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专题讨论）——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文学艺术论文,边界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J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4-0093-10
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各种相关要素间的组合是不同的。一个特定的时期，文学的一种或几种要素因了社会和学科提出的主要问题而被作为主导凸现出来，构成当下主导性的问题趋向，影响我们对对象的基本估价；其余要素则进入背景，作为相关的制约的因素发挥作用。那么，什么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文学的现实？它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稳定的遵守既定规范向前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常规时期，还是一个处在激烈变化中的特定的变革转型时期？它是由一种一统的范式来统贯一切的文学作为艺术的宗主的时代，还是一个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在多样化的文化现实中共生并在的新的历史时期？它是一个边界确定无疑无可移易的既定学科，还是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边界正在模糊甚至不断移动，需要重新思考其既往范式的合法性的学科？这些都值得文学理论界实事求是地予以探讨并作出回答。
“去区隔”和“去界域”
19世纪是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要范式的时期，文学理论尚未有强烈的本体的追逐。20世纪是文学划定边界寻求本体的世纪，语言论转向背景下发生了所谓的“理论革命”。新世纪之交，文学的现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所谓“文化的转向”。文学在艺术中的宗主地位失落，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主交流主娱乐模式的时代似乎已经逝去。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经济，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历史的关系需重新厘定。于是，文学的边界移动了，文学学科的界域模糊了，曾经是学科金科玉律的追逐文学永恒本质的研究规范受到了质疑，文学被边缘化了。
当代西方许多理论家，从理论上作了证明。他们认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当代文化转向的明显特征。现代性的常规时期的学术研究是按照既定的范式“解难题”的活动，是在限定的界域内肯定有解的研究行为，它有着本体论的确定性，比如“典型论”。当代范式转型打破了原有的现代性范式的一统局面，也打破了现代性范式下的学科划分的固有界域。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所以，跨学科、超边界就成了当下的理论研究的显著特征。
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当代文化转向创造了两个重要的概念，即“去区隔”(de-differentiation)和“去界域”(de-teritorialization)。在知识领域，他们主张打破学科间的区分与界限。比如，后现代的热门话语女权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同性恋研究、人种学研究、城市问题研究等无不是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也正因为这些话语大大突破了原有的学科分界，从而一跃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与大众关注的焦点。
一些极端的当代文化转向理论甚至怀疑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在艺术和文学之间，在文化与生活之间，在小说与理论之间，在想象与现实之间，以及在人类从事的几乎每一领域里都存在着严格的学科划界的可能性，并把大学背景下学科间按常规所作的严格划界和分类视作现代性的残余。因此，冲破了这些界限的后现代时尚，不仅出现在社会科学中，并逐渐出现在自然科学中，特别是辐射到建筑、艺术、舞蹈、电影、新闻学、语言学、文艺批评、文学、音乐、哲学、摄影、宗教、雕塑、戏剧和音像等众多领域中，展现了极其新鲜多样、“异端”叠出的奇观化景象。比如，在文学领域，对合法性的挑战导致众多的杂交的多样的文学样式的出现；在建筑领域，对体积与空间所作的现代主义的实用的和实惠的布局设计似乎被抛弃，而代之以“向人们提供与其心绪相吻合的建筑”，甚至建筑的外表和形象优先于技术、实用和效益；在心理学中，它怀疑有意识的、有条理的、连贯的主体；在哲学中，它表现为对主体域与主体之间关系的重新尊重，以及对理性和客观性的日益怀疑；在人类学领域，它鼓励人们保护地域性的原始的文化，反对来自“第一世界”的“心怀善意”地改变这些文化的计划或企图。总之，面对社会发展中日益壮大并日益重要的“文化”这一庞然大物，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不得不打破原有界域，生发学科交融，学科联合的现实需求。
“文化研究”就是应时而出的学术策略。从某种程度说，这也是文学研究、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与努力。
文化研究：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
文化研究如詹姆逊所言是一种“后学科”。它是一种开放的，适应当代多元范式的时代要求并与之配伍的超学科、超学术、超理论的研究方式。文化研究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的努力。詹姆逊认为，文化研究可谓一种愿望，探讨这种愿望最好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入手，将它视为一项促成“历史大联合”的事业，而不是理论化地将它视为某种新学科的规划图。寻找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自律性”是徒劳无益的，而把文化研究的理论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的确，文化研究论者中确有人有这种倾向，但可以确定的是，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学科，在总体指向上是反普遍主义、反本质主义的。
文化研究传统上主要涉及社会心理、文化批评、历史、哲学分析、特定的政治干预等领域。所以，它通过超越学术专业化，从而避免了研究定义标准的划分。文化研究在跨学科的范畴之内运行，涉及到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媒研究、文学与文化及其他的理论话语——这些正是广义的文化研究题目下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和法国的后现代理论所共有的。文化和社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跨越了不同学科之间的鸿沟。这样的方法用于文化研究时向人们表明，人们不应该停留在文本的边缘，而应该探究文本如何适应生产体系，不同的文本如何成为生产类别或类型体系的部分，如何具有文本间的结构——如何表达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话语。
如果要对文化研究有所定位的话，其要点可以说是对“关系”的深度关注：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学科与学科间的关系；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不同主体不同性别不同身份间的关系；不同范式不同话语间的关系；不同共同体间的关系；由“关系”寻求“联结”、“协同”或“共识”，又保持自身多元独立性以保持更大发展的可能。詹姆逊就提出，应该用“协同关系网”取代“单一作者”的观念。在当代文化实践中，任何文化行为都已经是在一种关系网络中由各方协同运作的结果。我们先前所理解的那种过去时代的愉怡自适的“个体作家”的藏之名山的“单一文本”现在已经没有了，或者说，实际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文本”。先前文学中我们所认定的“单一文本”实际上都是协同作用的结果，是两个或多个作者之间、作家和演出公司之间、作家和出版商之间、出版者与校对者之间、出版者与检查官之间协同作用的结果。
这样，便使得文化研究对“间”性的研究和追寻凸现出来。建设并进入合理的对话交往语境，关注和寻找“间”性，重建文学一文化的公共场域，就成为逻辑的必然。所以，文学的“间”性，文本间性，主体间性，文学交流中的理论共同体、批评共同体和阅读共同体间性（群体间性），后殖民时代的文学的民族间性，以及学科间性、文化间性等等，就成为我们必须研究的东西。不同于撷取合理要素后的“整合”、“融合”为一，找出统贯一切的本质，构造涵盖一切的宏大体系，也不同于前期解构主义的完全消解、拆除，间性的研究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找出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客观性）。间性秉持一种建构的姿态。原有线型继承、替代或更迭的一元论的范式观被多元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话语观所代换。
文化研究的对象是十分广泛的，几乎没有边界。它突破了传统文学研究囿定的研究范围，批判、解构精英主义的文化概念，致力于关注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重新审视文化转型期大众弱势群体在不平等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变迁和他们的文化取向。这样，文化研究就发展出了一种尝试重新发现与评价被忽视边缘群体的文化的研究机制。由此决定了文化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它坚持审美现代性的批判意识和分析方式，不追逐所谓永恒、中立的形而上价值关怀，相反它更关注充满压抑、压迫和对立的生活实践，关注现实语境，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制度形态进行了严肃的不妥协的批判。在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的初期，这种立场表现为对于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与形式的关注，而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后殖民主义研究等等也都坚持了这一从边缘颠覆中心的立场与策略。可以说，对于文化与权力的关系的关注以及对于支配性权势集团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和超越，是大众文化研究保持其持久生命力的原动力。由此，也产生对文学研究中已成为学术规范、学术制度或学术研究的所谓“金科玉律”的反思。
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
文学研究不等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也不就是文学研究。但文学又与文化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研究从一发端，就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影响了文化研究发生的就有许多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弗莱、阿尔都塞等便是如此；创立文化研究的威廉姆斯、霍尔、霍加特、汤林森也都是文学批评家或理论家；其后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者，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者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东方主义或后东方主义研究者萨义德等等，也都是文学理论家或文学批评家出身。何以如此呢？
当代文学研究中发生的所谓“文化的转向”，这既是历史的总体发展的大势和现实实践发展的需要所致，也是文学自身内部要素运动的结果。
在世纪之交文学艺术的文化的转向中，人们最大的疑惑是文学本体的消解或消失：我们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拨乱反正，我们好不容易回到了文学的本体，怎么文学又向文化转向？转向文化，结果文学中什么都有，唯独没有文学本身。自律的文学哪里去了？
坚持文学自律性的前提是文学具有清晰明确的边界。然而，作为转型期的当代文学是否有一个明确无疑的边界呢？当前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传媒、网络文化等等的变化，使我们已经很难说这是文学，那不是文学；除非我们闭着眼睛，仍然固守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然而，即使是这样，笔者还是要问，文学的边界是固定的吗？
从长远的发展过程看，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独立的文学学科是在18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大学教育的建立才逐步完善起来的；同样，文艺学内所包含的文学的体裁或种类也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同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文学的“主打”类型也是不同的。在西方，古典主义时代的文学的主打类型是戏剧，19世纪的文学的主打类型是小说。在中国，戏剧、小说正式入主文学研究并登堂入室已是很晚的事情。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而且，小说作为文学的主打方式缘于传播媒介的巨大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了印刷业和造纸业的巨大发展，纸媒质带来了传播的革命，由之产生了公共领域的变革，也由之产生了文学样式的变革，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才成了19世纪以来文学的主打类型。今天，电子媒质引起的传播革命，又一次引起了文学自身的变革。文学面临着又一次越界、扩容与转向。一大批新型的文学样式如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甚至广告文学，一大批边缘文体如大众流行文学、通俗歌曲（歌词）艺术、各种休闲文化艺术方式，都已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由文学而及文化，更多的新兴的文化艺术样式被创造出来，成为今日文学—文化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今天社会的审美活动已经大大不同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的界限和范围。从某种程度上看，今天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泛艺术门类的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MIV、KIV、电视连续剧、网上游戏乃至时装、健美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就是帕瓦罗蒂的经典歌唱也已在近十万人的广场举行。文化活动、审美活动、商业活动和社交活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界限，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艺术与美的大众化曾经是数代美学家、艺术家的崇高理想。因此，当代文艺学研究不必固守原有的精英主义苑囿，而应当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审美现象，这是文艺学文化转向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传统本质论以审美性作为文学区别于非艺术事物的根本特征，作为文学自律性的根本依据的观念，无疑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当然，当代文化研究决不是全面拥抱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文化研究强调的只是从当下社会的总体性、制度性现实出发来应对现实的提问。而从其批判的、提问的乃至否定的特性出发，它对当代世界“悦目的盛宴”下“审美的空洞”有着高度的警惕，对制度背景下的“审美的缺失”和“审美的不公”提出严肃的批判。它呼吁：“给审美留一块休耕地吧！”这是当代文化转向的一个基本品格。
那么，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了吗？我认为文学理论或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并没有在文化的转向中丧失自身。文学的跨学科的努力，转向文化的开拓都是基于文学本体的基点或立足点，面对文化这个包含原有文学的边界模糊的庞然大物，面对这一众多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共同对象，文艺学的文化研究仍然有其不同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传播学、心理学的学科视野与学术切入角度，仍将逐步重建本学科的独特性或特殊性。毋庸置疑，新世纪的学术转型是在社会转型、范式转换与学科重组中重新确定边界的过程，是文学研究发掘新的学科增长点，开拓新的发展的可能性的有效途径。面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边缘化现实，我们理应给文艺学的变革以更大的耐心、热情，更宽容的机制和激发创新的良好环境。
当然，这一转向，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理论，更不是回到已被我们抛弃的庸俗社会学，而是携带着文本中心时代所谓“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前结构”进入新的批评时代。形式主义的、新批评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叙述学的、后结构主义的仍将作为丰厚的理论资源成为文化转向的一个必要前提。而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后殖民、女性主义、当代媒介文化则是它所由发生的理论的和现实的基础。文学的“文化的转向”是又一次创新，是新时代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是文学理论困境中的又一次突围。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文学研究并不就是文化研究一样，文化研究也并不只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如同当下文学“本体”的多种范式多种话语共展并存、多样共生极大丰富了文学自身的研究一样，文化作为各相关学科共同面对的巨大对象，自身也是多观相、多维度、多层次、多侧面的，复合交叉、有机融合的。实际上，文化作为对象，它在本质上具有直接同一性，是多样统一的。它不是为学科研究而剖分、区划或存在的，而是自在的、浑整无分的、不断变化发展的。这种浑融的多样性是它的本然状态。正是为了把握它和研究它，人们设定了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径。19世纪以来学科的精确划分，起因于工业革命以后大学教育的普遍建立和专业分工的现实要求。而学科制度的建立，则是人们认识把握对象的需要。它是一种主体的假设，一种筹划或投射，一种框架的设定或到达对象的途径、角度的选择。文化研究本质上的多样性，呼唤人文社会学科的“综合治理”——形成由不同学科切入、遵循不同学科方法进行研究的多元话语方式。因此，文化研究是多种范式指导下的各种不同的话语形成的共生并在又相互对话、相反相成的集合形态。每一种文化研究的话语方式往往都相对于文化这一巨大对象的某一层次，某一相位，某一侧面或某一维度；相对于某一语境，某一特定历时时段，采用某一特定的方法，从而揭示对象的部分特征，获得阐释的有效性，并具有相应的真理性。各种不同话语——文艺学的、社会学的、美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会通与集合，它们之间的由部分而整体、整体而部分的循环，引导我们不断接近当代文化的本相。可见，文化研究不可能由文学研究“独霸”或“独占”的。
当然，毫无疑问，今日兴起的全球范围内的文化研究最初确实是由文学研究发动的，这只要看看从威廉姆斯、霍加特到杰姆逊、萨义德等一长串名单就一目了然了。这是由文艺学学科的本性或特点——它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理论革命”形成的创新思维的敏感性、先锋性、革新意识，以及深厚的批判传统所决定的。在西方，文学研究曾引发20世纪一轮轮社会思潮、社会变革；在中国，它也在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超载地发挥了思想解放先锋的作用，并在这二十多年里，一再地引领最新的社会思潮，提供给理论界以及当代社会极为丰富的思想资源。世纪之交，文学理论界又一次为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提供了新鲜的问题和新鲜的资源，并以对本土现实的高度关注力图提供多种新的阐释。当然，这也是我们对责任的诠释。
［收稿日期］：2004-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