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地区差异及收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效率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
〔文献标识码〕A
〔修回日期〕2013-04-10
一 引言
一国经济发展的好坏，除了要关注其经济增长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其经济增长的质量，这在学界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实证研究方面关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甚少，目前学术界尚处于探索阶段。本文试图从效率视角考察“六五”至“十一五”时期(1981-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状况，以期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有关部门提供接近现实的经得起检验的数据加工库以及政策依据。
现有关于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技术效率概念的界定。法雷尔(Farrell)从投入角度认为技术效率是指在相同产出下生产单元理想的最小可能性投入与实际投入的比率[1]，而利本斯坦(Leibenstein)从产出角度认为技术效率是指在相同投入下生产单元实际产出与理想的最大可能性产出的比率[2]。从目前的实证研究来看，基于产出角度来测度技术效率得到了普遍运用。第二个方面是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实证研究。许长新在1994年横截面数据基础之上，利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效率进行了测算，得出我国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在0.90以上的结论[3]。而何枫等发现我国整体平均技术效率水平相对偏低，但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4]。于君博通过对1979-2004年间的技术效率进行测度，发现此期间我国技术效率改善不明显，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甚至还出现了下滑的趋势[5]。朱承亮等发现我国经济增长平均技术效率水平偏低且存在区域差异[6]。
综上，已有的关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研究，其结论还存在不少分歧，且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经济增长效率的测度，而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收敛机制研究较少。虽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差距拉大不可避免，但是过大的地区差距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不仅会影响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且也会对社会秩序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本文基于随机前沿分析(SFA)技术对1981-201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度，着重分析在此期间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
二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根据缪森和布鲁克、贝蒂斯和卡洛(Meeusen & Broeck、Battese & Corra)以及坎贝尔和洛弗尔(Kumbhakar & Lovell)等的研究成果[7-9]，SFA模型基本上可以表达为：
。其中，y表示产出，x表示投入，β表示待估计的参数；误差项ε为复合结构，由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v服从
分布，第二部分u≥0，表示那些仅仅对某个个体所具有的冲击。
本文根据贝蒂斯和克罗利(Battese & Coelli)模型的基本原理[10]，运用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算。具体的研究模型如下：
2.数据处理
本文对1981-2010年30个省份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研究。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统一，从1996年起四川省的数据包括重庆市。原始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数据处理如下：
——
表示i省市区第t年度的GDP(单位：亿元人民币)，并将历年GDP全部按照1978年价格基准进行折算；
——
表示i省市区第t年度的从业人员数量(单位：万人)；
——
表示i省市区第t年度的年均固定资本存量(单位：亿元人民币)。
由于我国现行的统计资料中只有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数据，而没有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因此，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对此进行处理。
使用“永续盘存法”主要涉及以下三个问题：基期资本存量的确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减指数以及折旧率的选择。
首先，假设第一期的资本存量是过去投资的加总，则投资时间序列可以近似地表示为：
其中，δ为折旧率，且所有投资序列都按照1978年的价格进行平减。
其次，关于固定投资序列的平减指数，1978-1992年，由于我国官方没有公布投资序列的平减指数，因此采用各省市区GDP的价格指数平减；1992年以后，则可以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典》中得到各省的固定资本投资平减指数。
最后，在折旧率的选取问题上，本文接受大量同类研究中的假设，将折旧率定为5％。
三 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测度及地区差异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和面板数据，本文对1981-201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效率进行测度。结果见表1、表2、表3所示。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γ=0.3089，且LR统计检验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式(1)中的误差项有着较为明显的复合结构，其表明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分析可以使用SFA；u=0.2191＞0，此时TE值处于0-1之间，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技术非效率状态，其表明在现有技术进步条件下，我国的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第二，
=0.2967，即劳动力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为0.2967，这说明我国从业人员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GDP上升0.2967个百分点；同理，
=0.7640，即资本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为0.7640，这说明我国年均资本存量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促进我国GDP上升0.7640个百分点。可见，在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中，资本要素的投入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主要地位，资本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几乎是劳动力要素贡献率的3倍。这一结论与当前学界的主流观点一致。郭庆旺，贾俊雪认为1979-2004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性增长方式[11]。此外在我国，劳动产出弹性与资本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为1.0607，为轻微的规模报酬递增，但是，这种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并不明显。
第三，从各省份情况看，各省经济增长效率均处于上升趋势，其中黑龙江和上海的技术效率历年均较高，均值在0.8以上。根据表2中各省份经济增长技术效率均值，本文对我国各省份经济的增长效率进行了分类处理，将其依据技术效率大小分为三个层次：高效率(TE≥0.8)、中等效率(0.6≤TE＜0.8)和低效率(TE＜0.6)。研究发现，处于高效率的省份为天津、辽宁、黑龙江、上海、福建、江西，所占比例为20％，而处于中等效率的省份占到了绝大多数，所占比例为76.67％。
第四，我国平均经济增长效率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趋势：从1981年的0.652上升到2010年的0.793，但总体水平偏低，平均技术效率低于0．8。1981-2010年期间全国经济增长效率均值为0．727，这表明在不增加投入要素的前提下，如果各地区同时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则在现有技术进步水平条件下，全国GDP总量可以在现有基础之上提高27.3％。这进一步说明了在现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我国经济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提高经济增长效率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优选措施之一。
第五，从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来看，全国区域差异明显，但差异正在缩小。考察期内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是稳步上升的，但存在“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其中，东中部经济增长效率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西部地区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从各省市技术效率变异系数来看，变异系数逐渐减小，从六五时期的0.127下降到十一五时期的0.074，可见，区域间的差异呈缩小态势。
四 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地区差异的收敛性分析
收敛性分析有助于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趋同或者发散状况。本文分别从σ收敛、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地区差异的收敛性进行研究。
1.σ收敛分析
σ收敛研究的是不同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离差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若离差逐渐变小，则表示技术效率的离散程度在缩小，趋于收敛。本文研究的区域技术效率σ收敛分析可以用以下公式计算：
2.绝对β收敛分析
绝对β收敛用来分析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能否达到相同稳定的增长速度及落后地区赶上发达地区的趋势，本文根据萨拉马丁的观点构造出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绝对β收敛回归方程如下：
从表4可知，绝对β收敛性检验的结论与σ收敛性分析大体一致，东部地区β收敛性显著较强，这意味着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明显。中部地区β收敛性较为显著，西部地区虽然呈现收敛性趋势，但不够显著。这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科技投入，促进先进技术向中西部地区扩散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3.条件β收敛分析
条件β收敛考虑了不同地区各自的特征，分析各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能否收敛于各自的稳定水平。这与绝对β收敛的稳定状态有所不同，条件β收敛中不同地区具有自己不同的稳态水平，它承认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可能持续存在。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条件β收敛，回归方程公式如下：
由表5可知，全国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估计系数均为负值，并且全国、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在1％的水平下显著，西部地区也达到了5％的显著水平。综上可知，各自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都存在着各自的稳态水平，并且均收敛于各自的稳态水平。
五 研究结论
本文运用SFA基于效率视角对我国“六五”至“十一五”时期(1981-2010年)的经济增长质量状况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本研究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资本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远远高于劳动力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我国经济增长属于要素驱动型，特别是受资本要素驱动。要素的高投入在一定时期内会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且中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资本积累过程，基于资本驱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避免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前提[12]。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要素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因此，对此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加以改变。
第二，考察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呈现稳步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偏低。这说明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空间较大，即在现有技术进步不变的条件下，我国经济还有较大的增长潜力。
第三，我国经济增长效率区域差异明显。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区域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但这种差异正在逐步缩小。通过收敛性分析可发现，全国及三大区域的经济增长效率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收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