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成祖的政治权衡论官修《大全》之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衡论文,政治论文,大全论文,明成祖论文,论官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804(2016)01-0117-10 一、引言 《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以下简称《大全》)是明永乐间官方修纂的三部重要典籍。①随着明成祖将其作为科举考试的经义标准颁行全国，原来各自为书的宋元经义都被整合到推尊程、朱的理论框架中，经学由此迈入一个新阶段。可以说，《大全》的出现是宋元以来经学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明清经学的发展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 然而，对于此书的价值，后世学者多持否定态度。顾炎武称：“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经学之废，实自此始。”他甚至认为：“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②其后，朱彝尊也评论道：“胡广诸人止就前儒之成编，一加抄录而去其名。……于诸书外，全未寓目，所谓《大全》，乃至不全之书也。”③康熙时，陈廷敬又指出：“《大全》之书，明永乐朝急就之书也。七年开馆于秘阁，十三年帝问纂修如何，馆中人闻之惧，仓卒录旧书，略加删饰以进。”④方苞亦称《五经大全》“成于仓卒，不过取宋、元儒者一二家纂辑之书，稍摭众说以附之”⑤。由此可见，清代学者对《大全》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大全》自身学术价值不高，是至为不全之作；其二，编修人员治学不端，编书工作全是抄袭旧书的敷衍欺瞒；其三，编修时间过短，全部工程只是在仓促中采摘、抄录、删饰，急就而成。在此三者中，处于逻辑核心地位的又恰是第三点——正是由于工期过短、成书仓促，编纂人员才不得不匆忙剽窃前人旧书，导致《大全》挂一漏万，成为不全之书。受此认识的影响，近现代学者对《大全》的评价亦多延续清人的思路，创获不多。⑥近年来，林庆彰、曾贻芬、陈恒嵩等学者逐渐摆脱清人影响，从过往学者少有论及的修纂动机、修纂人员、取材范围等方面出发，越过是非得失的表面评价，深究《大全》成书的历史实际，部分厘清前人误说，形成了一些新认识。⑦其中，曾贻芬还特别分析了《大全》不及一年即告成书的缘由，指出因统治者高度重视而带来的优厚物质保障、将取材限定于程朱学派而相对易于编纂，是《大全》迅速成书的两方面主要原因。这无疑推进了对《大全》修纂问题的认识。 综合而言，《大全》的修纂问题——更直接地说是修纂中的仓促成书问题——是认识、评价该书的焦点所在。只有把握了赶工的真实原因，才能确知编纂者是否玩忽职守、消极怠工，才能对书中因循、抄袭的内容形成客观认识，进一步论定其水平与价值。然而，从既有研究来看，无论是长期的严厉批判，还是近年来日趋理性的评价，学者们的言论似乎都未能揭示《大全》速成的实质。⑧因此，本文拟就这一问题再作一些探讨，力求回归明初实际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环境，揭示《大全》仓促成书的真正原因。 一、明成祖是《大全》速成的主要责任人 《大全》的修纂始于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当月，巡幸北京的明成祖命行在翰林院学士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领衔，组织翰林官、六部官、地方学官中学有专长者，构成全国最精锐的学术团队，展开了这项浩大的经学文献编纂工程。⑨其书最终于永乐十三年九月完成，前后用时不足十个月。与明初其他几部官修书籍作一比较，就能清楚看到《大全》编纂的仓促。⑩
如上表所示：第一，就绝对修纂时间而言，《大全》花费10个月即告完工，在几部官修著作中是最短的。第二，就编纂效率而言，在历朝“正史”中最速成的《元史》，前后两次编修耗时11个月，成书210卷，每月所修不过19.09卷；而《大全》则达到了每月26卷，其“效率”尤在《元史》之上。(11)第三，《永乐大典》与《大全》一样，是永乐朝重点编纂的官修巨制，其月均成书高达347.5卷，为《大全》的十余倍，看似效率更高，但细考两书的编纂人员则可发现，从事《永乐大典》编纂的至少有2169人(12)，而参与《大全》编纂工作的仅有48人。(13)若以人均效率计算，《永乐大典》每人每月可成书0.16卷，《大全》每人每月则要完成0.54卷，反为《永乐大典》三倍有余。就此三点而言，《大全》用时之短、效率之高、人均劳动强度之大，不仅明初官修诸书无出其右，在历代官方文献工程中亦属罕见。仓促成书，确有其事。后世学者就此展开批驳，并非无的放矢。 不过《大全》如此赶工究竟是谁造成的?何人应当对其承担主要责任?学界在批判之余却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14)欲厘清这一问题，尚需结合历史证据作进一步考察。 证据组一： 明人张弼曾在其文集中留下这样一条记录： 故国子学录安福李先生本素司教吾华亭时，尝谓弼言：台郡陈先生璲提学江西，语学者曰：“永乐间修《大全》诸书，始欲详，缓为之。后被诏促成，诸儒之言，间有不暇精择，未免牴牾。”(15) 张弼转述永乐间翰林院检讨、实际预修《大全》的陈璲之言，指出该书编纂从缓到促的转变是“被诏”的结果。这一说法公开宣扬于当事人陈璲之口，经李本素传至张弼，得到明初学者的广泛认可。至明代中期，祝允明回顾《大全》的修纂，亦称： 太宗皇帝……命儒臣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会萃去后，并纂先儒论议，有俾斯道者为《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书通二百二十九卷。当时供赐甚渥。惟《礼记》先修，书成，最号精当。余帙闻日久催纂之故，或未协舆议云。(16) 按祝允明之意，在《大全》中，《礼记集说大全》因最先修纂而质量最高；其他几经《大全》则因耗时过长而被促赶工，未能与《礼记》保持同等品质。其间，正是来自最高统治者明成祖的“催纂”，对编书进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后，谈迁在明末清初著成《国榷》，于“《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书成”一条下亦全引陈璲之言以补充史实。作为一名严谨的史学家，谈迁欲传有明一代信史，“汰十五朝实录，正其是非”而著《国榷》。(17)在《大全》仓促成书的问题上，他完全信从陈璲之言，这充分反映出晚明史学界对促成说的认可。由此看来，从明初到明末，学者们对《大全》编纂过程的具体描述虽不尽相同，但对其仓促成书，都一致认为是明成祖下诏催促的结果。与顾炎武(1613～1682)、朱彝尊(1629～1709)、陈廷敬(1639～1721)、方苞(1668～1749)等后起之说相比，陈璲(1385～1466)、李本素(约1464前后)、张弼(1425～1487)、祝允明(1460～1527)、谈迁(1593～1657)之说不仅时间较早，而且直接源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前后衔接，构成了一组完整的证据链条，显然更加可信。 证据组二： 明成祖自身的态度，同样可以为《大全》赶工责任人的判定提供佐证。 首先，明成祖对《大全》的重视，不仅是一般官修著作无法比拟的，就连同一时期编著的旷世巨制《永乐大典》亦难以企及： 上谕翰林侍读学士解缙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察之便，如探囊取物。……尔等……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18) 上谕行在翰林院学术胡广、侍讲杨荣、金幼孜曰：五经四书，皆圣贤精义要道，其传注之外，诸儒议论有发明余蕴者，尔等采其切当之言，增附于下。其周、程、张、朱诸君子性理之言……尔等亦别类聚成编。二书务极精备，庶几以垂后世。(19) 两相比较，《永乐大典》虽然搜罗宏富、无所不包，但它毕竟只是针对古今事“物”，便于观览的工具书。明成祖除了定下统之以韵、毋厌浩繁两条基本原则外，就将编纂交与解缙等人。而《大全》则是针对圣贤要“道”的经世大典，在动议之初，明成祖就亲自定下编纂体例，又钦命三位学士总领其事，更明确提出以垂后世的至高要求。这样的重视程度，充分昭显了《大全》在明成祖心目中的地位。 其次，《大全》编成后，明成祖称其“广大悉备，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条理。于是圣贤之道，粲然而复明”(20)，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与明初修纂《元史》、《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等书时严格验收、反复修补形成了巨大反差。如明成祖极为重视且十分敏感的《太祖实录》，虽经建文朝及永乐九年两次修订，但仍被认为“成于急促，未极精详”，故而敕令三修。(21)历时70个月，每月仅成书2.67卷的《太祖实录》尚称急促，还需返工；而用时10个月，每月修成26卷的《大全》反被誉为广大悉备，一次性通过验收，着实可怪。在明成祖极端重视之下，有《永乐大典》、《太祖实录》等多次返工的先例在前，说胡广等人全靠欺上瞒下而蒙混过关，是很难讲得通的。客观而言，明成祖关于《大全》的反常评价，恰恰透露出他对该书编纂进度及最终质量的认可。 最后，在永乐十三年，番邦麻林曾遣使进贡麒麟。对这一盛事，礼部请求上表祝贺。但明成祖不以为意，曰：“往儒臣进《五经四书大全》，请上表，朕许之，以此书有益于治也。麟之有无，何所损益，其已之。”(22)由此可见，《大全》对明成祖的意义甚至超越了外邦来朝、天降祥瑞，这既体现了“最高统治者对三部《大全》的成书是自鸣得意的”(23)，更反衬出明成祖对《大全》的充分肯定以及全盘接受。 纵观《大全》从立项编纂到成书验收的全过程，明成祖先是高度重视、严格要求，最终却漫为肯定，草率验收。这种反差说明他对工程质量问题是认可、接受的。据此反观《大全》的编纂，它既然因赶工而质量下降，那么对工期的调整就只可能是明成祖自身意志的体现。否则，《大全》亦难逃《太祖实录》、《永乐大典》等书返工重修的命运。 以上两组证据同时涉及《大全》编纂的双方——实际编纂者与明成祖。两方面的证据均表明：明成祖密切掌控着《大全》的编纂。工程的预期目标、人员构成、编排体例、成果验收都是在他的干预下完成的。同样，编书进度由缓到促的转变，也是其授意的结果。陈璲“被诏促成”之说可信，明成祖才是《大全》仓促成书的主要责任人。 二、明蒙战争是《大全》赶工的直接原因 既然明成祖是赶工的主要责任人，那么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面对这项国家文化工程，他对编书进度的调整恐怕不会随意而为。下诏催纂，很可能与当时的国家局势、政治举措相关。事实上，后世学者虽然对《大全》仓促成书的原因做出多种猜测，但他们均忽略了一个重要背景——《大全》的编纂，是在战争间隙中展开的。 永乐十二年初，为抗击瓦剌等部对北方边境的袭扰，明成祖从当时的首都南京出发，挥师北上，第二次亲征蒙古。该年六月，双方会战于忽兰忽失温。经过激战，明军以微弱优势击溃蒙军主力，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24)八月，明军凯旋，暂驻北京休整。十一月，明成祖即发起了《大全》的修撰。从当时的局势来看，受忽兰忽失温之战的影响，瓦剌方面在一段时间内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明蒙边境相对缓和，这为《大全》的编纂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从永乐十二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明成祖一直驻跸北京，行在翰林院开馆东华门外，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侍从学士以及从各部门抽调的儒臣全力投入到《大全》的修撰之中。陈璲所谓“初欲详，缓为之”的条件是具备的。 不过，忽兰忽失温之捷对明朝而言却并非一场绝对意义上的完胜。在激战中，先是武安侯郑亨中箭败退，随后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进攻敌阵受阻，都指挥满都更力战而死，战局发展一度对明军非常不利。随着高级将领不断伤亡，甚至连明成祖与护卫亲军都被迫卷入了战斗。而当战局逐渐扭转，瓦剌首领马哈木脱遁之后，明军也因伤亡惨重而无法追击。(25)从总体上看，此战“瓦剌虽大创去，然杀伤亦略相当”(26)；明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几危而复攻，故急还”(27)，最终无力扩大战果，没能击杀蒙军首领马哈木，更未从根本上改变在北疆与蒙古对峙的军事格局。因此，至永乐十三年五月，蒙军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再度卷土重来，又一次威胁到明朝的北边防线。为此，明成祖不得不加大在北境的防守力度：五月，于辽东、开平一线筑造烟墩，加固防御工事；将临洮、巩昌、平凉、庆阳等处数十万石粮米调往陕西、甘肃，以备战时军用；重设开平卫，增加驻军，提升军事防御能力。七月，命盐商纳米喜峰口，充实一线军粮。八月，设立行在太仆寺，统筹管理北京军民马匹；修缮山海关，加强守备。(28)在此期间，明成祖还频频向边将下令，不厌其烦地告诫他们： 今天寒土冻，边境空旷，寇无处不可入。……盖彼之来皆有乡道，少不隄防，则堕其计矣，慎之慎之。 得辽东谍报……瓦剌人马已到阿忽马吉之境，宜昼夜谨备，不可怠忽。 今天寒地冻，正虏骑剽窃之时，宜严兵以备。 (瓦剌马哈木)拟七月率众至斡难河北……吾边境须有备。(29) 从上述诫谕不难发现，随着瓦剌军事实力逐渐恢复并再次临边，明朝边境又陷入高度紧张之中：修筑工事、扩充兵额、集中军粮战马、下诏加强戒备，战事一触即发。这样的环境，与永乐十三年五月之前的平和局面已大相径庭，势必会影响《大全》的编纂工作。 而在《大全》成书之后，明朝对蒙古的军事举措又迅速由防御转向了进攻。永乐十三年十月，在编纂工作结束仅一个月后，明成祖就诏敕开平备御郭亮：“朕将巡边，尔其整兵以俟。”(30)随后又令周、晋、秦等藩王各选护卫步骑兵五千，“明年正月赴真定操练”；同时要求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等都司，中都留守司，以及徐州、宿州、沂州、邳州、淮安、扬州、武平、归德，睢阳、潼关等卫所，于次年春分别赶赴真定、德州操练，“俟赴北京阅试”。(31)由此发起了一场覆盖整个中国北方的大规模调兵、练兵、阅兵行动。这说明此时的明朝已经由编书时的文治为主、被动防御状态，转向了出征前的军事为主、积极备战状态，明成祖亦全力投入到了“巡边”的准备工作之中。从永乐年间明军多次北征蒙古的军事行动惯例上分析，这次巡边，其实是明成祖计划中的一次亲征： 第一，巡边选取的时间与历次北征基本吻合。纵观明成祖实际成行的五次亲征，发起时间皆在春季的二、三、四月间。(32)此时蒙古战马经历寒冬，体能消耗极大，其灵活机动的战术打法受到限制；而明军经过秋冬时节的储备、训练，粮草充分，士气高涨，有利于深入草原作战。 第二，为永乐十三年巡边而展开的调兵、大阅，与历次北征前的军事演习性质完全相同。明成祖认为：“今从征之士，皆各处简择来者，若不阅习，何以御敌。”(33)所以每逢北征，明廷不仅要从各地抽调部队，还要进行大阅，以检验各路军队的战斗力，培养其协同作战能力。永乐十三年巡边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大量调兵到真定、德州训练，至北京校阅，显然就是在集中训练“从征之士”，是在为北征做准备。 第三，明成祖针对巡边的后勤部署，与历次北征前的战略物资调遣也高度一致。充足的后勤物资是远征的保障，所以在每次出征之前，明成祖都会命主管漕运的平江伯陈瑄率领舟师向北京运输粮饷。而相似的记录恰也出现在永乐十四年正月——“戊午，勅平江伯陈瑄、都督陈恭、谢芳率领舟师，攒运粮储赴北京”。(34)这说明此次巡边绝不仅仅是在边境的一次小规模巡视，明成祖实际已经做好了长期远征的后勤准备。 综合以上三点，永乐十三年十月之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是明成祖为再次北征瓦剌而做的部署。巡边，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北征的代名词。只不过在次年(1416)六月，明廷收到并证实马哈木意外死亡的消息，于是勅令边将：“马哈木已死，其众溃散，故停北征”，取消了原定的军事计划。(35)虽然这次北征终因马哈木之死而未能成行，但它说明随着瓦剌军事威胁的加剧，明成祖确实有了再次出征的计划。结合他在永乐十三年十月敕命北巡的时间节点来看，这一计划至少在当年九月之前就已拟定。 回到《大全》的编纂上来，在十三年九月之前，三书皆未完工。一旦御驾北征，不仅多次随明成祖征伐的胡广、杨荣、金幼孜要随行以备顾问，就连翰林院的相当一部分官员也必须按制扈从。(36)如此一来，在48位编修人员中，包括3名领衔学士在内的18人都有可能离开工作岗位，(37)《大全》的编纂势必会受到重大影响，甚至可能因此而中断。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明成祖不愿放弃《大全》编纂，而要兼顾编书与对蒙战争，那么改变先前详缓为之的既定方案，草草结束编书工作，转而全力投入到战争准备中，几乎成为当时的最佳选择。由此可见：明蒙战争及明成祖的亲征计划，正是导致《大全》仓促成书的直接原因。 三、迁都北京是《大全》编纂及赶工的深层原因 通过上文解析，可知《大全》仓促成书受到明蒙战争的影响，是明成祖在文治与武略之间的无奈选择。但更进一层分析：当战争与编书相冲突时，为何明成祖不暂缓编书、优先应对战争，而要努力调和矛盾、尽可能保证编书工作先行完成呢?这需要在国家政治层面重新考虑《大全》的定位问题。对此，当代学者已从多个方面进行思考。(38)一言以蔽之，《大全》是明成祖为了巩固统治而实施的一项文化工程，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在此基础上，如果将这种政治性进一步落实到永乐中期的历史环境中，我们更可以发现，《大全》的编纂还更为具体地指向了当时的一项重大政治事件——迁都北京。 纵观永乐七年至永乐十八年的历史，明廷在此期间的许多举措都是围绕迁都展开的。早在永乐七年，明成祖“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39)，就表现出了迁都北还、终老北京的决心。但这一决定遭到朝中官员多方面的反对。首先，他们从军事安全角度指出北京“北抵居庸，东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荆关……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长期受到蒙古的军事威胁，“恐其反扼吾之吭而拊我之背焉”；(40)其次，又从经济方面提出“北京虽号稍壮，北与虏近，而南与饷远”，不利于物资补给；(41)最后，还认为北京的城市营建“工力浩大，费用不赀，调度既广，科派亦繁”，实属劳民伤财。(42)为解决这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促成迁都，明成祖于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亲征，分别重挫鞑靼与瓦剌，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蒙古对北京的军事影响。又于永乐九年重开会通河，于十三年凿通清江浦，使得“漕运直达通州”，打通了南北补给线。(43)此后，他还任命陈珪、柳升、王通三人董理营建工程，借助运河向北京输送建城材料，尽可能压缩修筑成本。(44)经过这一系列举措，阻碍迁都的各种实际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然而除此以外，明成祖还面临着一个更难克服的障碍——南京为明太祖宫阙陵寝所在，迁都北去，会因背弃太祖基业而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 明成祖凭借“靖难”登极，自有得位不正之嫌。故而在即位后，他曾篡改《实录》等文献来竭力证明自己才是太祖最理想的继承人。到了永乐中期，当迁都被提上议程时，背离南京、放弃太祖基业的选择，会让一切关于靖难的文饰都显得苍白无力。这对明成祖的统治来说自然是极为不利的。反对迁都的官员恰恰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点，向明成祖发难：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得龙蟠虎踞之胜，自足以为万世之基业矣。陛下绍承太祖之志，肇建两京以备往来巡幸，是诚善述善继。至此尚惟陛下祗顺天意，或待秋凉且回南京，谒奠陵寝，与天下休息。(45) 与明成祖关系密切的尚书胡濙也认为：“南京龙蟠虎踞，气旺地灵，水陆交通，四方辐辏之地。我太祖皇帝定鼎于此，良有以也”，定都南京“则祖宗皇帝永全而南北之人心皆悦矣”。(46)这些言论，虽在表面上奉承明成祖善述善继，能绍承太祖之志，但这种肯定是建立在伴守太祖陵寝、以南京为万世基业，让祖宗皇帝永全、南北人心皆悦的基础上的。这种论调让明成祖陷入了两难抉择：要么继续扮演太祖最佳继承人的角色，甘居南京以顺天意人心，如此就会远离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利于实际统治；要么坚持迁都北京，弃太祖基业于不顾，这样则违背太祖之志，在政治舆论上受到谴责，同样不利于统治。如此两难，明成祖必须设法解决。而在永乐十二、三年间编修的《大全》，实际就是在政治上有力支撑成祖“绍承大统”的文献。 一方面，早在洪武时期，明太祖就曾有意通过文献编辑来确立程、朱之学的统治地位。洪武二十三年，解缙上言：“愿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请得执笔随其后，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岂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欤?”(47)不过明初还无暇展开此类大规模的编书工程。一部上泝唐、虞，下及濂、洛的“大全”成了太祖的未竟之志。因此，当永乐十二年成祖发起《大全》修纂时，是在确立国家统治思想这一重要政治行为上完成明太祖未竟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讲，解缙的建言“成了后来明成祖修纂三部‘大全’的先声”(48)；而永乐朝的编纂工作，则是对洪武政治的补充、延续，是成祖子承父业的体现。这显然要比枯守南京的宫殿、陵寝更能表达对太祖之志的尊重。 另一方面，除去形式上的继承，《大全》的编纂更从理论上论证了明成祖的正统地位。胡广在《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中称： 盖世必穷经而后道明，未有舍经而能治理者也。是以圣王垂宪，必资道以开人；贤哲肇基，必稽古以作范。故伏羲则《河图》而演画，大禹因《洛书》而锡畴。孔子删《诗》、《书》，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陈王业，制礼乐，弘百世之规，况乎精一执中之传，尤重于丁宁告戒之旨。 首先强调凡古来圣王都要通过对经学文献的整理以明道垂宪，实施政治统治。随后，胡广又称自孔子没后，王道衰、异说起，直到“濂洛关闽之学起，而后尧舜禹汤之道著”。但宋元以来，程朱之学“屡厄狂言、既扬复抑”，“卒莫能会其说于一”。现在明成祖编纂《大全》，整理分散无序的宋儒经说，“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49)，可以通过“修治经籍”而起到“大明皇帝之道，绍承先圣之统”的效用。(50)这一工作与圣王贤哲们通过经典文献明道治世的性质完全相同。因此，他也就通过濂、洛、关、闽而上接了伏羲、大禹、周公、孔子，延续了古来圣王的道统。“能承继道统，自然也取得‘正统’之地位”(51)，明成祖由此成为太祖最理想的继承人。至此，有关放弃南京、背离太祖、得位不正的指责均可迎刃而解。这为迁都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完成《大全》编纂的北京，也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替南京，成为明朝的新国都。 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当北征和修书发生冲突时，由于二者都是为迁都服务的，是从不同方面解决迁都所面临的问题，自然不可偏废。明成祖绝不可能放弃或延缓修书工作，只能通过压缩工期，先行完成《大全》，再全力应对来自蒙古的军事威胁。调整编书进度，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和军事环境下发生的。所以说，迁都北京才是《大全》仓促成书的深层原因。 四、结论 综上所述，《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是明代三部特殊的官修典籍。它们虽是学术之作，却与通常的学术著作存在着较大差异：一方面，它肩负着为明成祖继统正名的政治使命，是为迁都北京而服务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意义要远远高于学术的意义”(52)；另一方面，《大全》的编纂过程受到明蒙战争的干扰，三书最终在明成祖的敦促下赶工而成，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因此，《大全》的编修，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创作过程，而与迁都北京、对蒙战争两大政治、军事事件息息相关。其仓促成书，更是明初政治斗争、军事外交、学术思想等多方面、多层次因素相互交织的产物，是明成祖出于政治目的而综合权衡的结果。这既使得对《大全》价值的评判变得十分复杂，又让研究《大全》具备更丰富的意义。 清代学者从学术立场出发，纠缠于《大全》仓促成书导致的疏漏、抄袭等问题，无视仓促成书背后的直接原因、深层原因，这不仅让他们对《大全》主要责任人的判定发生了偏差，同时也影响对《大全》的评价。近现代学者虽然立场相对客观，能够立足于文本，从修纂动机、文献来源等角度展开更细致的考察，但仍然缺乏对仓促成书原因的深究。这同样让相关评述停留在“明成祖维系统治”、“是否有抄袭”、“抄袭了多少”的层面，未能揭示《大全》的特质。今人在前贤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大全》，应该将其还原到明初，特别是永乐朝实际的历史环境中，以仓促成书的原因作为切入点，充分联系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因素，以形成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注释： ①原定纂修计划只是编纂《五经四书大全》与《性理大全》两书。在书成进览时，明成祖将《五经四书大全》一分为二，形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三部著作。由于三书的编纂同步展开，在本文中更是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故下文统一称之为“《大全》”，以省繁辞。 ②(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18《四书五经大全》、《书传会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043～1045页。 ③(清)朱彝尊著，林庆彰等点校：《经义考新校》卷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85页。 ④(清)陈廷敬：《午亭文编》卷32《经学家法论》，《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 ⑤(清)方苞：《方苞集·集外文》卷2《拟定纂修三礼条例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564页。 ⑥延续清人之说，以成书仓促、治学不端、价值不高的逻辑批判《大全》，几乎成为近代学者的主流思路。相关评论在经学史、思想史著作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较具代表性的，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53页；吴雁南等：《中国经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3～434页。 ⑦林庆彰：《〈五经大全〉之修纂及其相关问题探究》，见《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57页；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23页；曾贻芬：《明代官修“大全”散论》，《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⑧陈廷敬认为《大全》修纂始于永乐七年，由于编纂者消极应对，工程进展缓慢。至永乐十三年，明成祖催问进度，编书人才仓促赶工，草草成书。显然，这一说法与《明实录》《明史》《国榷》等文献中《大全》始修于永乐十二年的记载完全不符，不足取信。曾贻芬的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历代官修典籍中，物质保障充分，取材范围适当的也大有所在，却皆不如《大全》成书之迅速。可见其书速成，还应有更具体的原因。 ⑨《明太宗实录》卷158，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 ⑩以下数据皆取自李国祥主编：《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武汉出版社，1992年。 (11)钱大昕称“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明修《元史》的编纂速度确然远超历代正史。《大全》成书快于《元史》，自然更胜过了历代统治者急于编纂前朝正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全》仓促成书的情况。语见(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9《元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 (12)《明太宗实录》卷73，永乐五年十一月乙丑。 (13)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人考述》，《经学研究论丛》第3辑，台北：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22～23页。 (14)《大全》的编纂涉及了发起人明成祖与被从事者胡广、杨荣、金幼孜等两个方面。以陈廷敬、方苞为代表的清代学者认为胡广等实际编书人的工作态度是导致《大全》最后赶工的主要原因，其说已见前。侯外庐称：“开始时，原想纂修得详细些，进度较慢，以后被诏催促，乃草草成书，‘不暇精择’。”明确指出明成祖下诏催促才是《大全》编纂加速的主因。韦祖辉即以此为基础，提出明成祖是“促使《大全》质量低下的主谋”。这就一反清人之说，将对主要责任人的判定转向了明成祖一方。但以上诸家之说都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撑，也缺乏严密的论证，故始终未能形成定论。参见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9～10页；韦祖辉：《永乐皇帝与明代经学》，见《明长陵营建6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15)(明)张弼：《东海文集》卷4《书陈佥宪先生墓志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9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73～474页。 (16)(明)祝允明：《前闻纪·修书》，《中华野史》卷7《明朝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876页。 (17)《清史稿》卷501《谈迁传》。 (18)《明太宗实录》卷21，永乐元年秋七月丙子。 (19)《明太宗实录》卷158，永乐十二年十一月甲寅。 (20)(明)朱棣：《御制性理大全书序》，胡广等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卷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1)《明太宗实录》卷120，永乐九年冬十月乙巳。 (22)《明史》卷326《麻林传》。 (23)章权才：《宋明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1页。 (24)(明)金幼孜：《后北征录》，《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1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6页。 (25)(清)谈迁：《国榷》卷16，中华书局，1958年，第1103～1104页。 (26)(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21《亲征漠北》，《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79页。 (27)(清)谈迁：《国榷》卷16，中华书局，1958年，第1104页。 (28)《明太宗实录》卷164～167。 (29)《明太宗实录》卷167～171。 (30)《明太宗实录》卷169，永乐十三年冬十月己巳。 (31)《明太宗实录》卷170，永乐十三年十一月辛亥。 (32)明成祖五次亲征，发起时间分别为永乐八年二月，永乐十二年二月，永乐二十年三月，永乐二十一年七月，永乐二十二年四月。其中，第四次亲征因鞑靼部阿鲁台有意挑选夏秋时节突然来犯，故明军只得于七月仓促出师应对。其他四次出师时间皆在春季。参见《明史》卷6～7《成祖本纪》。 (33)(明)雷礼等：《皇明大政纪》卷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27～28页。 (34)第二、三、五次北征及永乐十四年正月的运粮记录，分见《明太宗实录》卷146、246、267、172。 (35)《明太宗实录》卷177，永乐十四年六月丁卯。 (36)根据明成祖自己拟定的制度，凡“巡狩亲征，先诏诰天下，扈从用本院(翰林院——引者注)、内阁官三员，侍讲、修撰、典籍等官六员，书制敕秀才八人，译写四夷文字监生十三人”。而胡广、杨荣、金幼孜三人更是在多次亲征中皆随驾前往。详见(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9《扈从》，《翰林掌故五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73页。 (37)陈恒嵩：《〈五经大全〉纂修人考述》，《经学研究论丛》第3辑，台北：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3～4页。 (38)比如刘惠恕从思想统治方面进行诠释，认为《大全》是“明初对程朱理学政治思想统治地位的再度确认”；章权才则从对人才的教育、掌控方面进行解读，认为《大全》是“取士之本，成为文人儒士尊奉依循的官学……对统治思想的形成和贯彻是有作用的”；而闫春从实际的政治举措上立说，称其为“朱棣的政治安抚政策”。无论从何种角度进行分析，这些认识都涉及《大全》的政治意义，都说明《大全》编纂不仅是一项文化工程，更是一项政治工程。以上言论分见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章权才：《清代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页；闫春：《四书大全的编纂与传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9页。 (39)《明史》卷6《成祖本纪》。 (40)(明)丘浚：《大学衍义补》卷86《都邑之建》，《中国经学史基本丛书》第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41)(明)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37《京都》，《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0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42)(明)邹缉：《奉天殿灾疏》，《明经世文编》卷21，中华书局，1962年，第163页。 (43)《明史》卷85《河渠志》。 (44)《明史》卷7《成祖本纪》。 (45)(明)萧仪：《重刻袜线集》卷1《应求直言诏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1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408页。 (46)胡濙此言实际是针对永乐二十二年回迁南京之议而发，但它充分体现了当时南京在官员们心中的地位。这样的情绪在迁都北京之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濙语见《明仁宗实录》卷3，永乐二十二年十月辛酉。 (47)《明史》卷147《解缙传》。 (48)原瑞琴：《〈大明会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49)(明)胡广等修，周群、王玉琴校注：《四书大全校注》卷首《进五经四书性理大全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50)(明)胡广：《胡文穆公文集》卷9《麒麟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624页。 (51)林庆彰：《〈五经大全〉之修纂相关问题探究》，见《明代经学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38页。 (52)吴文华等：《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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