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丰[1]2002年在《传统企业转向网络经营机理的研究——以海尔为例的分析》文中提出论文首先从总体上概括介绍了目前企业在传统经济社会和网络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不同竞争环境，着重分析了传统企业和网络企业在经营模式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传统企业如果要想在网络社会中取得竞争优势，所必须进行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理念上的转变。 论文以海尔集团为实例，重点分析了海尔进行网络经济转型采取的策略和步骤。面对近年来迅猛发展的网络经济，为适应企业发展和竞争的需要，适应世界范围内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海尔集团通过推行一系列结构调整和业务流程再造，为进军电子商务奠定了组织基础。企业进行了市场链为主要内容的彻底的业务流程重组，努力实现由生产型企业向服务型企业转型，并取得了显着的成果。 最后论文结合海尔的变革提出了新经济赖以生存的技术基础，指出了传统企业转型网络经济的过程中所要着重进行的叁项工作：以业务流程重组为主要内容的组织变革，建立适应新经济要求的组织结构；利用传统企业的固有的品牌、顾客、服务、物流优势，展开面向全球的大规模定制生产和服务；树立服务至上的思想，由单纯的产品制造转向更着重于提供顾客满意的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
权锡鉴[2]2005年在《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能力理论是现代企业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理论将企业诠释为一种能力体系或一系列能力的组合,认为企业拥有的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源泉。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通过有效获取和配置资源,从而形成竞争优势并得以保持的能力,包括核心知识技术能力、协调整合能力、生产运营能力、营销能力、战略管理能力、创新能力等。我们可以从延展性、价值优越性、难以模仿性等方面去评价企业核心能力,并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模型。 企业是有其生命周期的,因而需要研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型企业是以不断变革与创新为依托,市场竞争力具有持续提高趋势的企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决定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能力就是通过变革和创新,不断巩固、保持和提升企业核心能力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表现为“代内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代际可持续发展能力”两个方面,产业的有效扩张、制度创新、核心能力的塑造、市场营销优势是支撑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平台。 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叁个方面:能力资源、能力状态、能力环境。能力资源是指支持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内部资源,主要由一系列分析性的指标构成;能力状态是指由企业内部资源生成并外显的企业能力态势,由一系列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构成;能力环境是指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得以保持和巩固的一些企业外部资源和条件。对这叁个基本要素进行细化分析,得到关于这些基本要素的一系列评价要素;对各个评价要素进一步进行分析研究,得到关于各项评价要素的一系列评价指标,由此建立起一个全面完整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根据这一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定量评价,并建立起评价模型。
邓勇兵[3]2014年在《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网络演进与构建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日渐发达的通讯技术与运输技术的推动,面向全球范围的企业网络体系得以建立,企业交往变得更加紧密。而随着交往的加深,这些网络体系还在不断分化、重构、演进,并进一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不管是出于寻求机会、获取资源,还是为了规避风险、应对威胁,时至今日,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企业,都不能无视国际化网络体系的存在,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可避免要融入到这些网络体系中去,在国际市场体系或商业网络中找准自身的位置,并从企业网络中获益。对此,中国企业亦尤其需要加以重视。本研究以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网络演进与构建机制作为主要研究主题,通过对深入开展国际化的中国企业进行跨案例研究,深入剖析这些中国企业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其网络演进所呈现的阶段性特点和规律、网络演进的关键驱动因素,以及中国企业国际化网络的构建机制。这叁个方面构成了本研究的研究子问题。通常认为,对于“为什么”以及“怎么样”这类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过程的研究,案例研究是比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因此,为了达到更好的研究效果,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上,本研究主要采用的是跨案例研究方法,并通过理论抽样选择了6家开展国际化经营10到30年以上不等的中国企业进行深入研究。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意义在于：第一,通过聚焦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实践,结合传统国际化理论与网络理论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及网络演进过程的特点和规律；第二,基于网络战略意图与经验知识理论视角,提出了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网络演进的两种路径及其驱动机制,丰富并完善了网络演进的相关理论；第叁,基于企业适应性选择视角探讨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网络的构建机制,完善了企业主动性网络构建的相关研究。另外,对于国际化网络理论的研究,对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实践,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理论和实践可以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本研究在国际化过程理论、网络发展阶段理论、网络构建理论、网络能力理论、知识基础观及其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科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网络发展阶段划分、网络特征及其演进过程、网络演进路径及其驱动因素、网络构建机制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构建了契合中国企业实际的国际化及网络发展阶段模型,详细展示了各阶段企业国际化行为和网络演进的特征；第二,整合研究视角,提出了“网络发展—国际化知识获取—国际化成长”的演进机制；第叁,整合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的双重研究视角,提出了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网络演进路径的新分类,并探讨了两种网络演进路径的驱动因素；第四,基于适应性选择及协同演进理论,提出了国际化进程中企业网络的构建机制。本研究对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性：首先,由于网络已成为企业实现国际化的必要途径和形式,中国企业应该不断融入国际市场的产业网络、商业网络、社会网络以及全球战略网络；其次,在构建和发展国际网络的过程中,要关注国际化知识的获取和积累；第叁,由于网络演进具有路径依赖性,企业要根据国际化战略定位及国际化经验基础,选择适当的网络演进路径；最后,企业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企业网络的构建,不同的国际化阶段,要选择性使用网络构建策略。
薛绯[4]2013年在《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与优化研究》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企业面临的不确定因素迅速增多,企业预算管理面临的竞争环境也越来越呈现出动态复杂多变的特征。特别是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此后发生的欧债危机,对全世界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新形式,也给企业财务运营带来极大的风险。战略预算管理是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一种主要方法,也是一种集系统化、战略化、人本化理念为一体的现代管理模式。无论是企业单位还是事业单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战略预算管理在促进整个经济活动和避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以及加强企业财务管理,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现代金融与财务理论的发展,战略预算管理从最初只有计划、协调生产发展的功能,到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兼具控制、激励、评价等功能的一种综合贯彻企业战略方针的经营机制,从而处于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位置。时至今日,经过从内容到形式的多次变革与创新以后,战略预算管理理论在企业中的应用已经逐渐完善,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都接受并坚持运用这一方法,在加强企业管理控制和防范企业财务风险方面已取得较好的效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内一些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己经成功地实行战略预算管理,并取得了明显的效益,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由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时间相对较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相对迟缓,再加上经济基础相对薄弱,致使战略预算管理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还不普遍,企业财务风险依然不断,相关理论研究也相对落后,大多数关于战略预算管理的研究都是基于理论描述,从技术分析层面来展开对企业战略预算管理进行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在实践过程中,即使是实施了战略预算管理的企业,其应用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战略预算管理中许多理论认识与实务操作方面的问题尚有待深入研究与澄清,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都有待改进,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从财务风险防范视角来展开对企业战略预算管理的评价与优化问题的研究,更是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体系与优化研究,正是基于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全球金融危机这一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考察我国企业战略预算管理中存在的具体实际情况,构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理论体系,为企业战略管理与预算管理提供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从财务风险防范角度出发,运用文献研读、理论研究、系统设计、实证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将企业战略环境与企业预算运营管理结合起来,首先系统总结了预算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文章将预算管理理论划分为成本预算管理、财务预算管理、以目标利润为导向的预算管理和战略预算管理四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梳理了近年来有关战略预算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国外围绕预算管理的概念、预算的代理行为、预算激励、预算对组织变革的影响、预算与战略的协调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得了系列成果。文章从理论与实践二个角度系统总结了目前国内预算管理研究现状、对传统预算管理的批判以及理论界所提出的改进建议。其次,文章分析了企业财务风险的内涵特点、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财务风险防范的意义,阐述了战略与预算管理的理论契合、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内涵、战略管理与预算管理的衔接步骤,提出了从财务风险防范角度来构建战略预算管理的意义,界定了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概念,构建了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基本框架。文章结合现实背景,认为动态复杂多变是当前企业构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背景,价值创造是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目标,实时控制是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需求,叁者之间相辅相成、内在联系,共成构成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系统的环境背景。第叁,文章运用博弈理论深入分析了战略预算管理防范财务风险的机理。文章认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可以运用博弈分析工具来描述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深入分析战略预算编制、战略预算执行、战略预算监督以及不同信息状态下的战略预算管理状态,由此提出战略预算管理规避财务风险防的机理、手段和主要表现。第四、文章分析了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要素,构建了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体系,认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主要由基本要素、发展要素和辅助要素叁部分组成,基本要素主要包括预算流程,发展要素层次主要包括预算制度、预算组织及预算环境,辅助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战略、企业文化及信息沟通。各要素在自我催化循环的同时,构成交叉催化循环,推动着战略预算管理系统的不断发展与完善,而通过这种发展与完善过程中的实时反馈,优化了各要素之间的合作,推动了预算管理系统向着更高层次的循环发展,也达到了价值创造和风险防范的目的。在确定评价指标体系后,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通过问卷调查方法获得相关数据,展开了对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的评价,得出不同要素在基于财务风险防范中的重要程度,为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指导。为了进一步说明基于财务风险防范要素体系,文章运用神经网络方法展开对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要素的评价,得出本文所构建成的要素体系尚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第五、文章结合前面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从战略预算目标、战略预算编制、战略预算执行、战略预算环节、战略预算过程、战略预算考评、战略预算环境六个方面来进一步优化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的基本措施。最后通过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在HR公司的应用实例,以更系统的、更全局的眼光去看待企业战略预算管理问题,说明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以企业发展战略作为实施预算管理的导向,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控制手段,处于企业战略经营与管理控制的核心地位,对于提升企业预算效率、防范财务风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叁个方面。(1)将战略管理、预算管理、财务风险管理叁者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构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企业战略预算管理基本框架,这一研究视角的选择在国内尚不多见。基于财务风险防范和战略管理视角对企业预算管理业绩的评价仍是当前一个具有探索性的重大问题。目前国内将战略预算管理与财务风险防范结合起来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仅有的少量理论成果研究的层次也不深入。本文从财务风险防范这一视角,通过分析得出战略管理与预算管理有着理论上的契合关系,阐述了战略预算管理规避企业财务风险的机理,系统构建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理论框架,并展开对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系统的评价与优化研究,为当前企业财务风险管理和战略预算管理开僻了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2)在实务工作中,国内许多企业在预算管理实务工作中尚停留在传统的预算管理层面,构成当前我国企业财务预算不科学不合理,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极大的财务风险。本文基于当前复杂动态多变的竞争环境出发,认为价值创造是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目标,实时风险控制是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的基本需求,在研究过程中系统展开了对战略预算管理规避财务风险的机理的研究、展开了对战略预算管理的博弈分析、结合财务风险视角构建了战略预算管理绩效评价体系,提出了战略预算管理优化的具体对策建议,使得研究内容由传统的模糊概念和理论描述层面在进入技术分析与分解层面。(3)本文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博弈论展开对战略预算管理理论内涵的分析、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获得实证数据、结合文献研读与德尔菲法构建了基于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运用神经网络方法展开了对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体系的评价、运用案例分析方法分析了HR公司由传统预算管理向战略预算管理的改进过程,在研究方法上做到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遇芳[5]2013年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产业升级的同时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表面上看似完全不同的两个课题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否对过去几十年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促进作用？在国内经济亟需转型的今天，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能否，或者如何成为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因素？尤其在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范围内新一轮的人才、企业与产业大洗牌，国际生产要素布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进行研究，必须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只有深入到企业微观层面，才能使宏观层面的研究更具说服力。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进行研究，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的内在机制。在宏观层面，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与产业结构演进的实际情况，建立钱纳里模型，分别实证检验了我国整体以及东、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投资动机多集中于市场与资源寻求，以及我国很多企业在海外开展直接投资获利不大甚至亏损等原因，1992年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我国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着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之间作用差异较大；由于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小，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也不显着。在微观层面，本文将产业升级界定为企业流程与产品升级，首先从理论层面探索企业不同动因对外直接投资对其流程与产品升级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然后以我国制造业57家企业为例，引入对外直接投资虚拟变量，构建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流程升级的促进作用，结论显示：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流程升级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最后进一步结合海尔集团对外直接投资的典型案例，运用案例分析方法，研究了海尔集团对外直接投资对其产品升级的作用机制。通过从宏观层面深入到微观层面的分析，本文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内产业升级效应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并从中得出了比较有价值的结论，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政策，以及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促进企业流程与产品升级提供了有益依据。
赵霞[6]2011年在《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研究》文中认为产业间存在关联是社会经济的普遍现象,然而产业组织的关联理论仅仅揭示了不同产业间投入产出的生产性关联(或技术性关联),关注的是产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并且受传统的“重生产、轻流通”观念影响,并未把流通业作为单独经济部门来加以分析,因此也就无法得出流通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相互影响程度的有益结论。事实上,在买方市场条件下,流通的瓶颈效应正日益突现,流通业正成为影响其他产业,尤其是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产业因素。理顺流通业与制造业的关系,促进两者互动协调发展,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实现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加强两者互动发展,长期看,还有利于提升我国流通服务业发展水平,从而提高流通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作用,有利于我国制造业摆脱长期以来陷入的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困境。自第叁次社会大分工,流通业从手工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以后,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就存在着形式多样、极其复杂的关联互动,最初的流通业单纯承担制造业产品的交换功能,通过系列交换完成商品的“惊险跳跃”；随着分工的不断细化,流通业作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的投入要素,与制造业的结合日益紧密。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消费者需求多样化与个性化的驱动下,全球服务业迅速发展,社会经济由传统工业经济进入服务经济时代,在此大背景下,流通业与制造业亦出现向对方产业延伸、渗透的融合发展趋势,呈现出两者互动的新特点。本文以“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为研究主题,基于产业互动的角度,对流通服务业和制造业产业间关系进行全面考察。首先,在对现有研究流通业与制造业关系的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力图从总体上对“什么是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为什么互动”(动因)、“如何互动”(过程、类型)做出回答,以分工协作、延伸融合、理念融合叁个层次对流通服务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演进进程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分工的整合性命题。接下来,以互动融合为主线,本文分别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叁个层次进行具体分析,借助于相关数理模型,从技术进步、需求变化、生产柔性等方面分析了不同层次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的动因；以分工协作效率、成本节约、知识创新等为主要内容揭示了各个互动层次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价值创造的内在机理路径。在上述理论探讨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物流、家电等行业发展的实践,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进行了典型案例分析,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我国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联关系及流通服务业如何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促进我国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如下：1.分析了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叁个层次,并据此划分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类型、关联特征、发展动因以及价值创造机理。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流通业与制造业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动态的、历史的,是随着经济进步与产业发展而不断演进的。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首次明确地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两者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提出两者互动发展的叁个层次,即分工协作层次.(协作型互动融合)、延伸融合层次(延伸型互动融合)和理念融合层次(理念导入型互动融合)。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间的产业间分工协作产生于社会分工深化,流通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与生产部门脱离；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开始突破原有产业边界,产业触角向彼此延伸,出现了两者间的融合发展；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高度发展,服务不仅是增值手段,而成为基本的生产方式,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界限更加模糊,流通或制造企业相互吸收对方的经营理念,不断创造出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进入理念融合的发展阶段。2.以交易成本理论和产权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传统产业组织理论所忽略的产业间制度性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制度性关联的基本模式。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只关注了同一产业内部垄断抑或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主体间的策略性行为和最终导致的经济绩效,而并未对组织间尤其是跨不同产业的组织间的制度性关联(治理形式)进行深入分析。不同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笼统地将产业间关联归结为基于产品联系的供求关系或投入产出关联,本文在将知识和技术传递也纳入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指出产业间互动以及在互动基础上出现的融合现象是跨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制度性安排的现实展开,在此基础上,本文具体分析了流通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出于竞争合作目的所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组织安排形式。在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制度性关联中,存在叁种治理结构：(1)市场治理。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通过市场来完成交易。(2)科层治理。流通企业实施后向一体化进行销售产品的自行生产,或者制造企业实施前向一体化进行分销渠道的自我经营。(3)混合治理。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形成的产销联盟,双方紧密合作形成伙伴关系。3.提出产业间互动融合是培育产业制度革新和催生企业生产经营方式创新的摇篮的观点。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通过对对方经营理念的借鉴、吸收,形成了服务型制造和制造型流通,制造企业变以产品为中心为以服务为中心,通过与流通服务企业的紧密结合,创造出可观的利润空间,增强了产业竞争力；流通服务企业借鉴制造企业的标准化、集群化思想而产生的连锁经营模式和以综合型购物中心为代表的商业集群充分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益,使得流通企业得以做大、做强。总之,流通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给双方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4.利用投入产出法实证研究了我国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间的产业关联程度,并在此基础上采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了我国流通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影响的路径。通过对相关指标的测度和动态比较,结果表明,资源加工业和资本品制造业对流通服务业当中的交通、仓储邮政业的消耗较大,反过来,交通、仓储邮政业也需要消耗较多的资源加工业(主要是石油加工业、化学工业)和资本品制造业(主要是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通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品；食品制造、服装制造、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等消费品制造业对流通服务当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消耗较大,表明在我国多数消费品通过专业化流通部门进入最终消费领域,流通交易服务是社会产品实现的不可或缺环节。感应度和影响力指标则显示,制造业各行业受到来自制造业其他行业的影响要大于受到来自流通服务业的影响；从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影响力来看,制造业各行业对其他制造业的影响程度要大于对流通服务业的影响程度,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现阶段我国流通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辐射和拉动作用偏小,流通服务业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实证研究还指出,我国流通服务业通过降低制造业交易成本提高了制造业效率,并且这种中介作用受到制造业本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越强,促进机制越强。5.提出了促进我国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发展的对策建议。企业决策者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互动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实践中企业间相互倾轧的短视行为频发；流通企业市场化程度低、规模偏小、组织化程度低和对技术及高端知识人才的匮乏制约了流通业与制造业互动的能力,同时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传统组织结构、制造代工模式、外资的挤压也妨害了对本土流通服务业的需求,加之我国现阶段诚信制度缺失,以及政府长期以来对制造业的产业政策偏好和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都不利于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发展。为此,本文提出促进我国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融合,要深化思想认识,政府部门要转移政策偏好,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的产业政策,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同时通过加快流通服务业建设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包括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实现物流业与制造业的对接,加快流通服务业改革进程,提升市场化水平,通过扩大开放提高流通服务业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能力。
赵永杰[7]2011年在《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动态能力生成机理研究》文中提出动态能力理论是在动荡复杂的竞争条件下,为解决企业持续发展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个战略前沿。处于经济转型、技术变革、全球竞争、产业升级交错过程中的当代中国企业面临着更多的环境动态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如何不断地开发和培育与环境变化相匹配的动态能力已成为未来中国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动态能力概念内涵、形成机制、影响因素等的探讨,其中动态能力形成机制的研究是动态能力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答是动态能力理论能否有效指导企业开发和提升动态能力的关键。现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组织内部视角,主要观点包括：动态能力的形成是由企业所拥有的资产位势和历史发展路径所决定的;学习机制引导与塑造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演化过程；知识形成的动态过程即为动态能力的形成与演变过程；动态能力形成过程即为企业形成技术轨道和技术范式的过程等。二是环境视角,主要是从“本地生产系统”的角度考察企业动态能力和环境影响因素的关系,源于一些学者从网络嵌入性视角考察企业动态能力的尝试。近年来,上述两种观点开始出现相互融合的趋势,如一些学者提出动态能力生成的自组织理论,把动态能力的形成视为一个与环境相适应的自组织过程。但是总体上看对动态能力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现有的分析框架还不够完善和成熟,因此不能较为全面地解释动态能力的本质和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建立和重新配置内部与外部能力来适应快速变动环境的能力”,研究其生成机理应该体现这一内外结合的特征。企业家是企业创新的主体,他们介于市场与企业组织之间,是信息的集中者和决策的制定者,只有他们才能凭借其独特的地位和企业家精神,根据企业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地筛选、组合、重组企业的资源和能力。但是现有对动态能力生成过程的研究中普遍存在企业家缺位现象,这一状况妨碍了人们对动态能力生成过程认识的深化。系统动力学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本质上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强调系统思考的研究模式和分析方法。本文认为缺少系统的研究视角是造成动态能力现有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尝试引入这一分析视角,在一个系统思考的框架内深入探讨动态能力的生成机理,目的在于打开动态能力生成的“黑箱”,为破解企业能力演化中的两难困境,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提出动态能力生成的分析框架。动态能力理论是对核心能力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它产生于动荡复杂的竞争条件下,以增强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为目的,聚焦于核心刚性的克服,被认为是动态环境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但是以往对动态能力的分析主要将其界定为一种持续的战略变革能力或改变惯例的惯例,虽然强调其动态性,但是却不具有直接可考查性,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其形成的过程,无法有效地指导企业的实践。组织即兴概念的引入使得我们可以用可考核的具体指标考查企业的组织即兴水平,并据此推断其动态能力,因此为动态能力生成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思路。本文首先从系统演进的视角提出一个由“企业家精神-组织即兴-动态能力”构成的动态能力生成的分析框架,从而从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角度解释了动态能力的生成过程。二是分析动态能力生成的内在机理。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以快速战略调整能力和快速战略执行能力作为两个可考核的具体指标分析和评价企业的组织即兴水平,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描述了动态能力生成的系统动力机制。在本文提出的动态能力生成的理论框架中,动态能力的生成过程是由战略期间快速战略调整能力、运营期间快速战略执行能力两个增强环路构成的。增强环路有两种行为方式：要么是恶性循环,要么是良性循环。具体表现为恶性循环还是良性循环取决于环路的触发方式。系统思考发现：企业家精神是上述系统中系统要素的激活机制,也是系统结构中的“高杠杆解”。本文界定了个体、组织和社会叁个不同层面的企业家精神,进而对叁个层面企业家精神激活系统要素、催生动态能力的内在机理展开具体分析,使本文的理论框架建立在科学的逻辑基础之上。叁是分析动态能力生成的控制机理。由于过程悖论的存在,研究动态能力的生成机理不仅需要考虑动力来源,还要研究控制机理。本研究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揭示了过程悖论产生的内在机理,为更深入认识过程悖论和动态能力的控制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战略调整时点的识别机制,为破解过程悖和分析动态能力控制机理提出思路。四是提出基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动态能力策略本部分属于对策性研究,深入探讨了通过企业家精神培育促进动态能力生成的动态能力构建策略,为企业动态能力的开发和提升提供指导和借鉴。首先从系统协同的视角构建了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分析框架,然后深入分析了个体层面企业家精神的来源、企业家精神的扩散机理和动态传承机制。五是运用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对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通过对苹果公司、丰田汽车公司、联想集团、海尔集团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五个典型企业的案例考察,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检验了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并且对本研究获得的重要结论做出总结,阐述理论贡献与实践价值之所在,分析本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研究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在一个系统思考的框架内分析了企业动态能力的生成与控制机理。企业动态能力的生成过程是一个能力与环境不断匹配的过程,具有动态复杂系统的特征。本文将系统动力学方法运用于动态能力生成机制的研究,提出了一个由关系链条“企业家精神-组织即兴-动态能力”构成的企业动态能力生成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动态能力的生成和控制机理,以打开动态能力生成的“黑箱”,破解企业能力演化中的两难困境,丰富和推进了动态能力的理论研究进展。二是将个体、组织和社会叁个层面结合起来分析了企业动态能力的生成机理。动态能力是“企业整合、建立、重新配置内外部能力来适应快速变动环境的能力”,只有将企业内外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认识动态能力的影响因素,深入理解动态能力的生成机理。然而现有对动态能力的研究缺少内外部结合的视角,导致对动态能力的生成缺少系统性认识。系统思考发现：企业家精神是动态能力生成过程中系统要素的激活机制。本文尝试以企业家精神为分析起点,将个体、组织和社会网络叁个层面结合起来,系统地解析其激活系统要素、促进动态能力的生成的内在机理。叁是提出了基于企业家精神培育的动态能力策略。本文从系统协同的视角构建了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分析框架,然后深入分析了企业家精神的来源、扩散机理和动态传承机制,为企业动态能力培育和提升提出了一条可操作性路径。
韩玉堂[8]2009年在《生态工业园中的生态产业链系统构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生态工业是指人类仿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方式来规划工业生产系统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工业园(eco-industrial parks,EIPs)是生态工业的重要实践形式。EIPs中的生态产业链(eco-industrial chain,EIC)系统构建是工业生态学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短缺和工业污染问题,人类的工业活动应当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使工业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界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大系统中,一个生产过程的废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个生产过程的原料,使整个工业体系“进化”为各种资源(物质、能源、水和原料)循环流动的闭环系统(closed-loop circle),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本文从EIC的链接及其生态效率、EIC系统构建、EIC系统运营的稳定性评价3个维度,对生态工业园中的生态产业链系统的构建及稳定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工业生态学理论是园区生态产业链的重要研究基础,它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循环经济理论、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理论、生态工业园区的理论与实践等,都与生态产业链的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相关领域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发现,基于工业生态学理论指导,作为区域层面的循环经济实践的载体——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都必然要求贯彻以清洁生产和绿色制造为核心内容的循环经济理念。生态工业园是建立在一定地域上的、由生态产业链系统内相互链接的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共同形成的企业社区,在该社区内,各成员单位通过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取最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生态产业链系统是在生态工业园区内,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基于成熟的产业规划基础上,借鉴并运用自然生态规律,人为构建起来的,以废物和副产品为纽带,最终实现资源、能源等在区域范围内循环流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工业生态系统。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等事先的交易成本,以及履约成本、风险成本等事后的交易成本,都不利于生态工业园中的生态产业链企业稳健发展,且增加了互利共生的成本,是摩擦力,因此,弄清这些交易成本及其成因,对于园区生态产业链系统的构建及稳定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针对园区生态产业链链接的不同发展阶段,分析产业链企业净收益和社会净收益的变化趋势;基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分别从生产者、消费者角度分析生态产业链下和线性生产链下的市场供求状况,研究表明,生态产业链下的产品供给量小于线性生产链下的产品供给量,生态产业链下的产品需求量小于线性生产链下的产品需求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比较体现产业链企业采用循环经济技术较传统线性经济所带来的效益变化情况。要实现园区生态产业链上游至下游的顺利链接,即博弈结果为“下游接受,上游提供”,除了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外,上、下游企业之间废物或副产品利用的一些具体因素都将影响企业决策。依据生态工业系统中物质、能量、信息流动的规律和各成员之间在类别、规模、方位上的匹配,实现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完善资源利用和物质循环,构建EIC系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补充并完善了4种EIC系统模式:依存型(单中心、多中心)EIC系统,平等型EIC系统,混合型EIC系统,虚拟型EIC系统。基于EIC系统的核心企业与围核企业研究,分析了甘肃金昌河西堡工业园EIC系统构成。EIC系统运营风险包括:EIC企业之间的投机行为导致的风险;EIC系统内的结构性风险;EIC系统内的关系风险;企业的文化背景与地域习惯差异导致的风险。因此必须加以切实有效的防范和控制。那种将园区EIC系统过于理想化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为此,根据生态学理论,在参考国家有关标准基础上,综合考虑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筛选方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构建生态产业链系统稳定性的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主要分为:外部影响指标、生态产业链企业指标、生态产业链系统整体指标3类一级指标;国家宏观政策、市场环境、企业竞争力、企业应变力、企业效益水平、系统信息化水平、系统柔韧性7类二级指标;21个叁级具体指标。其中,叁级指标包括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具体在进行园区规划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和特殊条件而定。以Kalunborg和青啤为例,通过对EIC系统的稳定性研究得到以下结论:一个园区内生态产业链系统网络的结构越复杂,越完善,其稳定性就越强;生态产业链系统稳定性的特征表现为,它是一种开放的稳定性,动态中的稳定性,整体的稳定性;单中心依存型EIC系统是一种容易达到系统稳定状态的EIC系统,是生态工业园区的一种理想的工业共生模式;单条EIC的长度越短越稳定。基于上述有关理论,对海尔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系统的稳定性、青岛新天地静脉产业园区生态效率评价体系等作了实证研究,并针对两园区存在的共同问题,提出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彭家钧[9]2014年在《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所面临的环境比过去更加复杂、不确定和充满竞争，动态适应环境的有机组织结构、有效支持战略的管理控制系统以及员工的企业家精神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传统的科层组织结构以及基于命令和控制的管理控制系统越来越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环境。为此，许多企业开始采用网络组织结构，需构建一种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来更好地实现组织的目标。本文首先对科层组织结构及传统的管理控制系统在新经济环境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对网络组织的特征及其对传统管理控制系统的挑战进行了分析。本文研究了一种将组织内部网络结构与组织间网络结构跨边界整合的新型网络组织，它以顾客为中心，以自主经营团队为经营单元，组织内外部成员跨边界自主合作。本文提出的自主经营团队是一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新型团队，作为网络组织的节点。网络组织通过构建整合的平台为各团队提供资源、信息、机制和文化等支持，促进战略协同与整合。随后，本文研究了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运行机理、权变机制和理论框架，分析了网络组织管理控制的目标、体系、角色和方式的转变，对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特别是其预算管理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和激励体系的构建和运行进行了理论研究。同时，对中国企业海尔集团以自主经营体为单元的网络组织和以人单合一双赢模式为特色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进行了案例研究，对理论进行印证。本文构建了基于网络组织的广义管理控制系统，将战略形成、战略执行与运营过程有机整合，在正式控制系统基础上导入非正式控制系统，将环境、战略、组织结构、文化、信息系统等融入管理控制系统。本文认为，战略更新、组织变革与管理控制系统权变之间应动态匹配和相互促进。本文认为，构建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的核心是从传统管理者视角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转向员工视角的自主经营，驱动员工的企业家精神，实现员工的自我激励和自我约束、自主决策和创造价值、自主创新和控制风险，实现组织与员工目标的内在统一。同时，网络组织的管理控制系统需要转型。管理控制的目标在风险控制和绩效管理的基础上，还包括促进组织创新和自主适应；管理控制手段从正式控制转向强化非正式控制和自主管理，从委托代理视角的对立博弈转向社会关系视角的信任合作，从纵向控制转向横向自主协调；管理控制机制从科层控制转向基于自主控制、市场控制与社会控制的整合机制；管理控制的角色从对员工的约束转向对员工的充分赋权。最后，本文提出了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理论框架。网络组织的管理控制系统由四部分组成，包括自主适应系统、绩效管理系统、信念系统和边界控制系统。其中，自主适应系统主要通过构建柔性的战略体系、网络组织结构和网络化的信息系统来自主适应环境变化；绩效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团队自主预算管理、团队绩效评价和团队激励来驱动战略绩效和运营绩效目标的实现；信念系统主要通过激发员工的企业家精神，驱动团队自主承诺目标和认同组织的价值观，实现目标统一和战略协同；边界控制系统主要驱动团队的自我约束，规避组织的战略风险和运营风险。不同系统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整合运行。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包括叁个方面。第一，本文以竞争型企业为例分析了网络组织这一新型组织形式的结构、特征及其对传统管理控制系统的挑战，研究了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的设计、运行和实践案例，构建了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理论，这对传统基于科层组织的从管理者视角进行自上而下控制的管理控制理论进行了深刻变革。第二，本文以跨边界自主经营团队作为网络组织的单元，研究了基于自主团队的新型预算管理、绩效评价、激励和非正式控制等过程，这对传统的基于责任中心的管理控制进行了变革。第叁，本文对网络组织的管理控制系统的运行机理进行创新，构建了以市场控制、自主控制、非正式控制、协同控制等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管理控制机制，这对传统的主要依靠科层控制、外部控制和正式控制的管理控制机制进行了创新。
刘涛[10]2014年在《企业管理模式演化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管理模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断“演化”的，这种演化在时间上体现为企业管理模式的生成与变革，在空间上则表现为不同企业间管理模式的移植。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对“企业管理模式到底是如何演化的”这一问题的解释力不强，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缺乏有效的分析工具和框架。本文将运用演化分析的思想内涵和理论工具，尝试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基于对管理派生性的认识，我们认为管理模式是企业为保证其它活动的有效开展，重复采取某种特定的管理职能运行方式的结果，并随着企业内外环境因素的变动而不断演化。因此，要解释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内在机理和运行方式，仅从管理现象出发进行分析和归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超越“存在”，找出隐藏在管理现象背后的“基因型”。通过对惯例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惯例既能作为载体承袭和储存企业内部的知识信息，其自身也存在于企业的各项活动之中；惯例具有的模式性、重复性、集体性和路径依赖性特点，使得其可以在微观层次上保持相对稳定并在企业内实现代际传递；而其过程性和情境依赖性，又决定了其变异的可能。因此，与企业文化、能力和规则等相比，惯例更具备成为“管理基因”的条件。在将惯例确立为基本分析单位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生物学隐喻和类比，构建了企业管理模式演化分析的整体框架。据此框架，通过对惯例效应及其“遗传、变异和选择机制”的分析，本文运用逻辑推理法探明了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内在机理和实现方式，具体如下：惯例复制及其效应会推动企业各项活动行为的模式化，进而导致管理模式的形成，而惯例生成时的结构和能动性差异则导致了企业间管理模式的趋异性，并以128号公路地区和硅谷地区信息企业为例验证了管理模式的结构性趋异，以海尔和长虹为例验证了管理模式的能动性趋异。在结构和能动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惯例的变异及选择机制会引起企业惯例集的变化，进而导致管理模式的变革，并分别以苏宁云商和日产汽车为例对管理模式的渐进式变革和激进式变革加以验证。惯例的成功模仿使得企业的惯例集具有类似目标企业的部分特征，进而导致管理模式的移植和趋同性，而20世纪80年代后的全球化趋势、跨国公司的管理输出以及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加速了这种趋同。为进一步应用和检验上述解释性研究成果，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和个体群思维方法，从惯例演化的视角，归纳了中国情境下企业管理模式演化的阶段、特征和路径。本研究的主要启示在于：通过对企业惯例的分析，不仅可以回答“企业管理模式到底是如何演化的”，还可以对包括管理模式在内的其它管理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不同情境下企业管理的比较研究和对策性研究。
参考文献：
[1]. 传统企业转向网络经营机理的研究——以海尔为例的分析[D]. 袁丰. 西北大学. 2002
[2]. 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D]. 权锡鉴. 中国海洋大学. 2005
[3]. 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网络演进与构建机制研究[D]. 邓勇兵. 南开大学. 2014
[4]. 基于财务风险防范的战略预算管理评价与优化研究[D]. 薛绯. 东华大学. 2013
[5].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研究[D]. 遇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
[6]. 流通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融合研究[D]. 赵霞.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7]. 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动态能力生成机理研究[D]. 赵永杰. 东北财经大学. 2011
[8]. 生态工业园中的生态产业链系统构建研究[D]. 韩玉堂. 中国海洋大学. 2009
[9]. 基于网络组织的新型管理控制系统研究[D]. 彭家钧. 中国海洋大学. 2014
[10]. 企业管理模式演化机制研究[D]. 刘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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