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战时中国”学术研讨会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佛大学论文,战时论文,我见论文,中国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3)06-0005-06
纪念全面抗战65周年之际，哈佛大学举行了一次题为“战时中国”的学术研讨会，这是很有历史意义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是永远研究不完的课题，那时日本为了灭亡中国和奴役世界，其手段是最野蛮、最残酷的，而中国人民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生存所进行的正义斗争，也是最坚定并勇往直前的，最终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获得了应有的荣誉。用进步的历史观来研究这一段历史，对我们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是有深刻的启迪的。
一
2001年5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麦金农(Stephen Mackinnon)教授来南开大学讲学，说2002年将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举行关于抗日战争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想邀我参加。我欣然接受，并确定提交的论文题目为《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的商业贸易》。麦金农教授离津到北京后，立即发来邀请函。
邀请函由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British Columbia)戴安娜(Diana LARY)和麦金农3位教授署名。会议的主题是战时中国的地方政权与状况，将有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的学者参加。会议对论文提出下列要求：
1.被占领地区的政府在税收、预算、通货膨胀等方面的本质作用是什么？2.日本对城镇、通讯线路和农村地区的控制程度如何？3.日本军队对一地区的控制程度如何？4.地区政治当局的组成结构是什么？日本、国民党、共产党，还是不包括上述任何一方？在当地多方政府共存的程度如何？重庆如何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和这些地方（区）保持联系？5.战前的政府和企业精英有多少尚存？他们是如何发挥其职能的？6.在战争进行期间，地区中不同群众所效忠的对象是什么？本地、地区、国家？7.和战争有关的人口迁移程度如何？死亡、逃离、从当地迁移、失去家园或生计的人口比例如何？8.经济情况如何？生产的产品是什么，商品是如何配销的？具体描述生活水平。经济问题如何影响政治行为？财政情况如何？短缺和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如何？9.战争如何引起地区和当地的一些变化？回答这个问题应包括以下内容：分析战前和战后的社会条件，社会精英人群的组成有何变化或是否有变化？10.关于日本在被占领地区的行为，将提到一系列的具体的问题。军队和非军事权力机构所在地？有多少经常和中国人保持联系？和中国人联系时，是以何种形式？
同年11月30日傅高义等三位教授又致函于我，提出论文不要超过15000字，应于2002年5月1日前寄至哈佛，用中文或日文书写者要译成英文，用英文写的要译成中文。如果找不到翻译的人，4月1日前应将论文寄美，以便安排翻译。
我的论文是按上述要求撰写的。关于抗日时期华北根据地的资料，以前我已有相当的积累，为使论文更为具体，我重新到太行山山西一带作了实际调查，得到山西史志院、长治及武乡党史办的帮助，获得以前未掌握的一些资料。友人还赠予涉县县志。这些都是论文框架形成的基础，反复思考筛选后，决定着重从四个方面阐述，即一，市场从混乱到统一；二，经济绝交与贸易往来；三，物价波动与比价起伏；四，知彼知己是贸易取胜的关键。2002年4月，我完成论文中英文稿并寄出。
会议的筹备组织工作极为周密。5月14日麦金农教授函报说，大部分文章已于5月10前收到，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5月31日，傅高义与麦金农联名寄来会议程序表，并附有与会学者论文15篇，俾可事先阅读。函内还附地图一份，注明会议地址与与会者的住所。
6月21日，我乘东方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洛杉矶，休息数日，于26日抵达波士顿。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这座美丽的城市。1984年，我曾在Brandeis大学和波士顿学院讲学一周，访问过哈佛，蒙杜维明教授接待，参观过哈佛燕京图书馆，至今记忆犹新。这次再度到哈佛，犹如故友重逢，只是此来主旨与上次不同，哈佛毕竟是世界向往的“圣地”，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二
会议于27日开幕，与会者40余人，有的学者提交了论文，有的学者为论文评论者，也有特邀来的或列席的。先一日晚上傅高义为各国学者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我见到了不少多年来未见面的中外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中国大陆参会学者共9名，其中有几位是这时才认识的。台湾省的两位学者也是第一次见面。
会议论文涉及面广泛，内容丰富，体现近年各国研究抗日战争问题日益深入的趋向。有的研究战时蒋介石的军事手令，有的研究作为后方省区的情况，有的研究日本的侵华机构，有的研究日伪政权，有的研究日伪如何掳掠华工、如何抢夺粮食，有的研究日本人的反战同盟问题，有的研究日占区人民如何反抗日军的统治，等等。会议根据论文性质，分成若干组，每两篇文章为一组，一个半小时讨论完毕，然后讨论下一组问题。现将论文的作者及其题目、评论人和每一组会议的主席录之于后：
6月27日 1.中国西部——主席：傅高义(9-10:30am)。论文有：味冈沏：《中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划小省界运动》，评论人：麦金农；张瑞德：《遥制——蒋介石的手令研究》，评论人：山田辰雄。2.华北前线——主席：戴安娜(11am-12:30pm)。论文有：魏宏运：《抗战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商业贸易》，评论人：周希瑞(Joseph ESHERICK)；吴应铣(Odoric WOU)：《河南的粮食短缺和日本的粮食掠夺活动》，评论人：杨达清(DaqingYANG)。3.上海——主席：山田辰雄(2-3:30pm)。论文有：魏克曼(FredericWAKEMAN)：《上海沦陷区的中国医生》，评论人：福高(Joshua FOGEL)；高纲博文：《战后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的上海怀旧》，评论人：克博(Parks COBLE)。8:30pm讨论资料来源、书目、网络等问题，由菲利普陈述作简单评述。
6月28日 4.东北——主席：杨天石(9-10:30am)。论文有：解学诗：《伪满州国的政权体制和基层社会组织》，评论人：五百旗头真(Makoto IOKIBE)；塚濑进：《满洲国统治在中国东北社会的渗透与影响》，米尔斯(Ramon MYERS)书面评论。5.华北日占区——主席：塞迟(11am-12:30pm)。论文有：井上久士：《八路军的捕虏政策与日本人反战活动》，评论人：马克·塞尔顿(Mark SELDEN)；庄建平：《日本在青岛的劳务掠夺系统概说》，评论人：凯尔比(William KIRBY)。6.华北日占区——主席：山田辰雄(2-3:30pm)。论文有：居之芬：《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强掳虐待华北强制劳工的暴行》，评论人：姬田光一；久保：《兴亚院和它的中国调查》，评论人：皮特(Mark PEATTER)。
6月29日 7.华中——主席：麦金农(9-10:30am)。论文有：卜正民：《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占领状态下的政权的形成》，评论人：杨天石；8.华南——主席：平野健一郎(11am-12:30pm)。论文有：墨轲：《战时江西省国民党统治下的后方区》，评论人：吴德润(ArthurWALDRON)；戴安娜(Diana LARY)：《抗日战争的地域性影响：广西1937-1945年》，评论人：柯恩(Paul COHEN)。9.蒙古和台湾——主席：戴安娜(2-3:30pm)。论文有：邵铭煌：《变调的“雨夜花”——战时台湾几个面向的观察》，评论人：米勒(Lyman MILLER)；卢明辉：《1931-1945年日军侵占内蒙古和察绥与晋北地区，扶持建立伪察南、晋北蒙古政权及其后合并为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性质》，评论人：司澎斯(jonathan SPENCE)。
此次会议有两点甚为突出，其一，所邀评论人都是著名有威望的汉学家如周希瑞、马克·塞尔顿、山田辰雄、司澎斯等人，借助于他们的评论，深化了对论文的认识。其二，专门讨论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安排了一个单元，议论这一问题。麦金农和戴安娜教授特别介绍了他们从世界各国搜集到的战时图片。菲利普教授印发了他收集到的中国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书籍目录，共256种，以及英文、日文和其他国家文字的资料，使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研究的现状，有了概括的了解。哈佛、耶鲁、伯克利等校介绍了各自拥有的图书资料状况。中日两国的代表也都讲到各自的图书资源。
会议组织者还特邀了中国金冲及，日本卫藤沈吉、平野健一朗和美国魏克曼等人。
三
会议首日上午，按计划，我用英语扼要地宣读了自己论文的要点，回答了评论者提出的问题，对其他学者的课题，有的我比较熟悉，有的不是十分熟悉，便不时翻阅有关论文原文。对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及时记录下来。
首先造成会议辩论气氛的是关于伪政权或傀儡政权这一术语的使用问题。这一术语是指日军占领中国一个地区后，为了肢解中国，维持其统治，建立了许多“政权”机构，以便其指挥。这是刺刀和阴谋的产物，盗用中国人名义，以欺骗世界，如“满洲国”、华北、南京、蒙疆等政权，中国人是不承认的，故以“伪”或“傀儡”称之。这一概念，是非分明，表达得很清楚，为中外学者所使用，然加拿大学者卜正民不以为然，对这一称谓提出异议。他认为不能这样称呼和定性，应改为“占领下的政权”。他的理由很多，这里不妨摘引一些：
“反对这种与占领者相关联的政治形式的人，用傀儡之类的词汇来称呼占领下的政权及其组成人员，但是占领下的政权者和公务人员却并不以此给自己定性。他们的自我认定可能是欺骗性……因他们的服务而接受占领者酬赏的工具。可是事实上，他们与占领者的关系可以远远逾出被利用收买的投机行为的界线，其甚者到了为危亡中的国家而付出的无私服务和自我牺牲的境地。”
“这种政权建设的过程，虽然由日本人策划，并由日本人控制，也终究是中国人一项工程，中国人面对这些政权，任职于这些政权，使政府职能运作到他们可以操作的程度，占领下的国家是一个联合工程，而非简单地归类于任何一方。”
“伪毕竟代表不存在。”
“服务于国家政府喉舌的中国历史学家，运用所谓的非正当合法性的指责，将长江中下游的政权标之以‘伪’，加以简单化处理。”
作者在其文中反复说明，应该称为“合作者”或“合作主义者”，并引用1940年法国贝当投降德国时使用合作一词为例，来强化自己的看法。
以上这些貌似公正的论断，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我认为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论述所费的苦心，多于在正确理解上所花费的精力。
历史的真相是，日本实行大陆政策，以亡华为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一是鲸吞，一是蚕食。在其占领区内所设的各种伪组织，一切根据日本特务机关命令行事。那些投降日军的人，认贼作父，卖国求荣，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可言。他们牺牲的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有他们自己的人格和良心。怎能信任他们自己的自我定性？
所谓“联合工程”，这是作者杜撰出来的。所有伪政权都是日军扶植起来的，那些投降日本为日军服务的人连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日军派顾问、参谋，刻刻监视，稍有不顺者，即严刑杀戮，这能叫做“联合工程”？作者还说这一“联合工程，而非简单地归类于任何一方”。正因为其非归类于一方，中国人民除反抗日军侵略者外，对服务日军的中国民族败类，恨之入骨，认为其罪可诛。
作者说伪“政府职能运作到他们可以操作的程度”，这是谎言。仅以汉奸梁鸿志为例，他的“维新”政府所辖的江苏省政府想委派一批县长，结果全被各地的日人宣抚班所拒绝。伪省政府下属的机构也都各行其事，这种情形是普遍的。说在伪政权工作的人“逾出被利用收买的投机行为的界线”，也是白日做梦。那时沦陷区人民所看到的是日军横暴，汉奸献媚，而不是其他。
还应该提出的是“伪”不是代表不存在，而是存在，但不合法。
关于卜氏所说“服务于国家政府喉舌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提法，我不愿就此说什么，我觉得这似乎超出了学术范围。
因为卜氏对傀儡政权机构性质作了错误的解读，很清晰的历史画面，被他描述得一片糊涂。如他讲日军侵华后，中国有六个大的区域政权，即北京、长春、重庆、广州、南京和延安。历史进程表明，这是一种奇谈怪论。日军所制造的几处毒瘤，是中国人民的大敌，无不受到中国人的唾弃、仇视和痛击。他们的最终命运只是灭亡。
一位西方学者在会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方也把中国视为苏联的傀儡。这种说法就更离谱了，是在重复着冷战时期的语言。
塞尔顿在论争中讲了一句中肯的话，他说那些背叛了自己民族和国家的人，服务于日本的利益当然是傀儡。好像是周希瑞和塞尔顿还讲到，研究这些问题应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联系起来看，应该有道德观。
关于伪满洲国问题，争论尤为激烈。一两位日本和西方学者，认为日本的侵略“开发了中国东北，繁华了东北经济”。解学诗立即予以反驳，说日本的所谓繁荣，就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一西方学者又表示不同意，并以日伪建立许多铁路、矿山、工厂为其论述作注脚。他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些建设是牺牲了无数中国劳工的生命和用血泪构建起来的，而其产品是中国人民所享用不到的，对东北社会的凄惨情景更是避而不谈。实际状况是“日军常常把一个村庄的老百姓杀得精光，然后挨家挨户洗劫一番，临走时一把火把整个村庄烧成灰烬。日人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时，还借口说这个村庄的老百姓窝藏游击队”（《鲍威尔对华回忆录》，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306页）。
日本学者塚濑进在其文中，把“满洲国”打扮成一个有独立主权的国家，自己制定法令，委任各级官吏等，作者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来检讨过去种种之不足，种种之缺陷。譬如他说七七事变后，“满洲国”政府为加强其行政职能，建立起战时机构。1937年12月曾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对县镇村的限制。这种限制效果不大明显。原因有二：一是它仿效日本限制其县镇村的办法，这不适合满洲国的实际状况；二是这种限制忽视了以前农村的疆界而制造了大的乡镇和村落。显然，这样地解释历史，让人不免认为作者有掩盖事实真相的嫌疑。因为限制县镇村的确切名称就是集团部落，或称并家集村，这是日军征服东北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隔断这些村庄与抗日军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联系。日本防卫厅的一份文件谈到并村计划情况时透露，“把住在难于控制的村子里的居民都赶走，使村庄里空无一人”。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并村日烈。从1933年到1945年，日军为执行庞大的“并村计划”，屠杀了46000名中国人。集团部落内部的农民长期遭受日伪军警的恣意蹂躏，完全失去了生存的权利。作者无视历史，这样的研究有什么价值呢？！
至于作者谈到因官员不足，伪满政权未能深入到屯，未能动员吸收中国资本参加建设。这种分析显然是对中国社会的特性缺乏了解。这些问题的提出反映出征服者的心理状态，那就是说如果以上问题解决了，那日本的侵略就成功了。但事实不然，因为日本侵略者的任何行径都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人民是最坚强不屈的人民。
一位西方学者提出：究竟有几个国家承认伪“满洲国”？以质问语调来说明傀儡政权的不合法性。
关于长江下游的伪“大道”政府、梁鸿志的伪“维新”政府以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卜氏总想给其以历史地位，并将汪伪政权视为国家政权。这一企图遭到众多学者的驳斥。金冲及介绍了中国学者研究傀儡政权的情况，批评了卜氏的错误观点。卜氏在其论文的结尾振振有词地说道：“长江中下游被占领区民众依然在谋生，在交税，在生儿育女，在上学读书，在给政府机构工作——他们在做着占领之前就在做着的事情。”这种超乎时空的论调实在令人费解。是的，沦陷区的人民仍在活着，他们不会因为民族被侵略，人人都死于非命。他们不仅要活着，而为了斗争还必须活下去；但不能说他们还有生命即是有自由，有幸福。他们实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日军宣抚班张牙舞爪，住在各县城的日军经常纵骑四出，到处搜刮敲诈，逮猪捉鸡，不法恶行，无所不为，任意强暴中国妇女，遇见不向其鞠躬的老百姓即刻毒打，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文化方针在于推行“忘华”政策，志在使中国儿女们忘记国家民族观念，甘心于奴隶生涯。课程内容都由日本宣抚班审定，除强迫学习日语，还讲一些“和平”、“中日携手”的鬼话。那些为日军效劳的民族败类，自感理亏，行动鬼鬼祟祟，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时时提心吊胆，害怕受到国人的惩罚，轻者被警告，罪大恶极的则被秘密处决。魏克曼在其文章中引述了陈存仁《抗战时期生活录》中的一段话，讲陈的家乡安定镇人民以为他给汪精卫治过病，要掘他的祖坟。后经调查不是他，是一位粤籍的陈医师，他才化险为夷。（见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长兴书局1979年版，第292-293页）这件事充分说明当时人民对汉奸的真实态度。没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占领区的人民过着和从前一样的生活。
为日军侵华罪行公开辩护的还有金丸裕一的文章。他说1938年8月，日本军方、帝国大本营以简单易懂的形式写成小册子，印了1万多份，发给侵华士兵，其中讲日本士兵必须以同情之心对待不怀敌意的中国人，对放下武器和投降的俘虏也应这样。士兵应绝对避免强奸妇女，抢劫私人财产，毫无理由地烧毁私人房屋。读者一看就明白，这是南京大屠杀后，在日军的暴行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的背景下，被迫发出的一份文件。但文件是文件，奸淫烧杀仍在继续。举例来说，日军占领江西彭泽时屠杀了6000多名无辜民众。占领广东各地时，奸淫烧杀事件层出不穷。仅一则消息披霹，在广州“外人曾见日军在广州的种种暴行，有华妇1名于昨夜及今晨被日军强奸6桩。经医生检验并充分证实的强奸案件，已达23次。美联社记者在此外国医院中见有华童一名，手部及胸部均被刺刀所伤。渠称，当其母亲被强奸之时，其父亲被击毙命，渠乃于阻拦日军之时被戳伤者。据沙面外人报告，曾见苦力一名，因未向日哨兵低首鞠躬，以致被日军殴伤甚重。另有日军哨兵一名，走近美人产业隔壁之阍者，摔之地上，拳足交加，直至该阍者肋骨折断多根，不省人事。企图上前说项之美人，并被日军以刺刀威胁。该华人旋被送外国医院医治。美联社记者并见有日本军官三名及日军九名，在街上殴击一中国苦力，以手枪对其喉部以为威吓，待其人手臂折断受伤甚重，始释放之”（1938年11月6日《申报》）。日军在湖南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如湘阴县的“青山惨案”、岳阳的“洪山惨案”、汉寿县的“厂窖惨案”等等，其所有占领区设立甚多慰安所，我不知道作者看到这些记载后，对自己的引文将作何解释？
金丸氏把日军对中国文物图书的掠夺说成是征集、收集予以保护。有用的自然科学方面的则翻译出来，以供使用，这种文化政策对亚洲是有益的。你看，说得多么好听。但与会者不为其所迷惑，相继提出质疑和批评，使其无言以对。我真不知道作者是否了解日军曾把中国许多大学图书馆的书运到日本。有的日本学者曾调查过，仅日本总力战研究所就有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梅兰芳私人藏书以及Royal Asietic Society ofShanghai Branch的数万册。其中南开大学的书籍1万多册，有的书是直接从南开图书馆掠去的，有的书是南开要运往昆明，途经越南河内时被抢走的。如果不是掠夺，难道是这些书长了翅膀自愿飞往东京的？这些书直到日本投降，1946年7月远东委员会责令日方偿还掠夺盟国物品，才得以物归原主。归还南开的书的扉页上或最后一页都有标志：“民国二十六年此书被日寇劫去，胜利后此书由东京收回，刊此以资纪念。”
抗战时期，日军从华北强掳华工到东北的约800多万人（含家属），加上到日本去的共1200多万人，这是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提供这方面论文的是庄建平和居之芬，讨论的气氛和前述几个问题有所不同。探讨的问题包括：日军为什么要大量掠夺华工？掳掠华工的手段是什么？是骗、是抓、还是逼，以哪个为主？骗华工去东北的大东公司是什么样的组织？有没有志愿去东北的？劳工对东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怎样？日伪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如何？等等。一个日军战犯木村光明的自供，基本上回答了这一问题。1941年8月至1944年4月，他曾先后指挥所属部下在热河省承德县、青龙县、滦平县及河北省密云县、迁安县等地各村镇，逮捕抗日干部和和平居民2882名，其中被杀死的有1100余名，约700多名被判处徒刑，送到东北阜新、安东等地奴役做苦力。1945年他又逮捕抗日地下人员7名，其中两名被送至哈尔滨石井部队作为实验品而杀害（《侦讯木村光明口供记录》第1-2页，1954年6月6日于抚顺市）。因为劳工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黑水潭，无数华工死于日军刺刀之下，被投下矿井的华工，生活极为悲惨。这一问题从一个侧面，历数了日军的暴行。
以上所述，不是讨论的全貌。因为会议对每一题目都进行了认真的研讨。如日军为何要建立伪蒙疆政权及其在内蒙的种种暴行，日本在台湾实行的皇民运动，日本兴亚院的具体活动，日本如何对待返回的被俘日军等，对这些问题都展开了论争。发言者的语调一般都较平和，因观点分歧，也出现过激动的场面。对于历史的是非问题一再出现争执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特点。
四
这次会议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看来抗日战争时期所发生的诸多事件，是研究不绝的课题。每个作者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阐述自己的观点，这里应该明确的是，对同一问题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记述是不相同的。历史学者在使用资料时，一定要头脑清醒，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不能简单对待。一要客观，二要冷静。在是非观念上不应模糊，应慎重区分正确与错误、正义和非正义，不能对研究对象的缺点视而不见和千方百计地为它涂上一层理想的色彩。史观对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都是重要的。
多国学者在一起交流研究成果，的确可以增进知识，开阔眼界。对一些问题的争论，可以深化或端正对历史的理解，使人产生新的思考，更深入地调查历史的真实，引导研究走向更高的水平。
世界文化是多样性的，人们没有共同一致的传统，思维也不是一个模式。但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按照历史的见证，总是有一种客观的尺度来衡量，譬如研究中日战争历史，总要分清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受害者。二战时期，从世界范围来看，德意日是法西斯国家，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属民主阵营，后者战胜前者，所以有东京审判，这一客观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想违反这一客观标准，模糊这一界限，结果遭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质疑和非难。我深感历史学者肩负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我国史学界应以最大的努力和明确的清晰度来阐述我国的历史与文化。
【收稿日期】2002-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