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意识形态概念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概念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后半期，意识形态获得的关注程度令人惊讶。尽管它被看作是“一个被形形色色的用法所混淆的术语”，但是，对《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刊文章进行的经验性调查研究揭示了多年以来政治学家对于意识形态的实质性核心定义的认同。本文追踪研究了自1906年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有关意识形态的各种用法，揭示了该术语的基本要素所具有的本质特点——一致性、稳定性以及对比性，并强调了该术语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
政治学经常被看作是一门“借鉴性”学科，因为它常常借用其他研究领域的一些概念，如阶级、资本、权力。“意识形态”是为数不多的起源于政治学的术语，它最早出现在特拉西(Count Antoine Destutt de Tracy)的一本著作中—1817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原理》。该术语自其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很多学者反对任意使用这一术语。
时值《美国政治学评论》创刊一百周年之际，我借此机会追溯一下上世纪政治学家们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各种理解。我最开始进行学术研究时利用的资源来自《美国政治学评论》，它为政治学家对该学科的转向的思考提供了一种标准。《美国政治学评论》具有时代连续性的优点，拥有存在争议但又不失清晰的学科定位。对我而言，如何对有关意识形态的文章进行计算与分类，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是这种考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综合审视政治学发展历程的机会。
尽管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的论调，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后半叶却是属于意识形态的时代。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成为政治学关注的焦点。当然，一个概念如此经常地被使用，是以牺牲其准确性为代价的。与其纠结于概念上的细节，不如集中考察跨越若干子学科的意识形态核心概念的若干方面。
在借助先前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我倚重约翰·格瑞(John Gerring)的《定义分析》一文。我运用该文中的标准来评价涉及意识形态的政治学流派。先前对该概念的评价导致其用法上存在分歧。比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就辨别了政治精英对该术语的14种不同用法。格瑞对这种看起来“语义混杂”的现状提出了解决方法，“找出所有使用者都同意的该术语的单一属性”，同时格瑞认为：“其一致性不能改变……意识形态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指的是一系列紧密相连的概念成分……依据推论，对比性与稳定性也可以成为其属性，对比性是指意识形态是横向的凝聚力，稳定性体现出其纵向上的凝聚力。”这种理解与菲利普·康弗斯(Philip E.Converse)在《大众信仰体系的实质》中的阐释如出一辙。
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可以被界定为一种体系——不论是个体还是整个社会——使其自身合理化的方式。意识形态可能是别具一格的、不切实际的，甚至是幻想性的，但它仍具有一致性和稳定性的特征。意识形态的对比性这一特征，或者说不同准则之间的区分以及这些不同准则对于政府的意义，经常暗含在对这一术语的分析中。对比至少需要存在两个备选方案以及对其进行比较的方法。对比可能会导致争论和冲突，这会引起对它的进一步关注。当两个物体或群体进行竞争时，很容易从一个单一的空间维度或谱系来描述争论的实质。尽管意识形态没有保持其单一维度的必要性，但就像我们将看到的，对该概念进行线性的概念化已经成为不同学科的共同做法。
诞生最初百年的意识形态
当那些幸免于战争的“意识形态拥护者”因运用“人权”原则反对拿破仑的独裁专制而招致他的憎恨时，19世纪才刚刚拉开帷幕。自那以后，拿破仑就把“意识形态拥护者”作为那些非理性地献身于民主原则的人的绰号。到了19世纪中期，“意识形态拥护者”的核心原则是大众主权，这种观点受到左派(无产阶级统治)与右派(神权统治)的攻击。马克思质疑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批评它是一套阶级压迫理论，称特拉西为“冷血的资本家”。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负面评价被随后的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进一步强化，他认为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是保守的，因为它来自过去理想化的社会模型，他把意识形态同以未来为导向的乌托邦思想作对比。值得指出的是，世界观中所暗含的偏好(无论这种偏好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仍然与那种将意识形态视为一整套一致的、稳定的态度的定义是并存的。
20世纪的意识形态
20世纪伊始，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很少出现在为数不多的、涉及政治哲学的文献中。这种不受重视的情况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显而易见，在前半个世纪，平均每年提及意识形态的文章仅占2.6%，最高也从未超过10%。二战后，提及意识形态的文章迅速增加，平均每年为20.3%，从未低于10%。
图1显示了提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在《美国政治学评论》每10年间所发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目的在于展示每年的变化情况。对意识形态的关注的陡然增加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晚期和50年代早期。根据图1，到70年代，粗略估计，《美国政治学评论》中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占据一半。为进一步确认，图1中的非连续线段代表了同一时期被编入JSTOR索引的所有政治学期刊中涉及意识形态及其同源词汇的文章所占百分比。总体上看，与《美国政治学评论》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相比，政治学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增强。到20世纪末，其他政治学期刊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几乎接近《美国政治学评论》，两者刊发的相关文章所占比重分别为44%和52%。
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一个10年期间，仅有一位作者使用“意识形态的”这一术语，指的是瑞士宪法中一种仅有象征性影响的反对投票的原则。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二个10年期间，仅有3篇文章提到意识形态，且这些文章认为意识形态仅仅指的是一种基于心理的一系列态度。比如，伯特伦·本尼迪克特(Bertram Benedict)在比较英国与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时，把“意识形态与策略”的不同归于英国工人运动与美国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程”的差异。
图1：使用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等术语的研究性文章的百分比(以10年为单位)
《美国政治学评论》并不是唯一一本对意识形态缺乏足够关注的期刊，两份最早期的政治学期刊——《政治学季刊》以及《美国学术年报》，亦是如此。最早提及意识形态的文章是埃德温·塞利格曼(Edwin Seligman)的《历史的经济学解读》一文，该文发表在1901年的《政治学季刊》上。那篇文章旨在向美国学者介绍马克思的理论，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可以感受到它在传达着一种学科态度：政治学对即将主导世界的事件的关注。
意识形态不断获得关注的原因
(一)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巩固，加强了政治学家对共产主义的关注程度。图2展示了《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明确运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文章的百分比，把以各种形式涉及诸如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与提及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及其他概念的文章进行比较。法西斯主义获得关注的巅峰时期发生在一战后经济危机、工人罢工、德意法西斯主义上升的时期(1927-1936年)。比如，威廉·斯图尔特(William Stewart)认为墨索里尼拒绝把19世纪的自由主义看作是“衰败的意识形态”，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声称精英已经“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所有力量”拒绝了代议民主的要求。约翰·赫兹(John Herz)把之后的10年看作是“意识形态冲突”的10年，弗朗西斯·威尔考克斯(Francis Wilcox)把门罗主义视为“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篱笆”。此时，直接提及意识形态的文章是先前的两倍多。二战后，提及法西斯主义的文章数量下降，20世纪最后15年占《美国政治学评论》所发表文章的10%。
(二)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
二战后的20年里，对共产主义、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相关概念的提及达到了顶峰。二战后的10年内，涉及意识形态的文章大约70%都提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以及相关概念，这就证实了学界对共产主义与反共产主义的关注。在这期间，把意识形态看作邪恶的力量这一点尤为明显。比如，布热津斯基这样评价：“我们发现19世纪的欧洲改革家乐于运用暴力推行既定的改革，正如我们这个时期卢森堡夫妇或日丹诺夫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容异己与无情。”
尽管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占主导的时代过去了，但政治学家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在增长。二战后的10年是政治学概念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恰好与反共产主义运动的时间相吻合。这个时期的第二个主要“事件”便是行为主义开始兴起。第三个推动对意识形态关注的因素是丹尼尔·贝尔宣告意识形态终结。这最初发生在1955年米兰的一次会议上，但是这种观点一直到1960年《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出版才流行起来。对意识形态的界定及测量的关注，也导致了学术界在更多问题上批评性地应用这一术语。
图2：提及“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相关术语的文章的百分比
意识形态的终结
贝尔在1960年宣告“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代表着体现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福利自由主义”等观念中的各种针对政府的思想态度的破灭。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通过各种方式渗入政治学的主流，这主要发生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六个10年时期。首先，这些争论激起了学术界对概念界定的关注。这早在1957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就凸显出来，当时亨廷顿认定：“意识形态意味着一整套观点态度，涉及政治社会价值的分布，由重要的社会组织所掌握。”这个争论也将“主义”摒除在政治学之外，这也是将政治学发展成为理性的、实证的学科的一个动力。阿普特(David Apter)直接将它看作是在“庸俗意识形态”与“科学意识形态”之间的抉择，在这一点上，“科学”取得了胜利。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也带来了第三个方面的微妙影响，影响了从二战中恢复过来的、面对貌似永无休止的冷战的那代人。它提供了一种比较“他们”和“我们”的方法。“我们”知道“真理”，没有被“他们”的意识形态误导。
意识形态的变革
到1967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中的文章提及意识形态的频率开始超过提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频率，当然，政治学家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变化部分源于“意识形态的终结”这一争论以及人们在界定该术语方面所做的大量努力。这次争论与行为主义的出现巧合，与其说它导致了该术语核心内涵的变化，不如说它对学科前景的转变影响更大。
(一)精英的意识形态
行为主义者一般绕开“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这就更进一步模糊了这个概念。早期的调查研究确定了一种抛开党派偏见的立场，这有益于解释政治行为。邓肯·麦克雷(Duncan MacRae)发表在《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第一篇文章对意识形态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了马萨诸塞州众议院中各党派在投票中的“意识形态分歧”。1954年，拉尔夫·惠特(Ralph K.Huitt)发表了一项关于参议院议席分配的创新性研究，他对所有参议院议员(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的相关投票进行排列。如最早由格伦顿·舒伯特(Glendon Schubert)对司法决定的分析所体现的，精英的行为中包含的意识形态延伸到政府其他部门。从那时开始，调查和其他与制度性决策有关的数据成为了政治学定量研究的主要方面。除了极少例外，从行为方面对精英的意识形态所做的研究将意识形态视为相对温和的“组织策略”。
(二)大众的意识形态
在大众层面，最初的预期是，人们的意识形态会与他们在重要议题上的偏好一致，正如在立法者的投票行为中一样。早期的民意调查询问人们是将自己归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当他们在重要议题上的偏好与“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身份认同”并不一致时，意识形态就会遭到质疑。在密歇根学派中，《美国选民》的作者并没有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投票的决定性因素。即便如此，早在1964年，密歇根学派的调查还是通过“情感晴雨表测量”(feeling thermometers)涉及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导向的问题。尽管在《美国选民》一书中，来自政治心理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到1972年，密歇根学派的选举研究完全采纳了意识形态的空间分布模式。
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辩论
《美国选民》的调查结果引发了一场争论，简而言之，这场争论可被称为“精英主义与平民主义之间的辩论”。尽管大多数辩论是在方法论层面上展开的，但是核心问题是公民是否能够理解政策方面的争论并采取相关行动。从这一视角来看，意识形态，或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进行思考的能力，与政治争辩纠缠在一起。康弗斯的文章《大众信仰的本质》对这一争论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争论从《美国选民》一书开始，持续到《态度与无态度：一段对话的继续》(1971)一文。康弗斯的这两篇著述仅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就先后被引用174次。
康弗斯关于大众掌握的信息及其对选举问责的重要性的论点已经被多代政治学家所吸收。康弗斯参与到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的方式是发展了最初在《美国选民》中提出的如下假设，即美国大众要想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支持者，就必须能够根据横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谱系对选举人及其党派之间的差异有明确认识。在其《大众信仰的本质》一文中，他提出了几项不那么严格的测试来检验人们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问题的能力。
随着时间的流逝，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持续关注明显反映出历史事件带来的压力，但是也反映出政治学内部对于意识形态核心定义的一致意见。
意识形态概念化过程中的空间趋同迹象
在为理解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术语的发展进程奠定基础之后，我现在要考察的是定义趋同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在了长期以来《美国政治学评论》刊发的文章中。
(一)作为一般术语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能够有效地表达出一个涉及面广泛的、抽象的概念，这一点使得它在政治学中十分有用。在我所考察的356篇文章中，该术语有时仅在文章中出现过一次，有时仅仅出现在脚注或引文中。即使在这些注释中，作为一整套信仰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定义也是清楚明确的。随着对意识形态关注的上升，对该术语的使用频率也随着增加，在20世纪70年代，提及该术语的文章占全部文章的20%，在那之后迅速下滑，最近该比例又上升，超过了20%。
(二)定义的内涵
图3记录了意识形态概念化使用的大量增加。它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终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除了在美国政治学中的常规运用外，它也被运用于其他国家以调查为基础的研究中。总之，《美国政治学评论》中最后一个10年段中发表的28%的调查文章采用了意识形态概念。
图3：1916-2006年间，《美国政治学评论》中以其最明确定义的定义使用了意识形态术语的文章所占百分比
总结：意识形态的复活？
在过去50年，《美国政治学评论》中发表的多半文章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或其变体。当然，该术语的普遍应用并不能确保它能被广泛理解。然而，对该术语的绝大多数用法都认为其核心定义指的是一整套观念(一致性)。涉及各党派、群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定义不仅暗含着一致性，而且意味着将某个群体或该群体的信仰与另一个群体或该群体的信仰进行对比。最后，就它们在左派—右派或自由派—保守派的谱系中的位置而言，关于意识形态的各种正规理论和经验性评估在意识形态的概念化方面已经趋同。
尽管作为一整套一致的、相对稳定的信念或价值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定义在政治学中维持不变，但概念的内涵已经在发生变化。在19世纪，意识形态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作为“理论家们”用来维护人权、反对专制的工具。拿破仑以及稍后的马克思把乌托邦式的含义加入到意识形态的内涵中。20世纪前半叶，伴随着反对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斗争的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开始意味着某种信仰体系。民主的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相对，如同美德与罪恶相对。行为主义的发展强化了作为“信仰体系”的意识形态概念，削弱了该概念中的否定成分。
当政治学家对于意识形态术语的使用驾轻就熟时，新一轮的研究开始兴起，这些研究认为美国大众正日益被意识形态化。新的观点认为，核心价值正在重构意识形态。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过去已经提出的有关意识形态的两个主要问题：它对民主政治是一种良性影响吗？它究竟在大众中扎根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