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姆《彩色面纱》中的中国想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姆论文,面纱论文,中国论文,彩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1)04-0047-07
英国小说家毛姆(W.Somerset Maugham)擅长以“异域”为背景，描述异域景观对外来者产生的情感与心理影响。发表于1925年的《彩色面纱》(The Painted Veil)以英殖民地香港为背景，讲述了一对英国夫妻的情感经历。容貌美丽的英国女子凯蒂(Kitty)为逃离伦敦社交圈浮华空虚的生活，嫁给了细菌学家费恩(Walter Fane)，婚后随丈夫来到香港。然而，她很快觉得殖民地社交圈的生活同样无聊，不久便与已婚男子、香港助理布政司查尔斯(Charles)产生了婚外恋情。当沃尔特发现他们的私通关系后并没有与她离婚，而是带她来到了香港附近的小城梅潭府。在这个瘟疫肆虐的偏僻小城里，沃尔特忙于救治病人，凯蒂除了偶尔在天主教修道院里帮忙照顾中国弃婴，大部分时候跟随助理专员韦丁顿四处闲逛，听这位在中国待了二十年的“中国通”讲述对中国的了解。最后沃尔特死于霍乱，凯蒂回到英国。
仅从故事梗概看，不难发现该作品实际上沿用了西方小说婚恋故事中的通奸母题。(Tanner：11—18)不过，不同于这类故事一波三折的情节特点，《彩色面纱》侧重描写人物对周围环境的观察，以及由此引发的意义联想或想象。作品在开端处向读者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如何在婚姻问题上铸成大错，此后很快改用人物视角，展示女主人公凯蒂在梅潭府的所见所闻。我们知道，“视角”通常指人们观察事物的特定角度。在小说叙事研究领域，理论家们根据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把视角分为内视角(也称“人物视角”)与外视角(也称“叙述者视角”)。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通常采用全知叙述模式，但是，全知叙述者在一些特定时候放弃无所不晓的上帝视角，采用故事人物有限角度对观察对象进行描述，强调人物对观察对象的认识。《彩色面纱》正是通过这种视角模式，展示了故事人物对异域的观察以及由此经历的认识过程。从文学展现的方式看，这种采用人物视角展现的异国形象，更加强调作品反映的异国不是现实的复制品，而是关于异国文化的想象。在一个象征意义上，通过人物视角描述的异国好比关于一个陌生文本的解读，代表了“阅读者”自身的想象或投射。而通过人物观察反映的意识变化，不仅表现了异域具有的多重意义，同时也反映了人物在认识变化中获得的异域体验。
神秘而恐怖的异域
一直默不作声的轿夫们开口说话了，其中一个对她说了一句什么，但她听不懂。她顺着他的手势望去，看到山坡上耸立着一座牌坊。……这座牌坊与众不同，在逐渐西沉的太阳面前显得比她之前看到的任何一座牌坊都眩目、美丽。但不知为什么，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它似乎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然而具体是什么她却说不上来。(Maugham，1987：88—89)①
这段文字出现在凯蒂前往梅潭府途中。代之以全知叙述者的全方位描述，叙述者从凯蒂的角度细写她对周围环境的陌生与好奇。否定句式中多处出现了用于限定观察者认知能力的词语，如“不懂”、“不知道”、“似乎具有”、“说不上来”、“隐隐约约”，这些词语不仅强调了凯蒂的外来者身份，同时也表现了她对文化象征意义的揣摩。梅潭府像是一个陌生的文本，令她难以破解其中的奥秘。在小说叙事领域，研究者们通常认为，持续采用人物有限视角有助于读者认同视角人物，从而倾向于接受故事人物的认识立场。《彩色面纱》强调凯蒂跟随丈夫来到殖民地的外来者身份，同时通过她的视角描写异域景观意义的不可穿透性质，这一叙事策略无疑加强了横亘在凯蒂与异域之间的文化疆界，使得异域及其意义成为一个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异己形象。这一特点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显得愈加明显。小说五次描述她坐在窗口观望小镇景象，不妨选取一段细读：
房子坐落在陡峭的半山腰上，她从窗户望出去看到一条小河，还有河对岸的城镇。此刻刚刚破晓，河面上浮起了一层白雾，笼罩着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像扁豆粒的小舢板。这些小舢板足有好几百条，在鬼魅般的光影中显得沉寂而神秘。这个景象让人觉得它们似乎不是安然停泊在河面上，而是受到某种陌生而可怕的力量的控制才会如此沉寂不动。(95)
这段文字表述了凯蒂从住所眺望梅潭府。全知叙述者放弃原本可以“俯瞰”一切的全景描写法，采用凯蒂的视角，凸现了景物在她心中产生的陌生感。异域的景观不仅神秘，而且恐怖：小河、白雾、小舢板处在在“鬼魅般的光影中”；河面上白雾缭绕，几百条小舢板像扁豆一样挤在一起，像是“受到某种陌生而可怕的力量的控制”。很明显，异域的神秘感不是谢阁兰(Victor Segalen)笔下令人鼓舞的“异国情调”，(孟华：228)而是一个令外来者心生恐怖的妖魔之地。与此相伴，叙述者概述梅潭府发生的瘟疫，并由此强调这种恐怖并不全是人物的想象：死亡随处发生，人们“像苍蝇一样一群群地死亡”，所到之处总能听到哭喊声，看到“衣衫褴褛的苦力们抬着棺材”匆忙走过。所有这一切使得凯蒂感到整个城市“像魔鬼一样，高高矗立在河对岸”。当她来到梅潭府城中心时，这种负面形象并没有因为距离缩小而变弱，而是成为一种现实呈现在她眼前：街道狭窄、混乱，角落里堆满垃圾，臭气熏天，不时听到哭喊声。隔岸眺望时的想象加上置身其中的真切感使她感到整个城市毫无历史，仿佛“被魔棒一点，突然从无到有而生”。毫无疑问，梅潭府在凯蒂眼中是一个东方的黑暗中心。通过将视角切换到全知叙述模式，小说强调了凯蒂眼中的这一形象：
在梦中，她好像又坐在轿子里，……她来到了城里……人们熙熙攘攘，好奇地打量着她。街道狭窄而曲折，店铺里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后来她来到一座牌坊前，美妙的轮廓突然有了魔鬼般的活力，突然张开手臂狂舞起来，像印度教里的神。……身后突然传来一声粗哑的喊叫声，身着破旧蓝布衣衫的一群苦力抬着一具棺材，无声无息匆匆而过。(94—95)
在这段描述中，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摆卖稀奇古怪玩意儿的街市让人联想到阿拉伯国家的集市，突然张开手臂狂舞的神像显然指向印度，而抬着棺材的苦力当然指向凯蒂置身其中的中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分别属于不同地域和国家的文化同时出现在凯蒂的梦境中，反映了人物将这些异域视为对立于西方的“黑暗东方”。我们从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人物视角展示的异域突出强化了一个整体的负面形象。不过，这个以肮脏、混乱、落后作为主要印象的形象实际上早已有之。依照我国一位学者的观点，自欧洲启蒙运动之后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负面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了高潮，专制的、停滞的、野蛮的中华帝国成为三种形象类型；与此相应，作为一个非西方形象，它与印度、东南亚各国一起被描述为一个东方的“黑暗中心”，成为一种服务于西方殖民扩张的意识形态。(周宁：9)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关于中国形象的负面描写，延续了历史上关于停滞落后之形象描述话语。肮脏混乱、瘟疫肆虐的梅潭府无疑成了一个象征符号，强化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套话叙事。从人物的角度看，毛姆笔下的中国的确依然是一个等待西方启蒙之光照亮的“黑暗中心”，是拒绝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封闭之地。(Holden：64—65)
然而这个形象仅仅是小说展示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凯蒂后期的观察与想象与前期存在很大差异。请看以下一段描述：
山上遍布着整齐的稻田，竹林间蛰居着一些农舍，显得安逸而温馨。……穿过破旧失修的村落，走过热闹的小城；这景象像是在弥撒书里看到过，古城周围都有围墙围着。初秋的阳光十分宜人，朦胧的晨光洒在整齐的稻田上，给人恍如仙境的感觉。……凯蒂尽情地享受着这幸福感。(201—02)
这段描述出现在凯蒂即将离开梅潭府之前。与初来乍到时的不良感觉大相径庭，凯蒂此刻看到的梅潭府沐浴在一片田园风光中。稻田、农舍、竹林、阳光，一切犹如仙境一样宁静怡人；古城墙围绕的小城让她联想到弥撒书里的基督之城，因此，叙述者用beatitude形容凯蒂感受到的喜悦。带着这种眼光，凯蒂看到了一幅淳朴宁静的田园景象：扛着沉重包袱的苦力慢悠悠地走着，几个赶集的农民穿着蓝布褂子、头戴宽大帽子，十分悠闲。需要注意的是，叙述者此时并没有告知霍乱已经得到控制，也没有任何文本事实显示梅潭府混乱肮脏的城市景观得到了改观，而是将人物聚焦对象转向农业场景，以示人物意识的改变。然而正如凯蒂自己所说，她在梅潭府经历的一切仅仅发生在几个星期内，但是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不一样了。这里所说的不一样，显然不是指环境本身的变化，而是指观察者认识层面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引发这种认识变化的动因不是外来者与土著人的交流，而是自己的一位同胞、英国驻梅潭府的官员韦丁顿。
重新制作现实
凯蒂到达梅潭府的当天，就认识了这位在梅潭府任英国海关专员助理的同胞。不同于作品展示凯蒂负面观察时采用的人物视角，小说在描述韦丁顿对异文化的理解时，改用全知叙述模式，使得关于这一人物的描述产生了较大的可靠性。叙述者告诉读者，韦丁顿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年，会说流利的中文；他在多处英殖民地担任过官职，说话坦率，生动有趣。这些特点让凯蒂怀疑他是否与“中国人一样，把欧洲人看作野蛮人，觉得欧洲人的生活愚蠢至极”。(103)果不其然，韦丁顿告诉凯蒂，“我不信天主教。我把自己看成是英国国教的信徒。英格兰国教，就是什么也不信的委婉提法。”对于嬷嬷们在殖民地的传教活动，韦丁顿认为“她们可能被骗了，全是傻瓜”。除了这些抨击基督教的言论，韦丁顿直陈殖民者慈善行为的虚伪本质。他说，沃尔特不是因为同情濒临死亡的中国人才来到梅潭府，也不是因为对科学的热爱。种种言论表明，韦丁顿并不认同凯蒂的立场。然而，这并不表明韦丁顿站到了凯蒂的对立面同情梅潭府人民遭受的所有苦难。在他看来，“生活的意义似乎就在玩世不恭。……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充满了诡异、怪诞、荒唐”，唯有中国的“道”才是“万物的避难所”。也就是说，在韦丁顿眼里，梅潭府的瘟疫、死亡、肮脏混乱是世界的缩影，而“道”家思想提倡的无欲、无为、顺应则是一种值得学习的东方智慧。实际上，这也是韦丁顿一直试图引导她看到的梅潭府的意义。当凯蒂问他，“周围每天有那么多人死去，而你为什么还说说笑笑，喝着威士忌？”他笑而不答，以沉默作为一种不可言说的智慧提示凯蒂自己寻找答案。然而，在凯蒂眼里，这位同胞像是一位东方智慧的引导者。当她得知韦丁顿的情人是一位满洲贵族的后裔时，心中顿时产生了关于东方智慧的无限想象：她深信，满洲女子“象征着某种事物，隐隐约约、持续不断地召唤着她，使得她对一个神奇的精神国度充满向往”；无论如何，她觉得“这位长着猴子脸的秃头男子”不可能让一位异族女子产生激情，事实可能是韦丁顿被对方所迷。
这位女子脸上涂着脂粉、斜睨着眼，神态淡定，深不可测；她不是真实的，像一幅画，倒是有一种优雅，让凯蒂觉得相形见绌。自从命运将她抛在这里以后，她对中国的一切一概鄙视。此刻她心中隐约浮现一种遥远而神秘的感觉。(166—67)
倘若从人物形象看，“这位女子脸上涂着脂粉、斜睨着眼”——这一形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西方小说家关于中国女子容貌的套话。如斯通(Grace Zaring Stone)的《袁将军的苦茶》，通过主人公视角多次描述袁将军的小妾涂脂抹粉，像个玩偶或儿童，使读者联想到中国女性缺乏主体意识的一个普遍特征。不过，这个缺乏内在特性的“东方”恰好符合凯蒂的期待和想象。“遥远而神秘的感觉”与眼前真实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切割了，东方成为观察者的心理投射。异族女子淡定的神态以及不可捉摸的表象，让她感到“相形见绌”；尤其重要的是，像画一样的不真实感使她感到自己经历的一切痛苦变得同样不真实。通过一个被想象虚化了的审美对象，凯蒂将先前看到的梅潭府幻化为一个遥远的过去东方，与现代西方的信仰与理想形成对立：
此刻她心里突然浮现一种遥远、神秘的感觉。这就是东方，古老、神秘、难以看透。从这个体态优雅的尤物身上，她仿佛看到了东方的信仰和理想。与之相比，西方人的信仰与理想就显得粗陋野蛮了。这里的人们过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与她分属于两个世界。(166)
这段文字中出现了大量描述感官印象的形容词，如，遥远、神秘、古老、玄异、深邃。叙述者采用人物视角不假思索地将这些词的指涉对象引向“东方”以及“东方的理想和信仰”，并且以这个抽象模糊的概念为参照，反思西方理想和信仰，发现了其粗陋与野蛮。正是这种创造性的想象，使得梅潭府的景观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站在山上，眺望着山脚下的风景。早晨明丽、透亮的阳光洒在辽阔的原野上，令人心旷神怡。极目远望，只见整整齐齐的稻田向前铺展，一望无际。稻田里一个个身着蓝布衣的农民正手握镰刀辛勤劳动。真是一派平和而幸福的场景。(190)
这段文字出现在凯蒂即将离开梅潭府之前，她跟随韦丁顿来到山上，再次眺望梅潭府风景。辽阔的原野、明媚的晨光、整齐的稻田、辛勤劳动的农民，这些描述以一个审美的形象代表了作者对前工业时代的深情回望。有学者指出，毛姆作品中对中国农村田园风光的描述，显示他有意将20世纪初的中国看作前工业社会，以此批判欧洲现代文明。(Holden：65)倘若以真实性作为评判依据，这种描述显然与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不符。1919年，当毛姆来到中国时，中国依然处于殖民压迫、军阀混战的苦难之中。不过，真实的、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不是毛姆观察的对象。与韦丁顿一样，毛姆只是将现实的景象幻化为审美想象中的一个田园乐土。例如，在他的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沿着铺了石条的台阶上山大约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只见路旁长着松树，你能瞥见阳光下熠熠闪光的宽阔河流，两岸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景色令人感到赏心悦目。轿夫们迈着大步，背上的汗珠亮闪闪的。”(Maugham，1977：95)即便是那些苦力也别有风采：他们“穿着破旧的蓝布衫”，走在稻田狭窄的田埂上，“与周围的景色十分相称”。(Maugham，1977：77)不过，这种审美化的中国印象正是毛姆创作小说的一个重要动机。他在《在中国屏风上》的序言中明确表示，要把自己在中国看到的印象作为“素材写入小说”，向读者展现自己“看到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一幅真实而生动的图画”，以帮助他们“想象中国”。(毛姆，2006：2—3)这就等于告诉读者，小说展示的印象是想象的中国。从上面一段文字展现的田园风光来看，毛姆强调的想象之中国，实际上是将一直存在于西方文化想象中的田园乌托邦投射到20世纪初尚未走上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现实之上。
众所周知，自维吉尔的《牧歌》之后，田园乡村一直是西方文学歌咏纯朴生活的一个象征，并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成为一种“退隐话语”(discourse of retreat)，即关于田园的想象是“一种描述语言，用于想象、构建与现实世界构成对立的另一个世界”，使得展现在眼前的另一个世界在气候、景象、风貌等方面与“我们现在”截然不同。(Gifford：45)也就是说，描述田园淳朴景象的话语，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退隐姿态。需要指出的是，体现在毛姆笔下的田园景象及其象征层面的退隐姿态，是以20世纪初殖民统治下贫困落后的中国作为想象的对应物。换言之，想象所指的对象既非欧洲历史上的过去，也不是展望未来的乌托邦，而是对立于20世纪初西方现实的中国现实。说得更直一些，毛姆把20世纪初贫困落后的中国现实，想象成了与战后欧洲技术文明形成对立的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展现。不同于前期凯蒂眼光中那个落后的形象，韦丁顿看到的是一个宁静淳朴的古代中国。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将田园美景与混乱肮脏并置，同时强调人们宁静祥和的生活态度，揭示了古代智慧的现代意义。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韦丁顿关于道家思想的阐述上：
道就是路和走路的人。它是一条世间万物都行走于上的永恒之路。但它不是被万物创造出来的，它本身就是道。道是万物，同时又虚无一物。万物由道而生，依照道成长，最后归于道。它是方形却没有棱角，是声音却不为耳朵听见，是一幅画却不见线条与色彩。道是一张巨大的网，网眼大如海洋，却疏而不漏。它是万物的避难所。它不在任何地方，但你无需探出窗口就能看到它。它是没有欲望的欲望，它赐予万物法则，然后任由它们自己发展。(192)
在这段阐述中，韦丁顿把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精神、“是”与“不是”并置在一起，凸现了“道”含有超越语言概念的真理特点，将这种东方思想提升到了哲学层面。更为重要的是，韦丁顿指出，“道不是被万物创造出来的，它本身就是道”；同时又说，“道”“赐予万物以法则”；这种对道家学说平等思想的强调表明，韦丁顿暗示凯蒂要看到这样一种世界观：没有一种秩序高于其他秩序。从凯蒂的角度看，韦丁顿的确站在一个东方立场向她传递了东方的世界观。而他强调道是“没有欲望的欲望”，实际上是在提醒凯蒂以一种顺应和无为的方式接受事物之道，即将自己置于认知对象的位置与事物同为一体。必须看到，凯蒂将韦丁顿玩世不恭、虚无主义态度等同于“道”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姆对道家思想的误读。从毛姆的游记中得知，他读过瞿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翻译的《庄子》，认为庄子是一位个人主义者；还说《庄子》“尤其适合下雨天阅读”，因为雨天容易使人“产生遐想”。与毛姆对庄子的浪漫想象一样，韦丁顿对道家思想的理解同样不乏想象，“道”被解释为万物的避难所、一种抵抗现代苦难的古老智慧。以启蒙运动之后依照过去、现在、未来构建的世界历史观为参照，毛姆将中国古代思想置于现代文明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创造性想象，代表了20世纪初经历战争与现代技术文明之后的欧洲对古代中国的重新发现。事实上，20世纪初英殖民帝国已经在全球范围遭到挑战与反抗，而毛姆很可能意识到这一危险，并把这种危险当作西方文明的危机。(Maugham，1930：2—14)不过，将古代之中国置于现代西方的对立面，通过文化想象将一个田园牧歌形象强加给现实之中国，同时将“道”解释为一种安贫乐道的东方智慧，这归根结底还是表述了一种对他者的想象。犹如一层美丽的面纱，这种想象遮蔽了作为“非我的他人”而存在的真实性。(张隆溪：38)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看出，体现在《彩色面纱》中的中国想象依然以东西方二律背反思维结构为基础：东方是西方一切现象的对立面。对立于西方殖民国家在物质层面的现代化，20世纪现实之中国是一个落后与停滞的他者。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彩色面纱》关于中国的描写延续了启蒙运动之后西方文学中关于中国的负面形象叙述。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强调视觉经验与审美想象在人物观察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小说将落后停滞的形象展现为一个具有淳朴田园生活风貌的前现代社会意象，将关于中国形象的两个套话描述进行了重现利用，使得关于东方他者的构想成为质疑西方价值的一个镜像。毫无疑问，这种强调言说自我的观察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对作为异己的他人的漠视。
毛姆两次来到中国，应该说他对中国现实有一定的了解。依照形象学研究者考斯(Nicholas Koss)的观点，描述中国形象的文学作品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是作者根据自己在异国的亲身经历讲述的异国故事，如《奥多立克游记》(The Travels of Odoric of Pordenone)；第二种是根据已有作品、叙事成规进行的再创作，如《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第三种是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叙述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貌，如《马可波罗游记》。(Koss：136)依照这一模式，毛姆的《彩色面纱》因为类型之不同，不属于与中国形象有直接关系的作品。不过，作品通过人物视角展现的负面景象显然源于作家的观察。然而，根据上述讨论所示，眼见之实显然不是毛姆的兴趣所在。正如有学者所说，毛姆仰慕的是古代中国及其文化，而不是他看到的真实历史。(陈友冰：77)面对当时正在展开的五四运动，毛姆几乎痛心疾首地哀叹这场运动将毁灭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那些从欧洲和美国回国的学生毁掉了传统文化，同时却找不到任何替代物。(Maugham，1977：24)从这个角度看，《彩色面纱》在田园美景想象和古代道家思想并置的基础上想象的古代中国，实际上隐含了作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否定。
小说的结局富有寓意：凯蒂回到英国后不久，父亲接受了担任巴哈马群岛首席法官的任命，凯蒂决定跟随父亲前往新的殖民地。当她想到她的孩子即将出生在巴哈马群岛时，她欣慰地说：“我很高兴她将出生在一个碧海蓝天的地方。”可以肯定，凯蒂眼中的巴哈马群岛一定风景如画，就像韦丁顿眼中的梅潭府。透过审美想象的面纱，殖民者看到的“东方”是一个等待发现的人间乐土。
注释：
①文内《彩色面纱》(The Painted Veil)一书的引文译自同一版本，见参考文献。为避免繁琐而影响阅读，以下只视需要出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