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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K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6)07-0009-10 DOI:10.15957/j.cnki.jjdl.2016.07.002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面临的重要问题，虽然早在1980年代，国际社会就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但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和途径一直在探索之中，科研界也试图用具体的科学问题阐述和实现这一目标。随着2020年的到来，全球将约有60％的人口集中在城市，越来越多的城市将出现严峻的环境问题，全球城市将面临统一的发展危机，城市地区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阵地。我国面临着与全球相一致的发展议题与挑战，1978-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7.9％提高到52.27％，城市人口从1.7亿增加到6.91亿，国家的发展轴心完全转向了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城市雾霾、水体污染、城市洪水、土壤污染等环境事件频发，不断倒逼我们对以往的城镇发展方式做出反思和改变。到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提高到75％，所以无论是作为科学议题还是现实问题，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都在凸显，必须综合经济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系统设计我国城市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很多国际组织围绕不同主题开展了大量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工作，例如联合国人居署提出Resilient People、Resilient Planet建议；经合组织(OECD)提出“绿色增长”概念；欧盟在其大型研究计划中加入了大量的关于城市废物处理和提高能源、资源效率利用的项目；2006年，在伦敦市长Livingstone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推动下，全球为应对温室气体减排和环境危机成立了40个巨型城市联盟(C40)；2008年，瑞士成立了可持续城市发展委员会，在2009-2011年通过该委员会资助了55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建设项目；2013年中国也发布了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 伴随城市可持续研究的兴起，国际知名研究大学和机构，例如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等都相继成立可持续研究学院或研究中心，开展涵盖了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城市可持续发展学科建设。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是美国第一所设置可持续发展研究课程和专业的大学，其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包含全球化研究、能源与材料、技术、水资源，国际关系、生态系统服务、社会转型、地理与城市规划和政策管治等众多学科，拥有150多名正式研究人员。 城市可持续发展逐步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城市发展议题。本文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跟踪和分析当前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对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的梳理，提出未来研究可能出现的突破点，为今后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和实践服务。 1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脉络 1.1 研究内容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的时空尺度上，通过长期持续的城市增长及其结构进化，实现高度发展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从而使城市发展既满足当代现实需要，又满足未来发展需求。具体而言，城市可持续发展是指城市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的持续变化与扩大，以实现城市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包含城市的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变化过程。
图1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面和矛盾关系 Fig.1 Main contacts and the main aspects and conflicts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著名城市规划学者Calthorpe曾鲜明地指出可持续性就是在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中寻找一种平衡，使其能够永久地存在下去[2]。一般认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要从社会、经济、环境三个基本维度出发，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在于三个维度间复杂而紧密联系产生的相互影响与利益冲突[3](图1)，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①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可持续性研究。②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可持续性研究。③人类发展与环境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 1.2 理论脉络 城市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和发展观。图2展示了在城市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推动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过程。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在城市自身发展理论基础上，吸收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协同论、系统论、生态学理论和控制论的思想，衍生和发展城市多目标协同论、城市PRED系统论、城市生态学理论、城市发展控制理论的思想，指导城市可持续性研究[4]。
图2 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演进 Fig.2 Evolution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2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动态 2.1 主要研究方向 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可持续性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数量增长和空间扩大所带来的环境可持续性、提高能源和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灾难复原力、解决贫民窟的物资匮乏问题、确保居民享有廉价能源和基本服务、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创造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等。 2.1.1 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可持续性研究 由于资本和市场具有逐利性，所以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增长和公平之间的矛盾。城市的就业制度、家庭和人口结构、社会福利等是引起城市社会极化、产生不公平的主要原因[5]，并由此引发贫困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城市犯罪率则和区域人口的收入、种族、家庭不完整比、社区稳定性等密切相关[6-7]。贫困和犯罪体现了社会阶层的对立，严重阻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8]。 虽然经济增长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困和犯罪等问题，但社会不公平成为城市追求效率的发展过程的衍生品。这种不公平存在于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并在城市空间结构中有所体现。John F早在1968年就指出西方城市存在强烈的空间失配现象[9]，认为城市的居住隔离和郊区化，尤其是富人阶层居住和就业的郊区化，造成了城市社会不公平，即内城低劳动技能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和黑人)面临失业、低收入和通勤时间长等问题。医疗设施和医疗水平的差异不但造成城市居民在健康状况和寿命方面的差异，而且拉大了城市地区居民的贫富差距。虽然在1969-2009年间，美国大都市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人口的死亡率都在不断下降，但下降幅度间的差距却不断扩大，不均衡的医疗设施分布及一些社会原因，让心脏病、意外伤害、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中风和自杀成为乡村地区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而死亡率的差异进一步造成富人阶级和穷人阶层在数量和资本方面的差异越来越大[10]。 由此可见，社会的不公平不仅与收入分配不均息息相关，而且与人口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密切相关。居住位置对居民生活中的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供给、生存的时间成本和货币成本、生活的便捷性和身体健康状况等有显著影响。很多学者发现城市中超市和商品的可获取性在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间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对城市居民购物行为的研究，揭示贫富差距和不均衡的城市商业设施布局对当代城市可持续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例如，Shannon等对美国底特律城市居民的购物行为的研究发现，城市居民普遍在距离居住地3英里以内的超市或者杂货店购买食品和日常用品，有31％的居民的购物半径为1英里，22％的居民在距离居住地5英里外的地区购物。远距离购物者中，年轻人、非洲裔美国人、单身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和不满意本社区食品环境的人，主动选择远距离购物，而贫困率较高的社区，由于通常缺乏大型超市，所以其居民被迫到很远的地方进行采购，收入水平处于社会最低水平的居民(与种族无关)，在购物方面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公平待遇[11]。McKenzie对波特兰俄勒冈州地区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城市贫困区的居民在日常购物活动中承受着严重的社会不公平，他们必须花费更高的通勤成本(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到超市购物。购物，尤其是获取健康食品难易程度的差别，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态、加剧居民身体健康水平间的差异，从而阻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城市政府有义务，通过城市规划引导商业设施合理布局，以缩小不同社会阶层在购物方面的不公平性，增强低收入人口获取健康食品的能力[12]。 一些研究认为城市用地规模扩张有助于缓解城市居民的居住不公平问题，因为城市扩张可以提供更多的土地，降低住房的稀缺性，缩小城市人口住房购买力的差距，从而缓解城市中的居住隔离现象[13-14]。但是一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Ragusett J M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市蔓延对美国城市中少数民族(黑人、亚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住房购买情况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尤其是对亚裔居民而言，城市扩张和住房消费间甚至没有显著的关系[15]。在欧洲一些社会福利制度完善的国家，住房补贴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城市的居住不公平和社会隔离的作用，但政策的结果和预定目标间的差距通常相去甚远，这一问题在对荷兰、瑞典和挪威的研究中都有表现[16-18]。所以，福利政策也许并不是解决城市社会不公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社会公平性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样使被边缘化的人们重新加入主流社会。 以上研究表明，城市不公平性在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并与城市的经济增长及空间结构有着密切而复杂的联系，所以探讨城市的社会公平性需要根据城市发展所处的阶段和具体特点区别对待。 2.1.2 城市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可持续性研究 城市发展也在考验着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可持续性。资源和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资源的保护、效用最大化和循环利用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19]。随着城市的快速增长，全球很多城市的生态系统已经走上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解决城市资源环境问题迫在眉睫。 Pearce全面阐述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主张针对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起飞、膨胀、顶峰、下降、低谷)所面临的不同环境问题制定环境政策，并特别强调环境规划和土地规划对控制城市资源环境恶化的作用[20]。此外，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对城市资源环境状况的影响程度也在加深，人们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受其价值观影响，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居民必须放弃传统的消费观念，以保障资源在代内和代际间的公平分配[8]。清洁能源、循环利用、低碳消费等新的生活方式受到推崇，这些方面的政策性研究也力图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约束城市居民的个体行为，从而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21]。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自然灾害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日益严重。灾害风险评估将对自然灾害与脆弱性的研究联系起来[22]，以社区为单位的风险评估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23]。一些学者意识到让居民参与在社区灾害风险评估的重要性，提倡用社区居民、专家和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人员共同参与的评价过程，取代单纯的专家评估和模型评估[24]。一些学者强调当地知识在风险评估中的重要作用，Phong T等人以越南某社区为例，探讨了利用当地知识和GIS技术进行洪水风险制图的方法与意义[25]。政府层也充分意识到自然灾害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巨大威胁，展开社区灾害评估的实践工作，如在联合国开发署的帮助下，孟加拉国粮食与灾害管理部制定了“社区风险评估和降低风险行动计划”；美国联邦应急管理局开发了HAZUS-MH灾害损失评估模型，用于分析社区由洪水、飓风或地震所带来的灾害损失和风险[26]。 2.1.3 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可持续性研究 城市增长提升了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也引发了人类发展和环境系统间在需求和供给方面的矛盾。自然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生态服务功能，城市生态环境时刻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为居民提供包括生物多样性、初级生产力、气候调节、养分供给、消除污染、散热、美学和精神调节在内的生态服务产品[27-28]，支持着人类的生命活动，为人类生存创造福利[29]。 据估计，每年全球生态服务功能的价值在33万亿美元以上，但快速和不合理的城市化过程强烈干扰了生态系统，造成自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退化，城市生态问题却日益突出[30]。城市生态服务系统功能退化表现为景观上的生境破碎化和小尺度范围内的物种结构明显变化，城市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丧失生物多样性和功能退化的过程[31]，造成城市居民的生活和福利水平下降。 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需要考虑如何战略性地开发生态资源并通过可持续的管理手段，满足城市人口对生态资源的需要。实现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理解城市生态系统和居民间的关系[32-33]，这就需要将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管理决策，特别是人类密集活动的城市区域[28-29]。城市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间存在严重的不匹配性，例如，Phearson通过对纽约的实证研究发现，东哈莱姆、南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是城市中生态服务系统供给力低(如低密度绿色空间)，但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高(如高人口密度)的典型重叠区[34]。 近年来，为使居民持续获得生态系统服务的保障，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受到广泛关注。生态基础设施的概念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人与生物圈计划发布的生态城市规划报告中提出(1984年)，并迅速在欧美地区流行，被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工作。它强调通过加强对城市绿化用地、湿地、林业和农业用地、自然保护地等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自然景观和腹地对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从而提高城市居民的福利[35]。此外，还出现了与网络生态廊道、绿色通道、环境廊道、生态网络等与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的理念[36-37]。例如，Aminzadeh等尝试将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生态网络规划中，认为其有助于在保留自然景观的同时，实现城市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城市物理结构、生态系统的平衡，并以德黑兰大都市区为例，构建了斑块—廊道—基质模型，通过对其空间结构和景观类型的研究，提出一条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功能和结构调整，改善城市生态网络，实现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38]。 2.2 主要研究方法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针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研究与评估还较为少见，仅限于一些简单的指标体系设计，例如利用权重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计算和分析[39]。研究方法主要借助联合国在经济、社会、环境、机构四大系统框架下，提出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和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框架FISD(Framework for Indicat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国内外已经就以上三个主要议题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如下： 2.2.1 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 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普遍引入了人类文化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抽样调查、问卷调查、访谈和网络分析是最为常见的手段。随着技术进步，很多有关城市犯罪的研究开始依托地理信息系统平台，揭示城市重点犯罪区域和犯罪类型，加强了研究的现实意义，对改善城市治安水平，保障市民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40-42]。社会隔离的研究通常采用基于人口普查资料的隔离指标，最初只是依靠一些简化的指标，如1995年提出的相异指标和隔离指标，它们由于简便易行，在居住隔离尤其是多种族隔离的研究中受到广泛使用。但由于它只是简单地比较两个空间分布间的不平衡程度，所以受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例如Massey和Denton提出隔离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美国的城市在个人行为、制度落实和政府政策等方面存在隔离，所以简化的指标对问题的反应能力并不充足[43]。 2.2.2 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方法 城市承载力可以定义为一个城市在可以预见到的期间内，利用本地能源及自然资源和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障维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承载力是一个与资源禀赋、技术手段、社会选择和价值观念等密切相关、具有相对极限内涵的伦理特征概念，它本质上是灵活、动态的和多元化的衡量评价系统。城市承载力主要包括要素系统承载力和城市综合承载力两个方面。 ①要素承载力：要素承载力具有“阈值”的含义，即如果超越该阈值将导致严重甚至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造成城市发展中的要素短板，进而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五项核心要素是与城市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土地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交通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 ②综合承载力：城市综合承载力是指城市在不遭受任何破坏时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即城市的资源禀赋、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对城市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城市综合承载力是一个具有“能力”内涵的概念。2006年，中国科协重大决策咨询研究项目成果汇编——《中国城市承载力及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一书，对我国城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大气与水环境容量、城市交通能力、粮食与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等进行定量综合分析，探讨了我国城市承载力的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2,44]。 生态足迹揭示和测度了城市增长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从而评估城市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它最初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在1990年代提出，并由其学生Wackernagel逐步完善[45-47]。在生态足迹测算过程中，通常将人类的消费项目分为生物资源、水资源、能源以及建筑用地4个部分，分别计算这些项目的生态足迹，即占用耕地、林地、草地、化石能源地、建筑用地和水域6种生态系统的面积。再与生态承载力测算结果相比较，分析生态环境是处于可持续发展的盈余状态，还是引起生态系统崩溃的不可持续状态[48-49]。目前，生态足迹理论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近些年则逐步与投入产出法、产品生命周期等方法结合[50-52]，用于测度城市和更大尺度地域范围的可持续发展。 2.2.3 环境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研究方法 城市生态服务过程的研究主要包括评估现状、设定目标、确定基准、长期监测和调控方案设计，其目的是提供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生态功能的恢复能力，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53-54]。由于生态系统服务涉及城市生态环境系统和社会人文系统的相互影响，因此研究方法和途径也较为多样化。 首先，研究者希望对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小进行整体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大小通常通过服务的生物单元或社会价值(货币价值)表现，物质量和价值量是最常用的方法，物质量较为客观地反映不同的生态系统提供同种生态服务能力的大小，但在量纲限制下，难以表示各类生态服务功能的总和；而价值量在计算逻辑上有一定理论缺陷，较为主观，但以货币的方式表现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总和，更具实际意义，便于决策者的认识和判断，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恢复与保护费用法、旅行费用法和享乐价格法等是目前常见的价值量计算方法[28-29,55]。 其次，研究者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变化及其作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城市生态环境由多要素组成，并从多方面影响城市和区域发展。利用遥感和相关技术，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要素(生物、土壤、空气、水体、社区)、格局(景观、绿地、不透水地表、土地利用)、过程(径流、地气交换、热量平衡、物质代谢)和功能(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生物生产力、生活质量)开展的长期监测，为深刻解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格局、过程、功能特征及其变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大大提高了这方面研究的可行性和系统性。美国是开展城市生态服务系统检测的先驱，例如凤凰城在城市中布设了多种类型的长期观测样地(表1)，对城市的土壤、植被、土地利用、动物、水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监测，并得到了很多有益的研究结论，如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对城市局地气候变化的作用强烈，城市化的热岛效应引起内部植物种群和群落的构成以及生长季候变化等[56]。
最后，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的享受者的感知和意识引起了广泛关注，社会调查和行为学研究的方法得到普遍采用。例如，凤凰城在其城市生态系统检测网络建设中，加入了居民对城市生态环境感知的社会调查，通过对居民主观认识和行为的调查，分析城市生态系统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及居民行为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居民对生态系统演变的适应过程[56]。在高密度城市生活中，城市绿色空间成为居民和自然系统接触的重要节点，城市居民对城市开敞空间和公共绿地的感知较城市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也更为清晰和明确。所以，学者们从居民对城市绿色空间的感知和意识上开展了大量研究。城市绿色空间为居民具有为居民提供锻炼和休闲的场所[57]、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福利[58]，提供接触和了解自然界的机会[59]、加固社会关系[60]、释放压力和减轻精神痛苦[61]等作用，所以应当从政策和规划的角度鼓励城市居民在公共绿地锻炼和游憩，提高城市绿地对居民健康的福利[62]。此外，一些研究关注到绿色空间的作用，提出城市绿色空间对犯罪的庇护作用，人们对充斥于城市绿色空间犯罪的恐惧，对居民的身体健康、精神状况和福利也产生重要影响[63-65]。 3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评述及启示 3.1 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评述 当前，国外的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基本揭示城市发展过程中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图3)，这种复杂关系构成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过程和制约因素。因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起城市人口对资源环境和社会生活数量及质量的需求提高，因此城市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城市增长过程中以人和空间之间的供给和需求矛盾。
图3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和动力过程 Fig.3 Constraints and dynamic process of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总体而言，未来国际上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趋势主要包括：①研究目标和议题日益明朗。随着城市社会时期到来，以及全球环境及发展危机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研究重心转移到城市，城市可持续研究的议题也逐渐明朗，主要研究热点问题包括：城市弹性或弹性城市(Resilience)、城市对气候变化的响应(Climate change)以及城市的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城市可持续发展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了务实发展理念，塑造了绿色城市、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等美好的发展愿景。②多学科交叉，集成创新成为突破可持续发展难题的途径。从具有首创性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的学科组织架构和欧盟等计划等来看，凝合不同专业领域的学科知识是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必要途径。③地学为多学科交叉创新提供平台。因为具备资源承载和空间分析等方面的优势，地学往往为城市内外环境要素研究提供基础性理论、方法和基础手段，同时也为多学科知识的集成与综合提供了平台和媒介，这一作用在中宏观尺度的研究中体现得格外明显。④改善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是提升城市可持续性的重要方面。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可以从内外环境和不同的空间尺度上开展。从城市自身空间来讲，优化城市形态(土地利用和交通方式)可以降低城市居民出行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避免城市扩张所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因此城市形态优化在目前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实践中，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概念已经广泛运用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探索出很多落实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如提倡紧凑型城市设计[66]，倡导综合式土地利用[67]、公共交通导向[68]、低碳社区规划[69]等。 3.2 对我国未来研究的启示 目前，我国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集中于经济学、生态学和地理学领域。研究重点包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多数研究从资源、环境、交通、社会经济等单因素入手[70-72]，涉及因素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较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如管理机制、法规机制、利益机制、舆论机制和道德机制构等[73-75]，主要对管理和法规等政府行为机制展开探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从生态学视角出发构建生态城市、低碳城市、园林生态城市等[76-78]；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规划等方面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系统和社区发展形式等[79-81]；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如城市生态网服务系统评价、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潜力的评价体系建设及测度、城市承载力评价等[82-84]。总体而言，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已经开始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注重生态环境视角，城市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已经与国外的研究水平相当，灾后应急重建，全国性尺度的城市和区域综合管理等方面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 通过如上梳理可以发现，和国外研究相比，我国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存在如下欠缺：①研究方向上，对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较为欠缺，在隔离、犯罪、城市贫困和不公平等方面的研究还是凤毛麟角。但事实上，中国城市中的阶层分异和居住隔离已经开始显现，亟需开展城市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②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的研究融合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手段，而我国学者的研究多以基于GIS、RS和数学模型的量化研究为主，复杂的城市化进程和频发的资源环境事件对城市可持续研究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有待形成具有多学科交叉创新能力的研究团队。 针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动态、我国现有研究基础和未来我国城市的发展需求，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并有望在以下方面产生快速突破：①城市所在腹地的资源承载力研究。从近年来多发的地震以及海啸等事件对城市造成的严重创伤看，全球目前还缺乏指导城市适应灾害和降低自然灾害风险的科学机制，如2010年海地地震后，城市系统功能长期无法恢复；日本福岛密集分布的4座核电站，大幅扩大了2011年海啸所带来的影响。这些事实都说明亟需在城市及其腹地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和灾害风险的应急及预警系统。我国经过汶川和玉树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的磨炼，在城市灾害预警和快速响应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在国际上引领相关研究的前沿。②综合经济和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多因素的城市可持续性评价。虽然经济增长是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但城市发展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为最大福祉，所以单方面评价显然是不恰当的。另外城市演化进程和内外环境的复杂性等对城市可持续性评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好的评价体系既要尊重科学规律，也要能为国家政策和区域发展提供基本参考，便于发现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短板，对症下药。③综合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有望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支持。从发展的现实需要看，一般的定性与定量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实践中关于城市可持续发展调控的需要。目前地学中的RS、GIS等方法，基于地学和生态学的计算机仿真技术以及与其它学科交叉融合的规划决策支持方法，都为相关研究的技术突破提供了可能。 收稿时间：2015-11-13；修回时间：2016-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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