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与人的形上本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本性论文,文化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7)02—0192—05
人的形上本性即人的形而上学性，它指的是人类本性中那种超经验、超感觉、超自然和追求完善性、理想性、终极性的精神倾向。形而上学属于“人的本性”。人生活在粗糙的形下世界，却向往一个精致的形上世界，并尽力挖掘形下世界对人具有的多方面的、无限的意义，以灌注和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后现代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抨击下，科学技术似乎已经成了戕害人的形上本性的最大元凶，它侵蚀着人的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将人剥离为片面的单向度的存在物。但是，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在社会运用中产生的负效应与它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产生于漫长且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介系统。由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高层次的人类活动，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动物生存活动和人的本能活动的特殊活动形式，因此，正是通过科学技术活动及其文化样态，使人不仅在观念中而且在实践中从动物界超拔出来。科技文化既统摄着人的各种形下属性，又进一步丰富和提升着人的形上本性。
一、科技文化唤醒并培育人的主体性
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能动和创造的特性。人的主体性是人性中最集中地体现着人的本质的部分，人之成为人和人之成为主体，二者紧密关联。同时，人的主体性又是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特性和能力，只有凭借自己的主体性，人才能以自己的活动作用于自然界，实现自己应有的生活。这样看来，人的主体性就兼有形下和形上双重效应。其形下效应使人能以人的方式而生存，其形上效应则使人能按照人的需要和理想而发展。
人的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一个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逐渐生成并壮大的进程。马克思曾经把人的主体性的生成和发展归结为三种历史形态：自然发生的“人的依赖关系”，是人的主体性的最初存在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构成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1] 104。这三大形态虽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讲的，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始终是进步意义的革命力量，以科学技术为渗透性因素的生产力是决定人的存在状态和人的主体性的历史发展的根本。在这一进程中，科学技术既是人的主体性历史性积累的确证，又是不断催生和推动人的主体性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人的依赖性”阶段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初始期。在这个阶段中，人类生存能力总体上的低下使自然界的威力显得格外严峻而残酷，但既然生而为人，就总要在或深或浅的层次上变革自然物质的现成存在状态。由于人对自身需要的认识和对外部世界客观规律的认识都还处在模糊朦胧状态，因而这种变革自然物质的活动只能以盲目或半盲目的方式进行。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主要依赖禁忌、巫术、风俗、习惯、传统等得以维系，至多也只能达到日常经验的层次。这是一种非科学的或前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不发展意味着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人与自然关系的狭隘性又进一步决定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狭隘性。有限的自主活动条件使人只能被束缚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也基本上消融于自然—社会系统的自我修复、自然平衡之中。在这种生存背景下，作为人性重要内容的人的主体性尚处在蛰伏状态。随着在劳动实践活动中缓慢地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僵硬性和狭隘性开始逐渐消解，人也能够初步地凭借自身的主体能力积极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进程是自然界向人生成的过程，也是人不断向自然生成的过程。在由科学技术的中介所造成的环境的改变和人自身的改变的双向互动中，人的主体性终于被唤醒并确立下来。
“物的依赖性”阶段是人的主体性迅速成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近代科学技术的勃兴与人的主体性的张扬几乎同步，它们都肇始于文艺复兴。文艺复兴运动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自然的发现，一个是人的发现。“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2]。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在“拷问”自然、探索自然奥秘的同时，不无惊讶地认识到，原来自然的发现不过就是人自身的再发现，是人自身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的确证。与以往人类的认识成果相比，近代科学无论是搜集材料的形式还是整理材料的形式，都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明显特征，这表明科学理论对经验材料具有主动整合和构造的能力。科学理论实际上显示着人的精神的巨大创造性。这种创造性不是由客观对象赋予的，客观对象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上只起着刺激人的感官并形成感觉经验的作用，所以人类精神的创造性只能存在于主体方面。笛卡尔以自明性的“我思”，洛克以物体的“第二性质”拉开了人的主体性发展的序幕。而以经典力学为科学背景的康德哲学，一改过去“主体围绕对象旋转”的思维传统，确立了“对象围绕主体旋转”的思维中轴，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既是对于当时科学发展状况的哲学总结，也标志着人的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性弘扬。
但是，人的主体性的近代弘扬不是直线突进的，它始终受到社会关系的“纠缠”。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确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为人的主体性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使它陷入了“物的依赖性”的羁绊之中。人的主体性成了物的世界的增长的单纯手段，目的和手段之间关系的异化使人的主体性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反主体性效应。这种状况由于科学技术这一具有巨大认识和改造功能的变量的注入而愈发强烈。因此，人的主体性的合乎人性的复归呼唤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与发展。
未来的“自由个性”阶段是人的主体性获得全面、充分、彻底发展的时期。这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事业，以生产的普遍化和交往的普遍化为基础。生产的普遍化意味着凭借科学技术的充分发展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到真正解决，它是自然之谜的解答；交往的普遍化意味着通过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人与社会之间、个体与类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所代替，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奠基于这种双重解决和双重解答之上的人的主体性，才是真正自觉、自主、自控、自为的人的主体性，才使人在一定意义上最终脱离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到真正人的生存条件。恩格斯曾经这样描绘过科学技术和人的主体性协调发展的美好前景：“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受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一直作为异己的、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律而同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因而将听从人们的支配。……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3] 这是人的主体性的真正生成，也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二、科技文化促进并实现人的超越性
超越性是人所特有的行动。人面对着有限的在场的事物，却渴求把握到那些无穷无尽的、未出场的东西，在场的事物只是人实现自我超越的媒介和入口。人总是积极地向往和构建一个更加符合自身需要的理想，并用这个理想来规范已经获得的现实。意大利学者莫迪恩在谈到人的形而上学性时写道：“在人的活动中有一个持续的要求不断超出已经实现的结果的张力，也就是一个超越向前的冲动，一个指向最高水平的意志。——他永远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功，他觉得自己还未实现，似乎有什么东西从一开始就逼迫他不断地重新担起完善自己的任务。”[4] 一般认为，科学技术是现实化、世俗化的人类成就，它与人的自我超越无关。但是，如果突破狭隘的工具理性视角，就会发现，科学技术作为一种高层次的人类活动和高水平的活动成果，它不仅能够改善和便利人的现实生活，具有工具理性价值，而且是人的超越性的直接而鲜明的表现，具有使人作为人而存在的目的理性价值。
首先，知识形态的科学理论不断突破人的既有认识界限，创造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人类可能的认识极限。科学理论是人类探索自然、认识世界的成果，不同门类的科学理论是人类对于客观世界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认识，它们的历史性累积标志着人类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一定范围和一定层次，也划定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人的认识所达到的界限。这个界限是已知和未知的分水岭，但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科学理论内部曾经具有自洽性的部分之间矛盾的显现，随着与原有科学理论不相适应的新事实的逐渐增加，随着因新的认识工具的干预而导致的客观对象本性的更深入暴露，科学理论通过剔除谬误融化新知而具有了更大的普遍性和更强的解释力。这就超越了既有的认识界限，在最大的可能性范围内创造了人类在该历史时段上的认识极限。托马斯·库恩所描绘的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的交替就是科学理论不断超越界限达到极限，又以新的极限为界限而上升性发展的动态过程。科学家们寻根究底，追踪溯源，详尽观察，精确计算等等，都是在至广大又至细微的层面上推进和实现着这种超越性的生动体现。
其次，观念形态的科学精神不断突破狭隘的常识意识、“自我”意识、平庸意识，推动着人的自我超越。科学精神是在科学技术活动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它是科学技术活动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是其他人类活动的必要支柱。它集中地表现为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真精神，信仰理性并执着于程序可操作性的实证精神，批判现状自我扬弃的创造精神，公正开放涵纳歧见的宽容精神等。习惯性的常识视熟知为真知，将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当作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前提无批判地加以接受，这就容易陷入极大的误区甚至遮蔽了问题的实质。科学的求真精神使绝对性的权威和习惯性的常识都受到人类理性的普遍怀疑和细致甄别，它为常识设定合理的范围，并将常识中蕴涵的真理性颗粒提升到科学直至哲学的层面。“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圈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5]。科学的宽容精神要求人们以公正的尺度和开放的胸襟对待异议歧见，对待新人新说，甚至对待非理性、非科学，使狭隘的自我中心意识自觉地服从于追求真理真知的崇高目标，使“小我”融入“大我”，虔诚地踏上智慧之途。囿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人的现实生存状况极易陷入一种不确定、异化、不真实的境遇之中，于机械式的重复和平庸化的持存中获得没有任何深度的感官体验。而科学的创造精神始终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状况，它否弃现状之所是，通过不断地推陈出新使人获取源于创造性活动的真正的和至上的快乐与满足。这是对于平庸和沉沦的拯救，对于杰出和卓越的追求，是促使人自身的可能性更加充分、完整的现实化，是人的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
最后，文化形态的科学技术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能够成为支撑和抚慰人的终极关怀的重要维度。终极关怀是澄清人生的最终意义，使人领会安身立命之本。从文化学意义上看，科学技术所探究的对象是人类学的、人本学的自然界。它所把握到的自然界的合规律性和可理解性，以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与掌握性，就是对于人类本性的揭示和人类生存根基的澄明。它以确切的、可证实的知识为人类生存标立了公共性、可让度然而却并不减损其价值的支点，可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经由这一支点，科学技术文化可在两个向度上楔入人的终极关怀。其一是共时态的向度。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哲学文化反思，人及其心灵超出对象和自身的限制，趋向或达到某种普遍的实在或实体。在对这种普遍的实在或实体的体悟与领会中，人们会萌生出相似于“宇宙宗教情感”之类的丰富、敏锐的感性体验和理性遐思。沉浸并玩味这些感性体验和理性遐思，人会将自己把握成为一个自强与自守、自尊与自足的存在者。因为人是自然的立法者，又在根本上是自然之子。这是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是只有通过科技文化才能神遇的终极关怀。其二是历时态的向度。科学技术文化在一定时代虽然是非至上性的，它只能达到对客观世界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层次的认识，但是就可能性而言，就科学技术文化世世代代无限发展的延续性来看，它又是至上性的，能够达到对世界总体的绝对的、终极的认识和把握。这就是说，科技文化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一定会扬弃自身的片面性，将它在特定阶段上的局限性、负效应连同人们对它的种种疑惑、猜忌和不安统统抛在一边，使人类确立起对自身发展的耐心和对自身前景的信心。这是科学技术文化“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功能，也是只有立足于科学技术文化历史性发展才能达到的人类总体的终极关怀。
三、科学技术活动中真善美的统一是对人类自由的积极追求
自由是人的形上本性的核心和终极目标。人类的一切活动形式都是为了解决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努力通过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以实现人的自由。人的自由是真、善、美的统一，求真、求善、求美内在地统一于人类活动之中。科学技术作为一种体现人类智力最高成就和人类实践最大效应的高层次活动，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真、善、美三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体现并实现着对人类自由的积极追求。科学技术正是通过对作为真、善、美之统一的人类自由的追求而塑造、丰富了人的形上本性。
求真是科学研究的直接任务和技术过程的理论基础。真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质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是观念与实在的一致和符合。科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对世界作出正确的解释。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人们百折不挠地探索真知、追求真理。这是由于人的变革外部对象的实践活动，总是受到来自客观对象的规律的制约，要取得实践的成功，便必须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所以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结构特别地赋予了科学技术活动以求真的职能。这种求真是主体以客观的态度求得对于客体的明晰化的把握，形成基于人类生活的有效性的知识。它通过假说导引、实验模型、观点比较、学派论争等方式不断逼近客观真理，达到对世界本来面貌的认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不仅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而且使人们追求真理的能力和手段不断提高。相对分离地来看，若说科学重在求真，则技术重在用真。技术是科学的物化和延伸，其目的在于控制自然过程和创造人工过程。无论是控制自然过程还是创造人工过程，技术活动都必须以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为理论基础，要在这种真理性认识所揭示的本质和规律所规定的事物变化发展的可能性空间内选择改造对象，设计改造工艺，并时时反馈和规范改造过程。否则，技术活动就只能是偶然的、任意的、不可行的。当代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趋势更使求真与用真融为一体。
求善是科学技术活动的价值指向。善是人把自身的价值尺度观念地和实践地运用到对象上去，赋予实然对象以应然意义的活动。人的活动总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将人的内在的价值尺度贯注到对象之中，使外在的物的尺度发生某种变形以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以善又是符合人的需求、满足人的愿望而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科学研究固然有“为真理而真理”的认识根源，但归根结底它是以实践为归宿的。科学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其实不过是理性的一种“狡计”，主体认识必然的目的正是在于有效地利用必然为自己的需要服务。“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在于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1] 393。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必然要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它具有求善的本性和为善的基础。技术过程的本质是利用自然反对自然，它延长人的肢体，强化人的体能，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和有效性。这些实际上是对人的身内自然的节约和保护。康德说过：“在可以用较小气力取得如同用别的方式花更大气力所取得的同样效果的一切器械里，都必定是放进了技艺。”[6] 通过技术过程，人可以用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产出，从而使人有可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发展自己多方面的需要和能力。因此，科学技术活动无论对于人的个性的丰富还是对于人的族类的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科学技术活动中还包含着美的追求，体现了人对自身无限创造能力的向往。美在和谐，人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世界，在创造的对象世界中提高直观自身的主体能力和本质力量。这就使人与环境相互依存、协调共生，形成美的氛围；美在境界，美的规律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的统一，它的关注点不是物的功利性价值，而是物的审美价值。人通过对自身创造性活动及其产品的观照和欣赏，体验到人的无限创造能力，产生出对自身创造才能的积极的、肯定的情感，从而超越现实进入了理想境界。科学活动具有简单性、和谐性、统一性、奇异性、对称性、普遍性等美学准则。美的规律也可以启发人们发现真理，科学史上的某些重要发现就得益于求美的启发。如居里夫人认为科学研究中包含着至美，哥白尼用美学原则构造体系，“我们就发现在这样有秩序的安排下，宇宙里有一种奇妙的对称，轨道的大小与运动都有一定的谐和关系。这样的情形是用别的方法达不到的”[7]。技术活动具有实验美、工艺美、简单美、和谐美、过程美等美学构型。技术自产生之日起就与艺术鉴赏和审美欣赏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曾认为技术与艺术是相互包含的，在庄子的“庖丁解牛”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审美对于高妙技术的无限性补偿。现代技术应用更是极大地拓展了美的范围和形式，影响着艺术与审美的发展方向。
真、善、美三个维度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内在地统一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从不同方面体现着人的自由性。科技之真消除人对事物的盲然无知，把人从偶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理智自由；科技之善使人把自己的意愿贯注到对象之中，通过实践使实然对象发生应然变化，实现人的意志自由；科学之美则通过人在对象之镜中的自我观照和欣赏，使人进入和谐、愉悦的境界，实现着人的情感自由。科学技术活动中对真、善、美的追求使人不断超越感性的、盲目的、占有的形下生物属性，塑造和丰富理性的、理想的、属人的形上社会本性。科学技术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完善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人越来越远离动物界，越来越用形上本性改造和统摄形下本性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