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读《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辩证唯物主义论文,新世纪论文,发展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已与广大读者见面了。此书是遵照李岚清副总理关于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提议，由教育部原社会科学司组织有关专家学者集体研讨、编撰而成的，张岱年教授任编委会主任，方克立教授任主编。该书作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教学参考用书，旨在通过将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使青年学生既能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同时又能受到爱国主义精神的陶冶，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笔者认为，这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相结合的努力，其意义超出了改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的直接目的，可以说代表了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方向。
中国传统哲学自“五四”以来，一直经受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批判：一是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批判，一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作为后者的代表的毛泽东强调，要认真总结、批判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态度。但在建国后的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片面性，相对忽略了历史文化遗产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普遍性和可继承性；有人甚至将中国传统文化等同于封建文化而加以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传统在新的条件下仍然面临着资产阶级西化思潮的挑战。现代新儒家则以“返本开新”即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为口号来回应上述“批判”，但理论上仍存在诸多内在矛盾，实际上并不成功。因此，中国哲学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存在着，这是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时代课题。不难看出，该书的编著者对此是具有明确的意识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哲学传统相结合的努力，既是对过去成功经验的自觉继承，也是对过去某些偏颇的自觉克服。
接受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完成了民主革命。“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马克思语）这里的“需要”既包括现实的需要也包括理论的需要，二者相互联系，理论需要建立在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而理论上的具体化、民族化则能更好地满足现实的需要。质言之，普遍性理论需要具体化，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需要民族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的成功；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层面的具体体现。这两个方面都来之不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80年的曲折发展历程表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学风，而教条主义则贻害无穷。教条主义不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脱离中国的现实，也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结合，绝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象牙塔中的纯学术问题，而是关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大问题。对此，该书的编著者也是十分清醒、十分自觉的。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有价值的哲学文化都是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哲学都不例外。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着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是可以与作为人类认识史之结晶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相通的，这是它的普遍性的一面；然而它又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的形式，是中国特色的，这是它的特殊性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它作为普遍真理还必须以特定民族哲学的特殊形式为中介，才能更好发挥其巨大的能量。在中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要与中国当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相联系，使之真正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梳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以中华民族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使从传统哲学中发掘抽取出的民族精华获得升华而汇入现代文明的浩浩长流。该书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所作的一次有意义的努力，尤其是在后一个方面所作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途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来阐释中国哲学，以发掘出其可能具有的普遍性、超越性的内涵，在这方面，张岱年、冯契等老一辈哲学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应当说仍然任重而道远；另一方面是用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来诠释、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性。这两个方面本质上是同一的，但确为缺一不可的两个向度。因此，《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一书对二者自觉的沟通就具有特别的价值。
该书的结构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从哲学基本问题开始，分别从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人生价值观几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内容作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细致梳理，然后以中国哲学特有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范畴、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真理。这是别开生面的，令人耳目一新。我们看到，在该书的每一章节中，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都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契相通的。然而，作者并没有作“古已有之”的简单化处理，而是具体深刻地指出了传统哲学的局限性之所在。
在该书的“导论”部分，编著者提出了中国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智慧之集大成，它绝不单纯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产物，而是人类哲学思想整体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其中理所当然地也包含了中国哲学的智慧成果；中国哲学中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自然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赖以形成的思想资源和历史文化基础之一。书中对此的阐述并未限于逻辑的推导，而是提出了若干实证材料加以印证。这些研究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与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是富有启发的，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全书最后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又落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上来，通过对二者结合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前景的评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能性，说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必须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联系，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该书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超越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民族虚无主义和现代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将中华民族文化纳入世界文明的轨道，对中国传统哲学给以实事求是的应有的定位，以沟通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展示了中国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方向。该书再次证明，哲学不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也是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人类文明犹如吞纳百川的大海，各民族独特的思想文化资源都是它的源头活水。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是以张岱年、方克立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古今中西问题的回答，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又主张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加以继承、发展，综合创造，推陈出新。这一文化主张现已逐渐为学术理论界普遍认同，而《中国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正是这一文化主张在哲学领域结出的一个重要成果。进而言之，本书所指示的方向可能比本书业已取得的学术成果更具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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