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咏雪, 郭梅[1]2007年在《从关联理论看广告标示语的推理》文中提出基于关联理论分析广告受众如何通过广告宣传者所设置的明示刺激来获得最佳关联。结果表明:广告宣传者正是通过明示刺激的设置而达到吸引广告受众的注意力、宣传广告产品、劝说广告受众购买被宣传产品这一目的。
董世江[2]2002年在《广告标示语的语境理解与最佳关联研究》文中指出基于D. Sperber和D. Wilson所提出的关联理论，本文分析了英语书面广告标示语是如何通过语境选择作用于广告受众并使其获得最佳关联的。关联理论指出交际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说话人首先在其活动中设置明示刺激。该刺激一方面向听话人指出了说话人的信息意图，另一方面又指出说话人有一个传递信息意图的意图。在广告交际中，广告制作者不得不选择最佳语境，以使广告受众接受广告所传递的信息。这些选择出来的最佳语境正是D. Sperber和D. Wilson所提的明示刺激。这些明示刺激在广告交际过程中一方面能吸引广告受众的注意力，另一方面将广告受众导向最佳关联，而广告标示语通过语境选择策略作用于受众并使其获得最佳关联的过程正是本文研究的课题。全文共分四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回顾并评述了前人对英语广告语言所做的研究后指出他们对广告意图理解的解释不充分。在此基础，论文强调意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关联理论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意义。第二章：什么是关联理论，各种语景讨论。以及广告英语的语用特征。第叁章：（以语景分类）对广告标示语进行理论和具体案例分析，演示了广告受众是如何通过语境理论达到广告的最佳关联的。第四章：简要总结全文，同时指出本文对最佳关联获取过程的剖析不仅加深了广告制作者对广告受众心理认知过程的认知，而且还丰富了关联理论的内涵。
王西[3]2008年在《认知语用学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应用》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中,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各大城市公共场所的双语公示语也越来越多,并成为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随处可见的公示语翻译错误及不规范现象便成了社会亟待解决的焦点问题之一。公示语作为一种应用性极强的社会用语,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及应用功能。在汉英转换的过程中,公示语翻译的错误及不规范现象主要体现在语言形式错误和语用失误两方面。根据关联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应遵循“明确原作交际意图——最佳相关语境的选择——运用翻译策略选择合适语码”的叁个步骤。在此基础之上,译者以话语的“最佳关联”为指导原则,考虑公示语的各种应用功能,依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翻译原则:借译原则;掌握汉英文化差异,实现译文对读者的“最佳关联”;不译原则。最终有效避免各种错误及不规范现象的产生,充分发挥公示语的各种应用功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语言环境,促进国家与世界的交流与融合。
郭航[4]2010年在《关联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应用》文中研究指明对公示语汉英翻译有多种理论解释,其中关联理论是其中之一。将关联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开启了翻译研究的新角度,很好地解释了翻译中许多复杂的现象。关联理论强调翻译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认知结构和认知环境,翻译是语际间的明示——推理的阐释性言语交际行为,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理论框架；而关联理论所追求的“最佳语境效果”也正是公示语翻译意欲达到的目标。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关联理论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首先,本文用关联理论解释了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语用失误,对失误原因进行了归类。其次,本文用关联理论对公示语汉英翻译过程作出解释,将关联理论指导下的公示语翻译过程总结为叁步：第一、译者通过推理,明确原文交际意图；第二、译者对译文读者认知语境作出正确估计；第叁、译者选择适当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完成原文与译文间的最佳关联转换。最后,根据关联理论和汉语公示语自身的特点,本文借鉴“归化”和“异化”的翻译方法,将公示语汉英翻译策略归纳为以下四类：“异化”性明示：“直接”翻译；“归化”性明示：“间接”翻译；“归化”类借译；“归化”类仿译。
王劼[5]2015年在《英汉叙事语篇模糊回指的认知及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美国科学家扎德(Zadeh)于1965年首次提出“模糊集(Fuzzy Sets)”理论以来,模糊科学的研究成果被广泛运用到哲学、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从20世纪末开始,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针对模糊语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回指现象在国内外语言学界亦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各个语言学流派里都有回指的影子,回指研究始终与语言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随着语言学从对孤立小句的关注逐步转向对实际篇章的思考,回指研究开始更多地关注句法之外的语义、功能、语用及认知因素,人们对回指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针对汉语语篇中的回指现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融合了模糊语言特点的模糊回指现象却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我们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文献分析、理论探究、现象阐释等手段,对模糊回指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从认知功能视角对其进行了深入解读。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歧义回指,而是聚焦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回指关系,以及在回指关系建立过程中反映出的语篇构建方式。综合英汉叙事语篇中的语料,我们将说话者因为语法失误而造成的模糊回指,由于客观事物恒动性导致的带有广义模糊特征的同形回指,以及零回指排除在本研究之外,然后聚焦和分析异形回指。模糊回指是语言模糊性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常态化的语篇现象,不同模糊程度的模糊回指,在语篇中分别承担着特定的语篇衔接和概念传递功能。传统回指研究的基本假设是先行项和回指项之间的同指关系,而先行项与回指项在非同指基础上建立的模糊回指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这一传统认识。传统回指研究将回指视作一种衔接或连贯的工具,并不深究这一工具内在的运作机制。伴随着模糊回指现象的研究,我们将深入到这一工具的内部,详细探寻语言在篇章形式、概念语义等方面的内在运行机制。本研究由五个相互衔接的部分组成:文献回顾是对国内外回指研究的成果和特点,模糊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和特点,以及模糊回指研究的零星成果的回顾及评述。其次,我们对语言的模糊性本质及产生根源进行了思考。认知主体在认识客观世界的动态过程中,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不断发生互动。当人类运用语言对客观世界进行范畴划分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模糊性认识和模糊语言表达。随后,我们分析了回指的广义性模糊特征及产生根源,从“同指(co-reference)”概念入手,对模糊回指现象进行了明确界定,并根据先行语和回指语之间关系的模糊程度,将模糊回指分为叁个大类。本研究的核心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模糊回指进行阐释,主要基于两类理论:第一类为“可及性理论”、“认知参照点理论”、“最佳关联理论”和“框棂关系”等经典理论。把这些理论运用于模糊回指的阐释,一方面验证了本研究分类的合理性,同时进一步证明了这些理论的阐释力。第二类理论是以Fauconnior的“角色/值(role/value)”理论为核心,整合“扩散激活”理论与“匹配”原则,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我们采取图示的方式,从发话者和受话者两方面入手,研究模糊回指的产生和释义过程,从而揭示语言层面模糊的概念在语篇中的动态传递和接收过程。最后,我们对模糊回指的功能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和阐释。模糊回指是由成分因素、关联因素以及影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随后对模糊回指功能的分析涉及语篇、语用和修辞叁个方面。本研究的创新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对模糊回指现象进行了系统整理,将其视作一种普遍的语篇现象,从不同的模糊层面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详细阐述,确立了模糊回指在回指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第二,我们顺应篇章发展的自然方向,采取“右取向”的研究方法,对Fauconnior的“角色/值”理论进行了创新性应用,并将其作为理论核心,结合“扩散激活”理论和“匹配”原则,揭示了模糊回指的概念连通机制,为衔接与连贯研究做出了补充和发展。第叁,回指、模糊、认知及语篇功能往往被放在不同研究层面研究,鉴于模糊回指的特点,我们将把这几个方面进行整合讨论,探求它们彼此之间的协同、制约关系。最后,本研究是对模糊语言研究的补充和发展。模糊回指的研究与模糊指称以及模糊语言研究一脉相承,因为它们都反映了作为符号的语言在进行指称时通常所具有的一种不确定性。模糊指称以及模糊语言涉及的是语言符号与所指概念或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模糊回指首先涉及的是篇章内部两个语言成分之间的所指关系,这是整个指称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由于语言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触及概念语义层面,因此这种关系更具有复杂性。对模糊回指现象的研究,还可以对模糊指称以及模糊语言研究带来诸多有价值的启示。
卢小军[6]2013年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发生的一切已经并正在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仍然存在，对我国的片面、不实甚至歪曲报道、对我国政策意图的误读现象依然严重。这种障碍的产生，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矛盾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大多数西方人不熟悉中国的语言、文化，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能正确解读中国的政策和主张等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向世界说明中国、介绍中国，是一项长期、艰巨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翻译特别是外宣翻译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了解和合作，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外宣翻译是一种门面工作,其中的错误与缺陷会被放大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外宣翻译是一个国家对外交流水平和人文环境建设的具体体现。翻译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反映在外宣翻译的效果上。1我国各级各类对外宣传材料（如政府工作报告、白皮书等政府文件，地方对外宣传报道、对外宣传画册、会展资料和公共场所告示标牌等等）的翻译中，错误或不规范的外文随处可见，翻译质量令人堪忧。不合格或是错误的译文不仅达不到对外宣传、告知的目的，还极易造成混乱和误导，直接影响我国的对外形象，不利于对外传播与交流，甚至可能产生影响深远、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探讨了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之间的关系，并在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提出了若干外宣翻译策略。作者首先厘定了外宣及外宣翻译的相关概念，明确了外宣翻译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及其与文学翻译的区别性特征。为了对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和现状有个整体的认识，作者在仔细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和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探讨了可供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论文对我国外宣翻译中常见的误译类型进行了分类，简要剖析了造成各类误译的原因。本论文的重点是在国家形象视阈下探讨我国的外宣翻译策略。为了廓清研究思路，夯实论文的理论根基，作者对国家形象理论进行了阐述。从“形象”一词的历史来源和内涵入手，探讨了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列举了相关学者对国家形象的界定和理解，较全面地把握了国家形象的本质和内涵。作者紧接着概述了国家形象的特点，阐释了我国意欲构建的“和平、民主、文明、进步、富强、正义、负责、合作”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国家形象及其我国的国家形象战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这看似很显然的问题，成了本论文亟需论证的两个核心问题。为此，作者专辟章节，分别以国家形象和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和外宣翻译为题，较为深入和系统地探讨了彼此之间的关系。本文指出，国际传播生态环境依旧是西强我弱，我国的对外传播实力和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发展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西方传媒大国主宰着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对中国的各种偏见、误解，对中国的妖魔化严重地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此外，中国对外文化贸易和传播的严重逆差，不但不利于我国向世界说明和介绍中国，而且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处境尴尬却重任在肩的对外传媒该如何摆脱如此现状呢？作者提出了更新传播观念、调整传播战略（具体包括调整外传播宣传内容、改进对外传播模式、改进对外传播技巧与艺术），提升对外媒体公信力，加强公共外交，打造对外传媒的“航母”，主动设置中国议题，建立应急处理机制，自觉进行对外文化传播、打好“中国牌”等七条建议。对外传播之于国家形象塑造和传播的重要性亦凸显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在“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一节中，作者指出，外宣翻译的文本内容、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我国在国际传媒中的国家形象。具体来说，外宣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与国家形象之间存在如下这种关系：翻译策略→译文质量→传播效果（受众认知）→国家形象｛维护、提升、破坏｝本论文认为，外宣翻译是否讲究准确性、是否讲究可读性，是否讲究政治性，将会影响翻译质量、受众认知、传播效果和国家形象。为了佐证这一论断，作者从准确性与国家形象、可读性与国家形象、政治性与国家形象等叁个方面论述了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作者强调指出，采取或不采取（适当的）外宣翻译策略以及采取怎样的外宣翻译策略，不仅会直接影响译文质量，对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也会产生维护、提升和破坏等叁种效果。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是本论文研究的重点。在探讨外宣翻译策略之前，作者从制约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文本内和文本外的诸多因素中，选取了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和读者意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介绍了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并阐述了上述因素与外宣翻译策略的关系。此举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避免译者选择翻译策略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使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变成一种理性的、自觉的行为。另一方面，旨在使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服从并服务于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播，在外宣翻译策略与国家形象之间搭建联系的纽带。在做好这番理论铺垫之后，本文提出了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等。论文从策略理据、表现形式、实例分析等方面详细阐述了这五种外宣翻译策略。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阐明了选题背景、（主要的）研究问题、（主要）创新之处、研究方法、论文构成及研究意义等等。第二章：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及现状。首先概述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主要）特点、原则、存在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等等，继而对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我国外宣翻译研究存在的五点不足，并提出了改进的建议。作者紧接着概述了我国外宣翻译常见的误译类型，并剖析了造成这些误译的原因。第叁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理论基础，作者厘定了国家形象的相关术语，明确了国家形象的概念、内涵和主要特点，说明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时定位及其国家形象战略。为了阐明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的关系，以利于从国家形象的视角下探究外宣翻译策略，论文从两个层面展开了论证：其一、对外传播与国家形象；其二、外宣翻译与国家形象。通过这一环接一环的论证，外宣翻译和国家形象之间的关联得以廓清。借助于具体外宣翻译实例文章指出，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可能会造成维护、提升和破坏国家形象等叁种效果。第四章：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本章是本论文研究的核心。第一节论述了国家形象视阈下影响译者选择外宣翻译策略的主要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读者意识等等。第二节提出了为维护和提升国家形象可资采用的五种外宣翻译策略，即编译策略，语用等效翻译策略、译释并举策略、平行文本比较分析策略和语义结构起伏性策略。第五章：结语。简要回顾和总结了研究内容和主要观点，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和不足，对进一步的相关研究提出了建议并作了展望。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阅读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注重理论阐述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以定性研究为主，同时辅以适量的数据统计的定量研究，两者互为补充；既有宏观的理论视角，也有微观的翻译策略，力求从不同角度，使用恰当的研究方法，系统、客观地反映我国外宣翻译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加有效地进行对外传播，如何更好地做好外宣翻译工作，是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在全球传播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必需途径。可以说，我国各种对外宣传资料的翻译都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说明着中国，展示着中国立体的、全方位的形象。在这层意义上，外宣翻译中出现的各种错译、漏译、胡译现象就绝不仅仅是语言转换和译者疏忽诸方面的问题，而是说明中国，传播中国，展示中国形象，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重大战略问题。外宣翻译也绝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肩负着塑造、构建、传播国家形象的伟大使命。从国家形象构建和传播的视角切入研究外宣翻译及其翻译策略，毕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希望本文提出的五种翻译策略能为我国各级各类外宣文本的翻译提供指导，减少和规避各种误译，更好地服务于说明中国，展示中国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的时代使命。从这层意义上看，外宣翻译策略的探究凸显了实践层面的应用价值和指导价值。
叶枫[7]2011年在《基于制约条件的英语语篇语义分析及构建》文中研究说明意义是语篇交际的主要内容,语义是语篇的本质属性。语篇语义学是对超越句子的语言复合体的意义的研究。但是,语篇语义学理论不充分、不完善,是当前制约自然语言处理的瓶颈之一。语篇意义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语篇语义学”是在1980年代才正式被提出,而且目前的几种学派各有侧重,研究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完整的体系。甚至语篇语义的实体概念都没有清晰地提出过,基本都是把语篇意义作为心理学或话语分析的一个话题展开,偏重把语篇的意义看作是心理的属性,而语篇语义的语言学范畴的系统研究不多。本文以语言项的形式-意义制约关系为主线,把制约的视角拓展到语篇的层次,探索语篇的语义内容和结构的来源、成因,以及处理的方法,构建一个完整的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的体系。本文的目的是在小句之下、句子层、句际关系、语篇层等四个层次上,讨论知识整合、信息操作、形成推理、语义表征等方面语义操作,构建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的模型,对语篇意义的来源或基础、语篇整体的语义信息的处理过程、语义内容的组织方式、语篇语义结构的形式化表征等方面做出解释和说明。国外语篇语义研究主要有四大学派。欧洲大陆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侧重于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篇的意义内容。van Dijk(1980)讨论了语篇语义的宏观结构,分析如何通过宏观规则的操作形成宏观命题;后来又在话语分析的框架下提出了话语的语义分析的七大特征或原则(Van Dijk, 1985a)。Seuren(1985)的《语篇语义学》是第一本以此为题的专着。它以模型-理论范式,整合了简化的命题(reduced propositions)之间的语篇计算和真值条件计算,从而展现了句子的意义是如何受到连贯语篇中的条件制约的。但是,他的着眼点最终还是以句子为主,对语篇的语用功能、语篇整体的特征等都没有涉及。悉尼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是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作为社会符号的语篇在人际交往中的意义或功能,主要是结合系统理论和功能理论,研究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并在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评价理论和语篇格律理论。语篇语义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支。美国的形式语义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叫做动态语义学,代表理论是话语表征理论。语篇语义的基础是句子的真值条件,依靠符号和公式做严格的演算和表征,来计算、推导小句之间的意义关系。美国的功能主义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主要是在功能语法和话语分析领域,在信息结构、话题结构、指示关系等课题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语篇语义的认识。在语篇结构方面,修辞结构理论可以说明语篇段之间功能上的关系和整个语篇的层级性结构。在心理学的语篇理解的研究中,Kintsch(1988)的构造-整合模型,解释语篇中的语言知识是如何操作和整合,以形成语篇的心理表征的。Gernsbacher(1990)的结构建造框架,认为语篇理解是通过对语篇提供的信息的心理表征的强化或抑制,实现语篇的心理表征的构建。国内的语篇语义学研究刚起步,只有少数几篇论文,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语篇意义的研究。心理语言学的语篇语义研究侧重依照语言理解的心理学机制解释语篇语义的处理过程,但是在语言学上的观察和实验却是离散的,缺乏对语言现象的全面的把握和处理。形式语义学通过真值条件的逻辑公式来描写语篇语义关系,虽然准确、简洁、无歧义,但是对真值条件不确定的句子,如涉及语境和语用因素的,则无法处理。功能主义的语篇语义研究,较好地分析和掌握了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形成对这个分析过程的形式化的即表征,需要一个形式化的体系来全面而系统地记录语义分析和处理的过程。本文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语篇语义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到语言的实体上?换句话说,语篇的语义在多大程度上是语言为中心的?因为语篇的是“使用中的话语”,必然涉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语篇语义学在多大程度是语言学的,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几个子问题。首先,语篇语义的基础来源是什么?是词语?句子?还是语篇?其次,语篇的语义是怎么形成的?如何从词语、句子,以及句子和语篇的组织获得语篇整体的意义?第叁,语篇的语义具有怎样的结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语篇的语义如何描写或表征?即,如何把语篇的语义分析的结果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描写出来。本文的语义的基础是语言哲学上的整体论,即一个元素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语篇语义学既尊重语篇语义的组合性,从词、句的语义实体出发,进行语篇语义的构建;又重视语篇意义的整体性,充分考虑语篇整体的规约结构和意义。而且,整体论的语言学体系是非模块性,本研究中语篇语义分析的四个层次的区分是为分析的方便,它们并不是自然的、自治的,而是有内在的联系的。本文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言学中的语义理论和构式语法中形式-意义对应的观点。在语义构建方面,本文认为语言项体现了形式-意义的制约关系,把语篇语言学中语义特征的分析和语篇语义构建中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都分析为形式-意义之间的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标记为属性-值矩阵,以盒装图的形式表征出来,实现对语篇语义的描写。本文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和比较语篇语义研究的理论,以制约条件为主导,构建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语言实例来分析和论证,完善和改进该模型。在本研究的语篇语义学模型中,对语篇语义的处理包括叁个方面:(1)内容,(2)结构,(3)表征。首先是对语篇语义的基础来源和基本内容的分析,进而是对这些内容的组织结构的分析,最后是把前两者予以形式化的表征。语言项是意义与形式的结合体,二者是一种互动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是语篇的语义信息处理的指向标,指导着语篇的信息单位以何种形式来操作:建立新信息,强化或者抑制已有信息。本文在四个层次上来分析语篇语义和结构方面的制约关系。1.小句之下的信息和特征,主要包括:(1)独立的程序语的语义信息和特征,(2)短语的可及性与信息处理的关系,(3)关键词对于语篇意义框架的激活作用叁个方面。2.句子层的信息和特征。小句是语篇语义的基本单位,语义分析包括叁个步骤:(1)先从小句的题元结构分析获得基本的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2)然后通过信息结构的分析,明确语义内容在小句内的分布所传递话题、焦点等意义;(3)最后,还要考虑句子整体所具有的构式意义。3.小句关系的信息和特征。明确句际关系的本质是语义关系,在表达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语言标识的句际关系,有联系语和语法结构两个类别;二是无语言标识的句际关系,这主要是推理。4.语篇整体的信息和特征。把语篇看作是体现了功能和形式的对应的规约化的构式,相对应地本文从体裁和语篇类型分析语篇的交际功能和形式结构,重视语篇整体结构所传达的信息。这四个层次中,1和2属于语篇语义内容的分析,3和4属于语义结构的分析。二者又可归为一个范畴,即对语篇语义的实体的分析。语篇语义的另一个范畴是表征,即对语篇语义的形式化描写。本文提出以嵌套的特征结构盒装图为主要手段,表征语篇段的语义关系和结构,实现对语篇语义内容分析和结构构建的过程的描写。本研究试图证明,以制约条件为主线,通过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和表征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实现自下而上的从词语到语篇的语义分析,也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语篇整体对其成分的意义和结构的制约因素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特征结构的盒装图实现对整个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做全程的描写和表征。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研究方法依然属于内省法。理论的完整性和实践的可行性还需要在自然语篇的意义处理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在语料方面还不够丰富,中英文语料也没有区分,而且对语料的分析可以更详细和深入。语篇语义分析的盒状图的形式表征还要进一步细化。
吕晶晶[8]2012年在《合意性原则与刑事庭审转述行为分析》文中认为司法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场域”,转述是司法活动中一个特别高频而重要的语言现象。司法实践过程中的一切行为均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其中的“事实”与“法律”不管其初始形态如何,最后都一定呈现为语言。本文试图通过分析第一手转写的几十万字的真实庭审录音转写脚本,揭示庭审转述(引语)在言语行为分析合意性原则框架下的典型性特征,并建立转述事件分析框架。本文既是转述问题的分析,也是法律语言问题的讨论,还是言语行为论的研究,根据对于这叁方面相关学术文献的回顾,本文看到：语言学研究领域对转述的研究通常或者是从形式出发加以考察,或者是从功能出发加以考察。基于形式的转述研究主要围绕转述与原述的形式对应性和意义忠实度而展开。基于功能视角的代表性研究首推’Thompson对转述现象及其组成要素的界定和分析。这些研究的共性之一是对静态语篇,如新闻语篇、文学语篇、学术语篇等的关注。静态研究的不足之处体现在对转述行为形式、功能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忽略,其研究成果同时也因语域的差异,难以指引法庭审判这一真实语言环境下的转述行为。为此,本文力图构拟一个基于“言语行为分析”和“合意性原则”而展开的、对于司法“场域”法院刑事庭审过程中的言语转述现象加以系统考察的分析框架。由此,本文首先重新梳理了“言语行为”、“场域”和“转述”这样叁个核心概念,提出：任何用语言呈现的行为都是“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必须“合乎行为主体的意图”,合意性是制约一个言语行为最重要的原则。不同文本的转述都是为达到一定的言后行为效果而进行的一种选择性言语行为；提出：“场域”与“语境”、“语体”、“语域”相关却并不相等,指的是主要由语言外参数构成的“一定社会空间联系,是各种力量调整定型的‘某种被赋予了特定引力的关系构型’”。信息的意义和社会效力只有在一个既定的场域中被决定,而这个既定场域又处于一个与其他场域相关联的等级关系网络中；更特别提出：“转述”不仅仅是“对叙述的再叙述”,就其本质而言,更应该定义为：“一种某言语主体对于其他言语主体所作叙述进行再叙述,以实现自己的语篇意图的事件”。在这一基础上,本文以法院“刑事庭审”(并兼及“民事庭审”,以下一般直接均称之“庭审”)为对象,对于影响、制约“转述”这一事件成立、变化的主要参数进行了分析。本文发现：在法律庭审中,实时、动态、在线是最显着的语篇特征,这就已经显示出庭审转述与文学、学术、新闻等相对静态语篇的区别,而这一特性又制约了其话语结构乃至话语标记的选择。本文发现：在法律庭审中,言语行为不但不是“独白性”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话性”的,而是最强烈地表现为“我”、“你”、“他”叁方主体同时呈现的互动博弈过程,表面上的控方与辩方的互相辩驳,其实都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说服第叁方——“法官”。本文发现：在法律庭审中,不同的行为主体的意图明显可以分为合作与对抗两类,这就决定其中的转述应分析为“肯定性转述”和“否定性转述”。本文发现,在法律庭审中,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此也有了不同的意义。直接转述并非为了忠实性的目的展开,而更多的是为了实现一种情感的诉求；间接转述并非部分地失去忠实性,而是为了选择性地呈现自己的立场,达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目的。进而言之,在法律庭审中,所有事实的确定,都是通过转述来实现的；同时,所有转述又需要都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无论是“肯定性转述”还是“否定性转述”,无论“直接引语”还是“间接引语”,在法律言语行为中,一切转述都具有原述性,即意味着都必须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本文将庭审转述看作是由多种言语行为构成的转述事件框架。该框架通过对如下参数的不同凸显与背景化,使不同的转述文本显现出不同的典型性特征,包括：信息来源主体、信息忠实度、信息数量、行为忠实度、媒介形式、媒介背景。转述与原述最根本的联系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对关联路径的不同选择是为了服务于不同的言语行为目的,也即要达到“合意”的效果。不同文本转述的相似性在于原述和转述基于转述事件框架的关联性,不同文本转述的巨大差异性在于关联路径选择的差异性,也即默认参数和凸显参数的差异性。所有转述特征的分析都可在转述事件框架、原转述关联性、原转述关联路径的基础上,围绕合意性原则完成。庭审语言中的一切“事实”与“法律”必得经过转述才能够获得最后的确认,庭审证据链的构成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转述的过程。就此而言,转述是固定证据、构建“法律事实”的重要手段。因此,庭审转述因其预设的忠实性、意图的明确性、互动主体的实时在线性而呈现出不同于文学、新闻、学术等语篇的独特特征和功能。
司建国[9]2016年在《关联理论照应下中国语境中的英语公示语研究——基于深圳市公示语语料库》文中认为公示语是一种以公示语制作者为交际者(communicator)、以外国友人为受众(audience)、以公示信息为交际内容的交际行为。基于实地勘察所得的一千余张真实(authentic)语料图片库,本文从关联理论视角描述和分析了深圳市英语公示语中由于语言形式、语义表达以及语用策略等因素引起的交际障碍和交际失败。我们发现,关联性可作为判断和衡量公示语质量的尺度。高质量的公示语对应于最佳关联,而英语公示语的各种问题基本上源于关联性弱、非关联和无关联。关联性不强导致信息交际不畅、形成交际障碍,非关联和无关联则易引起误导或交际失败。导致公示语非关联和无关联的语言学根源大多是语用失误和语义失当,而非语法、拼写等原因。
唐善生[10]2005年在《话语指及其篇章功能研究》文中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语言就是要用语言来谈论世界,可是语言一旦产生,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存在,同样要用语言来谈论。目前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主要是外指状态的语言,即研究语言是如何谈论语言之外的世界的。对于日常交际中如何用语言来谈论语言的现象还没有引起语言学界的足够重视。本文以汉语中用来谈论语言的必要条件——话语指为研究对象,在自元语言理论背景下,主要运用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学、语义学、语言学、语言哲学的基本理论,按照从形式到功能的研究思路对此现象进行分析,旨在探讨汉语话语指的基本特征及其篇章功能。 全文由叁大篇组成,第一篇是总论,上篇讨论话语指的类型以及与话语指相关的语用现象——引语,下篇讨论话语指的篇章功能,共分七章。 总论。本章简要介绍话语指研究的理论背景及与话语指相关的研究,指明话语指的研究对象以及深入研究的内容,说明本文的选题价值、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理论与方法。 第一章话语指称。本章根据语言单位包括形式与内容(意义)的特点将话语指称分为叁个层次:整体指、形式指、内容指;根据指称特点的不同,对话语指称进行分类,最后分析话语指称语内部以及话语指称语与外指状态语言的指称在句法和功能上的差异。 第二章话语指示。本章首先指出国内在话语指示的界定上存在的问题,并对话语指示进行界定,认为指示性与话语性是话语指示的本质特征。其次,根据话语指示的指示对象及其在篇章内外的表现对话语指示的类型进行分类。再次,分析话语指示与话语指称关的系以及其话语指示与一般指示的差异。认为话语指示语的所指对象可以在篇章中出现,是话语指示与一般指示的最大差异。 第叁章话语实示。本章在对实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话语实示的层级分类系统。然后,着重讨论口语交际书面实示与篇章话语的书面实示的差异。接着,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不同类型的话语实示的言语行为特征。最后,分析话语实示与话语指称和话语指示的关系。 第四章引语。本章在国内外引语研究的基础上,对汉语的引语类型进行分类,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并提出了分类的标准。运用意向性理论分析引语的生成机制,讨论引语的递归结构。最后,分析引语与话语指称、话语指示和话语实示的关系。 第五章话语指的篇章组织功能。本章讨论话语指照应与回指现象,分析话语指的篇章衔接功能以及文本(篇章)嵌入功能。分析话语照应以及话语回指/下指与一般照应和回指/下指之间的区别;分析话语指篇章衔接功能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性质的话语指衔接功能的差异;分析话语指文本嵌入功能的表现形式以及不同性质的话语指文本嵌入功能的差异。 第六章话语指的篇章结构功能。本章讨论话语指的管界现象及其篇章结构的标记功能。着重分析话语指示语和话语指称语的篇章管界作用、引语的被管界问题,归纳确定话语管界的手段。讨论话语指的篇章宏观结构的标记功能与篇章局部结构的标记功能以及篇章结构功能实现的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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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认知语用学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应用[D]. 王西. 吉林大学. 2008
[4]. 关联理论在公示语汉英翻译中的应用[D]. 郭航. 暨南大学. 2010
[5]. 英汉叙事语篇模糊回指的认知及功能研究[D]. 王劼. 苏州大学. 2015
[6].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策略研究[D]. 卢小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7]. 基于制约条件的英语语篇语义分析及构建[D]. 叶枫.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8]. 合意性原则与刑事庭审转述行为分析[D]. 吕晶晶.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9]. 关联理论照应下中国语境中的英语公示语研究——基于深圳市公示语语料库[J]. 司建国.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
[10]. 话语指及其篇章功能研究[D]. 唐善生.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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