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化写作：分享世俗盛宴的文学神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宴论文,世俗论文,日常论文,神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文学中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写作现象却被文学批评显而易见的忽视了。这种显而易 见的写作现象就是日常化写作的流行与扩张。
日常化写作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倾向，它最触目的美学特征是以写实的方式，不厌其 烦地描述日常经验和日常琐事，日常生活已然成为文学叙事的主要对象和审美范畴，以 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便相应地成为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最时尚的审美趋向。
日常化写作的早期实践者反对文学的精英主义立场，意图以日常经验的庸常性来消解 和颠覆传统文学的精英身份和崇高原则，赋予文学一种平民主义的姿态和形象。90年代 初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精英文化的历史性溃退，为日常化写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成 长机遇，而“寻根文学”的无疾而终和“先锋文学”的一蹶不振，又使日常化写作的文 学史意义和艺术经验得到了超乎其上的夸大和彰显，仿佛是撞上了不期而至的好运，日 常化写作竟然担当起了当代文学叙事危机救赎者的重大角色。到了90年代中后期，日常 化写作踏着世俗化进程的文化节律，一路高歌乘势而进，逐渐壮大成为现时代中国普遍 流行的文学写作方式，不仅跨越了不同的文体和流派，而且还拥有来自消费社会和大众 传媒赋予的话语权力，其美学思想和叙事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着当代中国的文 学走向。对日常生活琐碎经验和庸常细节乐此不疲的书写和表达，已然构成了世纪嬗递 的文化语境中汗牛充栋的一大文学景观，成为文学视域中难以规避的当下经验。这样的 文学写作情状似乎表征着，在“历史终结”和全球化时代翩然来到的时日里，中国文学 关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审美想像，完全耗尽了她最后的理想精神与浪漫情怀，在现代化 实践越来越多地以商品物质形式进入寻常人家后，日常经验和物质诉求就直接成为文学 关于现代性想像的唯一表达方式和剩余兴趣。经历了艰苦卓绝长达百年的上下求索之后 ，文学好像终于明白了一个形而下的道理，现代性原来就是世俗性，亦就是用市场制度 的商品生产方式和开放自由的享乐消费方式，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和更新的日常物质需 求，给日常欲望制造一个无限繁衍和即时满足的物质环境和发展空间——从初期的新写 实小说到晚近的新生代小说，日常化写作通常讲述的主题就是这种看上去很深刻的道理 。因此，文学中的日常化写作本质上是对日常人生庸常经验和世俗诉求的书写，从新写 实的油盐酱醋吃喝拉撒过渡到新生代的喝酒泡妞寻欢作乐，它在对所谓“日常生活本真 状态”的平面化叙事中建构起了一种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文学神话。这种神话确定无疑地 认同世俗化原则，义无反顾地消解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以放逐理想荡除诗意反抗崇高 的修辞策略表达了文学皈依世俗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毫无疑问，日常化写作是文化 转型时期世俗化进程及其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在文学中的回应和反映，自然亦是文学顺应 时势改弦更张的美学转向。
日常化写作的缘起和演变
日常化写作的发端和演变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明显的阶段。
1986年至1993年是日常化写作产生和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日常化写作从 一种诗歌写作发展到风靡一时的新写实小说，它以解构主义的方式消解了经典现实主义 的典型化原则和宏大叙事观念，改变了文学对于现实生活的认知方式和叙事方法，逐步 拼贴起文学“描述日常生活”的美学理念和叙事法则，从而为日常化写作的实践出示了 明确的方向，提供了审美的依据。
日常化写作的最初源头来自诗歌领域。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推出 了《中国诗坛：1986年现代诗群大展》。参与这次大展的诗歌流派林林总总多达60余家 ，他们的诗歌宣言和写作主张虽然繁茂芜杂混乱不堪，但其中影响较大的几种流派都显 示了诗歌写作的平民意识和写作倾向，精英主义的诗歌立场及其文化身份遭到了空前的 质疑和揶揄，诗歌宣谕真理的美学理想和神圣崇高的情感原则备受攻讦和嘲讽。与此同 时，诗人的历史形象也被改造成日常状态中的平民形象，粗鄙化的口语涌入诗歌取代了 典雅的传统语言，种种支离破碎的日常经验和场景挤掉了优美的意象获得了理直气壮的 表达和呈现。“《他们》诗派”、“日常主义诗派”、“大学生诗派”以及“莽汉主义 ”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显示了诗歌写作的日常化倾向，其中于坚、韩东、尚仲敏等人的日 常化写作倾向是最具代表性的诗歌文本。
于坚的诗歌《我生活在人群中》，改写了诗人作为人民代言人的传统形象，对诗人的 平民身份给予了确定无疑的指认：“穿普通的衣裳/吃普通的米饭/爱着每一个日子/无 论它阴雨绵绵/无论它阳光灿烂。”
当诗人脱去神圣的外衣成为平民后，他对日常生活庸常状态的表达无疑就是天经地义 的了：“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把 钟拨到七点/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很多年 一个人靠着栏杆 认得不 少上海货”(于坚：《作品第五十二号》)。
日常生活数年如一日的平庸状态填满了诗歌的话语空间，诗歌写作本身自然也就没有 什么崇高的意义，不过就是一个世俗的日常行为而已。韩东的《写作》完全解构了“写 作”在历史上的经典文化涵义，使“写作”过程日常化，成为一种纯粹的日常状态：“ 晴朗的日子/我的窗外/有一个人爬到电线杆上/他一边干活/一边向房间里张望/我用微 笑回答他/然后埋下头来继续工作/这中间有两次我抬起头来/伸手去书架上摸索香烟/中 午以前，他一直在那儿/像只停在空中的小鸟/已经忘记了飞翔/等我终于写完最后一页/ 这只鸟儿已不知去向/原来的位置上甚至没有白云/一切空虚又甜美。”
80年代中期诗歌运动中的日常化写作，无论在实践抑或理论上都显得相当粗糙，还只 是文学日常化写作中呀呀学语的童年阶段，相当于雅克·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① (注：在雅克·拉康的理论中，“镜像阶段”是指儿童逐步能辨认出自己的身体在镜中 的形象，从而逐步获得自己身份的基本同一性这样一个经验过程。可参阅格罗夫斯著《 拉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版。)尽管如此，它所倡导的反崇高反神圣反英 雄的美学趣味和对日常事物的审美偏好，仍被后来的日常化写作一以贯之地承续下来， 并在小说领域得到了深广发展，极大地影响着90年代以后文学观照现实生活的认知方式 和描述方式。
1989年，在现代主义运动偃旗息鼓、先锋文学衰败低迷的文化语境中，日常化写作的 代表性流派“新写实小说”却以引人注目的“大联展”方式在文坛上独树一帜，它的低 调叙事契合了特定历史时期普遍的文化失望心理，以文学的审美方式释放了社会的现代 性焦虑情绪，因而赢得了一片颇为热烈的掌声，以至先锋作家群体中的多员大将，比如 余华、苏童、叶兆言等人也纷纷改弦更张前来加盟助阵。一时间，“寻根文学”之后中 国文坛最活跃的一批作家几乎被“新写实主义”尽收旗下，其声势和影响在当时的文学 界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说到底还是刘震云 的《一地鸡毛》、《单位》，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和《你以为你是谁》 ，方方的《风景》以及叶兆言的《艳歌》等小说。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以异常冷峻的笔触，不遗余力地展示了平庸琐碎的当代日常生 活情境。种种鸡毛式的日常琐事组成了主人公小林的全部生活内容：豆腐变馊、家庭口 角、孩子入托、排队抢购大白菜、拉蜂窝煤、送礼搞调动……诸如此类的琐事庸常而具 体，塞满了生命的每个角落，不容许人们心存妄念，诗歌和理想因而都是无事生非的瞎 扯淡。池莉的《烦恼人生》讲述了工人印家厚一天的日常生活，呈现出人在日常境遇中 的无限烦恼和沉重状态。印家厚从凌晨起床到深夜入睡的一天，充满了种种令人不堪的 烦恼：狭窄逼人的住房、拥挤不堪的公厕、争吵不休的公交车，还有分配不公的季度奖 金。除此之外，这一天的日常内容无非就是侍候儿子的起居、赶车渡船去厂里上班劳作 ，惦念着为长辈们筹办生日礼物、盼望着拿份奖金带老婆去吃一顿西餐……这些小说明 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是日常琐事造就了人生，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吃喝拉撒睡，唯有 物质需求才是生存最根本最实在的需求，任何浪漫的理想和精神的追求无一不是虚幻的 妄念，注定会被严峻的生活大墙撞得头破血流。新写实小说通常认为只要把一切神圣崇 高的观念和事物从写作中驱逐出去，文学就能够逼真地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和“纯 态事实”。这与消解神圣的日常化诗歌，在美学趣味和修辞策略上几乎是如出一辙。
新写实小说一夜之间享誉文坛的现象，无疑是日常化写作不期而遇的一次狂欢仪式， 它给日常化写作展示了一个非常诱人的市场前景，同时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和改善 了文学与社会、作品与读者之间日渐疏离的紧张关系。在向所谓“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 还原”过程中，文学重新获得了“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赞誉之辞。从此以后， 那种对于平庸琐碎的日常经验的“零度叙述”，那种对于吃喝拉撒日常细节的书写和表 达，那种消解日常生活诗意、任意废黜生存的精神维度的欲望化叙事法则，就堂而皇之 地成为文学关注现实生活、贴近平民大众的同义语和修辞学，并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文 学批评和大众媒体的理论辩护与伦理支持，其影响逐渐跨越新写实小说，扩张到90年代 众多派别的小说写作中，在“新市民小说”、“新体验小说”、“新生代小说”、“女 性主义小说”、“70年代作家小说”乃至“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中，都可以看到日常化 写作貌离神合的“克隆”版本，而直接承续新写实美学理念的新生代小说，则将日常化 写作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和演变阶段，也就是日常化写作的第二阶段。
1993年后，新写实小说在市场化体制的启动和推进实践中渐渐走向终结。新写实关注 计划体制中普通人的日常生存困境，在计划体制逐渐解体的改革进程中，新写实的搁浅 和衰落也自然就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以个人化写作姿态出场的新生代小说则越来越 多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重视。新生代小说承续了新写实小说观照和描述城市生活日常 琐事的叙事原则，一如既往地拒绝宏大叙事，而且更加彻底地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精神性 ，表现出一种热爱日常事物和厌恶精神生活的文学天性。所不同的只是，新写实更多地 描写“别人”(如工人、小市民、小公务员等)的日常生活境况，写作立场和叙述视角植 根于一种群体本位。而新生代的叙事策略更多地选择个体本位，通常是个体日常经验和 境遇的转喻性表达：日常生活中个人的吃喝玩乐、个人欲望的宣泄和释放、个人的无聊 状态和日常困境，比如，一次购买纽扣的无聊经历(《小羊皮纽扣》)，一件婚外堕胎的 日常事件(《堕胎记》)，两个女人购物然后泡吧的日常情景(《蝴蝶的尖叫》)，一个男 人修理热水器和一个女人寻找磁带的日常细节(《洗完澡睡觉》)，一次笔会中看上去可 能发生却未真正发生的艳遇。喝酒调情游玩之外，只剩一点柔软的感伤(《那个夏天艳 遇未遂》)，常常就是新生代作家情有独钟的写作对象和叙事要素。通过这种个人化的 日常化写作，新生代小说完成了关于市场时代消费社会的文化想像，并以个人化方式进 一步推动了日常化写作的发展，拓宽了日常化写作的叙事领域，使日常化写作不再只是 某个文学流派的叙事专利，而是演变成相当流行的叙事范式和写作倾向。特别是晚近出 道的“70年代作家”，他们与当代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如影随形同根相系，中国现当代史 上那些沉重的历史事件和社会革命对他们来说好像是异常遥远的传说，历史记忆的缺失 使他们对日常化写作的认同与习得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很乐于接受和实践这种看起来 轻便简捷的写作方式。正是他们的写作，把日常生活叙事推到了不厌其烦照单全收的极 致。日常生活中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学中就有与之相似的东西，文学几乎充当了 日常事物谦卑的秘书，被日常事物牵着鼻子忙不迭地的一路狂奔。如此一来，日常化写 作的扩展乃至泛滥就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90年代以后文学世俗化趋势愈演愈烈的精 神症候。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症候，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日常化写作的合法性问题， 以及它对于文学在21世纪的走向到底意味着什么?
日常生活：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
讨论和分析日常化写作，“日常生活”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审美范畴，它像横断大洋 的冰山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一个作为审美范畴的日常生活， 就不会有作为一种文学倾向的日常化写作。日常生活不仅是日常化写作的描述对象和叙 事动机，而且也是日常化写作全部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和重要基础，它为日常化写作提 供了最根本的合法性依据。
日常化写作之所以关注和强调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显然是缘于对宏大叙事传统的反拨 和背叛。20世纪下半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被想像和规定成另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 革命。既然是一场崇高的社会革命，它就无可避免地携带着某种与生俱来的超越性。这 种超越，首先就是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日常生活固有的卑微渺小的异质性不仅是现代化 任务矢志不渝的改造对象，而且也是文学中宏大叙事必须批判和超越的主要对象。在对 日常生活的改造、批评和超越的文学实践中，种种重大的事件和重要人物越来越多地压 制和遮蔽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最极端的文革时期，日常生活几乎被文学遗忘，从时代 的集体记忆中消失了。
当文学经历了现代化目标的历史挫折和宏大叙事的破碎之后，日常生活开始以另一种 截然不同的人文形象浮出历史地表进入了文学视域。日常化写作的倡导者最早意识到日 常生活的重要性，在对日常生活重要性的强调中，他们事实上把日常生活提升到了本体 论的地位上来，使日常生活成了“我们判断世界的标准，也成了我们赖以生存和进行生 存证明的标志。”②(注：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年第2期。) 因其如此，日常生活进入文学、成为文学的写作资源和描述对象，乃是文学的题中应有 之义。但至关重要的问题始终在于：“什么是日常生活”或者说“日常生活在哪里”? 这是日常化写作必须予以回答的首要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日常化写作的倡导者以经验 主义的方式给“日常生活”出示了一个相当著名的定义：它“原来就是复杂得千言万语 都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③(注：刘震云《磨损与丧失》、《中篇小说选刊》1991 年第2期。)这些“说不清的日常身边琐事”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世界，而“不是文学名 著中的那种生活”。④(注：池莉《写作的意义》，《文学评论》1994年第5期。)“日 常身边琐事”具体地说就是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 服、对付保姆弄孩子”。⑤(注：刘震云《一地鸡毛》，《新写实小说选》，浙江文艺 出版社，1993年版，P291。)毫无疑问，由日常身边琐事组成的日常生活，与一切崇高 的宏旨，诗意的象征，精神的家园、理想的爱情截然无关，所有附丽于日常生活之上的 精神价值都是传统文学故做高尚的愚妄之谈，都应当从日常生活中驱逐出去，荡涤得干 干净净。在一次访谈对话中，韩东对传统文学关于乡村生活的诗意描述作了反讽式的消 解：“现在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愿意把农村作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作为一种乌 托邦，那是对农村不了解……我觉得乡村生活对于我来讲，不是一个家园式的，不是一 个乌托邦，不是精神的家园、最后的归属，这些概念都和实际上的农村生活没有关系。 农村嘛就是空气比较新鲜，然后就是种的蔬菜，自己种自己吃，挺新鲜的，这个对身体 有点好处吧，没有所谓的什么力量的源泉。”⑥(注：汪继芳《断裂：世纪末的文学故 事》，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P210。)韩东在这里强调了“身体”也就是“物质 ”的重要性，并用空气和蔬菜对于“身体”的日常功用完全消解了乡村生活的诗意及其 精神性。在随后的另一次对话中，韩东指责文学中爱情主题的虚伪性，“它被作为一件 漂亮的衣裳用来遮掩人的羞愧”。因此，他在小说《障碍》中“故意不用‘做爱’这个 词，而是用了‘性交’、‘交媾’、‘交欢’等等”。⑦(注：林舟《韩东——清醒的 文学梦》，《生命的摆渡》，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P53。)另一个日常化写作的代表作 家池莉在她的名篇《不谈爱情》中也认为所谓爱情：“揭去层层轻纱，不就是性的饥渴 加上人工创作。”这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在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家庭矛盾后又重归于好， 实际上也是在暗示人们，日常生活中只有烦恼的婚姻，刻骨铭心惊天动地的爱情是根本 不存在的，不谈爱情就是因为日常生活世界压根就不存在爱情。当下的日常生活中真正 存在的东西只有“烦恼的人生”和“欲望的人生”，它“不允许一个人带着过多的幻想 色彩——那现实琐碎、浩繁、无边无际、差不多能淹没、消融一切”。⑧(注：池莉《 我写(烦恼人生)》，《小说选刊》1988年第2期。)所以，“你有过宏伟理想，可以原谅 ，但那是幼稚不成熟，不懂得事物的发展规律”，⑨(注：刘震云《一地鸡毛》，《新 写实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P291。)“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 越不了生活本身。⑩(注：池莉《我》，《花城》1997年第5期。)
我无须再援引日常化写作代表作家的种种言辞了，上述言论已经清楚地表达了日常化 写作的“日常生活观”。这种“日常生活观”看上去是反形而上学和反本质主义的，但 实际上它还是沿袭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日常生活”做了一种本质性规定：日常 生活只是物质化、平庸化和欲望化的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我们唯一的存在，是我们 可能拥有的真正世界和真实人生，而理想、崇高、诗意和爱情等精神价值纯粹是虚幻的 泡影，是传统文学编织假象掩饰生活本质状态的代码。唯有像刘震云《一地鸡毛》那样 的小说，才是接近“生活本质”的小说，王朔认为：“他把我们这种波澜壮阔的历史全 部庸俗化了，是不是不真实呢?我觉得更真实了。”(11)(注：王朔《我是王朔》国际出 版文化公司1992年版，P74。)因此，消解和颠覆精神价值的日常化写作，必须“回到事 物本身”，回到“现实生活的原生状态”。那么，文学写作怎样才能返回到事物本身的 “原生状态”呢?日常化写作者认为，经由一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文学就能如愿以偿 如期而至地“回到事物本身”，使被以往的文学，特别是被以崇高为旨归的宏大叙事所 遮蔽了的日常经验和事物自我显示出来，这就是著名的“零度叙事”。日常化写作的文 论家王干对此有一个经典的表述：“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诉说世界的原生 态。具体地说，就是作家把自己创作的情感降低到零度，以避免作家的主体情感和主体 意向的干扰，对生活进行纯粹的客观还原，以最大程度地接近生活的真实性。”(12)( 注：王干《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不言而喻，这 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写作主张。尽管如此，在日常化写作十多年来的大量实践中，这 种“零度叙事”仍然是最具代表性的叙事方法，几乎变成了日常化写作约定俗成的叙事 准则，无论是当初的新写实小说还是后来的新生代小说都不约而同地恪守和维护着这种 叙事准则。
冻结和悬置了写作主体的叙述情感，被宏大叙事和精神饰物“遮蔽”了的日常生活的 本真状态是否能够“还原”出来?抑或真正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大师胡塞尔以为用悬置 的括号方式能够让事物自己呈现自己。但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则认为在涉及到存在的问题 和面对事物时，现象学同时亦是释义学。人在面对事物时，事物不可能被置于“观看” 的视野之外，而在“看”中，人必然有一种在先的领会。海德格尔把这种在先的“领会 ”称为“先行具有的意图和信念”。(13)(注：参阅陈家琪《话语的真相》，上海人民 出版社，1998年版。)因而“看”和“面对”中已经有了“领会”，而将“领会”的东 西说出来实际上就成了一种解释。这也就是说，任何具体的人在把眼光投向日常生活时 ，展现在他眼前的只是他所看见的日常事物，而不是“日常生活本身”。事实上，日常 生活的所谓“原生态”，正是被日常化写作者“看”出来的，与其说是日常生活的原生 态，不如说是一种日常生活观，本质上亦是一种价值观。因其如此，日常化写作者才可 能强行取消日常生活的精神性，用一种形而上学的“减法”，削减掉日常生活的丰富性 和复杂性，解构了理想、诗意和爱情在日常生活中的必然性，把一种平庸琐碎的日常生 活解释乃至最后规定成为我们惟一存在的全部世界。文学如果疏离了他们规定的“日常 生活”，“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文学就不是“ 诚实的、谦卑的”，“写作就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没有任何真实的价值”。(14)(注 ：谢有顺《此时此地的写作》，《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4期。)那些更愿意关心理想、 道德和崇高的作家，在日常化写作者看来，乃是“虚化日常生活、漠视现实冲突的”作 家，是“免得经受将日常生活带入写作时那种精神折磨”的作家。(15)(注：谢有顺《 此时此地的写作》，《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4期。)“唯有韩东等人，开辟了一条新的 表达当下日常生活的话语道路”，而“那些渴望进入日常生活现场的新一代读者，在韩 东等人的小说中发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16)(注：谢有顺《此时此地的写作》，《 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4期。)
在这种喋喋不休地叙说“诚实”和“谦卑”的话语中，我们实在很难发现“诚实”和 “谦卑”的意思。相反的倒是，我们分明感受到“说话者”把一种自我诠释的“日常生 活观”，硬塞到了人们头上，而且还多少有些真理在我唯我独真的霸权意味。更重要的 还是，日常化写作的倡导者通过对经验主义、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拼贴杂糅，事实上确 已建构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现实环境想像 的结果，是一种想像性关系的自我表达。至于它与日常生活真实环境是否相符还是一个 相当吊诡的问题。比如说它最重要的思想特征是抽掉和解构日常生活的精神内涵，表达 了非理想非崇高非诗意非爱情乃至非英雄的文化态度，在这种立场和倾向支配下建构的 日常生活，到底是不是我们生存其中的那种日常生活?不厌其烦地书写吃喝拉撒与喝酒 泡妞的日常经验是真的回到了事物本身还是离事物更远了?丰饶多变与时俱进的日常生 活是否只剩下物质、身体和欲望，而绝无精神、灵魂和理想的存在踪迹?日常化写作的 倡导者不屑于此种追问和反思，反以不容置疑的态度把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想像关系强制 设定成一种“真理”，从而转换成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在为日常化写作进行辩护的同 时又意图动摇和瓦解文学对理想人生精神家园的憧憬与信念。日常化写作制造的这种“ 日常生活审美观”，它在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倾向事实上已经背离了它的写作初 衷，渐渐走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来是为了消解传统文学的本质主义规定及其意识形态 性质，但在消解对象的过程中，它也在日常事物上强行设置了一种本质性的规定，解码 的动机变成了编码的行为，旧神话的颠覆者僭越篡位变成了新神话的制造者。时至今日 ，日常化写作制造的“日常生活神话”在赋予日常生活以形式感时，也同时赋予了它不 容置疑的美学意义和话语霸权。
因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质疑和追问，又是谁赋予了日常生活神话如日中天的话语权 力呢?在日常生活神话扑朔迷离的背后发生作用的社会机制和文化逻辑又是什么?
日常生活神话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
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国家衰落的命运表明，文学的文本归根结底是一种历史语境 的作用和表达。文学割不断它的历史之根，文本也无法脱离语境而孤立存在。当代文学 中的“日常生活神话”显然不是文学一厢情愿自我想像的结果，它不过是世俗社会的日 常生活神话在文学中的投射和复制。因此仅仅从文学史的历时性维度分析作为一种对抗 性美学理念的日常生活神话，就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日常生活神话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话 语权力，只有把它放到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观照，才可能深刻地把 握和诠释日常生活神话的文化意蕴及其背后复杂的权力网络和结构关系。
90年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 已经证明：现代化进程同时也是世俗化进程，现代化与世俗化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事物。 而世俗化最本质的含义通常指向两个层面：首先是消解神圣性，就是对政治的、宗教的 、文化的神圣性统统进行祛魅；其次，世俗化肯定人的日常生活诉求，为大众与物质生 活相关的各种欲望、需求、消费和享乐提供合法化依据。在90年代，世俗化精神无疑就 是对大众社会的时代主导精神，“脱贫致富”便是这种世俗精神的实现目标和实践形式 。在这种世俗化背景的衬托下，“日常生活”一改过去卑微渺小的文化身份，昂首阔步 地跃上了历史前台。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不再遭遇伦理道德的谴责，相反，它是人们津 津乐道的日常经验和天经地义的生活诉求。
在世俗化进程中，日常生活不仅只是大众社会的图腾对象，而且还是权力结构和利益 关系的交汇点和敏感区。正是通过日常生活领域，国家权力和市场资本都从其中发现了 彼此的利益和各自的合法性：权力在其中找到了制订国家现代化发展政策的现实依据( 日常生活是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直接表达)和随之而来的权力秩序的合法性；资本则意 识到日常生活就是广阔的消费市场，是实现利润和资本再生产物质场所；如此一来，权 力的发展主义和资本的消费主义就在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达成了共识，协调了利益，并 且满足了大众社会对日常生活的物质诉求，从而就使“日常生活”获得了整合社会多边 利益的神奇功能，使“日常生活”不可阻挡地成为世俗时代的新神话。这样的历史情境 明确无疑地表明，“日常生活神话”是国家权力、市场资本和大众社会关于现代性的共 同诉求，是世俗化进程中文化想像的历史产物，它不但是权力与资本利益的公共桥梁， 而且又是大众社会的光荣和梦想，它因此也逻辑地成为市场时代和消费社会的主导神话 ，拥有了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霸权。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日常生活神话”最经典的文 本通常就是各种类型的广告文本。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能随机抽出一例广告文本略做 分析和辨识。
这是美国跨国资本安利公司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一个广告。安利公司在广告中宣称它的 经营理念是：“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卓越的产品，并为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努力。 ”广告还用“接触真诚，同享丰盛”八个字完成了安利公司企业形象的自我表述。文本 中的关键词无疑有三个：“品质卓越”(指涉商品)、“生活质量”(旨在提高)、“同享 丰盛”(展示一种与物质相关的现代日常生活方式)。把三个关键词串联起来理解，这则 广告文本所诉求的真实话义显然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人民只要购买和消费安利公司“品 质卓越”的品牌商品，就同发达国家的人民“共享”了“丰盛”的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从而提高了大众的“生活质量”。(17)(注：参见向荣《背景与空间：90年代中国文学 的文化语境》，《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这种话语不仅是资本操作的典型的消费主 义话语，它还同时传播了权力话语关于“经济全球化”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意向 与信息，是对权力话语的利用和仿制，反映出资本与权力相互利用的共谋关系及其意识 形态倾向。这个广告文本在对“生活质量”的陈述中，还强调了“日常生活神话”的一 个重要特征，即所谓生活质量的提高仅仅指涉人对商品质量(品质卓越)和数量(丰盛)的 占有程度，它与人的精神生活毫无内在关联。精神生活已被资本流放到日常生活领域之 外，渺然不知去向。
日常生活神话在广告文本中的反映和表达，意味着日常生活神话不纯粹只是一种思想 和信仰、它也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是一种生活与文化双重向度上展开的物质性实践。 如果说广告文本是日常生活的经典文本，那么，日常生活审美化便是这个神话在世俗社 会中展开活动的实践方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在这里主要是指将日常生活转化为艺术的 审美倾向。在世俗的消费社会中，艺术不再是独立的现实，它进入了社会生产和消费的 运作过程，因而一切事物，即使是日常事务乃至平庸的现实，都可以归于艺术的符号之 下，从而都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对此，波德莱尔有一个相当传神的比喻，他认为“花 花公子”就是现代人的典型形象，“他把自己的身体，把他的行为，把他的感觉与激情 ，他的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艺术的作品”，(18)(注：引自迈克·费瑟斯通《消费 文化与后现代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97。)以至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地方，都已 被现实的审美光晕所笼罩，艺术因此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事实上，我们当下置身其中 的日常景观几乎就是波德莱尔“花花公子”的当代版本，从饮食服饰、居室装修到休闲 旅游、卡拉OK甚至马桶便器，无所不至的审美目光已将它们统统尽收眼底，“在移情化 的自我想像中它们转瞬之间就变成了艺术作品”。(19)(注：生活与艺术的界限问题事 实上是一个至今未在理论上阐释清楚的前沿课题。自杜尚将男用便器变成艺术品《泉》 后，到沃霍尔用许多现成制品做成的艺术品，像著名的《坎贝尔汤罐头》，一直以来都 是西方艺术理论争论不休的事情，它甚至与“艺术的终结”问题捆在了一起。可参见阿 瑟·丹托写的《艺术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当审美意识不再局限于艺术，而是遍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审美意识的世俗化 趋势也就同时发生了。“审美”不再具有超越的精神向度，不再是超越世俗困境的理想 境界，它不过就是人们“包装”日常生活漂亮外观的感性凭据。因其如此，日常生活审 美化与审美意识世俗化便以双向扩张的运动形态，彰显出日常生活神话无所不至的话语 霸权及其重要的特征：1)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传统界限，拆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 化之间的历史分野，铲除艺术符号的等级制度，使审美从艺术的垄断中“解放”出来， 成为世俗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直观“镜像”和感性证明；2)消解审美的神圣化原则，强调 欲望的直接表达和即时体验，通过欲望的表达进入主客体消融和距离消失的虚幻状态， 欲望美学和快乐原则成为日常审美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
所以，当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一种普遍的审美意识和方式时，它必然会冲击文学艺术 的传统规范和审美认知范式，必然会对文学艺术提出一种历史诉求：它要求文学艺术直 截了当地再现当下的日常生活经验及其物化图景，要求文学表达欲望的美学并反映审美 愉悦的快乐原则，藉以获得它对日常经验的即时体验和充满奇观的自我想像。
可以肯定地说，当代文学中的日常化写作，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审 美意识化直接渗透和催化的文学产物，日常化写作的平面化和欲望化特征与后者消解神 圣化的欲望美学有着显而易见的“互文性”，表现出同构对应的文化逻辑关系。日常化 写作所依附的日常生活神话亦正是世俗的日常生活神话在文学中的呼应和表达，它的话 语霸权同样是来自世俗日常生活神话的赋予和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日常化写作纯粹只 是世俗日常生活神话的记录或反映。从双向对话的意义说，文学的日常化写作事实上参 与了构造世俗日常生活神话的社会文化实践，充当了日常生活神话文学代言人的显赫角 色，难怪它会逐渐成为消费时代最时尚和风行的文学写作：从《一地鸡毛》、《不谈爱 情》的《烦恼人生》开始，《闯入者》历经无数次《哭泣游戏》，迈过重重《欲望》的 《障碍》，进入了《抒情时代》，兴奋不已的《上海宝贝》们于是《尽情狂欢》，一路 高歌《我爱美元》，单是《你和我跳过一次舞》远远不够，还应当《像卫慧那样疯狂》 ，《玩的就是心跳》。这些日常化写作的代表性小说虽然修辞策略和表现方法不尽相同 ，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凸现了物质化、欲望化的日常经验和场景，烹饪和分享了日常生活 神话的世俗盛宴。文学在艺术地模仿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亦在艺术地模仿文学；文学是 日常生活亦步亦趋的复制品，日常生活又是文学形影相随的仿制品，彼此模仿相互复制 ，以至于文学与生活的界线看上去几乎消失殆尽。日常化写作就这样以取消立场牺牲文 学的慷慨方式成就了世俗日常生活神话的神奇魅力。
如此吊诡的文化情境同时也意味着，文学在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中仍然有能力对它产生 的社会文化条件做出能动的反应、而不是这些条件引起被动的反应。所以，当社会的物 质文化条件在市场化变革的实践过程中，由初期的贫困化阶段进入现在的小康化阶段后 ，“与时俱进”的日常化写作便告别了“烦恼人生”的沉重主题，踏上了“欲望人生” 的纵欲旅程，叙事的经典场景也不再是狭窄拥挤的小房间，而是欲望喧嚣的酒吧和灯红 酒绿的享乐场所，对生存的物质困境的表达逐渐让位给对生存的无聊欲望的表达，而自 始至终仍不改变的还是对生存的精神价值的怀疑与敌视，消解一切神圣性的世俗化原则 已然成为日常化写作万变不离其宗的审美法则。
结语：文学如何超越日常生活陷阱
日常化写作持续发展了十多个年头，至今仍未见其减弱之势。这个颇为吊诡的文学现 象无疑表征着，中国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确实已发生了重大的审美变化和转向——文学 的世俗化精神在历史之手的播弄下不仅完全浮出了地表，而且极有可能在文化转型的嬗 变时期跃升为文学写作的主导精神，影响乃至支配着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走向和文 化想像。与此同时，五·四文学以来的启蒙主义精神及其与之对应的宏大叙事，在世俗 化进程的浪漫拍打之下，被行色匆匆赶赴物质大餐的人们晾在一边，渐渐黯淡了往日的 风光，时至今日尚未找到既能摆脱困境又能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路。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文学精神的世俗化转向和目前正在成长中的市民社会，在很大程 度上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繁复纷呈变动不居的日常世界亦为日常化写 作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写作资源和深广的叙事空间，因此，日常化写作理应像人们期待的 那样拿出几部掷地有声的好作品来，以确凿无疑的艺术价值证明文学转向后呈现的另一 种可能性。然而，事实却让人们大失所望。迄今为止的日常化写作总体上仍然没有走出 物质主义的误区和阴影，他们唯一关心的日常事物还是躯体和与之相关的那些物质，而 不是心灵在日常状态中的真实存在；他们喋喋不休地描述日常经验表面上的真实细节， 却根本不去表达人在日常存在中那种复杂微妙不可名状的内在精神；他们讲述了大量无 关紧要的日常琐事，浪费了许多精力和技巧，去使那些平庸琐屑的、转瞬即逝的东西变 成貌似真实的、持久的东西；他们自始至终认定的真实东西就是日常生活每天都附着于 上的表皮经验，而不是剥去表皮经验后剩下的东西，他们认为表皮去掉后便没有什么东 西，却不知“没有什么东西”正是文学应该去发现和挖掘的东西；如此一来，充满物性 的日常生活与日常化写作之间的距离和界限，差不多就被取消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直截 了当地变成了彼此印证相互摹仿的镜像关系。日常生活里有些女人独居室内时喜欢脱光 衣服、要么揽镜顾影要么浴缸自娱，不少作家的日常化小说于是也不厌其烦地记录和复 制相同的日常细节，经验的类同几乎使文学不折不扣地变成了一部日常经验和欲望的复 印机；有的作家有“恋物癖”嗜好，她的日常化小说因此也成了名牌商品的“博览会” ，从卡布基诺咖啡、三得利汽水、ESPRIT毛衫、GUCCI西装到施特劳斯钢琴和TKPA布沙 发，琳琅满目使人目眩神迷，甚至在描述即兴而起的做爱时也还没有忘记脱下的内衣是 CK牌。看腻了这类只关心躯体的日常化小说，我们自然会提出种种疑问：这难道真的就 是我们置身其中的日常世界?日常生活难道真的只剩下身体和身体相关的物质东西?小说 难道非得如此去表现日常状态中瞬息即逝的平庸和无聊?当文学被日常的平庸无聊折磨 得疲惫不堪时，文学为何还要用平庸无聊去折磨人的日常存在?文学在关注日常事物时 ，它对日常事物的洞察力、想像力和概括力都跑到哪里去了?
可以肯定地说，物质主义的日常化写作在以匍匐的姿态逼近日常生活的表象并且心甘 情愿地认同日常生活平庸的法则时，日常生活不但没有激发起文学潜在而巨大的想像力 ，相反，日常生活事实上毫不留情地变成了文学难以跨越的叙事陷阱。它使文学叙事日 益陷落在日常经验琐碎无边的泥淖中，彻底丧失了文学超越日常状态的精神向度、价值 立场和批判态度，随之而来的便是文学正在失去对日常事物的想像力和洞察力，在无原 则的认同和妥协中，与卑琐无聊的日常事物勾肩搭背携手狂欢，文学变得越来越不像它 自己，既不能出示一种精神的力量，又无法让人寻找到真正需要的东西，亦即那种被日 常事物遮蔽着却被文学之光照亮和洞穿了的存在秘密。
文学无法拒绝和规避纷然庞杂的日常生活，但文学有责任赋予日常生活一种意义，一 种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的超越性意义。因此，文学应当以沉思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 而不是以沉湎的方式认同和迷恋日常生活，与浮光掠影支离破碎的日常事物勾肩搭背结 伴同行。文学只有在沉思时，才有可能洞悉到日常事物的隐秘本质，从而使思想之光穿 越日常事物纷繁迷离的表象，照亮日常存在的真实本相，以此表达文学超越日常世界的 精神向度和无与伦比的价值意义。沉思的方式意味着距离，一种既超越日常现实，又与 它保持着基本联系的距离。唯有距离的存在，才能保证文学的精神超越性，正像马尔库 塞反复强调的那样：“艺术只是在它使自己与我们可能面对的日常现实相区别和相分离 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超越性的。”(20)(注：马尔库塞《作为现实形式的艺术》《西方 文艺理论名著论编》(下)北大出版社1988年版，P724。)那种与日常事物互相呼应彼此 融入的日常化写作，以为消解了距离就如愿以偿地逼近了现实生活的原生形态，就如期 而至地进入了日常存在的真实王国，实在只是一厢情愿的南辕北辙，它在表象上无限近 似事物的存在时，却在本质上离事物的存在愈来愈远了，动机与效果、表象与本质在这 里不仅是矛盾的而且是背离的。布洛赫在一篇论述文学反映当代现实的文章里，早就揭 示过这种取消距离来反映现实的“背离”现象。他说：“不脱离时代而写作，并不等于 按生活本身写作。因为许多看上去倾听现实脉搏的人，只接触到一些表面的事情，而没 有感触到实际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作家描写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流行的见解，所以在 读者中造成他们写了时代小说的假象。它们也许能供人消遣，但一定是短命的。”(21) (注：布洛赫《论文学作品反映当代的问题》，《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北大出 版社1988年版，P726。)布洛赫的卓越识见对于中国现时代的日常化写作，仍然不失其 非凡的警醒意义。
那么，文学怎样才能获得一种距离，从而使文学超越日常生活的陷阱，最终拯救文学 面临的精神危机呢?
在我看来，文学只有重建一种与时俱进的、符合现时代人性健全发展的精神向度，才 可能给日常生活秩序出示一种超越性的创造意义。人因其有思想和精神，人才不仅存在 ，而且知道它的存在。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只有在精神生活中并通过精神追求， 人的自我存在的丰富性和价值性才能全部呈现出来。人如果不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人 便不会体验到生存的焦虑和空虚，不会有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沉重困惑，也不会有“烦 恼人生”的无奈以及“欲望人生”的痛苦，所以，人之为人所遭遇的生存境况最终也是 精神所遭遇的生存境况。人的精神和思想，不仅要保护他在日常生活中“活着”，而且 还要提供如此“活着”的生存理由和思想，在一个文化失范价值无序的物化时代，支离 破碎“一地鸡毛”的日常人生，不是不需要而是更加迫切地需要一种精神价值来解释和 支持生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至尊无上的高科技主义正像我们业已看到的那样，是不可 能提供这种精神价值的。而掌握话语霸权的现代大众传媒因其自身的精神贫困，亦不可 能给出一种深沉有力的精神价值，相反的可能倒是使现有的精神价值资源变得更加扑朔 迷离，更加令人无所适从。惟其如此，重建存在的精神向度，倾听灵魂在欲望挤压下发 出的隐秘而又复杂的种种声音，发现人们为摆脱生存困境而付出的真诚努力和救赎精神 ，并以批判的态度艺术地介入日常生活，就是文学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也是文学自我 拯救走出精神危机的安全通道。只要人类世界还确实存在着精神价值，超越性的追求就 仍然是人的一种生存体验和本质需求，文学就会拥有自己的独特的世界。而且随着经济 发展和现实物化程度的日益加剧，从而把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压迫到窒息的极至时，文学 作为抗拒物质侵略的精神力量其生命力也将日益强大，并可能成为人们诗意地栖居大地 的最后一个精神家园。
我们不会忘记，历史辩证法的深刻之处正在于：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成熟的大众社会 真正需要的文学，通常不是那种趴下来取悦于它的文学，相反，它最需要的文学恰好就 是那种站起来超越于它的文学。因为它只有在后一种文学中才会寻找到它在别处寻找不 到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真谛、存在的意义、诗意的居所和精神的家园。
所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应当是屹立于欲望之海的一座孤岛，那岛上永不熄灭的灯塔 ，将投射出无与伦比的精神之光，烛照着也吸引着饱经种种日常欲望摧残的疲惫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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