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就业者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业者论文,非正规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正规就业者在2002年达到峰值，在所有的城镇劳动者中，大约占39％。一些研究者利用微观数据，描述了这个群体的岗位特征：工作时间长、工资水平低、岗位不稳定且缺少社会福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于2002年12月所做的劳动力市场调查的数据(66城市)显示，新兴部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的比重为85.5％，传统部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占23.4％(吴要武、蔡昉，2006)。与正规就业岗位上的同伴相比，非正规就业者的工作条件不让人羡慕，但也绝非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令人沮丧”。
本文根据城镇劳动力市场业已发生的变化，研究就业稳定性的变化，回答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劳动力市场正规化是个值得追求的政策目标吗？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走向正规化？
本文使用了多个来源和不同观测单位的数据。
1.在计算不同劳动者群体的教育收益率时，本文使用2005年11月1日进行的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并根据数据中岗位特征和单位类型等信息，辨识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考虑到研究的现实意义和避免计算偏差，本文截取1966-1980年的出生队列作为研究对象。
2.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地级市代码，计算出各城市的非正规就业者所占比重、人口年龄结构、民族构成及农村迁移劳动者比重等然后，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计算出各个城市1995-2005年期间的人均GDP增长速度、1995年的人均GDP，将两者匹配揭示以往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对今天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3.本文使用1982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个城市的青年失业率或总失业率，与城市数据匹配起来分析；并使用民政部公布的各城市领取最低生活保障人口，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相匹配，计算得到各城市的“贫困发生率”。
4.本文按照ILO第17届统计会议提供的统计标准(Husmans，2004)，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符合以下特征的就业者定义为“非正规就业者”：首先，排除了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其次，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划分仅限于城镇；再次，将“单位特征”和“岗位特征”相结合。
本文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群体，其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并不显著低于正规就业者，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化似乎没有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上的损失。(2)市场发育会带来非正规化，但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提高发展水平，又是降低非正规化最有效的手段。
从这两个研究结论可引申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在发展水平处于较低阶段时，鼓励劳动力市场发育，提高市场灵活性，非正规化是有效率的；当发展水平提高后，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提高伴随着就业安全性提高，降低非正规化也是有效率的。提高发展水平是个渐进的自然过程，没有必要在那些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强制促进正规化；那些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城市，已经开始快速走向正规化，也不需要政府干预。因此，走向正规化(“体面就业”)可以作为一个发展方向，但未必适合作为短期的政策目标。
在许多地区，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朱玲、金成武，2009)，考察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在收入方面的差异，在相同条件下农村外出务工人口能否获得与城镇就业人口相似的收入，成为理解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角度。
目前，从经验上研究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工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大多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或Brown分解，以及相关的扩展方法，讨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的工资差异中可解释的及不可解释的部分。
本文使用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与农调队2006年的个人及户子样本数据集，试图对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进行考察。该数据集来自对全体人群而非特定人群的抽样，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特别是，其中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信息，本身属于农村人口的信息，而非来自对城镇中外出务工人口的抽样；而城镇就业人口的信息，本身属于城镇人口的信息，而非来自对城镇就业人口的抽样。这便于在考察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及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时处理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问题。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在本文中，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收入指当年外出务工所获得的净收入(总收入扣除外出务工交通费用)的月平均值，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指当年的可支配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之和扣除社会保障支出与所得税)的月平均值。在分析收入差异的同时，本文还进一步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特别是，这种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由不同人口的个人禀赋特征来解释。
本文的结论可表述为，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后，城镇就业人口的人均收入一般高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口；在控制了劳动人口外出务工或就业的选择偏误后，城镇就业人口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口的收入方程存在结构性差异，并且其中许多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就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的收入差异而言，这种差异并不能完全由个人特征差异及行业间差异解释，这既可能是由于未考虑的因素(如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劳动技能的差异等)也在收入决定中起作用，更可能反映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不同户籍就业人口在经济福利方面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由于外出务工在许多地区已成为农村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通过本文的结论可以判断，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降低甚至消除劳动者因户籍身份而被区别对待的程度，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将有重要意义。
摘自《中国人口科学》（京）,2009.4.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