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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又一致通过把它载入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大事，是思想解放的又一里程碑。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政策的伟大意义，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我想首要问题是搞清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
一、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
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句话道出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和它们的共同功能，即它们都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手段、方式，都是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简称经济调节机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虽然都是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但调节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经济运行机制构成要素不同：
第一，决策机制不同。计划经济的决策权在中央计划机构，是由中央自下而上地把部门、企业的产、供、销情况收集上来，加以分析、综合，然后由中央做出生产的计划和资源分配计划。计划一旦下达，企业无权更改。而市场经济决策权在企业和家庭，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由企业和家庭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行决定。
第二，信息传递机制不同。计划经济和信息主要由行政系统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地纵向传递，这种传递方式媒体多、层次繁，其特点是间接、慢速。而市场经济信息是横向传递，主要反映在价格信息上，价格上涨一传十，十传百，像波浪一样向四面八方荡漾开去，其特点是直接，快速。
第三，动力机制不同。动力根源于利益，计划经济主要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往往忽视企业和个人利益。“先治坡，后治窝，先建设，后生活”正是这一机制的反映。而市场经济其动力来源于企业和个人的自身利益。计划经济从动力机制看，由于忽视微观的物质利益，所以，难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客观必然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客观必然，可由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计划经济调节机制的弊端得以证明。
1.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正常、顺利进行，都要求把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配于各个生产部门。马克思曾把社会总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称之“自然规律”，“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即所谓的合理的资源配置”是社会化大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
计划经济也好，市场经济也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把资配置到不同部门。因此，凡是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的经济体制就是好的，否则就是不好的。资源配置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看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如果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就是合理，有效的，否则就是不合理的，效益差的。下面我们用这一标准来看计划经济在“资源配置”上的弊端。
首先，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和信息机制不利于资源合理、有效地配置。
计划经济决策机制的特点是由中央计划机构代表全体人民对生产和资源配置做出统一决策的。在这种决策机制下，要使资源达到合理配置，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确切地知道每一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的信息，这样国家计划部门才能根据此信息把资源合理地分配到不同部门和企业，但是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种产品生产了多少，库存了多少，市场需求多少，不可能准确把握，其原因从信息传递看，由于是纵向的，供给与需求的信息是从基层每个工厂，每个商店经过层层传递才能到达中央计划机构，由于传递层次多，媒体多，难免旷日持久，延误时机。因此，往往是信息传到中央，早已时过境迁了。
其次，从计划经济的动力机制（即利益机制）看，来自企业、商店等基层单位的统计信息不可能是十分准确全面的。这一方面是由于统计技术、设备的落后，另一方面难免有本位主义作祟。往上要时，多多益善，往上交时愈少愈好。再加上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又要经过管理部门的层层审查、筛选，在此过程中又加进了很多领导者的主观意志。这样，一旦信息和利益结合，信息必定失真。到了中央，中央计划机构又根据失真的信息作出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的计划时，必然是错误的。另外，计划的制订者在订计划时，也会加进自己的主观想法。正像匈牙利著名学者科尔内所说：任何计划和决策都是体现计划和决策者利益的。比如解放初，从国外引进涤卡布生产设备后，关于生产什么颜色的涤卡布报请上级领导裁决，决策者处于个人好恶，批复，“只准生产蓝、灰两种颜色”。于是全国男女老少都成了单调呆板的蓝灰色。由此可见，按照这样的机制，制订出来的计划，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退而言之，即使中央计划机构，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信息，也能及时地作出客观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但是，这种正确的决策也是难以贯彻执行的。这是因为，现代化大生产十分复杂，供求关系瞬息万变，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得向上级请示、报批。这样，供不应求时，不能马上增产，供过于求时，又不能马上减产，结果必然是供求失衡，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鉴于上述原因，尽管计划者多么精明强干，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也是在所难免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我们回顾从“一五”到“五五”以来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年-1957年）。当时由于工业化水平低，建设规模小，企业数量少，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所以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确实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但是即使在这种上情况下，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带有很大的主观成份，比如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建安排过大，资金来源不落实等等，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和不得不进行修改、补充。而修改后的计划在执行中又多次出现了失误。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1962年）期间，提出了“以钢为钢”和“大跃进”。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不得不于1961年-1965年间进行了五年调整。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年-1970年）实质上是个以国防大小三线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资金投入大小山沟，造成极大浪费。这个五年计划毫无客观性而言。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年-1975年）是典型的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主要依据的是毛主席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年-1980年）又搞了“洋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生产能力闲置，于是又出现了三年经济调整。
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从1958年-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设资达6000亿元，其中三分之一因决策失误而浪费了，三分之一没有达到设计能力，仅有三分之一达到设计能力。可见计划经济确实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2.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扼杀了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计划经济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资源配置与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息息相关，即资源配置的实施离不开具体的企业和个人。不然即便配置得十分合理，也达不到好的效果。这如同服装厂的剪裁师和缝纫工人的关系。剪裁师就是资源的配置者，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布料，通过他的剪裁搭配，既省布料，款式又好。然而如果缝纫工人技术不高或者虽有技术，但没有积极性，不好好干 ，剪裁师配置好的布料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所以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也是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的关键。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首先，从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决策权在中央和各级政府，企业和个人只是在某种命令或行政权力下活动，全国一个脑袋，任何事情都不用想，也不准想，你只有照办的义务，没有更改的权力。
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企业只是行政的附属物，是按长官意志办事的机构。生产什么，怎样生产都是由上级机关用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就必然窒息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见搞活企业的关键在于改变“婆婆当家”的问题。前些年，我国在改革中提出的“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等，就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可惜的是，由于体制没有改变，尽管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各级政府把权力下放给企业，但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其关键是，中央叫放，中层不想放，但又不能不装装样子，于是就出现了“明放暗不放”，“小放大不放”，“嘴放手不放”的现象。
计划经济不仅不利于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也不利于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在计划经济的决策机制下，个人无权自由选择职业，做什么工作都是由国家人事部门统一分配的，而且这种分配往往是一次定终身。也就是，毕业后分配到哪，干什么工作，一般来说是不许变动的。那时调动工作真比登天还难，即使调动的理由十分充足，也难免招来工作不安心，挑肥拣瘦，对党的某某事业不忠诚的非论。由于工作调动的困难，择职不由人，个人不能通过竞争机制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工作，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而大部分市场经济的国家却十分重视人才的流动，并为其创造条件。比方，美国专业人员一生的职业转换平均为10.2次，而我国只有一点几次，绝大多数人终身在原地打转。因此，很难人尽其才。据调查，80年代上海专业技术人员能发挥作用的只有37.4%。有25%的人没有任务或任务不满，其中有些单位人才积压达三分之一。
其次，从计划经济的信息机制看，也不利于积极性的调动。
由于计划经济信息是纵向传递，所以，在评价一个人业绩的好坏优劣，及工作安排时，往往只凭领导一句话。在这种一言定终身的体制下，庸才可能直线上升，将才可能永远当兵，与之俱来的必然刮起溜须、拍马任人唯亲的歪风。此风害人害己、害党害国，但之所以屡禁不止，用人体制使然。
在这种体制下，“适者存不适者亡的原则，不是靠才能、靠正当竞争体现的，而是靠走门子，拉关系，搞不正之风体现的。其结果必然挫伤人们的进取心和工作热情，只能训练出一批只知撞钟的和尚。
由于用人制度僵化，人的聪明才智被压抑，科学技术上不去，在科技开发方面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主要原因在体制。同样是龙的传人，有些人在国内可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在国外却成就显赫。且不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陈省身一些蜚声中外的世界一流学者，闻名于世而不为国人所知也还大有人在。1986年夏，在纽约纪念自由女神象落成100周年大会上，美国总统里根给12名杰出的外裔美国公民颁发了“自由奖章”，其中四分之一是中国人。据统计美国12万第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华裔占3万，美国大学系主任以上干部三分之一是中国人。美国人讲：“没有中国教授的大学，不成其为第一流大学。”这不是体制问题的极端重要的有力证明吗？
再次，从动力机制看。财务是统收统支的，企业盈利全部上缴，亏了国家兜着。企业无财权，花一分钱也要上面批。据报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某年夏天，特别热，上海某厂准备添置几台电风扇，买电风扇的报告送上去，要经过11个上级单位审批，盖章才能买，结果等盖完了11个章，夏天也过去了。
从个人收入看，工资多少是按行政级别套下来的，属于哪一级拿哪一级工资。不是以工作贡献为升级标准，而是靠熬年头。
在这种动力机制下，企业不能通过努力经营得到发展，个人也不能通过加倍努力工作来增加收入，结果必然是“个人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由于干好了不多拿，干坏了不少拿，不干的也能拿，因此，懒惰之风盛行。1979年，日本索尼公司总经理访问上海，对参观过的工厂的情景大为惊异，工人无事可干，白天上班，闲坐者有之，吸烟者有之，玩扑克牌者有之，“侃大山者”有之。
在这种体制下，人们的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奋斗心被挫伤，智慧才能被禁锢，究其原因，从动力机制讲，就在于未能正确处理国家利益与局部和个人利益，不能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马克思有句名言：“生产关系说到底是个物质利益关系的问题。”由于计划经济不讲物质利益或者说只讲国家利益，不讲集体和个人利益，只讲长远利益，不讲眼前利益，因此，缺乏激励机制，必然造成企业无活力，个人无动力。由于放弃了利用物质利益原则来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为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只能靠搞政治运动施加政治压力，从外部去激发人们的生产热情。这种方法只能奏效一时，长此下去必然造成说一套，做一套，说官话，不说实话的风气；担子国家担，利益人人沾，只想向国家伸手要，又不想为国家分忧解难，“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怪现象。由于企业无活力，个人无动力，因此，劳动效率十分低下。以汽车制造和炼苋为例，国外（美、日、欧洲）汽车工人人均年产60部小轿车，而我 国人均不足两部。日本新日制铁公司，职工不到5万，年产钢近4000万吨，而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公司，40多万职工，所产钢仅700万吨左右。
总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高度集中，信息传递失真，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又由于不能充公有效地利用物质利益原则，必然使经济发展失去动力。因此，要使我国经济腾飞，必然摒弃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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