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研究的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达尔文论文,进化论论文,误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46(2005)01-75-06
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诞生不仅是生物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方科学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一方面，它冲击了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特创论”，割断了宗教与人类在精神上的密切联系，确立了西方自牛顿、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进步与进化观念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传遍世界，欧洲中心主义也由此找到了理论根据。可是，令人尴尬的是，对于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思想，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少的误区。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探讨科学观以及科学发展观问题，其中就涉及到“科学”概念的内涵问题以及“社会进化”、“社会发展”概念的内涵问题，为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反思有一个可靠的理论前提，本文根据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予以理论上的澄清。
一、澄清达尔文进化论的内涵及其理论层次的误区问题
我们首先要澄清的是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的内涵问题，而不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的内涵问题。达尔文在科学思想史上是以生物进化论而著称的，可是，有意思的是，达尔文本人是反对其中的“进步”含义的。在语言上，达尔文一般使用的术语是“有变化的谱系”(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也有人翻译为“带有饰变的由来”），而不是后来流行的“进化”(evolution)这一术语。不仅如此，在当时，像拉马克、海克尔这样的进化论者都没有使用“进化”(evolution)这样的术语，拉马克使用的是“演化”(transformisme)，海克尔经常使用的是“演变理论”(transmutations-Theorie)或者“起源理论”(Descendenz-Theorie)。在语源上，达尔文所用的术语并不是来自以前的专业词汇，而是来自本国语[1](P.20-21)。
达尔文等人当时不使用“进化”(evolution)这个术语，主要是因为该术语具有胚胎学中的预成论色彩。1744年，德国预成论派生物学家A.v.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发明了“进化”一词，用于说明胚胎的生成与演变。哈勒之所以选择“进化”（evolution，在德文、英文和法文中都是这个词）这个词，是因为在拉丁文中，evolver的含义是“展示”。按照预成论，小胎儿是从最初紧闭的体形中展示出来的，以后的胚胎发育只是意味着体积的增加与放大。人类的始祖是亚当和夏娃，所以人类的后裔都是在夏娃的子宫和亚当的睾丸中创生的，其形式类似于俄罗斯套娃，一个套一个。预成论在当时就遭到渐成论者的反对，渐成论认为复杂的成体起源于最初无形的卵子。这种理论与达尔文“有变化的谱系”理论也是矛盾的，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强调变化的。
就达尔文本人来说，他不愿意使用“进化”这个词，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词具有“进步”含义。在达尔文的时代，“进化”已经成为—个常用的英语词汇，其含义与哈勒的用法不同。《牛津英语词典》曾经将这个词追溯到1647年H·摩尔(H.More)的诗句“外形的进化（展示）弥漫于世界广布的灵魂中”。与哈勒不同的是，这里的“展示”是指“表现出一个事件序列中的规则顺序”，而且含有进步、发展的意思，发展是指从萌芽状态到成熟或完整的阶段的演变。也就是说，在当时的英语中，“进化”一词含有进步的含义。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这部经典著作中直到最后才使用“进化”这个词。他说：“认为生命及其若干能力原来被注入到少数类型或一个类型中的，而且认为在这个行星按照引力的既定法则继续运行的时候，最美丽的和最奇异的类型从如此简单的始端，过去，曾经而且还在进化着；这种生命观是极其壮丽的”[2](P.557)。达尔文在这里强调的是生物发展的变迁，以万有引力定律的不变性作个对照。达尔文是反对“进化”这个词中的“进步”含义的，在描述生物的结构时，他甚至不用“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的说法。总之，达尔文不愿意使用“进化”这个词，一方面是因为该词具有预成论的含义；二是该词具有“进步”的含义，这两点都是达尔文所反对的。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系统的演变只会导致生物对所生活的环境更加适应，而不会导致结构更加复杂或异质性更强意义上的进步。
达尔文的进化论经常被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达尔文的思想中，“适者”的标准是“改善的结构与功能”，改善只意味着“面对直接的局部环境具备更好的结构与功能”，而不是当时英国人赞成的宇宙论意义上的“改善”[1](P.34)。在达尔文看来，生物的进化不是由其内部特性决定的，而是由外在的自然选择决定的。在生物界，变异是普遍存在的，但变异的方向是随机的，是自然选择保存了有利的变异，并逐渐形成适应度，所以说，是自然选择最终影响了演变的历程。在此意义上，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先生把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翻译为《天演论》，是一种非常恰当的翻译。
后来，把进步、进化的思想塞入达尔文的理论中、并影响至今的始作俑者是赫伯特·斯宾塞，他把“进化”作为“有变化的谱系”的同义语进行使用。在斯宾塞看来，进化存在着普遍的发展定律，即“物质及其消耗运动的整合，其中物质从不确定的、不一致的同质体变成确定一致的异质体”。由于斯宾塞把进步看成物质内部作用力和外部作用力共同“合作”的结果，并且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所以，“进化”一词最终取代了达尔文比较烦琐的“有变化的谱系”表达法[1](P.23)。此后，通过斯宾塞等人对达尔文理论的进一步的社会学诠释，产生了为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行为进行辩护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由此获得了科学上的理论根据。现在，有许多人从进步角度反对达尔文的理论，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误解。
第二个要澄清的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层次性问题。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人们通常总是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归纳起来就是那种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它强调的是生存竞争，强调的是人与动物的本性的自私性。实际上，生物进化论只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生物进化论”是套用流行的说法），它还应当包括达尔文晚年研究的道德意识进化论。在《人类的由来》(1871)一书中，达尔文从性选择、亲情角度研究了人类道德意识的起源问题，强调爱的力量源于人的本性，反对人性自私论。据有人用电脑统计，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他有95次谈到了“本能”，只有2次谈到“适者生存”，而且其中一次是在讲，他在《物种起源》中夸大了“适者生存”的重要性[3](P.6)。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出于对宗教的恐惧以及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等方面的原因，他没有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毕竟长期以来，欧洲社会普遍认为基督教是人类道德的基础与思想前提，可是，按照达尔文晚年的道德意识进化论，人类的道德意识不是起源于基督教或者宗教，而是起源于人类的性选择、亲子活动等本能行为，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极端的叛逆思想。达尔文为此而十分烦恼，并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的思想。
达尔文晚年在写作《人类的由来》一书时，就感到十分烦恼。他曾在给他的好友、表兄和牧师福克斯(William Darwin Fox)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本书“将使你和许多人感到反感”，福克斯也惶恐地说，他曾听到了“悲哀的故事”[3](P.42)。达尔文在个性上又是一个对他人的不同观点异常敏感的人。按照洛耶先生的看法，达尔文之所以有非常严重的胃病，以致于他常常是一连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下不了床，也是由于这种异常敏感的心理特征造成的。何况《人类的由来》一书的出版也可能会伤害到家庭，这既使达尔文犹疑，也使他的家庭对此特别慎重。在家庭内部，他的妻子爱玛就不同意达尔文晚年带有异端倾向的道德意识进化论。爱玛的宗教观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色彩，但仍然难以容忍达尔文的怀疑论、有时候甚至是无神论的观点。因此之故，达尔文不敢大胆地、清晰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当然，这也与达尔文本人的矛盾心理有关。年轻的达尔文就挣扎于“软”与“硬”两种观点，前者把“爱”作为进化的动力；后者则强调“自然选择”的盲目性。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强调的是自然选择的盲目性，但到后期，他主要强调的是道德的力量。不过，一直到晚年，达尔文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矛盾心理。
如果说出于对宗教打击的恐惧，达尔文把所谓的生物进化论藏匿了18年之久，那么对于他晚期的道德意识进化论，达尔文是隐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了不让人们对这本书给予过多的关注，达尔文甚至不惜告诉人们《人类的由来》这本长篇巨著“几乎不包含任何新事实”，以至学术界长期以来只注意到他早期的生物进化论，只注意他的《物种起源》一书，而忽略了《人类的由来》一书在内容上的新颖性与重要性。
不过，这一理论秘密最终还是被人揭破，这个人就是俄国著名的科学家、无政府主义哲学家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ekin)。在其经典著作《互助论》中，他赞扬了进化论中的注重合作、贬低竞争的思想。在另一本著作《伦理学》中，他更是进一步探讨了“鲜为人知的达尔文”。不过，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两本书是在他死后才出版的。1952年，人类学家蒙塔古受到克鲁泡特金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达尔文的思想，出版了《达尔文：竞争与合作》(1952)，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才引起了人们对“隐秘的达尔文思想”的关注。
二、澄清进化论对达尔文宗教观念的影响
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在科学与宗教关系问题上的“冲突论”是不成立的，它是达尔文主义的产物。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巴伯就指出，即使在达尔文案例中，神学家和科学家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应也是异常复杂和多样化的，远远不是大众想象中的“科学与宗教的战争”形象。战争冲突的形象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非常流行，主要原因可能是极端观点之间的冲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导致广泛的流行，而其间存在的一些温和的、复杂的调和论往往被人们忽略了[4](P.77)。可是，如果仅就达尔文本人来说，巴伯的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进化论的研究对他原有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他走上了不可知论、怀疑论的道路。
在学术界，对于达尔文本人的宗教观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也有人认为他是怀疑论者，还有人反对这两种看法，认为他就是一个有神论者。实际上，达尔文的宗教观念是复杂多样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其中不仅有有神论的成分，也有怀疑论、无神论和不可知论的成分。这主要是因为进化论是倾向于唯物论、无神论的，而达尔文生活在一个基督教文化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他原本又是一个宗教情感非常虔诚的人，所以受进化论研究的影响，他的宗教观发生了动摇，以致于出现了复杂多样、甚至摇摆不定的现象。
达尔文在67岁到73岁之间曾陆续为其子女们写了一本自传式回忆录。从达尔文的传记可以看出，他在早期是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但是，随着对进化论研究的逐步深入，达尔文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1836年10月到1839年1月间，达尔文曾对宗教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当他在“贝格尔号”舰时，他开始感觉到旧约并不比印度教的圣书及其他教义更加可信，认为《圣经》明显地伪造了世界历史、通天塔，新约四福音书在细节上也有许多出入，福音书虽然在文体上写得漂亮，但不可否认它的完整性是靠隐语和寓言所做的部分解释完成的。他指出：“……必须有明显的证据才能使一个精神健全的人相信那些支持基督教的奇迹；我们越是认识自然界的固定法则，奇迹就变得越不可信”[5](P.48)。在他准备结婚之前，他的父亲也曾劝他把对基督教的怀疑小心地隐藏起来，以免引起家庭的冲突[5](P.55)。由此可见，达尔文对基督教的怀疑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主要是受到了进化论研究的影响。
此外，据学者研究，早在1838年，达尔文就已经建立了生物演变论的基本框架。1842年和1844年，他还写出了生物演变论的基本纲要，并交代妻子，假如他生前不能完成自己的主要著作，希望发表他的这些手稿。达尔文为什么要等20年才发表自己的理论呢？传统的看法认为，这是因为达尔文想通过对复杂的生物群分类以便彻底了解物种。实际上导致达尔文推迟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达尔文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即物质是所有存在的要素，所有心智和精神都是物质的副产品。达尔文在1838年和1839年分别有M笔记和N笔记，这两个笔记是他1842年和1844年纲要的基础，其中含有他有关哲学、美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思想。在这两本笔记中，达尔文曾写道：“爱上帝是有机构造的效果。噢，唯物论者！为什么认为思想是大脑中的隐密比认为是物质万有引力的特性更美好呢？这是我们的一种自傲，是我们的孤芳自赏”[1](P.8)。在M笔记中，达尔文进一步指出：“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说，我们‘想象的理念’来自预先存在的灵魂，而不是来自经验——然而预先存在的是猴子”[1](P.9)。由此可见，达尔文的思想已经具有了唯物主义的倾向。
可是在当时，唯物主义是一种受到迫害与谴责的思想异端。即使到了18世纪晚期，对唯物论者的迫害还是很严厉的，如禁止演讲和出版物，也停止有关专职工作，出版物中充满了对唯物论的漫骂和嘲讽。这对达尔文产生了很大影响。为此，达尔文在M笔记中写道：“为了避免走得太远，我虽然相信唯物论，但只能说感情、本能和天才的程度是遗传的，因为孩子的脑与双亲的脑类似”[1](P.10)。在1880年，他曾这样表白到：“我认为（正确或错误地）直接反对基督教和有神论，对公众不会有什么影响；而伴随科学的进步逐渐启迪人类的理解力，会更好地促进思想的自由。因此我一直不写有关宗教的文章，而且我本人的工作仅仅局限于科学之内”[1](PP.10-11)，由此可见一般。
由于进化论的研究，达尔文不仅对传统的宗教观与宗教论证提出了的质疑，并依据进化论的有关理论进行重新解释。首先，他对当时流行的神学意义上的自然设计论提出了批判，并依据自然选择理论做出了新的解释。他指出：“从前，佩利根据自然界的设计而举出的那个陈旧论点，对我似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现在这个论点已失去了它的效力，因为人们已经发现了自然选择的法则。我们再也不能这样论证：譬如说，一种双壳类的美丽铰合一定是由一个有智慧的神创造的，就像门上的铰链是由人创造的那样。生物的变异性和自然选择中的设计似乎并不比风向中的设计为多。自然界中的每一事物都是固定法则的结果”[5](P.50)。
达尔文还依据自然选择理论对生物的肉体器官、心理器官及其心理感觉作出了解释。
他认为，一切生物的肉体器官和心理器官（对具有者既无利又无害的器官除外）是通过自然选择、再加上习性的作用而发展起来的。痛苦的感觉会引起精神上的沮丧并且会减少活动的能力，但这适宜于生物自我保护免受巨大伤害。愉快感觉可以刺激整个系统增加活动。因此，一切有感觉的生物都是按照愉快感觉的习惯性引导、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起来的。自然选择在其作用上不是尽善尽美的，但它的趋势仅是使每一个物种在同其他物种的生活斗争中，在非常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环境中尽可能地取得胜利。有人认为，世界上存在巨大的苦难，这有改进人类道德的作用。对此达尔文指出，但是同一切其他有感觉的生物相比，世界上人类的数目是非常微小的，而这些生物常常遭受巨大苦难却没有得到任何道德上的改进。
此外，达尔文还对人们信仰神存在的一些感觉与根据进行了批驳，并赋予了心理学、生理学与社会学角度进行了解释。例如一些人在看到难以言表的非常美丽的风景时，往往就会感叹造物主的伟大，相信神的存在。达尔文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觉。但是，他后来就批评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感觉实际上是美学上的“崇高感”，不能作为上帝存在的根据。也有一些人之所以相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难于把这个伟大而奇异的宇宙、包括富有智慧的人类看成是从盲目机会或需要中产生出来的，由此而断定必定有一个具有卓越智慧的类似于人的神灵的存在。在写《物种起源》一书时，达尔文还持有类似的看法。但是，他到晚年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人们对神的信仰可能是因为对孩子思想的反复灌输而导致的非常强烈的、也许是遗传的后果[5](P.53-54)。
不过，从总体上看，达尔文晚期有关上帝的看法主要是一种不可知论的立场。他的强烈感受是：在我们之外，有某种东西存在着，自然选择和随机变异并不能解释一切。达尔文在自己的传记坦然承认在宗教观上是—个不可知论者。他说：“我不能假装可以对深奥的问题作一点最低限度的解释。万物肇始的奥秘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人们必须满足作一个不可知论者，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5](P.54)。1879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确指出：“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是对任何人都不重要、而只对我本人重要的一个问题。但你既然问到我，我可以说我的意见是时常变动的。……当我的意见变动到最极端的时候，我也决不是一个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一般说来（年岁越大越是如此），但不一向都这样，我认为把我的思想说成是不可知论的，大概还比较正确”[5](P.88)。对于上帝的存在问题，达尔文认为最稳妥的结论是，这个问题超出了人类智力的范围；但是人类可以尽他的职责。因此之故，达尔文一生都不愿意研究宗教，而非常乐于研究科学问题。
三、赫胥黎与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之争的真相
在有关进化论与宗教冲突问题上，信奉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与大主教威尔伯福斯有关人类起源的争论是一个流传甚广的经典案例。然而，科学史研究表明，这种说法与事实有很大出入。
根据流传的说法，1860年6月30日，英国自然科学协会在伦敦牛津大学召开了大不列颠学会年会。该协会的一个重要宗旨是普及科学，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1859年出版后，自然就成为这一年的一个讨论主题。达尔文因身体欠佳，未能出席。在这次年会上，号称“油嘴山姆”、能言善辩、但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一窍不通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亲自出马，指责达尔文的进化论违背了神圣的教义，与有“达尔文的斗犬”之称的赫胥黎教授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威尔伯福斯挑衅地说道：“请问坐在我身旁的赫胥黎教授，究竟是你的祖父还是祖母哪一方同猿猴发生了血缘关系？”赫胥黎在阐述了进化论以后，指出：“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无尾猿而羞耻。如果有人使我在回忆起他时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浮滑善变的性格，他不满足于在自己的范围内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还要去插手他并不了解的科学问题，用花言巧语、文不对题的议论和宗教偏见来掩盖真理”。他面向威尔伯福斯嘲讽道：“我宁可要一个可怜的猴子作为自己的祖先，也不要一个对他不懂的科学随便发表意见、把嘲讽和奚落带进庄严的科学讨论中的人做祖先”[6](P.435)。威尔伯福斯听后哑口无言，当时就退出了会场。
关于这段传奇的经典论述可以追溯到1898年，其来源是伊莎贝尔·西季威克夫人的自传回忆录。原文是这样的：“回想起在牛津赫胥黎先生痛斥威尔伯福斯主教的事情，我就非常愉快。……主教站起来，以一种嘲弄的口吻，炫耀、滔滔不绝地向我们阐述进化论思想空洞无物，岩鸽从来就是它现在这个样子。然后，他带着一种傲慢的微笑，转向自己的对手，说他恳请知道，究竟是从祖父这一边还是从祖母那一边，对方宣称自己是猴子的后代”[7](P28)。
可是，这段叙述和那些与会议本身关系更密切的发表出来或流传下来的叙述有矛盾。根据科学史家的研究，事实的真相是：威尔伯福斯就《物种起源》写了一篇内容广阔的评论，指出了它的一些严重弱点。达尔文对这篇评论很重视，针对威尔伯福斯的批评对他的论述作了几处修改。这篇评论并无什么‘教会蒙昧主义’的痕迹。然而，到了1900年，上述的传说就很牢固地形成了，以至于强化为科学与宗教相互关系的‘冲突’或‘战争’模式[7](P.28-29)。由此可见，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胜利在传播过程中被夸大了。
四、结 论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达尔文的生物演化思想中，他是反对进步论的，与今天流行的进化论有非常大的区别。按照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生物的变化仅仅只是一种有谱系演化，不存在进步、进化的问题。物种的演化具有偶然性，新的生物物种能够生存下来也只是表明其适应环境而已，并不表明它比以往的物种有更大的进步。后来所谓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斯宾塞等人改造的结果，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根据西方列强征服殖民地的需要而重新解读的产物，对当今仍然影响很大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也就因此而获得科学理论的支持。
第二，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或者精确地说是进步论意义上的进化论，主要是在道德意识领域，而不是在生物领域。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中，也不存在人性自私的论断。实际上，达尔文本人在相当程度上是反对这一观点，他曾以大量的生物学依据反驳这一点。
第三，在宗教问题上，受他的生物演化论以及他的道德意识进化论研究的影响，达尔文实际上已经在两重意义上给予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以致命的打击，一方面，他通过自己的生物物种演变规律的研究，否定了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特创论”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否定了在欧洲思想史上长期流传的关于宗教是道德根基的思想，从性选择角度探讨了道德意识的起源与演变。正因为如此，达尔文本人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达到了唯物论以及无神论的思想，但是，由于来自社会、家庭、尤其是基督教的压力，迫使他尽量隐瞒自己的思想，不愿在宗教问题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人类的由来》一书中，也不敢清晰表达自己的思想，把自己在道德意识领域研究的新成果淹埋在所谓的生物演化、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生物进化论思想中。由此可见，就达尔文的进化论研究而言，进化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思想是与传统的基督教存在严重冲突的，西方学术界一些人否认其间的冲突，单纯强调其间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在达尔文身上是难以成立的。
第四，进化论在传播中发生了许多扭曲，它对宗教的胜利被过于夸大。宗教被作为一种蒙昧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嘲笑，也就是在此时得到强化的。实际上从唯物史观角度讲，对于宗教文明的成就与局限，我们需要根据历史条件进行合理评估，我们需要采取的是扬弃的态度，而不是简单抛弃或嘲笑的态度，这样才能够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以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由此可见，对于自达尔文以来的科学观以及社会进化与发展观，甚至于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具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社会理想，我们需要结合科学思想史进行重新反思与评估，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观以及科学发展观理论奠定基础。
收稿日期：200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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