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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金融作为经济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分子，全球化的特征更为明显。世界各国的金融相互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理论总是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而产生，最终又服务于客观实践。金融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和新的问题，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对传统金融理论提出了挑战。
一、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理论
20世纪末，主要国家都进入了低通货膨胀的新时期，尤其是美国开创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的新经济先河。物价的平稳与全球化的经济和政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有效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为低通货膨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一，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工与协作体系逐步建立和加强。跨国公司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各东道国特有的地理、资源、技术和市场等优势，在不同子公司之间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和协作，合理配置有限资源。例如，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747客机由450万个零部件组成。生产这些零部件的企业有25000个之多，分布在26个国家。其中，非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重量竟占飞机总重量的70%。第二，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都意识到闭关自守不能强国，纷纷采取了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关税等贸易壁垒的放松大大降低了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成本，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发展。第三，全球竞争的加剧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了价格的透明度和可比性，促使商品价格走低。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的突飞猛进以及全球性金融市场的逐步形成，政策的外溢效应日趋明显。于是，在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的频度和力度越来越大，为低通货膨胀创造了有利的政策环境。
政策一体化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为了创建一个共同的强势货币，欧洲各国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要求对本国经济进行了调整，这一条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只有财政赤字不超过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单一货币区。为了成为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各国都加强了对财政赤字的控制，连赤字问题最为严重的意大利都如期达到了这一标准。欧元诞生之后，欧洲各国将继续加强政策协调，执行严厉的财政纪律，根据1997年签署的《稳定与增长公约》，欧盟将对赤字过度国实施经济处罚。
20世纪90年代之前，财政赤字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一大痼疾。从越南战争期间庞大的军费开支到里根政府期间防御系统的建设，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经过日积月累，曾经达到创记录的2900亿美元，同时出现了经济增长迟缓、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节节攀升的“滞胀”现象。对通货膨胀的危害深有体会的美国政府开始加强财政约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98年财政扭亏为盈，实现盈余690亿美元。2000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年度创下了2370亿美元的盈余。由于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地位，美国通货膨胀的有效抑制对世界各国起到了带动作用，这一时期，多数国家都加大了降低财政赤字的力度，从而在制度上遏制了政府利用财政赤字征收通货膨胀税的倾向。
但是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平稳相伴随的却是宏观经济的不稳定，经济危机并没有间断，爆发的频率和危害的程度与过去相比反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同样是全球化的经济环境的产物。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商业银行主导着大多数国家的金融体系。然而，随着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全球金融市场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再加上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趋势的不断加强，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相对下降，银行信贷市场的相对规模呈现萎缩的趋势，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近年来，虽然实物资产的价格基本平稳，但由于一些主要国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资本市场泡沫，宏观经济的运行呈现出较大的波动性。对于市场结构的这种变化，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从而降低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日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资本市场就一直存在着泡沫，但日本的中央银行为了调低币值，仍然执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1987年2月，日本官方贴现率降到2.5%的历史最低水平，并一直持续到1989年5月，推动了股票和房地产价格的继续攀升，1989年提高利率刺破泡沫后，面临接踵而至的经济衰退又手忙脚乱，无法应对。
商品和服务价格周期和资本市场价格周期的不一致，使得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家们开始考虑，股票价格是否应当作为一般价格水平的构成要素或成为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但对于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对资本市场的动态做出及时的反应。首先，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仅是由于基本面的变化引起的，也可能由于非理性因素引起。同消费品价格的膨胀一样，股票价格的膨胀也会歪曲价格信号，从而造成实体经济中资源配置不当。因为企业可能出于对未来收益的乐观预期而过度投资或过度贷款。其次，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和破裂对实体经济会产生重要的影响。股票价格的过度膨胀不可能长期维持，当股票价格泡沫破灭时，导致个人和企业财富的急剧减少，投资和消费支出被迫压缩；同时，银行可能会因股票、房产等抵押品价值的大幅度缩水而陷入财务危机，最终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衰退都是由股票市场泡沫破裂所引起的。
因此，中央银行对资产价格要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可以把它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构成要素之一。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lrving Fisher)早在1911年在《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就提出了这种观点。他指出：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界定的价格指数。
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股票价格不宜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首先，股票价格的变化不仅受货币政策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市场参与者及其对市场预期、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的影响。其次，若股票价格膨胀与一般物价水平出现冲突，盯住股票价格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波动加剧。尤其是在商品、服务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股票价格指数持续攀升时，货币当局如果为抑制股票价格而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削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因此，货币当局应当集中控制消费物价的通货膨胀，而不应干预资产市场。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那基(Ben Bernanke)和纽约大学的马克·哥特勒(Mark Gertler)1999年曾经构建了一个结构模型来探讨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的问题，他们指出，如果货币政策直接盯住资产价格，对其变化直接做出反应，会引起经济的更大波动。
虽然不同学者各持己见，很难达成一致。但令人欣喜的是，中央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股票市场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1999年8月27日，艾伦·格林斯潘在美国怀俄明州举行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强调，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更多地考虑股票市场的因素。他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宏观经济环境时，我们不能再仅仅对商品和服务流量做粗浅的分析。关于资产价格的行为走势及其对家庭和企业决策的影响，还有许多重要的、而且是难度极大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更好地理解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对经济以及间接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我们只能别无选择地迎接这些问题提出的挑战(Greenspan,1999)。
二、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理论
全球化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消费者可以享受到质优价廉的产品与服务；投资者可以在全球市场范围内搏击，感受到竞争的刺激；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沟通更为充分，资源的交流更为顺畅……
但沉浸在全球化的美景中的人们却一次次地被经济动荡惊醒。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巴西金融危机、2000年底土耳其金融危机、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似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段时期的金融危机都来得频繁，来得凶猛。当时在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人在1979年提出的危机模型（通称为第一代危机模型）（注：第一代危机模型由克鲁格曼于1979年提出，并由弗勒德(Flood)和加伯(Garber)等人于1984年予以扩展与简化。），主要内容是，无能的政府政策是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危机的后果是政府放弃钉住汇率制度。由于消除了固定汇率对经济政策的束缚，因此对就业和产出并不是一个负面的打击，反而会对宏观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爆发的数次危机中，被卷入危机的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很好，且政府很少有明显不负责任的政策，并且危机给当事国乃至其他很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这显然是当时的危机模型所无法解释的。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对全球性的金融体系产生了怀疑。乔纳森·坦博姆和林顿·拉鲁什认为，全球化时代的金融体系是一个倒金字塔，迟早是要崩溃的。莫里斯·阿莱(Maurice Allais)则称世界经济已经变成了一个大赌场，金融业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力量的推动下，正在飞速膨胀，世界金融体系已经“发疯”。于是，学者们打破了对全球化的迷信，以更加务实、更加深入的态度投入到对危机理论的探讨中，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莫里斯·奥布茨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等学者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入手，诠释了全球化环境下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由于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高度发达，国际资本以前所未有的数量、惊人的速度和日新月异的形式在国际范围内无序流动，因此，即使一国经济运行基本健康，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少数投机者的行为导致公众信心丧失，在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的作用下，该国的固定汇率制度将无法维持，货币危机会迅速爆发。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危机是可以自我实现的，公众的主观预期能成为危机爆发的主要因素。这个理论也被称为第二代危机模型。克鲁格曼教授将国际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当一国的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时，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机制的作用下，金融机构会容易冒险，将资金投向高收益、高风险的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该国金融泡沫化的程度加强，一旦有风吹草动（如经常账户逆差或主要国家资本紧缩等）就会引发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的无序流动不仅会加剧一国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还会将一国的金融动荡迅速传递到其他国家，危机效应迅速被放大。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危机爆发的广度、频度和破坏程度都与过去有了显著的不同。克鲁格曼的这个理论被称为第三代危机模型（注：第三代危机模型散见于克鲁格曼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文章中。）。
亚洲金融危机后，从全球化的制度背景方面对危机理论的研究如火如荼。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教授(Frederic Mishkin)指出，在全球化的资本市场上，应当有一个充当全球中央银行的机构，它的职责是监控国际资本流动，及时发现危机隐患，为流动性不足的国家提供资金，并有效控制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目前，担任国际贷款人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历史却证明，IMF在履行这个职责方面并不成功。首先，IMF没有建立一个良好运转的监管体系。在危机前几个月，IMF还将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予以推广。其次，危机爆发之后，IMF救援行动的迟缓、贷款条件的苛刻和不合实际对危机的迅速蔓延都负有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指出，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全和不充分是资本市场的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拥有足够的资金、知识和管理经验，因此处于信息优势，而信息劣势方的发展中国家为获得资金，只有被迫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或者国际金融机构所开的药方抓药，未免像“未经培训、从未出过海的船长驾着一叶扁舟出入风高浪涌的大海一样”，面临极大的风险(Stiglitz,2002)。而在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下，一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已经无法实现经济稳定，因此必须进行经济政策协调，加强信息沟通；并且要建立全球化的监管机构，来克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这种严重不平衡的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危机频频爆发的原因。如米什金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全球固定汇率体系崩溃，发达国家多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急需资金，为鼓励资本的流入，很多实行了钉住汇率制度或其变形。在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汇率制度的多重性本身就是风险的隐患。发达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汇率政策，而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地跟随，汇率低估或高估的情况时有发生，极易成为投机者的靶子。并且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过度贷款，由于监管的不充分，贷款激增的后果可能就是巨额贷款损失以及银行的大量破产和金融危机的爆发。
三、全球化与货币同盟理论
危机理论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巨额资本的转移能在瞬间实现，这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一国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成为危机爆发的隐患。游离于全球资本市场之外显然是不理智的，正如米什金所言，资本管制“就像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一样，是一种可笑的举动”。但是，单靠一国的力量显然又无法对抗全球资本的冲击，加强与其他国家在汇率政策等方面的协调和合作成为应对全球化的经济环境的必然要求。而货币同盟自然是汇率政策合作的高级形式，也是最为有效的抵御投机攻击和市场风险的行为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合作和统一的重要性，并付诸于行动。欧洲各国是区域货币合作的先驱，从“蛇形浮动”到欧洲货币体系再到欧洲经济货币联盟，欧洲人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艰难跋涉，终于在千年之交实现了单一货币的共同理想。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东亚各国也意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到“清迈倡议”的签订，东亚金融合作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非洲各国独立后，就建立了以法国法郎为基础的中非货币联盟与西非货币联盟，虽然遇到过一些困难，但这两个地区性的货币体系一直在运行中，目前，统一的非洲货币联盟正在酝酿之中。在美洲，货币联盟采取了非对称的方式——美元化，巴拿马、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已经实行了美元化，阿根廷等国也在讨论是否以美元取代本国货币……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的如火如荼也引起了经济学家们的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的货币同盟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最优货币区的标准问题。20世纪90年代随着欧洲货币联盟成立的步伐加快，很多经济学家借助于传统的最适货币区标准来判断欧盟国家是否可以组建货币区，但令人遗憾的是，多数分析对欧洲组建货币区的可行性持负面态度。如克鲁格曼和奥布茨费尔德(Krugman and Obstfeld,1998)认为，由于欧盟国家较低的劳动力流动性、财政联邦制缺乏等原因，欧盟国家无法构成一个最优货币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巴里·爱森格瑞(Eichengreen,1997)在《欧洲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吗》一文中，将欧洲与美国对比，得出欧洲远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的结论。塔米弥·贝奥密(Tamimi Bayoumi)和爱森格瑞通过对供给冲击相关性的分析，得出欧盟仅有核心国家（包括德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可以构成最优货币区。但是，1999年欧元的如期问世及之后欧元区货币经济运行的基本正常，对理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要素的自由流动、经济的开放程度、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等传统的标准中很多难以量化，并且存在着内在不一致，在具体问题研究中，很难根据众多标准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为赋予各个标准不同的权重，可以得到不同的最优货币区的边界，因此很难用“是”或“不是”来回答某个区域能否构成最优货币区。如何科学地衡量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成为货币金融学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核心货币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德国和法国的“核心”引导作用是欧洲货币合作成功的原因，美国“一超独强”的地位使得美洲货币合作进程较为顺利，相对于欧洲和美洲，亚洲缺乏能够领导区域金融合作的核心国家，因此，亚洲各国不可能组建单一货币区(Eichengreen and Bayoumi,1996)。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个结论持怀疑态度，认为核心货币并不是货币区的必要条件。货币同盟是否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也是货币同盟理论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3.货币联盟的运作机制。欧元问世之后，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对称的现行格局。大多数学者认为，这种安排并不是最优的制度选择，只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主要理由是：第一，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区内物价的稳定，于是，经济增长的任务只能由各国财政政策独立完成。但在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国的财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很难独立承担这一职责。第二，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各国不用担心财政政策会对本国的物价和汇率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加之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各国财政融资范围扩大，财政预算有超支的内在动机，而现有的制度无法完全避免这类道德风险的发生。第三，分散的财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对抗不对称冲击时，很难协调。因此，未来的欧元区应当渐进过渡到由内部需求引致的制度创新的方向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走向对称化是必然的趋势。货币联盟运作机制的研究将对欧元区的良好运行起到推动作用，并有效指导其他地区货币合作的进程。
四、全球化与汇率制度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固定汇率制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显露出力不从心的迹象，自此，关于汇率制度安排的讨论也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孰优孰劣上，另外一些学者提出，既然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各有利弊，可否采用一种折中的形式——中间制度。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建议实行固定与浮动汇率之间的“汇率目标区”制度，克鲁格曼在对浮动汇率制度的运行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后，主张国际货币体系“最终回归到一种可以相机调整，多少比较固定的汇率体制”。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汇率的不确定性已经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对冲加以规避，同时外汇市场上投机基金的力量急剧膨胀。当投机基金引发了多次地区性货币危机后，一些学者发现，发生货币危机多是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而实行“角点汇率制度”的国家大都有效地防止了危机的发生。于是爱森格瑞等学者对中间汇率制度抵御危机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直到今天，固定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与中间汇率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
在汇率制度理论领域，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问题。虽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由固定汇率制度过渡到了浮动或有限浮动汇率制度，但根据学者们的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中有很大比率选择的都是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等背景角度，来解释它们对固定汇率制度的偏好。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马里兰大学的吉尔勒莫·A·卡沃(Guillermo A.Calvo)教授和卡门，M·里哈特(Carmen M.Reinhart)教授于1999年和2000年提出的害怕浮动论。他们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将本币的汇率维持在狭小的变动幅度之内，反映了这些国家害怕汇率大幅度波动的心理。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往往偏高，波动性也大；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较难获得国际信贷；政府和企业的对外债务多以美元计值；中央银行难以有效地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导致这些国家的政策可信度较低。所以，它们既害怕贬值的紧缩效应，也害怕升值可能对其国际竞争力及出口努力造成损害。因此，发展中国家大多对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敬而远之。
但是20世纪末，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危机都证明了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度是金融不稳定的一个重要根源。在变化多端的全球化经济环境下，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走出这种汇率制度选择的困境，成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爱森格瑞与哈佛大学的霍斯曼(Hausmann)认为，美元化才是发展中国家的正确选择。理由是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普遍有较大的脆弱性，一方面，该国的货币不能用于国际借贷，另一方面，即使在国内，本国的金融部门也不愿意发放本币的长期贷款，所以，这些国家的企业在融资时存在着两难，如果从国外借贷，就存在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一旦汇率贬值，就会造成借款成本上升；如果从国内借贷，就存在期限不匹配的问题，一旦利率上升，借款成本也会上升，这就是所谓的“原罪”。由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原罪”，汇率变动会产生资产负债表效应，所以企业和政府都不希望汇率变动，于是汇率容易变得无法浮动。政府在遭遇投机攻击时，既无法利用贬值来缓解企业压力，也不能提高利率来保卫本币，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不论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都无法回避“原罪”的现实及其产生的各种不利后果。如果放弃本国货币，选择美元作为国内支付、结算的工具，既能保证汇率的稳定性，降低本国企业和金融部门的风险，又可以有效地预防和管理危机，从而有效克服“原罪”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主权问题又跃然纸面。
五、全球化条件下的投资组合理论
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破产。在美国这样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里，每天都有无数家公司以惨败收场，一家公司破产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但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却不仅震撼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界，而且对金融理论界也是一次严重的冲击。原因在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聚集了无数高手，有华尔街债券投资高手梅里韦瑟(J.W,Meriwether)、因期权定价模型而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宝座的金融学家斯科尔斯(M,S.Scholes)和默顿(R.C.Merton)。LTCM基金遵循的投资策略一直是根据经典的投资组合理论，建立模型，编制程序，运用计算机预测债券价格走向。这种投资策略曾经造就了LTCM基金的辉煌，在1994年3月至1997年12月的三年多中，基金增长高达300%。但天有不测风云，1998年8月俄罗斯政府突然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国债券，导致LTCM基金的统计预测理论失灵，到9月下旬基金的亏损已高达44%，直接涉及的损失金额为1000亿美元，而间接牵连的金额竟高达10000亿美元！一时间，一直被奉若神灵的经典投资组合理论受到了怀疑。有些投资者甚至宣称：永远不向由数理金融学家主持的基金投资。LTCM基金事件爆发以后，美国各报刊之报道、评论、分析连篇累牍，焦点集中在为什么过去如此灵验的统计预测理论竟会突然失灵？
其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Merton.H.Miller)对LTCM事件的评论最耐人寻味，“或许他们的模型没有错，而是这个世界错了。”的确，如果不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只有在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的环境下，巨额资本的流动才可以在瞬时实现。今天，全球游资高达7万多亿美元，每天就有一万多亿美元如幽灵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荡。国际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超过了国际服务和贸易的需要，超过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要求，扩大了真实财富与人为的“纸上利润”之间的差距。金融泡沫的不断膨胀带来的是国际金融体系愈加脆弱的结构，某一国的经济问题会在国际范围内迅速传导，引起其他国家市场的震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诱发国际投资者对风险进行了重大调整，韩、日等国外资相继撤离俄罗斯，处于困境中的亚洲国家减少了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下跌，导致俄罗斯国际收支恶化，再加上政局不稳，俄罗斯不得不采取了“非常”举动。1998年8月17日，俄罗斯宣布卢布贬值，停止国债交易，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债券转换成了3年～5年期债券，冻结国外投资者贷款偿还期90天。这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投资者群起抛售包括意大利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转持风险较低的美国和德国政府债券，由此导致了LTCM公司的灭顶之灾。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及时介入，促使15家大银行注入35亿美元解困，整个金融界的信用危机可能就此爆发。
虽然全球化是LTCM公司倒闭的根源，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如何推导出全球化环境下具有较强实用性的投资组合理论就成为数理金融学家们努力的方向。传统的投资组合模型是建立在对历史数据进行统计的基础上的，但这往往会忽略一些概率很小的事件，这些事件随着时间的积累和环境的变化，发生的机会可能并不像统计数据反映的那样小，但一旦发生，将会改变整个系统的风险，造成致命打击，这就是统计学上称为“胖尾”的现象。例如，俄罗斯政府宣布推迟偿还短期债券，这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但这个突发事件却引起了世界金融市场的震荡。对于小概率事件，基于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的预测理论完全不适用，就好比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想对突然发生的机械故障作出预警以防止车祸。传统的平稳随机过程统计可能给出的信息是：每一百万辆车在行驶过程中可能有三辆发生机械故障，这种统计规律虽然对保险公司制定保险率有用，但对预警根本无用。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车是否属于这百万分之三，就算知道是属于这百万分之三，也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故障。当然，金融突发事件要比汽车机械故障复杂得多，影响的因素也多得多，比如心理因素。俄罗斯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甚少，之所以能掀起如此巨大风波，就是因为心理因素的“放大”作用：投资者突然感受到这类债券的高风险，竞相抛售。为了作出预警，必须对多种因素进行实时监测，特别应当关注“能量”的积累是否已接近其“临界点”，是否已存在“一触即发”的放大机制等危险前兆。当然，金融突发事件本身非常复杂，对之进行研究绝非易事，但是理论界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典型的有现在正在蓬勃发展的行为金融学，就是利用行为科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试图构建以金融活动当事人（如投资者）心理因素为基本特征的投资组合模型，以期更符合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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