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翻译与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坛论文,中国论文,一郎论文,谷崎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93(2007)04-0015-07
谷崎润一郎(1886～1965)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最有名的代表作家。与永井荷风、木下杢太郎和佐藤春夫相比较而言，谷崎润一郎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凭借其“绚烂而豪华的作品、多彩而华丽的文笔”以及其“不畏流于俗套去表现日本大正的传统美”的勇气，构建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里实现了作者对官能性欲最高境界的追求，推动了日本唯美主义的发展，被日本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奥野健男评价为“在现代日本文学中，没有比谷崎润一郎更配被称为文豪的作家了。”[1]正因为如此，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历来就受到日本国内文坛的关注，并且涌现了一大批研究专家。如野村尚吾、吉田精一、中村光夫等。他们或就其创作中的审丑艺术加以肯定，或就其女性意识加以评点，或就其颓废加以赞誉。总之，谷崎润一郎因被日本评论家称其为“恶魔主义”作家而在日本获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实，除了日本之外，西方和中国也对这位唯美主义大师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例如，西方研究谷崎润一郎的专家有爱德华·赛登斯特卡、达苏克·尼西哈瑞、苏珊·内贝尔和肯·K·埃杜等等。他们或借助东方主义理论解读其文学作品，或利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其文学的整体特性，或借用女性主义理论阐述其文学的男权意识等等。那么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20世纪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情况怎么样呢？目前国内对此问题的关注还不够，仅有两篇有关论文加以分析。他们或立足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考察谷崎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或以《细雪》为例分析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的译介情况。虽不乏新意，但视野集中于中国当代文坛，对现代文坛着笔太少。这不利于我们追根溯源，梳理其传播的轨迹。因此，本文将借鉴前人已有的成果，结合中日文学交流史的相关知识，试从中国现代文坛的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
一般而言，1928年至1937年是我国对日本唯美主义作家、作品译介的第一个高峰阶段。单就谷崎润一郎来说，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他的作品或作品集就多达十几种版本。现就手头已有资料，将之罗列如下：杨骚译长篇小说《痴人之爱》（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12月）；章克标译《谷崎润一郎集》（开明书局，1929年1月，内收译者《序》、《刺青》、《麒麟》、《恶魔》、《二沙弥》、《富美子的脚》和《续恶魔》）；章克标译中篇小说《杀艳》（上海水沫书店，1930年）；查士元译长篇小说《恶魔》（华通书局，1930年，内收译者《序》，另收《少年》、《谷崎润一郎访问记》、《两个幼儿》和作者年表）；白欧译《富美子的脚》（上海晓星书店，1931年）；李漱泉译《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陆少懿译《春琴抄》（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当然与同时期的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相比，谷崎的作品被翻译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可以说谷崎润一郎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坛上译介最多的外国作家之一。这一时期除了翻译其作品之外，还有人开始对其进行专评、专论。如李漱泉在自己的译著中为谷崎润一郎写下了洋洋万言的评论文章。杨骚、章克标和查士元也为谷崎润一郎写过专门的评论性文章。如章克标在其《谷崎润一郎集·序》中写道：“他（谷崎润一郎）是极端的美的追求者，决不能满足于平凡的美的憧憬，即使是同样的美，他也要求那异常的非凡的，不是生活表面所能常见的美……一种怪诞的美。”[2]1929年7月10日，作为当时文坛极有声誉的刊物——《小说月报》在第20卷第7号上刊载的三人画像中就有谷崎润一郎的画像。1937～1949年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许多作家已弃笔从戎，走出象牙塔，走向抗战前线。因此，他们抛弃了昔日高扬个性精神的唯美主义，转向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写实主义。但是这个时期仍有日本唯美作品在华的译介。如三通书局推出的三通小丛书中就收集了章克标翻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1941)、《人面疮》(1941)和《富美子的脚》(1943)，但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革命现实主义相比，它犹如轻风拂水，形成不了气候。人民战争爆发后，其译介在中国文坛彻底消亡了。
通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有趣的文学现象。这便是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兴盛于1928年。而1928年恰好又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入左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年。众所周知，中国左翼文学是强烈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它极力要求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而，它与倡导个性主义、颓废享乐主义的唯美主义文学是格格不入的。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文坛对谷崎润一郎的关注呢？我们认为导致两者共时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四点。首先，中国左翼文学具有明显的偏执色彩。作为左翼文学的先驱者和提倡者，无论是蒋光慈、李初梨还是钱杏邨，他们在树立革命文学大旗的时候都表现出浓郁的浮躁情绪和唯我独尊的气势。在他们看来，要创立中国的革命文学就必须快速超越当时文坛所出现的种种文学流派，以不可一世的霸气来获取中心话语地位。因此，他们一方面全面彻底地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冰心等一大批“五·四”时期的资深作家；一方面，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发表十分激进的文学主张。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艺术，是有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宣传煽动的效果。宣传煽动的效果愈大，那么，这无产阶级艺术价值亦愈高。”[3]他们一致认为文学就是宣传，就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将文学的阶级性完全绝对化。然而正是这种绝对化使左翼文学具有了明显的偏执色彩。王向远先生对此认为：“其（左翼文学）思想上的狂热偏激，风格上的浮躁凌厉，行为上的浪漫不羁，对既成文坛的恣意挑战，向往革命而又忘情于性爱，都与唯美主义的标新立异、愤世嫉俗、狂放不羁、爱情至上有很大程度的相通和相似。”[4]76由此可见，它们之间的相似之点为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其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仍处于西方唯美主义译介和传播的兴盛时期。20年代前期出现的“王尔德热”并未降温。仅1928年有关王尔德的译介就不少。小说方面，就有杜衡译的《道连格雷的画像》（金屋书店，1928年9月）；曾虚白编译的短篇小说集《鬼》（真美善书店，1928年4月）。散文诗方面，有徐葆冰译的《行善者》和《门徒》（1928年12月15日《大江月刊》第3期）；曾虚白译王尔德散文诗一组（1928年2月1日《真美善》第1卷第7号）。文论方面，有林语堂分五次节译的《批评艺术》（其中《论静思与空谈》和《论创造与批评》分别载于1928年3月26日《语丝》第4卷第13期和1928年4月30日《语丝》第4卷第18期）；震瀛译的《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受通书店，1928年）。关于王尔德的评论性文章也有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梁实秋的《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一文（收入《文学的纪律》，商务印书馆，1928年）。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梁实秋与田汉之间关于王尔德问题的大讨论。这次论争也随之引起了国内文坛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关注。作为日本唯美主义大师，谷崎润一郎理所当然也被列为关注的对象。再次，时代环境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处于最动乱的年代。从“五卅”惨案，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再到“七·一五”大屠杀，整个中国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随着“五·四”新文化高潮的过去，许多社会青年还未来得及呐喊几声，就被黑暗的社会现实残酷的扼杀。因而，他们中许多人在这个“王纲解纽的时代”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之中。“苦闷”与“彷徨”也随之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流行病”。“残酷的中国现代史的血腥斗争和内忧外患，很快就打碎了年轻人那种温情脉脉的人生探索和多愁善感。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很快就舍弃天真的纯朴和自我的悲观，无论是博爱的幻想、哲理的追求、朦胧的憧憬、狂暴的呼喊……，都显得幼稚和空洞。”[5]这一时期，他们能做的就是在黑暗和凶残的社会中品尝浓黑的悲凉。正如茅盾在评论庐隐的创作时说的那样，“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也看见了同样的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苦闷的呼问在她的作品中已成为了主调，她和冰心差不多……所有人物几乎全是一些苦闷的徘徊者，或是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脆弱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这些人物中的一个说‘我心彷徨很啊！往哪条路上去呢？’”[6]。好一个我心彷徨很啊！这种无奈却又急切的呼喊声，不正是当时时代风貌的真实缩影吗？不正是当时社会青年心态的真实写照吗？他们在苦闷、彷徨和惶恐中呈现出一种唯美的心态。创造社核心人物郭沫若在艺术目的和功利问题方面，就表现出这种唯美的心态。他认为：“假使创作家纯以功利主义为前提从事创作，上之想文艺为宣传的利器，下之想借文艺为糊口的饭碗，这个我敢断定一句，都是文艺的堕落，隔离文艺精神太远了。”[7]创造社的其他成员，如郁达夫、成仿吾和田汉等人也都流露出相似的心态。宣扬艺术至上的谷崎润一郎自然就会被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青年所青睐。李漱泉就曾表白：自己在1931年春秋之交颠沛流离，“不曾有过十天以上的宁日”，许多朋友都担心他要走向“破灭之渊，莫可挽救”了。而在这种困苦的境况下，“留在我行箧里的而且与我朝夕相对的，既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也不是《列宁全集》，却偏是几个唯美作家的小说诗歌。”[8]杨骚在《痴人之爱·序》中也谈到自己是“老在米瓮中翻筋斗”[9]的窘况下译完《痴人之爱》的。总而言之，20年代中国这种特殊的时代环境为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的译介奠定了土壤和温床。最后，文化环境的影响。“五·四”时期，外来各种文艺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唯美主义作为“新浪漫主义”的一支，也逐渐被国人认识和接受。虽然中国现代文坛并没有因此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唯美主义创作流派，也没有因此而出现一个典型的唯美主义大师。但是在“五·四”前后中国现代文坛的确出现过一阵唯美主义热潮。当时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的许多文学流派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唯美主义情调。如浅草——沉钟社、绿社、弥洒社、新月社、狮吼社、前期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部分成员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唯美倾向。这些史实都说明了唯美主义文学已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便它始终都处于非主流地位，但是它的存在和影响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人沈雁冰就对此发表过意见。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产生最多而且最易产生的，怕是王尔德一流的人吧！”[10]当代学者陈泓先生在《日本唯美主义在中国：从引进到流失——以谷崎润一郎为中心》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学方面始终没有‘平行地’存在过即使是最低意义上的唯美主义流派或作家”[11]。这个结论在现在看来是不科学的。日本唯美主义作家是极力推崇美的。正如日本文学史家中村新太郎所言，“他们企图通过自己锐敏的神经和感觉，创造一个美的世界。自己陶醉于其中；他们的文章华丽，他们是一群拜倒在艺术之神脚下的‘艺术至上主义者’。”[12]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文坛所出现的那些具有唯美倾向的作家也是一群“艺术至上主义者”。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相似性为稍后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在华的译介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一大批留日学者和作家纷纷回国，他们不仅带回了新的思想，而且也将日本文学带回了中国。尤其是大正年间走红的谷崎润一郎受到章克标、藤固、李漱泉等人的欢迎，他们借助自身良好的日语功底将其作品翻译过来，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文坛上翻译谷崎润一郎的小高潮。总之，正是在上述原因的作用下，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中国获得了一席之地。这种译介现象的出现对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学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学。
二
前文我们借助史料分析了谷崎润一郎及其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坛的翻译情况，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原因。那么，谷崎润一郎及其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坛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理清其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接受史。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中国现代文学教材对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现代文坛的接受史介绍的内容太贫乏，甚至有的一笔带过，或忽略不计。因此，为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补充前期创造社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论述。
前期创造社是在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下成立起来的，其主要成员均受到其影响。创造社作家陶晶孙就说过：“创造社的新浪漫主义是产生在日本，移植到中国的。”[13]周作人在其散文《冬天的蝇》中也写道：“我认为谷崎润一郎有如郭沫若。”[14]创造社作家田汉自己也承认：“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15]那么，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究竟如何影响他们？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王向远先生说过：“日本唯美主义对中国作家的影响常常处于和其它思想流派的影响混合交融、难分难辨的复杂状态中。”[4]79前期创造社诸作家也是这样。郭沫若在接受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影响的同时，更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如他深受康德和席勒的“游戏说”影响是众所周知的。郁达夫受王尔德的影响也是如此。除他们之外，田汉可谓是创造社中受唯美主义影响最深的作家。他本人曾直言不讳地公开承认自己早期深受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甚至自己还因此“几乎走上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的歧途。”[16]然而，田汉接受的唯美主义不仅来自日本，而且还来自欧美。在留学日本的时候，他曾经与创造社同仁一起阅读波德莱尔和爱伦·坡的作品。由此可见，无论是郭沫若、郁达夫，还是田汉，他们的文艺思想都是极其复杂的。面对这种难分难辨的复杂状态，我们将以小说为中心来探讨谷崎润一郎对前期创造社的影响。
首先是郁达夫。1913～1922年近10年的留日生活，使郁达夫熟知了日本文化和文学。当然，郁达夫除了受佐藤春夫的影响之外，还受日本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创造社同仁郑伯奇就曾以知情人身份指出：“日本现代作家的作品，他（郁达夫）阅读的也不少，其中，谷崎润一郎和佐藤春夫等人的小说是他比较喜欢的。”[17]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家永井荷风认为：“在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之文坛，到今日为止，是谷崎润一郎成功地开拓了没有任何人敢动的艺术的一个方面，其作品最大特点之一是：由于肉体的恐怖，产生出神秘幽谷。”[18]谷崎润一郎正是以这种“肉体的恐怖”的文学风格在当时日本获得了“恶魔主义”作家的称号。他对郁达夫的影响也着实体现在“恶魔主义”倾向上。
那么何谓“恶魔主义”？要给这个名词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确有很大难度。不过，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第一，注重官能刺激；第二，追寻病态的肉欲；第三，寻求自我虐待的快感。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几乎都体现了以上三个特征。谷崎润一郎是一个十足的唯美主义者。在他看来，世界上最美的是女人，而女人的美丽完全在于她的肉体，而不在于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所谓思想，无论多么高兴也是看不见的、感受不到的，思想中理应不存在美的东西，所以其中最美丽的东西就是人的肉体。”“渴望某种美丽的女人的肉体，只不过像吃美食穿衣一样，是官能的快乐而已，而决不是以对象的人格，对象的精神作为爱的目标。”[19]因此，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往往侧重于女性躯体美的崇拜。如《春琴抄》中的佐助，为了获得美丽而又冷酷的女琴师，为了能使自己在记忆中永保春琴美丽的形象，不惜用针刺瞎自己的双眼。《痴人的爱》中的河合让治也是如此。面对美丽的直美，即使自己曾为她的淫乱生活万分苦恼，甚至多次打算将之赶出家门，但最终因自己无法摆脱其肉体之美的诱惑，而拜倒其脚下。这种对女性肉体之美的迷恋，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银灰色的死》中的丫君，整日梦想着女人迷人的身段。《迷羊》中的王介成，因迷恋风情万种的女子谢月英，而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整日守在妓院。为取悦谢月英，王介成不惜牺牲自己的前途和名誉。最后，当谢月英离他而去之后，他仍四处打听其下落，尽管依旧无望。小说结尾处写道：“我觉得危险，想叫一声又叫不出来，舌头也硬结住了。我想动一动，然而肢体也不听我的命令。”这种对女性肉体之美的崇拜，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在表现对女性肉体美的崇拜的同时，还表现出一种变态的性心理。这种性心理主要以“施虐狂”、“恋物癖”等形式呈现出来。在他的小说里面时常有主人公因受女人虐待而获得变态快感的描写。如《饶太郎》中的主人公饶太郎就是一个“受虐狂”。他自己坦率地承认“我这个人，与其被女人爱，不如被女人折磨，更感到快活。被你这样的女子拳打脚踹，任意摆布，比什么都让我高兴。”郁达夫的小说也有这样的描写。如小说《过去》的主人公李白时也是一个名副其实“受虐狂”：“她竟毫不客气地举起了她那只肥嫩的手，啪啪地打上我的脸来。而我呢，受了她的痛责之后，心里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满足，有时候因为想受她这一种施与的原因，故意地违反她的命令，要她来打，或用了她那只尖长的皮鞋来踢我的腰部。若打得不够，踢得不够，我就故意地说‘不痛’！不够！再踢一下！再打一下！……”
此外，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主义”还体现在“恋物癖”这个方面。在长篇小说《恶魔》中，谷崎润一郎描写了主人公因恋上表妹照子，将照子感冒时揩鼻涕用的手帕，悄悄带入学校，并躲在厕所或草丛中，“像野兽吃人似的”舔着沾在手帕上的鼻涕。这种“恋物癖”在郁达夫的小说中也有体现。如《茫茫夜》中的主人公于质夫。小说描写他因性苦闷而产生“恋物癖”的心理。在得到一位女人使用过的手帕和针之后，于质夫便“幽幽的回到房里，闩上了房门，他马上把骗来的那两件宝物掩在自家的口鼻上，深深地闻了一回香气。”然后对着镜子用那根针朝脸上猛刺。“他用了那手帕之后，看见镜子里的脸上出现了一颗圆润的血珠。对着镜子的脸上的血珠，看着手帕上的猩红的血迹，闻闻那用旧的手帕和针子的香味，想想那手帕的主人公的态度，他觉得一种快感，把他全身都浸遍了。”通过上述分析，谷崎润一郎对女性肉体之美的崇拜，对“恋物癖”和“虐待狂”的描写都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有重大影响。
其次是郭沫若。郭沫若受谷崎润一郎影响远没有郁达夫那般深厚。前文说过郭沫若在艺术的功利性和目的性问题上所持唯美主义观点其实是西方唯美主义观点的转化。当然这并不意味郭沫若就不曾受到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影响。郭沫若1914～1921年留学日本。当他回国创办了《创造》季刊的时候，陶晶孙问他采用什么方针来创办时，郭沫若曾经直言不讳地答道用新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在日本其实就是唯美主义。因为日本唯美作家们如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就曾标榜自己是新浪漫主义。郭沫若不仅喜欢读他们的作品，而且同他们还有交往。1926年，谷崎润一郎第二次访华。事后，在他写的《上海交游记》中，谷崎润一郎就提到自己与郭沫若相见的情况，并承认两者建立了密切关系[20]。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其早期文学创作也深受谷崎润一郎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他自己曾经说过，在他的青春时期，他时常将自己的情思寄托于“幻美的追求，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21]应该说，郭沫若这种文学观念与谷崎润一郎所提出的尊重异国情调和追求江户情调的观念是极为相似的。
最能体现郭沫若唯美思想的作品有小说《喀尔美萝姑娘》和未能发表的小说《骷髅》。我们之所以将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分析，主要在于它们都集中体现了郭沫若以丑为美的恶魔色彩和强烈的官能刺激。《骷髅》是他最早的一部小说。由于充满颓废、恶魔倾向，被退稿。不久，他将其付之一炬。因此，关于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我们现在只能根据郭沫若《创作十年》中的相关记录知道其梗概。小说描写了一个渔夫为衷情于情人，不惜将她的尸体搬运到船上，并且寸步不离，直到尸体腐烂。作者在描写渔夫等待的过程中夹杂了不少渔夫企图奸尸的种种幻想。虽然小说的故事情节简单，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谷崎氏恶魔气味是十分浓郁的。《喀尔美萝姑娘》是一部充盈官能刺激的小说。小说有这么一段赤裸裸的官能描写。“假如我是医生，我可以替她看病，……我将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双颊，摸她的颈子，摸她的牙，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整个小说就是从官能的角度来表现主人公对喀尔美萝姑娘的赤裸裸的欲望。这种注重官能刺激和以丑为美的恶魔主义在谷崎氏的小说里面时常可见。例如他早期的代表作品《纹身》就表现了这种特点。小说以纹身师吉清在一位少女身上刺青的经过为线索，通过描写吉清的变态心理，流露出浓郁的官能刺激和恶魔倾向。小说企图在丑陋、颓废和怪诞中寻求唯美。“每当他把针刺入人的肌肤，一般的人都不堪忍受那凝结着鲜血而鼓胀起来的皮肤之痛而发出呻吟，然而这种呻吟越大，他越是不可思议地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感。”这种赤裸裸的官能快感与郭沫若《喀尔美萝姑娘》中那段精彩的描写如出一辙！
最后是田汉。1916～1921年田汉留学日本。在日本求学的这段时间里，田汉先后加入了“少年国学会”和“创造社”，并分别在《少年中国》和《创造》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留日期间，田汉深受日本新浪漫主义（即日本唯美主义）的影响。一方面，他广泛阅读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一方面与谷崎润一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在田汉用日文撰写的《上海通信》一文中，田汉的好友村松梢风证实了田汉与佐藤春夫的关系。与此同时，这封信也证实了他与谷崎润一郎的关系。现也引用一段加以证明：“谷崎润一郎先生来上海旅游时，始终同我们在一起游玩。初次见面的晚上，我同郭沫若兄与谷崎先生一起到谷崎先生居住的一品香旅馆长谈。谷崎氏的中国观非常庸俗，与日本实业家和众议员们没有多大区别，我和郭沫若先生都感到失望。可是消寒会以后，与谷崎氏接近的机会渐渐多起来，也逐渐地发现了谷崎先生特有的风格和趣味。一月之后已经完全喜欢谷崎先生了。”[22]1927年9月30日载于《良友》画报第19期上的《日本印象记》提到了田汉出访日本的目的之一就是拜访谷崎润一郎。随后载于1928年《南国》第5期上的《给谷崎润一郎的信》一文中田汉又详细记录了他拜访谷崎氏的情况。对于1926年谷崎氏访华一事，谷崎氏在《上海交游记》（载于1926年8月《女性》第10卷第2期）中已有论述。之前，谷崎润一郎在《上海见闻录》（载于1926年5月《文艺春秋》第4卷第5期）中记录一件轶事。事情情节大致如下：一天晚上一起去“新六三”喝酒时，我说了一句“やに下る”（洋洋自得）这样的话，坐在旁边生长在长崎的艺人和室外的日本人诸氏大概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有人甚至认为这句话是“下野”之意。可是田汉君不仅完全知道，而且还记得这句话是我的旧作《THE AFFAIR OF TWO WATCHESE》中的一句，连我自己都已忘记了，真是令人吃惊。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田汉与谷崎润一郎关系笃厚。1934年，田汉曾以李漱泉的笔名翻译了谷崎氏的作品集《神与人之间》（中华书局1934年），该书被誉为是当时中国文坛译介谷崎氏的重要成果之一。田汉自己曾坦言：“我个人长期受日本谷崎润一郎的影响。”[23]这一点在他的独幕剧《古潭的声音》表现尤其突出。该剧剧情大致如下：在幽僻的古潭的高楼上，居住着一位诗人及母亲和一个舞女。主人公诗人一心想通过艺术化的生活将自己和他人从苦难的现实世界中解救出来。为此，他从红尘之中挽救了一位舞女美瑛，并将之置于高楼。可谁知这位舞女深受象征着寂寞精神的古潭的诱惑，置诗人不顾而毅然跃入古潭。为了复仇，恼羞成怒的诗人也随之跃入古潭。他的母亲虽然再三劝阻，也无济于事。最后诗人的母亲在听到“扑通”一声后，不禁道一声“也好”，全剧就此结束。剧中，田汉通过描写入潭一瞬的感触抒发了自己对艺术之美的向往和追求。那么，谷崎润一郎的影响究竟体现在什么方面？我们认为剧作在男女关系的处理上体现了谷崎氏的影响。在谷崎润一郎的笔下，男主人公一般都痴迷于女主人公。如《痴人之爱》中河合让治对直美的疯狂，《麒麟》中卫灵公对南子的迷恋以及《春琴抄》里面佐助对春琴的痴情都表现了这种特点。田汉在《古潭的声音》创作过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处理方法。诗人虽扬言要挽救舞女美瑛，让她从红尘中解脱出来，但在挽救的过程中，自己已经被美瑛的姿色深深吸引。当母亲以母亲之情劝慰他时，他竟毫不犹豫地说：“娘啊，你叫我怎不想她呢？娘给了我生命，可是我把我的生命给了她了。”多么痴迷的表白！正是这种痴迷使诗人在得知舞女跃潭之后，也狠心抛下母亲，追随而去。诗人的所作所为与河合让治、佐助、卫灵是如此相似！除了戏剧创作受谷崎润一郎影响之外，田汉的小说创作也有他的影子。1927年田汉发表了小说《银色的梦》，当主人公谈及电影艺术时，就多次引用了谷崎润一郎在《艺术家一言》和《电影之现在及将来》中与之相关的观点，并且还不时流露出对他的倾慕之情。
郭沫若曾在说明创造社性质的时候说过：“我们这个小社（创造社）并没有固定的组织，我们没有章程，没有机关，也没有划一的主义。我们是几个朋友随意合拢来的。我们的主义，我们的思想，并不相同，也并不强求相同，只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艺的活动罢了。”[24]正是基于内心的要求，基于相同的留日背景，基于对谷崎润一郎的接受，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或明或隐地体现了唯美主义的倾向。当然，在这种倾向，除了郁达夫、郭沫若和田汉表现集中外，还在其他创造社成员，如陶晶孙、郑伯奇、成仿吾等人。
综上所述，谷崎润一郎作为日本唯美主义的代表作家，不仅在中国文坛留下了足迹，而且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中国现代作家。有关他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理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关注的话题。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弥补中日现代文学交流史的某些不足。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坛对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的翻译和接受往往侧重于他的小说，对他的散文、文论的译介和接受还不够。令人欣慰的是有关此课题的研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获得的重大突破，为我们研究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我们深信谷崎润一郎及其作品在中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取得骄人的成绩，成为世界文坛一颗璀璨的新星。
［收稿日期］2007-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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