洪道会办堂务，又撤林守之差，以防通同舞弊，堂中正气稍申。”[7](p205)此时北洋水师学堂因利益冲突内部矛盾复杂，一方面有宋恕、吕道周、洪翰香等，宋恕受李鸿章重视，“其学以仁爱为基，以大同为极……生前仅刊《六斋卑议》一种，此书提倡革政，远在辛卯以前”，宋恕称自己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习，“虽蒙吕道、洪道雅量优容，而久为阴险悍妒者所不喜”。与严复欲离开李鸿章投靠张之洞相比，宋恕于1894年8月16日在《又致定夫书》中称：“顷闻京邑议论聚矢合肥，曾见安侍御折子，毁谤太甚，令人太息！弟未来津时，亦疑合肥实有取非之因，及来津目睹，始知众毁之毫无一是！”[7](p514)10月30日，宋恕就言官弹劾李鸿章事，称：“京邑风气虚矫，议论影响，许靖之流不足与辨。”1895年1月6日，宋恕在《唁张季直》中称：“京邑习气：不察流言，遽与溺职之龚、丁，殃民之卫、叶，同登弹筒，欲置极刑，斯乃贤者之奇穷，天下之至恶也！”[7](p520)龚指龚照玙，丁指丁汝昌，卫指卫汝贵，叶指叶志超，“同登弹筒”指35名翰林联名上折弹劾李鸿章。宋恕对李鸿章操行颇看重，积极支持李鸿章。另一方面，严复等闽党内部骨干分裂：“此间事势旦夕变更，李中堂今番出使俄国，年底定必回京，饬回北洋，十有八九，那时，兄是否仍当此差，尚未可定也。李中堂处洋务，为罗稷臣垄断已尽，绝无可图。”罗稷臣即罗丰禄，“同治六七年，宗光肄业于闽之船局，与子（指罗稷臣）为同舍生，相爱也”[8](p2)，罗是李鸿章幕府中的外交人才④。1887年，严复应罗稷臣之邀，为其母作寿文《罗母陈太淑人七十寿序》，罗稷臣称：“唯子与某之兄弟，交久益亲，而得知吾家悉，其可无一言为称祝具，以慰游子私哉？”[8](p2)严复在祝寿文中就对罗氏兄弟在李鸿章幕府中地位表示仰慕，“今相国合肥李公奉天子命，开府天津，以藩翰京师，折冲四裔者十余年。网罗群才，列之庶事，拔吾党之尤者，得二人焉，曰：罗子醒尘与其弟稷臣”[8](p2)，马自毅论著中也有部分史料可作旁证[9]。总之，随着李鸿章顶住风浪，东山再起，闽党势力中罗稷臣受李鸿章看重，严复能否保住自己在李鸿章幕府中的位置确实要打个问号。1897年严复致吴汝纶信称：“今日之变，固与前者五胡、五代，后之元与国朝大异，何则？此之文物逊我，而今彼之治学胜我故耳，然则三百年以往中国之所固有而所望以徐而修明者孑遗耗矣。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此抑或为复过虑，或经物竞天择之后吾之善与真者自存，且有以大西治，未可知也）复每念此言，尝中夜起而大哭，嗟乎！谁其知之，姑为先生发此愤悱而已。”[4](p521)严复之所以半夜痛哭，与他被人攻击为闽党及在所谓“闽党”中又受到罗稷臣等人压制在夹缝中处境艰难密切相关。
严复受到排挤与打击时，翻译了许多学术名著以“立言”，“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乃为冷淡生活。不独为时贤所窃笑，家人所怨咨，而掷笔四顾，亦自觉其无谓”。[4](p537)他在赠英华诗中，有“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4](p414)。1899年4月5日，严复自称：“复今者勤苦译书，羌无所为，不过闵同国之人，于新理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4](p527)“有求于世，则啼笑皆非。此吴挚甫所以劝复不宜于并世中求知己”[4](p535)。著译能否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有时候严复自己也怀疑。
三 严复与张之洞及其幕府
晚清幕府的数量不可谓少，但可以和李鸿章幕府相提并论的是张之洞幕府。
甲午战后，国人大多觉得中国战败是日本学习西方的胜利，严复这样精通西方文化经典的知识精英便乘机而作。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杰作，认为西方富强的根源于“自由为体，民主为用”。严复提出：“今之西洋，则与是断断乎不可同日而语矣……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4](p11)“中国甚属岌岌，过此何必兵战，只甲午兵战一端已足蒇事”。[4](p733)在严复看来，中国再经不起战争的折腾，甲午战争已够戗，“前此尚谓有能者出，庶几有鸠，今则谓虽有圣者，无救灭亡也。中国不治之疾尚是在学问上，民智既下，所以不足自立于物竞之际”。[4](p733)严复认为，“民智”是决定中日“兵战”胜败的重要因素。
中国战败促使严复从制度及文化思想上反思。1897年严复发表《辟韩》，转载于梁启超、汪康年等主持的《时务报》，张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幕宾屠守仁作《〈辟韩〉驳论》进行反击。在严复看来，此文是张之洞自撰，不过托他人之名而已，严复在家书中云：“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其后自作《驳论》一篇，令屠君出名也。《时务报》已照来谕交代矣。”[4](p733)严、张始交恶⑤。
1898年张之洞撰《劝学篇》表述了“中体西用”这一文化价值取向。在张之洞看来，“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新学与旧学的关系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0](p121)光绪皇帝称誉《劝学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慈禧太后下谕嘉奖。《劝学篇》挟朝廷之力而风行海内外。
针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文化观，1902年严复提出：“善夫金匮裘可桴孝廉之言曰：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乎？”[4](p559)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严复对“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批评既有学理论争层面，也有因人而发的因素。比照1902年6月26日至28日，严复在《大公报》上连载《主客平议》称：“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顾汲汲然劝治西学，且曰西艺末耳，西政本也，不悟己所绝重者，即其最畏之说之所存，真可为强作解事者殷签矣。然此不具论。”[4](p119)联系严复在家书中云：“前者《时务报》有《辟韩》一篇，闻张广雅尚书见之大怒。”[4](p773)可见，“某尚书”指张之洞。严复讥讽张之洞所谓“中体西用”之主张。
严复还抨击张之洞师法日本之“新学”，1902年9月13日严复在《与熊季廉书》中称：“至一切新学，则不求诸西而求于东。东人之子来者如鲫，而大抵皆滥竽高门，志在求食者也。吾不知张南皮辈率天下以从事于东文，究竟舍吴敬恒、孙揆陶等之骄嚣有何所得也？自日本学生之与公使违言，政府愈于新学有谈虎色变之意。”[11](p19)在“西学”、“东学”问题上，1904年严复再次批评张之洞对“西学”的偏见，谴责张之洞对教育制度的干预：“学界教育，自香涛宫保（张之洞——笔者）定章之后，大抵在禁学者勿治西文，即使治之，主试之人决不重也。此法一行。不识贤者所立培根学堂为所动摇否也。”[11](p35)这表明严复与张之洞之交恶既有派系之鸿沟，又有“西学”、“东学”之分歧。
四 严复在近代幕府中所充当的文化角色
严复作为政治人物在李鸿章幕府并无过人之处，但如何在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下，拿出解决社会病态的方案，作为声名卓越的学者，严复的思想无形中成为该集团的精神上的一面旗帜，在文化上也发出有别张之洞倡导“东学”的不同声音。[12]严复著译代表了传统向近代文化转型中的新趋向，无形中改变进而重塑李鸿章幕府的文化性格。
探究严复在幕府中扮演的文化角色，须将他与同时代的文化精英比较。熟悉英国学术资源的严复与熟悉日本学术资源的梁启超（与张之洞幕府关系密切）引进西方思想的来源不同，这既是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又和其凭借各自相联系的幕府特色、发挥自己优势密切相关。严复对于梁启超等人对日本学术资源囫囵吞枣，成批量地贩卖到国内，而不直接从英、美等原创国引进的做法进行批评，这当然和梁启超等人急功近利有关。同时，严复对欧美留学生情有独钟、对留日学生向来有歧见，这又和其留学英伦的经历相关。1910年11月，他在《与载泽书》中就草拟宪法过程中用人问题发表己见：“窃以谓攥拟宪法，乃绝大事，此后开局辟僚，固不能纯取旧学之士，然选其新矣，亦宜相其实有功侯，知法制本原，能为国家计虑深远者。而东学小生，用之尤不可不慎也。欧美游学治法典者亦不尽佳，又多苦不能本国文字，然其中亦有数四佳者，窃欲荐列，以备公爷与伦贝子之采取……”[4](p595～p596)
知识分子是近代幕府的文化灵魂。章太炎作为张之洞幕府中重要一员，带着书生“经天下”的豪气刚从“诂经精舍”走出，便摹仿严复成名捷径，伙同曾广诠（严复留学英国与其父曾纪泽有隙）翻译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作，遭到严复吹毛求疵的痛诋。严复读完《昌言报（第一册）》中刊载的章、曾译作，随即在《国闻报》上撰文《论译才之难》：“大学堂所陶铸，皆既成名之士……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至直用乡谈，授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4](p90)严复所谓“大学堂所陶铸，皆既成名之士”针对章太炎。有史为证：章太炎曾经在经学大师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修业七年。戊戌维新前夜，各种学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章太炎等人于1897年在杭州发起的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兴浙会。《兴浙会序》及所附《兴浙会章程》，着重表彰黄宗羲、张煌言等反清志士，其矛头指向清政府，政治目标颇明确，刊出后，在学界、政界引起轩然大波，许多人纷纷指责“措词殊欠妥洽”[13](p10～11)。由于时机尚未成熟，在各方的压力下章程被迫改订，组织也更名为“兴浙学会”。比照章太炎撰著《兴浙会序》开头：“浙江于东南为上腴，其民好学蹈礼，而被文弱之名，谓之非用武之国，然勾践以甲楯五千，起于会稽，北覆大吴，臣仆齐、晋。榷其方略，可谓星耀而玄运，鬼出而电入矣”[13](p10～11)。“星耀而玄运”，其典故见于《淮南子·览冥训》：“日行月动，星耀而玄运，电奔而鬼腾，进退屈伸，不见朕垠。”⑥可见，章太炎试图利用地方性政治网络兴浙会，作为获取政治功利的阶梯。在舆论的压力下兴浙会被迫改名，成为地方性学术研究色彩的知识分子圈。[14]章太炎却在晚清名流的指责声中名声大噪。“授楚囚之说”这一典故缘起见于春秋时期，晋、楚数年战争，晋颇感重负，想与楚和解。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视察军用仓库，偶遇战俘楚乐官钟仪，钟仪着楚国服装，奏南方乐调。晋大臣范文子称钟仪“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建议释放⑦，以求晋、楚之好。晋景公信其言，许之。后晋、楚果订盟弥兵。可见，严复用此典故嘲讽章太炎挟国学以自傲。再联系章太炎1897年2月22日在《时务报》上发表《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批判清政府中以李鸿章为首的亲俄外交政策，主张“外昵日本，以御俄罗斯”[15](p6)。严复毫不留情地指出张之洞幕府重要的笔杆子章太炎具有狭隘的江浙文化优越感意识，以及不懂外语和外交，偏偏喜欢翻译、向当政者就外交政策献计献策。严复的抨击有着明显的派系成见[16]。
1896年，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与李鸿章、张之洞幕府密切相关的学人在上海切磋学术。据杨复礼所著《梁启超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西元一八九六）二十四岁（指梁启超）……到沪后始交黄公度，秋又交马相伯、马眉叔兄弟，麦儒博亦于是年（1896年）冬来沪。时公寓跑马厅，与马氏居住接近，每晚间辄就与马眉处习拉丁文。徐促虎建寅、盛查孙、严又陵、陈季同及当时诸名公，皆因马氏（马相伯），而相识焉。马氏以公（梁启超）年尚少，宜习一种欧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张与吴小村同。眉叔所著《马氏文通》，与严又陵所译之《天演论》均于是年脱稿，未出版，皆先以稿示公（梁启超）……当时与公过从最频繁者除黄马诸公外，尚有谭复生、宋燕生、吴雁舟、胡促巽、孙仲愚诸氏，于八月十九日有七人同映一像事。是年始识容闳、章太炎，章是年为《时务报》编纂员……”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亦记录此事。这说明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晚清知识分子虽隶属于某个集团，但作为学者又有自己的活动空间。学术的追求使得他们建立学术交往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集团利益。当然这种文化上的牵连和其代表经济、政治利益相比，较为松散。
总之，“救亡图存”历史使命决定晚清幕府需要两种人物，一种是实干人物，擅长处理纷繁复杂的军政事务；另一种是操纵舆论的文化精英，以便帮助本集团在社会思潮中准确定位和调控舆论导向。严复在李鸿章幕府中扮演角色当属后者。严复“立业”遭挫，他致力译介《天演论》等以“立言”，1901年5月严复致曹典球信称：“往者有《国闻》之作，《天演》之谈，亦所谓屈平系心怀王，庶几一悟而已。”[1](p802)严复致信吴汝纶称：“许序《天演论》感极……郑侨有言：‘吾以救世也。’”[1](p522)《天演论》稿本藉人际网络首先在李鸿章幕府中传播开来，随之在社会上引发巨大的反响。
将学理追求与经世相比，严复称：“居今之日，时异往古，有志之士，须以济世立业为务，不宜溺于文字，玩物丧志。”[4](p802)严复认为经世远比著述重要。1896年前后严复在《原强（修订稿）》中称：“赫胥黎曰：‘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民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此西洋教民要术也。”[4](p29)严复一生办实业过程中，以开平矿务的精力投入为最，然而并不成功。与立业相比，严复在著述立言上的功绩较为引人注目。这与晚清倡导新学分不开。《天演论》的传播效果与“新学”的关系，严复称“颇有人说其书（《天演论》——笔者）于新学有大益也”。[4](p733)
近代文化转型不仅仅有古今之辨，也有“中学”与“西学”之间碰撞与会通，这又涉及“学新”的问题，王国维称：“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7]“学新”不仅表现为传统学术近代转型，更体现在西学东渐。面对新旧、中西，严复无疑属于“自始舍旧谋新，如恐不力，而晚乃致次骨之悔以明不可追者”。[18](p151)
就处在社会转型中的晚清幕府而言，其文化性格的塑造与严复、宋恕、章太炎等知识精英对“中学”、“西学”的评判、重估，有相互制约的内在联系。就处在文化转型的幕宾而言，救亡图存压力下严复在经世举措与西学救世理想之间进行艰难抉择。简言之，解读严复与晚清幕府的关系对把握清末社会转型与思想互动有启迪；从精英人物与军政利益集团的关系中探讨精英思想嬗变的社会语境，这在思想史的研究范式上也是有益的探索。
收稿日期 2006-01-03
注释：
①中间地带人物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连接点既有与核心加强联系的趋势，如通过姻亲或其他途径（得到核心人物赏识，结为师生关系）进入集团核心，也可能因为政治、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疏远，甚至反目为仇。
②军机处录副档，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转引自马自毅：《“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林献炘：《中国海军职业何以闽人独多》，《清末海军史料》，第606页，转引自马勇著《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④“严罗两家是亲戚”，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7页注脚。
⑤一旦两个集团利益有冲突，如早期想投身于张之洞的梁启超，任《时务报》的主笔时，他曾写信给严复，表示要转载严复的《原强》一文，但随着张之洞态度的转变，未能转载，而严复本人也受到张之洞的警告。
⑥高诱注：“耀，有；玄，天也。”这里借以指形容勾践忍辱复仇的策略变化莫测。见朱维铮、姜义华：《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⑦见《春秋左传》中“成公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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