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产者论文,资本论文,神话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全球资本一体化在今天既是一种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支配全球生活的无所不能的现实力量。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没有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会受到这种力量的宰制和影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无论是先前的“入关”，现在的“入世”，还是“国际金融资本”等，这些专用名词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被频繁使用。语词的普遍流行已不仅是一种象征，在现实生活中，它将以观念的方式显示其巨大的力量。于是我们发现，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作家的分化在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已经成为事实。资本的神话不仅使一些体制内的作家面对主战场因无所作为而归于平寂，同时也造就了像余秋雨、王朔这样的“传媒英雄”，资本神话的时代按照它的需要，毫无掩饰地抛弃了不具有市场价值的人并举荐炫耀新的奇迹。真正的文学写作在这个时代已几近奢侈，但就在不得要领的纷纷议论和人心不古的世俗慨叹尚未尘埃落定之际，一个新的写作群体——被我命名为“无产者写作”的群体，潜伏已久之后突然浮出水面，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资本神话的时代，“无产者”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概念，仿佛它仍然是一个“打土豪、分田地”，杀人造反夺取政权的阶级群体。事实上，疾风暴雨式的革命不仅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作为一个阶级，其战斗性也为资本的统治所逐渐覆盖。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一个阶级的存在及其意义，已远不如一个金融寡头或高科技超人更重要。因此，当文学家夸大其词地慨叹“边缘化”的时候，真正处于边缘的无产阶级已经不被作为问题。但“无产者”毕竟是存在的，这里的“无产者”不仅指他们的现实身份、他们的资产状况，更重要的是指他们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他们作为分散的单个人对无产阶级文化遗产的某种继承，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人群、立场以及情感与无产阶级文化所建立起的历史联系等等。
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及其命运
无产阶级文学，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这一文学不仅是以各种形式书写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生存苦难，塑造了无产阶级革命、反抗的英雄形象，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并获得了底层人广泛的认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由巴黎运输工人欧仁·鲍狄埃和里尔的产业工人皮埃尔·狄盖特合作完成的《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空话。”（注：欧仁·鲍狄埃：《国际歌》，见让·马蕾、阿兰·乌鲁著《社会党历史》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国际歌》揭示了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实，并以巨大的号召力推动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列宁在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时充满激情地写道：“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注：列宁：《欧仁·鲍狄埃》。）《国际歌》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最著名的范本，也最集中地表达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本质——无论它的作者具有怎样的出身和知识背景，他必须为穷人、为无产者说话，并且为无产阶级最后夺取政权进行最广泛的社会动员。无产阶级文学在践履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它的创作者的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为人民、为无产者代言，为他们的翻身解放而创作。
要为无产者写作，不仅要有底层人的情感，同时还要有底层人的生活经验。列宁的“走出彼得堡”的劝告和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被认为是无产阶级作家取得底层生活经验和情感的可靠途径。在这样的文艺路线的指导下，那些来自底层的作家具有了其它出身背景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先天优势。高尔基和中国的赵树理是这一文学无可替代的楷模。他们创作的充满了苦难的文学，极大地激起了底层人的复仇欲望，特别是歌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过程的文学，更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这对于要求翻身解放的底层人来说，不仅在阅读中获得了复仇的快感，而且也培育了他们对暴力的欣赏/接受趣味和倾向，因为暴力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它不仅不会受到指责而且是革命英雄主义的主要表征。
到了20世纪末期，无产阶级文学衰落了，这自然与国际共运的命运相关，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这一文学的教条主义理解和要求有关。于是，在无产阶级文学不断衰落的同时，西方的文学潮流开始在东方兴起，这正如卢卡奇在分析西方哲学思潮在东方重被重视时所说的那样：“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一个遭到自己丈夫欺骗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怀抱，道理完全一样。”但他同时又说：“从心理上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到西方去为他们的改革寻求支持，但是从客观上说，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注：《卢卡奇自传》42页、27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如果说卢卡奇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上述分析与他的思想信念相关的话，那么俄国的宗教唯心主义者弗兰克也指出了欧洲文化之信仰在俄罗斯的衰落过程：“当我们这些物质和精神都一贫如洗，失去了生命中的一切的俄国人求教于欧洲思想的导师之时，我们都惊奇地发现，我们没有谁可求教也没有什么可求教，甚至当我们自己总结我们不幸的痛苦经验、吞下我们自己的苦果之后，我们也许能教给人类某些有益的东西。”（注：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101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思想无非是告知人们，对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认知，要远比求教于西方导师更为重要。
但是，就20世纪8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来说，却走了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向西方学习的热情几乎在所有的文学新潮的文本中奔涌，而无产阶级文学终结之后，那里是否还有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几乎无人提及。或者说，无产阶级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已被等同于“极左”文化或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化。这一认同的背后潜隐着新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维护，它既无须承担任何风险同时又表达了时髦的拒绝姿态。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文化经过市场包装之后，又在另一个意义上被空前利用。在文化市场上，“红色经典”又以奇观的方式被全面展览，它被利用者赚取了大量的剩余价值的同时，又被装扮得怪里怪气，但它同样具有合法性。因此完全可以说，无产阶级文化在它的晚期所遭致的悲惨命运，与两种市侩或投机分子对它的“妖魔化”是有关的。这是在清理无产阶级文化“问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它之所以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就在于它“政治上正确”背后所隐藏的致命的庸俗。
无产者写作群体的出现
无产阶级文化的悲剧性结局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政治实践相关，无产阶级文化是无产阶级政治理想和实践的产物，它必然要受到这一理想和实践的规约。但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无产阶级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充满了复杂性。它在鼓吹、支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胜利后又残酷迫害打击异端的同时，也有力地揭示、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合理化的掩盖下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它能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得到广泛的认同，与无产阶级文化所具有的批判精神、战斗性和理想主义是密切相关的。而后者也正是当下中国无产者写作群体所具有的主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当下中国无产者写作作为一个松散的群体，并非全面继承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遗产，而对无产阶级文化中的问题，他们恰恰是最有力的清算者和批判者。他们没有共同的宣言，也不是预谋已久的文化运动，因此也就没有旗帜，没有头面人物或精神领袖，在文化被彻底市场化了的今天，他们是彻底的边缘人物。他们几乎同时在两个方面作战：一方面他们要清理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对精神空间挤压的历史，清理非人性的文化对知识分子乃至整个民族心灵的巨大伤害；同时也要批判以白领文化为表征的今日时尚，并对无产阶级文化中值得继承、有价值的部分予以公开的张扬。这样，当下无产者的写作群体就既与“回到岗位”的职业写作有了区别，也与进军市场的白领文化写作有了距离。在充满了温情和甜蜜的文化时代，是无产者写作再次点燃了文化批判和精神批判的火焰；在学术越来越精致、创作越来越庸常的时代，是无产者写作显示了思想的重量和精神的魅力。
无可讳言，无产者写作群体大都有底层的生活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与底层人建立了挥之不去的情感联系。就在无产阶级已被宣告获得了彻底翻身解放之后，摩罗曾在他的姨妈家同表弟共睡一张床，因表弟身躯高大而使摩罗的“翻身”成为不可能。而姨妈的家只是一间姑且称为“房子”的棚屋。他后来写道：“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经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注：摩罗：《耻辱者手记》376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近年来在文学界引起广泛注意的青年批评家谢有顺，出生在两年前才通电、至今还未通公路的闽西山村，在全县最差的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前竟不知道什么是共青团员。（注：谢有顺：《我们内心的冲突·自序》，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青年学者旷新年出生于湖南农村，少年时代饱尝的都是饥饿，博士毕业后竟居无定所，住在办公室还常遭驱逐。中学教师王开岭“八年，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初级职称、微薄薪水、冷暖不清、饥饱参半……”（注：王开岭：《激动的舌头·后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自由撰稿人杨竞为了生存曾烧过锅炉、当过小伙计（注：豆豆：《砖的故事》，见杨竞著《林中响箭·序》，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而刘烨园、孔庆东、莲子、杨早等人，虽然不见得有过这样的苦难经历，但他们的出身背景并非“阔过”则是可以肯定的。
指出无产者写作群体的出身及经历，并非是用“阶级论”或“血统论”的思想观念来指认他们与无产阶级的天然联系。事实上，当代中国作家，特别是那些已经蜚声文坛的作家，大多都与乡土中国或底层经历相关，但在他们的写作中，苦难的底层生活已经被他们“浪漫化、神圣化、诗意化”（注：余杰语：见摩罗著《耻辱者手记·序二》。）他们所着力开掘的，是无产阶级和下层人民所具有的天然的革命要求，以及他们创造历史、引领生活的道德理想和破坏旧世界的巨大勇气。这种写作已被无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所统领，虽然那里也不乏值得称道的优秀之作，但在无产阶级取得革命政权之后，这一写作所具有的鲜活和生气已逐渐蜕去，概念化和它的说教诉求是他们对文学信以为真的理解。他们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底层生活的苦难经历丧失了正视的勇气，因此也就失去了写作本应具有的思想力量。
而无产者写作群体则不同，他们的底层生活不仅被他们如实记录，重要的是，这也是他们观照世界和心灵重建的出发点。他们在正视个人现实处境的同时，又超越了对个人苦难的倾诉，而对人类的精神领地投入了更多的叩问和探寻。谢有顺说：“我每次回到乡下，看到一张张被苦难、压迫、不公正舔干了生气的脸，这些问题就会奇怪的折磨着我。这是一种内在的斗争，我对现实的矛盾、怀疑、追寻由此展开，而心灵一旦向这些事物开放，就会很自然地敏感到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所传递过来的切肤之痛。”（注：谢有顺：《我们内心的冲突》自序。）因此他需要写作的尊严，“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地域风情或种族记忆的描绘者，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注：谢有顺：《我们内心的冲突》3页。）而这一正确立场的获得，“首先来源于对自身存在处境的敏感与警惕，没了这一个，批评家必定处于蒙昧之中，他的所有判断便只能从他的知识出发，而知识一旦越过了心灵，成了一种纯粹的思辨，这样的知识和由这种知识产生出来的批评，就会变得相当可疑。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可以无视自己和自己的同胞所遭遇的精神苦难。”（注：谢有顺：《我们内心的冲突》27页。），因此，在谢有顺的写作中，对精神事务的关注便成为核心内容，他激愤的追问和辨才无碍的表达，如洪水泄闸直向心灵奔涌而来，这是谢有顺写作的真正魅力所在。
摩罗一出现便被钱理群称为“精神界战士”，（注：钱理群：《“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见摩罗著《耻辱者手记》钱序。）他承续上了“已经中断了的精神界之战士的谱系”。（注：钱理群：《“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见摩罗著《耻辱者手记》钱序。）在摩罗的写作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他对精神解放的顽强要求，对个体尊严不可换取的坚定维护。不同的是，摩罗一方面张扬着思想界的巨人，在想像中追随着赫尔岑、十二月党人、鲁迅、薇拉·妃格念尔、卢梭等，并对他们的当代中国学生极力举荐；另一方面，摩罗也痛切地抒发了自己非人的生存处境的体验，在人的尊严得不到起码的维护时，他感到了“耻辱”，他也因此而把自己的第一本书命名为《耻辱者手记》。他在《咀嚼耻辱》中说，“我们已经意识不到尊严的丧失，意识不到已经失去了改变一无所有的权利。我们已经没有了权利和尊严的意识，这是世界上最彻底最可悲的一无所有。”（注：摩罗：《耻辱者手记》192页。）摩罗的这一意识并非来自书本，“二十几年来，我始终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一起挣扎。在我的视野里，每一个人都是一部辛酸的苦难史。一看见他们，我就不能不想起闰土、想起华小栓的干咳声，想起祥林嫂，想起偷萝卜充饥的阿Q。这是怎样不幸的人们啊。他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完全丧失了自卫能力和自救能力。谁来拯救他们？谁来为他们谋求利益？更有谁以人的意识来体味他们的痛苦，来新生他们的生存权力呢？”（注：摩罗：《耻辱者手记》206页。）无论是谢有顺还是摩罗，他们并非是某个阶级和群体的代言人，他们从来也没有这种诉求，他们只是通过对底层生活的深刻感知，表达了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并以此为基础重建他们的精神信念并检视良知。值得注意的是，摩罗不是苦难诗性的书写者，他对人的生存和精神苦痛的揭示并未停留于心灵创痛的倾诉或渲泄，而是要唤醒人们对苦难的省察能力。因此他说：“仅仅懂得苦难是不够的。苦难本身并不含有与苦难相抗拒的因子。只有当我们从苦难中生起耻辱感时，才是对苦难的反思，才有可能起而反抗苦难，才使得苦难无法把人吃掉，并且才可能使人得到超越的升华。”（注：摩罗：《耻辱者手记》194页。）摩罗虽然对底层人的苦难深怀悲悯，但他并不是一个民粹主义者，他的同情里又多有批判。他在分析比较俄罗斯和中国思想文化土壤时，指出了俄罗斯人所具有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坚定明确的历史良知、理性和血性。而在中国，“每一个农民都想发财，每一个地主都想着当官，地主不过是发了财的农民，皇帝不过是进了宫的地主。农民、地主、皇帝三者按着同样的精神信念和行为方式进行着走马灯式的交替和循环，就文化素质（价值层）而言，他们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注：摩罗：《耻辱者手记》129页。）他借用杜亚泉的话说：“这些流氓无产者夺取政权后，无不迅速堕落，重蹈前朝复辙，对社会组织的变更和民族生机的发展，无所助益。”这种对民族劣根性的批判，有别于现代中国左翼文化对底层民众想像神化的礼赞，而接续了鲁迅的传统。
还值得注意的是，无产者写作群体对俄罗斯思想文化所表达的敬意和向往。在他们的写作中，十二月党人、赫尔岑、薇拉、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叶赛宁、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伦堡等等，俄罗斯的这些文化英雄和民族精英被他们视为精神之塔，而他们在向这些精神偶像表达敬意和追随愿望时，所写出的文字是最动人和优美的。摩罗的《耻辱者手记》前三篇都与俄罗斯的思想文化相关，他写到了赫尔岑、女革命家薇拉和别林斯基。这些早已被今日时尚忘记的俄罗斯巨人，在摩罗的笔下又重新焕发出了动人心魄的光彩。摩罗向往他们并为之深深动情。这时，这位深怀“耻辱感”的青年内心变得柔和起来。15岁的赫尔岑和他的朋友奥加略夫，在1827年某个黄昏郊游到莫斯科旁的麻雀山上时的情形，在摩罗那里是只可想像而难以亲临的，越是这样，这对摩罗来说就越有魅力。在读过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之后，他竟然发出了“一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那些支配我的人开开恩，将我恶狠狠地一下子支配到19世纪的俄罗斯去，哪怕是废除农奴制之前的俄罗斯也可以。虽然那里的阴曹地府可能会比这里冷，可那里至少还有巴纳耶夫式的主人对我和蔼，对我怜悯。”（注：摩罗：《耻辱者手记》24页。）摩罗对俄罗斯文化的认同与向往，在王开岭那里得到了发自内心的回应。在《激动的舌头》一书中，王开岭有一篇《俄罗斯到底比我们多什么》的文章，这是他读过摩罗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之后的感想。在这篇文章中，王开岭以摩罗式的热情讴歌了巨人诞生的文化土壤，“正因为俄罗斯之夜到处都闪烁着这些美丽的‘窗台’和星光般的民间英勇，那些黑雾中落魄的志士才不至于彻底绝望，事业才不致一败涂地，才有了屡败屡战、生生不已的底气……”（注：王开岭：《激动的舌头》308页。）
这些遥远的异国历史被年轻人一再追忆，不止是表达了他们对今天“可恨的中国现状是，满街甫志高，遍地余永泽”（注：孔庆东：《空山疯语》75页，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的不屑，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忘记人类曾经拥有过的光辉时代。穿过历史的弥漫烟雾，这一光辉仍然照耀着这些年轻的心灵。谢有顺在谈到索尔仁尼琴写作《古拉格群岛》时，特别谈到了有人对索尔仁尼琴的劝告，说“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而索氏加上的一句却是：“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注：谢友顺：《我们内心的冲突》第8页。）对苦难的不忘记是为了提请人们历史的不可重演，而对光辉的过去追忆则是为了让那些伟大的思想和传统能够得以承继。也许正因为如此，旷新年坚定地支持孔庆东为毛泽东说的公道话。孔庆东谈到了《毛选的人格魅力》，认为“毛泽东的文章是一种亮色，是阳光照满的一个空间。”“《毛选》有一种力量，这个力量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不含糊、不暧昧。一定是自己特别自信、特别明白那个问题，才能用非常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而这就是毛泽东的语言风格。”（注：孔庆东：《空山疯语》32-33页。）孔庆东用平白的方式说出了他真实的体会，在旷新年看来：“90年代，能够平心静气地为毛泽东说句公道话的人是不多的，而老孔恐怕是这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不管老孔内心里对毛泽东有多少批评和不满，但并没有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般地附和着去贬损毛泽东。这不仅是一种阶级感情（老孔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所以对毛泽东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有着刻骨的“阶级仇恨”），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的力量的支持。”（注：旷新年：《这是节日的疯狂》打印稿。）而旷新年在另一篇文章——《在亚洲的天空下思想》（注：见《天涯》1999年3期。），更从理论上论述了毛泽东为现代中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观点和言论业已被一些人命名为“新左派”，但那些只知道排队划线、党同伐异的学院精英，是不能理解这些体认是如何获得的，因此也就无从来做比方。
无产者写作者们那深切的生命体验和内心的真切需要是不能替换的，他们没有明确自己的敌人，但在“无物之阵”的搏斗中，他们直接逼近的是自己的内心和灵魂。他们所有的要求，归结为一句话，就是说出真实的体会，并且重新回到常识，从而实现心灵的重建。
“超文体”写作中的理想情怀
文体制度是当代文学生产制度的一部分。从《人民文学》一直到各地作协办的文学刊物，其栏目几乎都是按照文体形式来划分的。这种统一的划分标准，背后隐含着文学生产制度的严格规约。但在无产者写作群体那里，虽然他们大都受过正规的文学教育和训练，但他们的文体形式已很难命名，它是随笔、政论、译论、散文、杂文的综合体，它们随心所欲，或是激愤的批判，或是优美的抒情，他们不按照传统文体形式的规范写作，显示了他们奔涌自由的写作心态。他们的文体本身，就是对传统文学生产制度的挑战和怀疑。
在这种超文体的写作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理想情怀，在谢有顺那里，对理想主义的失落他表示了极大的忧虑，“本来，文学艺术品几乎是人类最后一个理想的代表了，它可以出示一个巨大的梦，从而让我们暂时忘却现世的痛苦。如果我们连这点最后的理想主义都失去，那我们就只剩下虚无主义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不是来自于生产和技术不够发达，也不是来自于生活的需要尚未得到满足，乃是来自于虚无主义这种无名力量的威胁。”（注：谢有顺：《我们内心的冲突》70页。）摩罗虽然没有用“理想”这个概念，但他所表达的意思与谢有顺几乎异曲同工：“文学虽然自古以来就立足在世俗生活之中，但它存在的依据都是灵对它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批判和超越世俗生活，所以文学总是站在灵的角度观察世俗生活、审视世俗生活。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如一杆大旗穿透世俗的尘雾、高挂在灵的天空中，对精神的晦暗投一丝辉光，对精神的痛苦投一丝抚慰，为精神的发展寻找更多的途径、更广阔的空间。”（注：摩罗：《耻辱者手记》346-347页。）王开岭甚至直接喊出了“文学为理想而战”的口号，他认为，“文学为理想而战！这已不是一句口号、一纸宣言，而是一种缄默悲凉的生命践行。”（注：王开岭：《激动的舌头》18页。）不放弃梦想对他来说就是绝望中的希望。杨竞则用“心灵家园”指代了他对理想的固守，“当时代竞相对钞票鞠躬尽瘁，当人们开始对浮华顶礼膜拜，失守的心灵百鸟朝凤般簇拥住这纸糊的偶像，哀鸿遍野、白旗蔽地，人性气息奄奄，自尊断了脊梁，一无所有的我们从尘土中孤独地站了起来，呼天抢地要求返回家园。”这个家园是“重建心灵，重建人与人之间美好的感情。”（注：杨竞：《林中响箭》23-24页。）这些对理想的执意坚持和需要，在今天的文坛已是空谷足音，它虽然不似“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那样悲怆，但却延续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理想精神，听到这些声音，就仿佛又听到了来自历史深处的充溢着生命激情的呐喊。
无产者写作群体所表达的观念和情感，有悖于资本神话时代的意识形态。老黑格尔曾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中接受的教化越多，他在现实社会中就越有力量。或者说一个人越是认同于作为主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他在该社会就越是游刃有余。在今天，资本作为最大的神话同时也是最具支配力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今天的文化市场游刃有余的，事实上就是已经领到了意识形态所签发的畅行无阻的通行证。无论是余秋雨还是王朔，他们作为资本神话时代的宠儿，不仅在于他们能够进军文化市场，同时还为这个时代作了“多样”的文化点缀。在这个意义上，无产者写作群体无疑是悲剧性的。但是，在这个红尘滚滚的时代，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个松散的写作群体的存在，当代文学才尚未失去最后尊严。
2000年3月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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