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经济学与全球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_凯恩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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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6)04-0005-013

1970年代以来，受国际环境变化与自身结构性问题等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出现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高企，财政负担过重、收支难以平衡、生产效率降低、结构调整缓慢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难以使经济摆脱困境，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始实施强调市场与自由竞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资本与劳动、整体与结构等关系，出台了一系列结构性改革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供给经济学和需求经济学基本理论

本文所述的供给经济学或需求经济学，都不是经济理论发展中普遍的表述，而是指把经济分析重点和经济政策侧重点放在供给侧或需求侧的经济理论。

(一)需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其观点

需求经济学是在对主张市场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它具有不同于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思维范式，主要理论及其观点包括：

1.古典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托马斯·马尔萨斯、让·西斯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在批评萨伊定律的过程中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概念及相应理论。马尔萨斯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1)需求决定供给。他认为，有效需求是能保证商品供给的自然和必要条件的需求。需求者为使所需商品能够不断足够供给而支付代价，需求是实现供给的条件，颠倒了萨伊定律中供给和需求的因果关系。(2)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马尔萨斯提到了两个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一是收入的“窖藏”，即存在不能转化为投资的过度储蓄；二是相对需求而言，消费不足。①不断扩大供给能力将面临消费不足的瓶颈，即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其原因在于劳动者有消费意愿但没有增加需求能力，资本家追求的不是消费，而是投资和利润。(3)货币价值储藏功能。货币不仅有交换媒介的功能，而且有价值储藏功能，因而可能存在滞留购买力的问题。(4)需求侧政策。马尔萨斯对消费不足提出了应对政策，如增加政府公共事业支出等。更有特色的是，马尔萨斯建议形成足够庞大的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包括地主、官吏、牧师等)，以消费掉多余的供给能力。

2.凯恩斯经济学。1930年代，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约翰·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7年)，凯恩斯继承了马尔萨斯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1)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均衡下的需求，有效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组成的，有效需求决定了社会就业水平，但这个就业水平不一定是充分就业水平。(2)凯恩斯不同意古典经济学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的观点，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不仅是消费不足，更是投资不足。投资取决于不确定的预期投资回报率与现行市场利息的比较，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利润下降的趋势下，形成了投资动力不足的趋势。(3)凯恩斯批判萨伊定律时指出，货币也是价值储藏手段，货币也影响实际经济生产和收入。因而，供给价值可以暂时“窖藏”起来，而不为需求所吸纳。②(4)工资也不能自动调整，实现充分就业水平。(5)凯恩斯从需求侧提出了政府干预市场、加大公共设施支出、提振投资、实现充分就业的政策主张。

3.需求侧的“三驾马车”增长理论。1950-1970年代，凯恩斯理论开始向长期充分就业和稳定增长方向拓展，发展出需求经济学中的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及其追随者构建了以需求侧管理为重点的需求经济学，把维持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3个方面，形成了“三驾马车”理论。“三驾马车”理论认为，可通过消费提高对消费品的需求。(1)政府扩大支出，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可以增加就业和克服经济危机。凯恩斯特别强调政府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举债支出虽然“浪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财富增加。(2)通过赋税政策，实行收入再分配。凯恩斯认为，收入分配不均会降低消费倾向。因为富裕的人只把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消费，而把大部分储蓄起来；而贫困的人会把新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因此，他主张用累进税和遗产税来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的幅度，这样便能提高消费倾向，扩大有效需求，形成以政府支出等需求侧调节为主的“需求管理”政策主张。

4.需求侧的其他经济学理论。除了上述需求经济学和理论之外，需求侧管理理论还包括：

(1)制度调节理论。制度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实现经济扩张的发展模式，需要3个制度基础：一是生产范式，即微观的生产运行模式(如分工模式)；二是积累体制，即保持供给和需求、保持消费和积累平衡的宏观资源和收入分配体制；三是调适机制，即为保证生产和积累比较平稳进行，对市场、经济、金融、社会、意识形态、行动媒介和国际秩序等制度进行调整的方式。只有合适的调适机制，才能形成生产范式和积累体制的默契，形成比较稳定的长期发展。

(2)“普遍经济”理论。乔治·巴塔耶是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普遍经济”理论思想认为，有生命力的经济吸纳的资源(供给)必然超过维持其生存所需要的资源；过剩的资源(储蓄)被用于经济增长(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在这部分用于增长吸纳的资源以外，还有剩余的资源必须不受经济利益目的约束而被耗费掉。巴塔耶把这部分资源称为被诅咒部分，并认为有经济利益的积聚总是有限度的(这是有限经济关注的)，因此耗费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社会不主动以奢侈、游戏、艺术、反常性行为等方式消耗掉这部分资源，就会以一种“灾难性的花费”(如战争)耗费掉这些资源。③可见，从供给和需求语言来看，有目的的需求相当于有效需求，相对经济的储蓄供给来说，有效需求不可完全耗费这些供给，经济或者社会的转型必须找到没有特定经济目标的耗费储蓄的途径，形成顺利耗费掉这部分储蓄的机制和环境，这是保证社会健康运行的基础。

(二)供给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及其观点

“二战”后，主张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经济学占了主导地位。持有自由市场立场的经济学家在强调自己理论和政策时，使用了供给经济学的称谓，并形成和发展了供给经济学理论。

1.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都可以归为供给经济学家。李嘉图直接阐明3个供给经济学观点：一是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只是在协调失败、计算失误和比例失调情况下的暂时现象，不可能是普遍和长期的，因此，排除了这是经济系统性和结构性问题的可能性。二是否认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具有普遍意义。李嘉图认为，普遍消费不足的可能性很小，马尔萨斯看到的消费不足只是消费结构改变情况下，部分消费领域短期不足，而长期中供给结构不会盯住短期消费结构，供给结构将市场的反映按消费结构做出相应的调整。三是随着资本积累，在投资与储蓄相等的情况下，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将趋于相互重叠混合。④这些观点维护了市场供给和需求自动实现均衡、充分就业和增长的调节机制。在李嘉图之后，持自由市场立场的理论是经济学主流。虽然1870年代以后，古典经济学经过主观价值理论的改造，供给和需求框架也经过彻底改造，但是，主流经济学中这些自由市场立场观点没有改变，并有进一步强化的倾向。

2.供给侧的“四要素”新增长理论。新古典主义的罗伯特·索罗(1969年)和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的保罗·罗默(1986年)、罗伯特·卢卡斯(1988年)⑤等对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研究。经济供给侧的总供给能力被归纳来源于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4种要素，这些要素分别被加总形成总量，纳入仿照微观生产函数，以前面两种或3种要素构造总量生产函数。⑥根据模型构造，增长理论对供给侧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个进行了讨论；而对技术(第4种要素)的讨论，采取两种例外的路径：一是把技术看作是上述模型中3种要素贡献之后的残余部分；二是在劳动力、资本或土地3种要素上，通过种种假设附加计算的技术含量(教育、培训、运用、改良等)。这样，就形成了供给经济学供给侧的“四要素”新增长理论。

3.供给侧的其他经济学理论。除了上述理论之外，供给侧经济思想的论述还包括：

(1)“增长的极限”理论。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是增长极限理论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提出，人口爆炸、粮食生产、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工业资金和环境污染等5个问题已成为世界发展的瓶颈；如果不改变增长模式，这些问题将呈指数方式恶化，世界经济增长将在2000-2100年之间停止。虽然《增长的极限》没有以供给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但报告提出的5个问题直接涉及供给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基本要素(人口、土地和能源等)的瓶颈问题。

(2)“供应学派”理论。美国和英国在1980年代出现的“供应学派”理论，虽然没有“四要素”理论的基础框架，但这个理论也提出供给侧的政策主张，而且其自由市场立场更加鲜明。供应学派理论和政策上主要代表人物是乔治·吉尔德和阿瑟·拉弗。吉尔德认为，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贫困与效率和公平联系在一起，凯恩斯等强调公平的经济思想，将重点放在了需求侧，供给侧成为派生的东西，颠倒了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拉弗提出“拉弗曲线”观点，即随着税率增加，税收数量在最初上升达到最大值后，将逐渐减少(因为税率上升，闲暇将替代更多的生产，而减少收入和税基)。

(3)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19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陆续开展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运动。在此背景下，东欧经济学家提出许多重要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比如亚诺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科尔内从供给侧视角提出，资本主义企业预算约束是硬的、有效的，形成了有效需求约束，从而导致普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要素和产品都是计划分配供给，企业预算和需求约束是软的、无效的，企业普遍存在产量冲动、囤积倾向和投资饥渴，因此，往往导致普遍的短缺或供给不足。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在面临资源约束时，采取应对措施是降低产出、强制性替代和改变产品结构，这又加剧了经济中的短缺。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

“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围绕战后重建，加快实施复兴计划，主要是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扩大投资、鼓励消费、刺激出口等一系列政策，使得经济获得较长期高速增长。但进入1970年代后，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线，世界主要国家相继陷入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以往的发展动力难以维系，经济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凸现。

(一)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1.经济增速逐步从中高速转为低速甚至负增长。1970年代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效应的减弱，宏观经济政策变成短期刺激政策，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长“走走停停”，普遍面临从中高速逐步下滑进入低速增长，甚至是负增长区间的停滞窘境。从美国看：1970-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每年增长3.8%，低于“战后”头20年。1981年7月—1982年11月，工业生产连续下降17个月，国民生产总值下降高达2.5%。从英国看：1974-1979年，英国GDP增速跌入负增长区间。从德国看：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逐步趋缓，经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创新活力日益消失。1990年代初期，德国经济增速仅为1.95%，是“二战”以来最低增速。从日本看：“石油危机”爆发以后，日本经济结束了持续20年的高增长，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由1950-1960年代的年均10%左右下降到1970-1980年代的年均5%左右，1990年代下降到年均接近0的水平。

图1 1949-1994年美国GDP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

图2 1949-1990年英国GDP实际增速(%)

资料来源：WIND

2.通货膨胀急速增加。197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的同时，又面临经济体商品和服务价格普遍上涨，通胀水平不断高企。以美国为例，1960年代末，美国CPI上涨速度开始加快，在1970年代急速上升，从1970年的38.8(以1982-1984年为100)上升到1980年的82.4。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接近14%，同时期短期利率达到了20%以上，这些都是美国历史上的最高值。

图3 1954-2000年日本GDP数额与增速(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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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60-1980年日本、美国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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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财政收支失衡

进入1970年代，受社会福利开支持续增加、国家机构人事费用膨胀、军事费用开支增长等因素影响，世界主要国家财政负担明显加重，财政收支逐步失衡。

1.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世界主要国家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以德国为例，除个别年份外，整个1970年代政府债务规模保持两位数的增速。1981年底，政府债务总额超过2400亿马克，相当于1982年全年的财政支出。1983年联邦政府预算中，国债利息支付达310亿马克，占预算总额的12.3%。

图5 1964-1990年美国联邦财政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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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收支失衡。1970年代，美、英、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均经历过贸易收支差额为负的阶段，尽管德国凭借自身制造业优势，始终保持贸易收支差额为正，但整个1970年代，贸易收支差额降低的态势极为明显。1978-1980年，德国的对外贸易连续滑落，国际社会对马克的信心开始下降，马克出现贬值趋势。

(三)结构调整迟缓导致生产效率下降

1970年代后，受产能过剩、税收负担过重等因素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的企业活力明显降低，科技创新动力明显不足，导致生产效率下滑。

1.产能严重过剩。197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的诸多行业先后发生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快速下降。从美国看。1980年代，美国的矿产、钢材、木材、皮革、汽车、家具等传统工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其中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在1982年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50%和52%，远远低于80%左右的正常水平区间。从日本看，受泡沫经济虚假繁荣的影响，大型生产线纷纷上马，迅速增加的设备投资虽然推动了“平成景气”，但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

2.税收负担过重致使企业活力降低。1970年代，由于税收负担过重引发的企业活力降低成为主要经济体的共同特性。以日本为例，1998年以前，日本法人税税率为37.5%，如果考虑到地方税和成本的因素，实际税率高达49.98%，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

3.劳动生产率增速下滑。以美国为例，1960年代中期—2005年，美国以小时产出表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走出了一条“U形”曲线。1975-1980年，美国制造业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整个企业界合在一起的年增长率仅为1.2%。该增长率数据低于“战后”大多数时期，也低于同期欧洲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对手的数据。

图6 1973-2000年英国、德国财政盈余(单位：百万英镑、百万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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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1972-1980年主要经济体贸易收支差额(单位：百万美元、百万英镑、千欧元、百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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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976-1990年美国制造业产能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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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1976-1990年日本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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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济社会矛盾和结构问题突出

“二战”后，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指导下，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随着需求管理政策效应的减弱，经济增长减速，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凸现，成为困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

1.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趋于加剧。在战后重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通过频繁的财政、金融政策甚至行政干预等手段帮助衰退地区，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去受援助地区投资建厂，希望实现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但这些区域政策实践表明，区域间经济差距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调整，甚至引发了很多问题和争议。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用于区域政策的开支从1962/1963年度的0.2亿英镑增加到1969/1970年度的3.24亿英镑，1970年代末达到了每年约10亿英镑。但令人失望地是，政府干预不仅没有实现受援区域的经济发展，反而造成南部繁荣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城市中心区环境恶化、治安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2.劳资关系紧张和利益集团矛盾突出。“二战”后，世界主要国家积极引入工会参与政策制定，发挥了工会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作用。但进入1970年代后，劳动力过高的要价和频繁的罢工阻碍了劳动力市场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资本的投入，并引起经济社会的混乱。

3.高福利制度使得财政压力沉重。凯恩斯的社会需求理论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按照凯恩斯主义观点，反危机的根本点是要采取各种措施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二战”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兴办公共事业、发展社会福利、提供社会救济，以刺激社会的消费倾向，增加社会的有效需求。但进入1970年代后，福利国家的弊端逐渐显现，扼制了福利创造者的积极性，降低了个人积累，助长了懒惰，削弱创新动力。同时，这造成较大的社会资源浪费，政府财政负担不堪重负。

三、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路径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系列问题，从1980年代开始，世界主要国家开始谋求新的国家经济管理方式，相继实施结构性改革。总体来看，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都逐步减少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推行以强调市场和自由的供给管理，实行“少一些政府，多一些市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

(一)世界主要经济体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信号

1.美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里根当选总统。美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萌芽于肯尼迪政府时代，兴盛于里根政府时代，延续于克林顿政府时代。1964年，肯尼迪政府就已采取减税的调控工具。1981年1月20日，里根就任美国第49届总统。2月18日，里根向国会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减免企业税以刺激工作、储蓄和投资；削减民用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增加国防支出；取消或放宽管理企业的法令规章，鼓励企业积极扩大经营和投资；紧缩货币供给量的增长以抑制通货膨胀。

2.英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撒切尔夫人当选首相。英国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明显的转折特性。“二战”后初期，为恢复英国经济，工党和保守党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上达成共识。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成为英国宏观经济管理方式的重要转折点，她彻底放弃“二战”后两党的共识政治，逐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每一个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虽然撒切尔夫人执政11年间，英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绩效有起有落，但不可否认经济比之前有明显的改善。其后的梅杰政府基本上是沿着撒切尔政府的政策轨道惯性前行。

3.德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科尔当选总理。德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端于1982年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总理，并延续至2005年社民党主席格哈德·施罗德卸任总理，前后跨度超过20年。1982年10月，基民盟主席赫尔穆特·科尔当选总理，其在《施政纲领》中宣称：“新政府的经济革新方向是：不要更多的国家干预，而要更多的市场经济；不要实行集体负担，而要让个人做出成绩；不要僵硬的结构，而要更多的灵活性，更多自身的主动性和加强竞争能力。”

4.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信号——1970年代《特安法》、1980年代行政财政改革、1990年代金融税制改革、21世纪初期“没有神圣地带的结构改革”。日本长期采取的是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模式。1980年代初期，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税收不足导致大量的财政赤字，日本开始推行行政财政改革。在1981-1983年的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上，日本政府提出通过增税重建财政、削减医疗费用，实现三大国企(国铁、电电公社、专卖公社)的民营化。1990年代，日本相继开展金融体制和税收体制改革。包括桥本龙太郎制定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增加消费税、降低所得税改革。2001年，小泉内阁开启“没有神圣地带的结构改革”，在竹中金融行政的强力推动下，都市银行合并为三大巨型银行，推进处理不良贷款问题，以及邮政民营化的尝试。

(二)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通过剖析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可以发现，主要经济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同时还伴随着实现政府权力有效运用、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的深层次目标。

1.经济目标——实现经济增长。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明确把实现经济增长放在优先地位，用紧缩货币供应量的办法来严格控制通胀放和解决失业问题。比如，美国里根政府在《1980年共和党纲领》中明确提出，首要政策目标是重振美国经济，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和充分就业。1985年，英国政府颁布《就业：国家的挑战》白皮书，明确宣布放弃“二战”后英国一直维持和追求的充分就业的传统目标。

2.行政目标——实现政府权力有效运用。198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国家在实施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均强调改变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强调放松管制，最大限度地完善市场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促进经济更好的增长。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在其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强化利用国家机器来保证资本主义的自由经营，以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政府干预经济的领域和放松管制是有选择的，并非所有领域都放松，但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促进和保障自由经济发展，最终实现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的有效平衡。

3.政治目标——维护政权稳定和统治秩序。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单纯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还有更深层次的政治目的，保持执政党政权稳定并维护统治秩序。无论是英国撒切尔夫人代表的保守党、美国里根代表的共和党、德国施罗德代表的社民党，作为在野党，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台执政，并保持政权稳定。通过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执政党进行打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执政党，往往贯彻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主张维护传统，保护财产私有制和现存的社会秩序，痛恨并害怕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将工人运动、工会视为可能带来变革的载体，予以坚决反对。

四、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主张

197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出台的所有经济制度政策，对凯恩斯主义有效需求管理进行反思与调整，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个人、资本与劳动、整体与结构等五大关系。

(一)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调整政府与市场二者的关系，重点是通过“强市场、换角色、缩范围、调对象”等方式，充分利用市场调节，建立更加灵活的市场，促进经济繁荣和增加就业。

1.扩大市场调节范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强化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将市场供求变化的信号及时传送到生产者和消费者，从而调节商品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使供求达到平衡。同时，注重从体制上保证和促进竞争的充分性、公平性和有效性，以正当的竞争来调动商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以物竞天择和优胜劣汰的法则迫使商品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

2.重新调整政府角色。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政府既扮演了传统的“冷静的仲裁人”的角色，更成为结构调整的积极引导者。一方面，对微观经济和社会生活，政府扮演好“冷静仲裁人”的角色，缩小政府调控范围，恢复市场机制，鼓励竞争，以便实现自由市场同自由的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的目标；另一方面，对整体改革，政府成为改革的积极引导者，通过强大、有效的政府，保证改革顺利推进，解脱对市场经济的束缚，维护市场秩序，使经济更有效率。

3.缩小政府干预范围。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缩小政府干预的范围，政府干预只能限定在补偿市场失败所产生的效率损失。比如，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明确提出，要把“国家的边界推回去”，建立一个自由企业经济。里根在美国总统就职演说中宣称：“在当前危机下，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其上任后，下决心要扭转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趋势。

4.调整政府干预对象。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还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调控的对象，政府干预往往局限在必要时间和必要空间。一方面只有当经济波动的幅度过大、衰退过深、仅仅依靠市场自身力量难以恢复时，政府才应慎重出手；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调控，但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要针对性强化。

(二)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减轻负担、放松管制、激发活力、鼓励创新”，重新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1.减轻企业负担。世界主要经济体采取综合性手段来减轻企业负担。直接方式就是通过减轻税负，为企业降低成本，并聚焦社会保障制度中支出最大、赤字压力不断上升的养老、医疗保险等重点领域，配套开展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降低企业的非直接工资成本，防止走回推高税率的传统路径。同时，积极采取降低开业门槛、鼓励开业、降低解雇保护等方式减轻企业的负担。积极增加对民用技术的投入，优先发展民营技术，加强政企合作，降低企业研发的成本，协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2.放松企业管制。世界主要经济体针对政府规制过于僵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取消对竞争部门和企业过时的规制和条款，减少政府对企业的限制措施，放宽政府对企业经营的各种限制，把一些属于自然垄断的部门和服务领域，重新纳入市场竞争轨道。资料显示，1977年美国政府实行管制的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17%，1988年这一比例降至6.6%，平均每年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放松政府对产业的管制。但应看到，放松管制不是回到自由放任，在一些领域放松管制的同时，在金融等领域针对性地加强了管制。

3.激发市场活力。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指导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替代关系意味着公共部门的增长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因此，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推进私有化，把私有化作为减少政府干预规模和范围的主要手段，改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改变人们对私人企业和创业活动的消极态度，培养公民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和价值观，实现经济和社会的重塑。

(三)重新调整政府与个人的关系

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调整政府与个人的关系，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责任，减轻国家过多、过重的角色。

1.重视产权保护。市场是建立在私人所有权基础上和追求自利的基础上，自利可以使全社会获益。争取在市场上获得个人好处的努力，有助于从整体上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重视财产权利作为激发供给侧活力的必备要件，把私有财产与市场机制联系在一起，作为市场交换的前提和基础，并把私人产权与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提出私人产权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

2.反对物质平等。就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来看，无论是撒切尔夫人政府还是里根政府，所颁布的各类政策举措，均赞成法律面前的平衡、政治平等以及机会平等，但极力反对和排斥物质上的平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部分处于有利地位的人会变得比较富裕，但是，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是无法使穷人富起来的。而且，追求结果的平等必然导致难以接受的压制和强迫。

3.削减社会福利。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战后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普遍认为社会福利导致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以及过分的集中主义。由于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在社会上滋生一种根深蒂固的依赖文化，破坏了家庭的纽带关系，腐蚀个人的责任感和创造力，并摧毁工作的道德规范。

(四)重新调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由于劳资关系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引发的社会关注程度不断提高。因此，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新调整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1.限定核心内容。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普遍反对任何干预经济自由的力量，具体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上，表现为反对政府介入谈判进程，认为谈判主体应当是劳资双方，谈判内容只应限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绝不允许染指政治，或以政治相要挟。

2.依赖法律手段。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并不倾向于介入集体谈判，政府对劳资关系的干预，越来越依赖于利用法律来调整劳资关系。依靠完善、严厉的立法约束个体行为，这成为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实行管理的重要理念。同时，政府通过劳资立法等强制手段，改变劳资双方的实力对比，进而间接影响劳资谈判结果，达到改变劳资关系的目的。

3.限制工会权力。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普遍将资本与劳动、雇主与雇员视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普遍认为工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扭曲”了劳动力的价格，使之高于市场水平，阻碍根据需求做出相应的调整，结果造成通货膨胀，并最终造成大规模失业。

(五)重新调整全局与结构的关系

就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来看，改革策略还包括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以及实体与虚拟的关系。

1.强调中央与地方权责的合理划分。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传统的区域政策进行反思，放弃了前期强调国家干预的区域政策手段，代之以鼓励和挖掘受援区域本地经济潜力，以实现受援区域自我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将区域发展政策从以前“区域政策对国家生产和就业增长有利”转变为“减少就业机会在区域上的不平衡”，并将权力与公共服务的责任在中央与地方、基层之间重新划分。

2.强调行政部门的公共服务效率。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放开公共部门的竞争，让私营和公营部门或公营部门之间开展竞争，提高了政府公共管理效率。与之相配套的是，采取以“结果为本”代替“以规则为本”的制度设计思路，充分挖掘全体公务员的潜力，提高政府绩效。

3.强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具体做法包括：增强央行的货币控制能力，保持物价稳定；通过阻止“脱媒”现象的发生和改善存款机构(特别是储蓄与贷款协会)的生存状况；放松金融管制和提倡自由化，注重建立高效率的金融体系和扩大存款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使小额储户更平等地享受市场利率，推动存款机构的利率市场化。

五、世界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评价

世界主要经济体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政策，扭转了经济发展缓慢的颓势，重塑经济结构优势，为其保持全球经济的领先地位提供坚实支撑。但同时，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于强调自由市场竞争，改革措施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四大成效”

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结构性改革，克服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弊端，实现了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关系逐步平衡。

1.宏观经济得到调整与改善。改革开始后，一般经过2—3年时间，在化解前期政策后续影响后，宏观经济逐步回暖，并能在中长期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同时，通货膨胀与失业情况也得到控制。以美国为代表，进入199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并创战后最长增长纪录，特别是进入1990年代下半期，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水平，这与1980年代美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经济取得了阶段性的复苏，特别是长期持续的产业技术政策，为日本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1990年代，日本经济增速又跌入低速增长区间，其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在过去的成功经验里故步自封，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是在表面上小修小改，并未实质性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导致经济和社会体制逐渐僵化，制度改革的新动力难以形成，导致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十年”。

图10 供给侧改革开展后10～20年经济表现

资料来源：WIND

通货膨胀得到明显抑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以市场与自由竞争的供给管理替代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目标以抑制通货膨胀取代充分就业，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核心目标，使长期困扰主要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1980年英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9.7%，而这一数据从1982年起降为7.7%，在整个1980年代中期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正面临平均12%的年通货膨胀率，以及高达20%的银行利率，而8年后里根卸任时，通货膨胀率降低到4.4%，银行利率降至10%以下。

失业率先升后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期，控制通货膨胀的目标要优先于充分就业，当失业上升时，政府不仅不再像过去那样扩大需求以降低失业，反而进一步限制需求的增长来遏制通货膨胀，这种政策在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推动改革初期的失业率增高。在产业表现上，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化解钢铁等产业衰退的影响，导致出现部分失业人口，而新兴产业还未能吸纳就业人口，导致失业率有所增加。但伴随着中长期改革效应逐步显现，新就业机会得到创造，失业率逐步降低。里根政府执政一年后，失业率进入下降通道，而撒切尔夫人政府开始执政时，失业率处于高位，但总体保持稳定，经过5年时间，逐步进入下降通道。

2.产业结构能级持续提升。世界主要经济体在开展结构性改革后，产业结构也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国际竞争力明显加强。以美国为例，1980年代，第一产业比重下降明显趋缓，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下降了0.5个和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下降速度较前几个10年明显增快，产业和就业比重分别下降了5.5和4.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继续以较大幅度增长，产值与就业比重分别上升6和4.9个百分点。主导产业逐步更替。经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逐步取代了钢铁、造船、化学等传统产业。

3.企业发展活力明显提升。198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展的税制改革，以及在资本利得、存货估价和折旧方法等方面实行的优惠让企业得到好处，企业生产成本明显降低，企业竞争地位明显改善。跨国并购数量大量增加。1980年代后期，跨国并购出现迅速发展的局面。至1990年，全世界的跨国并购达到前所未有的1600亿美元，约相当于1980年全世界企业并购(包括国内并购和跨国并购)183亿美元的8.7倍。巨型企业数量大量增加。据联合国统计，1976年，销售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最大跨国公司共有422家，美国占半数以上。1980年开始，全球跨国公司从1.1万家增加到1997年的近4.5万家，由此推动国际直接投资额大幅度攀升和国际直接投资总存量急速膨胀。高科技领军企业数量大量增加。以美国为例，微软、IBM等高科技企业在科学发展潜力、基础研究设施和大型研究经验等方面均拥有领军实力，还有众多高科技企业在微电子、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激光、宇航等重要领域保持着领先地位。中小企业数量大量增加。整个1980年代，世界主要经济体企业注册迅速增加。以英国为例，新型小企业的注册数量急剧上升，从每年15万增加到25万。

4.劳动与资本关系逐步稳定与成熟。劳资关系是主要经济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改革推动了劳资关系的实质性变化。工会权力得到有效削减。世界主要经济体改变了工会及工会会员的法律地位，工会的重要性也明显下降，工会逐步失去了自“二战”以来的绝大多数影响。以英国为例，1984年，无论是工会会员、罢工的次数还是罢工损失的工作日，都在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1980年代，主要经济体虽然发生不少罢工，但总的趋势是罢工次数不断减少，到1991年，罢工减少到630次，只有17.6万工人参加，损失工作日只有76.1万个。特别是1987-1991年期间，罢工数量比1980年代前期下降70%。工人工资提高。以英国为例，在1979-1989年，英国工人工资纯增加额达到21%，现金收入则增长更快，达到145%，而同期的消费价格指数仅增长103%。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生的“六大问题”

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结构性改革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负面问题也在逐步显露，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特征日益明显。

1.国际收支逆差扩大。国际收支的理想状态是收入与支出相抵，这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以美国为例，在结构性改革前，美国国际收支大体平衡——197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0.7%。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开始急剧恶化，到198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达到3.3%，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达到1600亿美元。鉴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严重恶化，与随之而来的美元外流导致贸易逆差扩大，美国政府唯有借助大规模的外国借贷，才能避免美元汇率大幅下滑。

图11 美国经常项目差额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WIND

2.国际贸易摩擦加大。19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成为重大外交问题，美国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利用金融紧缩政策，虽然成功抑制住了通货膨胀，但由于减税和军事费用支出的增长，财政赤字规模扩大，持续的高利息吸引了海外投资资金流向美国，美元需求增加，美元进入升值通道。而美元升值又使得贸易赤字扩大，形成一种连锁反应机制，出现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双赤字”现象。而此时，日本的对美贸易顺差就成为问题焦点，日本出口被看作是引起美国经常收支赤字的元凶。美国要求日本削减经常收支黑字，采取出口自愿限制，而且还批评由于日本存在各种进口壁垒，导致美国产品很难进入。

3.公共债务规模扩大。结构性改革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内非金融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公司企业、家庭)的债务同国民生产总值往往有一种相当稳定的关系，美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大体在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36—1.38倍之间摆动。但进入1980年代后，美国的公私债务负担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的增长，国内非金融总负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138%上升到1985年的169%，其中联邦政府债务的急剧增长是主要因素。1991-2002年，德国公共债务逐年上涨，增长了近1.1倍，达到12531.95亿欧元，2002年累计债务总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0.8%，逾越了增长公约规定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60%的比例上限。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上升到3.5%，超过欧元区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3%的纪律约束标准。

4.区域发展差距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结构性改革，对传统的区域政策进行反思，依靠市场力量原则取代国家干预成为解决区域问题的一种选择。它们放弃了前期强调国家干预的区域政策手段，代之以鼓励和挖掘受援区域本地经济潜力，以实现受援区域自我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在此背景下，区域发展差距明显拉大，1980年代中期，在撒切尔夫人政府去工业化政策的干预下，英格兰南部形成了繁荣的景象，但限制工业化导致采矿业、钢铁业、船运业以及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陷入严重萧条，英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停滞。

5.金融市场波动扩大。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就是金融管制的放松。随着金融管制的不断放松，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金融混业经营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张，各类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然而，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往往僵化和滞后，蓬勃发展的金融创新遇到僵硬不变的监管体制，监管体制与经营体制不相匹配，就会导致金融创新失去监控，引起风险的快速集聚，金融市场的波动加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1980年代美国逐渐放松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时对股票投资实施减税政策，巨额游资涌入美国股票市场，共同推动了1987年美国严重股灾的发生，进而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也是如此。

6.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二战”后，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差别有所缩小，劳动者和贫苦大众的生活条件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是改良主义政策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并利用财政信贷杠杆进行收入调节的结果。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开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大幅度消减所得税政策的实践显示，在鼓励市场经济与自由竞争的政策条件下，收入越高的阶层从税制改革中得到的好处越大，这导致贫富差距逐步拉大。有资料显示，1980年里根上任总统时，富人群体占美国人口的1%，其全部财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到了2006年，这1%的富人群体拥有了多达23%的国家财富。

①前一种有效需求不足，是更为现代的投资不足理论，直接否认了斯密关于储蓄等于投资的说法；后一种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不足，伴随出现的过度储蓄是跟随消费不足而产生的。

②许多研究者认为，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是一场误解，但凯恩斯对萨伊定律中的货币基础的批判是正确的。

③巴塔耶认为，中世纪的剩余财富被耗费给了上帝，对于人自己来说是无保留地向上帝献出劳动。资本主义摧毁了这个宗教的“神圣世界”，把非生产性的消耗交给了生产的人，交给了资产阶级。

④但是，李嘉图也承认一种特殊情况：工资上升(因地租上升)带来的利润率下降及其引起的资本竞争和投资需求不足(《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1章)。在这种情况下，他反对亚当·斯密的储蓄和投资相等的古典经济学立场(萨伊定律的另一表现)。因此，李嘉图反对的是马尔萨斯“消费不足”的观点，而消费不足是马尔萨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立足点。

⑤索罗《增长理论：一个说明》(1969年)，罗默《收益递增和长期增展》(1986年)和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1988年)。

⑥一般总量生产函数中只包括劳动力和资本两种要素。

⑦无效的预算约束表现为，(1)计划价格对企业没有约束作用，大多数企业可以变相提价，转嫁亏损；(2)税收制度是软的；(3)国家对企业的无偿拨款；(4)信贷制度是软的；(5)软条件的外部资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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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经济学与全球视角下的供给侧结构改革_凯恩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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