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及其对刺激内需政策选择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需论文,其对论文,启示论文,理论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0)07-0013-04
一、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简介
消费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众多消费理论中，较有影响的凯恩斯理论认为：当前消费依赖于当前收入。在凯恩斯以后的数十年中，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一观点提出了疑问，认为人们在作消费决策时也会考虑到将来的收支情况。这类学说被称作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莫迪葛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与费里德曼的持久收入理论。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们总是偏好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储蓄是人们想为年老时消费作准备的愿望的结果。人们在短期内可以储蓄，也可以借钱消费（负储蓄）。储蓄为可支配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值。收入的来源通常有两个：工资收入和资产收入。消费必须在预算约束下进行。生命周期理论考虑的则是跨时预算约束，可简要表示如下：
预算约束保证消费计划可行，但哪一个可行计划被选择则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假定是，人们希望消费有平衡的变化。
图1给出了一个典型的个人收入与消费路径。这里假定25岁之前只有负储蓄，因为收入不高，但要保持一定的消费水平，所以只能依靠继承的遗产，或贷款完成学业、付房租等。25岁开始工作，随着经验与地位上升，工资也上升；同时，也可从积累的资产中获得收益。至退休之前平均收入达到最高。在这段时间内需付清25岁之前的借债，同时还要为退休后保持消费平衡而储蓄。而退休后收入减少，开始负储蓄。
在图1中，平衡的消费路径高低主要取决于愿意有多少遗产留给身后的子女。另一方面，每一个人都可能从父母那里继承遗产。
人们在年轻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未来的收入和支出流量，所以，上述生命周期消费计划往往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测基础上的。因而，预期收支将影响到消费计划。具体说来，人们如果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收入，就会往上调整即期消费水平，未来的消费路径也会得到调整。但可支配收入变化，消费将会变化多少，也就是边际消费倾向将怎样，持久收入理论认为，关键是看收入变化能持续多久，也就是说要看是临时变化，还是持久变化。
如果是持久变化，即人们可支配收入持久地增加，这时，消费路径一般将会被调整。也许人们起初未预期到这种变化，消费在起初未作调整，但接下来资产会增加，对于增加的资产，除非想全部作为遗产留给子女，否则消费将会增加，在通常情况下，对于持久增加的收入，其边际消费倾向MPC可接近于1。
如果是临时性的收入增加，且人们没有预期到，那么，从消费是平稳变化的角度看，消费就不会因此而提高很多。所以对于临时性的收入增加，MPC将小于1。
二、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越来越适用分析中国经济
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比凯恩斯消费理论更令人信服。人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或对周围人们的观察就可以发现，人们确实在为退休储蓄，因此生命周期理论是有根据的；人们在收入状况好时确实会为将来可能会遇到的不好年份做准备，因而持久收入理论也是有根据的。
在改革之前与改革初期，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是否适合中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计划体制下，社会消费基金几乎都是由计划安排的。这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家庭的支出状况。低廉的住房、劳保与公费医疗、退休保险，以及子女读书、就业等，都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通过补贴或社会福利提供给家庭的。所以，家庭消费主要取决于家庭工资收入，而这些收入通常对应着事先由计划安排好的消费品。当时个人的储蓄倾向很低，有一些储蓄一是为了结婚或预防不测，二是为了能购买高档商品与耐用消费品。还有一部分储蓄是被迫的，因为物资短缺。由于个人储蓄低，所以资产有限。再加上利率低，没有股票、债券市场，所以工资之外的收入就很低。因此，当时的家庭消费就主要依赖于当前收入。
改革以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的收入普遍增加。与此同时，国债、股票、基金和期货等资本市场迅猛发展。以上因素使得居民的资产持有形式多样化，工资之外的资产收入比重逐步增加。据统计（刘涛，1999），截止1997年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万多亿元。此外，城乡居民还拥有400多亿美元的外币存款、4000多亿元的各种债券、2500多亿元的股票，以及1000多亿元的内部职工股票。这给我国居民的消费跨时预算约束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加快了对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它的市场化和货币化程度越来越高。同时，我国也改革了原有的用工制度，至少在规章制度上使“铁饭碗”存在的可能性逐渐减弱。在此背景下，家庭的消费预算约束势必逐渐由单期演变成跨时期的。也就是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必然会越来越注意面向未来作消费决策。实际情况如何呢？据《劳动报》报道（《新民晚报》，2000/1/14），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近日在北京、天津、上海等6地对3900人进行了专项问卷调查，发现攒钱买房、存钱防老成为头等大事，医疗保健也形成一种消费，教育投资加大，见表1。
表1 中国社会事务调查所近日的调查结果
项目
结果
攒钱防老71%的被调查者把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作为奋斗目标
存钱防老年龄在25岁至40岁之间的被调查者中有72%的人为养老作了各种准备
医疗保健89%的被调查者表示必须积攒一定的存款以防意外
教育投资54%的家庭子女教育消费占全家总收入的30%以上
以上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消费的理性选择与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的描述更接近了。
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是否支持这一结论呢？图2描述的是我国社会商品月度零售额增长率（消除了季节变动趋势）走势情况。首先，这个指标的长期趋势线基本上是水平的。说明真实情况确实如面向未来的的消费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居民总是力图保持消费变化稳定。其次，近两年来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率（大致从第25月以来）并未出现异常波动，说明我国在这段时间内所采取的诸多刺激消费需求的措施并未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影响。由此可见，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所占的比重虽大，但在短期内却不易大幅度变动。这正是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所揭示的结论。
三、启动居民消费为何这么难
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认为，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主要依赖于收入的提高。如果人们的收入不能提高，特别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不佳，那么，即期消费水平就不会提高。我国居民消费启动困难，应当从这些方面寻找原因。
我国居民的预期现状如何呢？香港Grgy广告公司联手中国国际调研公司1998年初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800名市民所进行的随机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人对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忧心忡忡，58%的人表示他们在1998年要存入的钱比上一年多，过半数的人表示对未来没有太大的把握，78%的被调查者对房租和房价的快速上涨表示担忧。另一个调查也有同样的结果。一项对沈阳市居民所做的调查（陈彦，董涤泉，1999）显示，42%的被调查家庭对未来三年内家庭收入是否会增加表示茫然，32%的家庭认为收入将有所减少，以上两部分家庭合计74%；36%的家庭认为今后三年支出将有所增加，主要集中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
预期包括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两方面的内容。目前，我国在这两方面的情况不佳，对启动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
造成居民收入预期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公有制企业经营不景气。工薪阶层中的大部分人就业于国有或集体企业。这些企业中的相当一部分缺乏活力、经济效益较差。多年来，国家一直致力于国企改革，但国企亏损仍在继续，下岗人数在增加，广大普通工人势必为前景担忧。另外，我国将有望在近期内加入WTO。从原则上讲，加入WTO将有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但是也带来了挑战。我国国民经济中的许多行业长期以来是在政府的保护下生存和发展的，市场意识和竞争观念淡薄，竞争能力不高。加入世贸组织后，这些行业的经营环境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这可能会使广大工人对加入WTO后自己所面临的状况感到担忧。
预期支出增加也会对居民消费产生重要影响。长期生活在计划体制下的城镇职工，虽然名义收入很低，但是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几乎都由国家或企业包下来，生活较少后顾之忧。但是，政府近年来所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教育“产业化”、住房货币化、医疗社会化等，使居民的支出负担有很大的增加。在居民收入没有大幅度同步提高的背景下，这些支出往往是可观的，比如子女教育费用。上海市城调队最近的一项调查（文汇报，2000/1/15，郑蔚等）显示，上海家庭培养一名小学生的平均最低费用是8899.92元，中学6年的最低教育费用是15843.36元。以上数字不包括各种名目的赞助费和几乎每个学生都要支付给学校的点费、午餐费等费用。就平均赞助费而言，目前幼儿园的赞助费是2855元，小学为4803元，中学为6012元。上述调查还显示，相当部分上海家庭为子女购置了钢琴、电脑等，这些花费不薄；另外，中小学生参加各种业余学校和请家教的人数及费用呈上升趋势。以上12年教育中还包括9年的“义务教育”。如果孩子考入大学，家庭就面临着另一笔不菲的支出。现在大多数城镇家庭只有一个子女，无不舍得为子女教育投资。为了让子女受到较好的、哪怕是普通的教育，无数家庭不得不及早筹划，哪敢轻易动用为数不多的储备财富？
四、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对刺激内需政策选择的启示
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居民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对未来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来选择自己的即期消费行为，以使消费路径尽可能地保持平衡。因而，任何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果不能使人们的持久收入增加，或改善人们的收入预期，就不可能达到目的。这对于我国目前启动内需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关于刺激居民消费需求，面向未来的消费理论给我们的首要启示应是增加居民收入和改善人们的预期。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重视制度建设和改革，包括工资制度、住房、教育和保障制度的改革。只有从制度上加以保证，才能有效增强居民的安全感。
不过，制度建设往往不能在短期内完成，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要在短期内增加居民的持久收入，或改善人们对前景的预期，往往是很困难的。所以，短期内把启动内需的宝押在刺激居民消费需求上就未必合适。当然，这不是说消费不重要，而是考虑到我国经济属于发展中的经济，许多问题只有在经济适度增长中才能得到逐步解决，因此，当务之急是稳定局面，制止经济增长进一步下滑。
应当认识到，启动内需的首选政策应是刺激投资。事实上，凯恩斯早就讲过，虽然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可归结为现时消费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过是现时消费不足的派生现象，但是，由于消费倾向相对稳定，投资支出波动就成了短期总需求波动的主要原因。在居民消费变化的稳定性方面，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不谋而合。图3显示了我国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增长率波动的相对大小。该图所揭示的结果基本上印证了凯恩斯等人的上述观点。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图中的企业投资是指总投资减去政府预算内投资后的余额。
因此，要使经济尽快走出底谷，国家的宏观调控重点应放在激发投资热情上来，而不是想方设法地刺激居民消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投资主要指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
目前，在投资领域，好象只是政府唱独角戏，民间资本并未跟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在于我国经济生活中缺乏赢利机会，因为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是结构性需求不足，在许多领域仍存在着不少投资机会。所以，只要降低进入门槛，扩大民间资本的准入范围，取消对民间资本的歧视性待遇，逐利性的民间投资就能被激活。如此，才有望启动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