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练运动员关系的研究在过去十年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一组以Jowett为首的运动心理学家研发了3+1Cs 教练运动员关系概念，从而进一步探寻教练运动员关系的质量和内容。此理论在教练运动员关系的实证研究当中，被频繁地作为研究理论基础。3+1Cs概念将教练运动员关系看作一种包括亲密性，承诺和互补性三种心理建构的情景。这三种心理建构可以分别从直接观点和假设观点获得，合并直接观点和假设观点能够得到由3C延伸出的一个新的建构：共同取向。教练运动员关系问卷(CART-Q)的研发旨在评估和了解教练运动员关系中3C心理建构的质量和内容。
关键词：教练运动员关系；教练运动员关系问卷；CART-Q
1 前言
1.1 教练运动员关系的定义
在竞技体育当中，教练和运动员所构成的二元关系,无疑是训练和比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教练运动员关系的研究旨在于通过清楚地描述和分类教练运动员关系的内容，从而了解此人际关系对运动员提升竞技水平和教练运动员心理健康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研究这类人际关系在竞技体育当中的角色，将教练运动员关系概念化显得至关重要，Jowett和Ntoumanis (2004) 定义教练运动员关系为：教练和运动员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相互关联的情景。
1.2 教练运动员关系的动机以及此项研究的重要性
Jowett 指出建立和保持教练运动关系的动机包括：（1）运动员追求卓越的竞技表现，教练员追求卓越的专业表现；（2）运动员和教练希望通过这段合作经历，达到个人成长的目的。这些动机决定了教练运动员人际关系的质量。例如，如果一对教练和运动员都着重于动机（1），那么他们之间二元关系的和谐和稳定性便取决于运动员是否能在比赛中取得优秀成绩，这种关系被认为是以成功来定义人际关系的质量。相反，如果教练和运动员都以个人成长为中心，那么二元关系的质量便取决于教练和运动员是否能够达成他们所追求的个人成长，发展的目标。
有效且成功的教练运动关系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教练和运动员既获得了竞技和专业表现上的成功，又满足了个人成长，发展的需求。有效但不成功的 教练运动员关系体现在运动员竞技表现方面的不成功或者不够成功，但是教练运动员对于个人成长，发展方面感到满意。无效但成功的 教练运动员关系反映了教练和运动员未能达到或者完全达到个人成长和发展的目的，但是运动员教练在竞技和专业表现上是成功的，从而满足了运动员教练对动机1的追求。无效且不成功的 的教练运动员关系代表最不理想的关系状态，因为双方在竞技和专业方面的追求，以及个人成长上的期望都无法得到满足。
2 3+1Cs 教练运动员关系概念
2.1 3C概念的起源
3+1Cs概念的早期研发过程中以理论研究为主，从而建立了3+1Cs概念当中的基本心理建构（3Cs）。此后，通过一系列的定性和定量的实证性研究，3+1Cs 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Jowett (2001) 根据Keylley等人 对于二元关系的定义（两个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相互关联，且互为因果的关系）进行了关于人际关系中认知，情感，行为以及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文献搜索。在这个基础上，Jowett将教练运动员关系概念化为，包括亲密性，共同取向,互补性三种心理建构的二元关系。
2.2 通过定性研究确定在实践当中的适应性。
为了进一步探索亲密性，共同取向，互补性三种心理建构是否能够概括教练运动员在训练，比赛以及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人际关系，Jowett等人以3C概念为理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定性研究。其中包括了Jowett和Meek (2000)以四对夫妻教练运动员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份关于3C概念的实证性研究，以此探索3Cs心理建构在非典型（关系成员双方之间不仅具有教练运动员关系，同时还存在其它性质的人际关系，例如：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教练运动员关系中的适应性。通过深度访谈，研究发现3Cs心理建构能够反映和概括此类教练运动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在接下来的一份定性研究中，Jowett和Cockerill (2003)对12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奥运奖牌获得者进行采访。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研究结果与前一份定性研究相吻合，三种心理建构均能很好地概括被试对象所经历的教练运动员关系，并且反应出这些心理建构对于运动员教练在竞技和专业水平，个人发展上的积极影响。
3 中国高水平教练和运动员当中的研究
钟日升等人对希腊版本的CART-Q进行了跨文化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跨文化效度，但是研究中的被试对象不以高水平运动队教练，运动员为主。相对而言，CART-Q是一套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运用的问卷，为了保持教练运动员关系研究在测量方法上的一致性，Yang和Jowett（2009）以中国高水平运动员为被试对象，对CART-Q进行了效度测验。 246名专业运动员，分别来自21个不同的体育项目，年龄主要集中在18-36岁，26%的被试人员为国家队队员，74%为省专业队一线队员。所采集数据被进行了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中的拟合指数都达到了可接受值，证明了直接版本和间接版本的CART-Q效度。然而，通过观察因子负荷，我们发现两个版本中互补性的多种指标之间的聚敛程度较低，说明互补性维度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聚合效度问题。此现象的出现恰好反应了教练运动员关系中的文化差异性。CART-Q里测试（直接观点和假设观点）互补性的4道问题是用于衡量互补性行为中的友好行为不涉及到测量互补性行为中的权威行为，然而权威性正是中国文化背景下师生合作行为中很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
4 未来研究讨论
根据前文中所提到的在中国以3+1Cs 概念为理论基础的研究，本文尝试对未来的研究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由于已有定量研究中所出现的关于互补性维度的聚合效度问题，未来研究中需要通过定性研究进一步探索互补性维度在中国教练运动员关系中的定义，并在测量方法上予以修订。娰刚彦等人曾指出在承诺维度中，可能需要包括反映教练员权威的问题，这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认为互补性维度中所出现的聚合效度问题正好验证了娰刚彦等人所提出的关点。然而，在3+1Cs概念中，承诺是指教练和运动员对于保持这段合作关系的意图，因此权威性问题不应通过承诺维度来进行测量。根据Kiesler对人际交往行为的分类，人际交往中的行为应包括控制行为和联盟，友好行为两大类。而目前CART-Q中测量互补性维度的问题中只包括了对友好行为的评估。因此，对于权威性的了解可能需要通过测试教练运动员之间的控制行为而得到。当然，这种假设必须经过实证性研究的验证。
参考文献
[1]Yang SX,Jowett S:An examin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art-q).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aching Science,4,73-89.
[2]Jowett S,Poczwardowski A:Understanding 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in Jowett S,Lavalle D (eds):Social psychology in sport.Champaign,Human Kinetics,2007,pp 3-14.
[3]Jowett S,Ntoumanis N: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cart-q):Development and initial validation.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2004;14:245-257.
[4]Jowett S:The coach-athlete partnership.Psychologist 2005;18:412-415.
[5]Bradbury TN:Invited program overview:Research on relationships as a prelude of action.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2;19:571-600.
[6]Jowett S: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sport: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Unpublished doctoral thesis.U.K,University of Exerter,2001,
[7]Kelley HH,Berscheid E,Christensen A,Harvey HH,Huston TL,Levinger G,McClintock E,Peplau LA,Peterson DR:Close relationships.New York,Freeman,1983.
[8]Jowett S,Meek GA:The coach-athlete relationship in married couples:An exploratory content analysis.Sport Psychologist 2000;14:157-175.
论文作者:冯喆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1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9/9/11
标签：运动员论文; 教练论文; 关系论文; 互补性论文; 概念论文; 维度论文; 人际关系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10月41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