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玉诺诗文辑存》编辑纪历——兼论现代文学文献辑录、编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应注意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文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50(2009)02-0063-05
在过去很长时间，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工作中存在出版、校勘、辑佚等一系列实际性操作中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问题，特别是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还相当薄弱，除了朱金顺的一部《新文学史料引论》和几篇现代文学史料学理论文章外，尚没有出现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成果。在研究生教育中，全国大多数院校也并没有把文献学列入重要课程，学生的文献学操作训练还处于导师的“私相传授”阶段，现代文学研究者相当普遍地缺乏文献工作的必要训练和实践，以致文献学问题成为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和研究成果的脆弱软肋。因而，辑录和编校《徐玉诺诗文辑存》的过程，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文献学”的重新学习和补课的过程，在翻阅了徐玉诺曾经发表过作品的《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小说月报》、《诗》月刊、《文学旬刊》、《语丝》、《骆驼草》、《明天》等现代报刊后，经过辑佚、辨伪、编校等文献学常规工作的历练，也算是有点心得。现将自己摸索出的现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一些基本路径及关键环节整理如下：
摸排存佚
辑录作家作品第一个环节的工作是摸排作家作品的存佚情况，也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摸排有关作家著述的存佚现状，作为辑录工作的起点。辑录作家作品不可能从零起步，盲目开始，而是首先要通过各大图书馆查阅摸排该作家著作的馆藏情况，再充分利用已有的现代文学文献的工具书（主要是目录学著作），以及作家本人自传、作家后人的访问、前人有关该作家的研究成果、作家家乡所在地编纂的《文史资料》等，以获取该作家著述的必要信息。
就徐玉诺而言，由于当代关于徐玉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大家在谈到徐玉诺著述情况时，往往沿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小说一集》、《诗集》出版时的作者简介的说法，总是说他有两本诗集，一本是与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的诗合集《雪朝》（1922年6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一本是他个人的诗集《将来之花园》（1922年8月商务印书馆初版，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但我在查阅郭志刚的《现代文学书目》（诗歌卷）时，发现他还是出版于1925年的文学研究会同人诗集《眷顾》的主要作者之一。《眷顾》收录了朱自清、徐玉诺、梁宗岱、俞平伯、徐志摩等29人的新诗创作57首，商务印书馆1925年4月初版，被列为小说月报社编辑的“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眷顾》收录了1923年徐玉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诗作中的9题11首，是入选诗人中选诗最多的一位。由于《雪朝》、《将来之花园》两本诗集均出版于1922年8月前，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再版，上世纪80年代刘济献编选了《徐玉诺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选诗123题204首，小说16篇，散文1篇。此外，徐玉诺的小说、短剧、杂感随笔和学术文章并1922年8月以后发表的大部分诗歌等集外诗文从未辑录、出版。因此，辑录徐玉诺诗文，除了搜寻徐玉诺生前出版的诗集以便辑录其中的诗歌之外，难度更大的工作则是他散在集外的大量佚文。
稽查线索
中国现代文学以单行本、杂志和报纸（大报副刊、小报）三种主要形式传播，这些书、报、刊不仅开创了一个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因为“在这个领域中”，“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结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这个全新的“公共领域”以巨大的魅力将现代文坛才子们从大学和个人书斋中吸引出来，投身到它们的生产中。中国文学进入到了“以‘报章’为中心的文学时代”[1]。
报刊、杂志与书籍的大量产生，形成了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据统计，从清初到1897年的260余年全国共出版通俗小说不过275种[2]，文言小说559种[3]，两者之和834种。而近代以来，单是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录》中收录1898年至1911年这短短的十四年间出版的小说就达到1145种。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作品，数量更是惊人。且不说报纸副刊和文学单行本，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一书，就收录队“五四”新文学诞生到1949年间有影响的文学期刊276种，根据这些期刊编出来的目录索引，竟然多达460多万字！[4]如此等等的现代报刊不仅数量上堪比高山瀚海，并且由于向来整理（编目）不够、保存分散（散在全国各大图书馆），所以要从这奇峻难攀和深不可测的“报山”“刊海”中搜罗一位几乎被大家遗忘的作家的诗文，先确定几条行之有效的稽查线索，找到“上山”“下海”的门径，便显得尤为重要。我在稽查徐玉诺佚文线索时，惜乎徐玉诺去世较早，失去了与作家本人当面访谈请教的机会，便只能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利用已有研究成果和现代文学文献目录学著作寻找线索。尽管现有徐玉诺研究成果不多，但还是提供了一些可供稽查的宝贵线索。如通过王任叔的《向一个散文诗作者表一些敬意》（《文学旬刊》37期），叶绍钧《玉诺的诗》（《文学旬刊》39期）等评论文章，和茅盾选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可以了解徐玉诺最初发表作品的主要报刊有《晨报副刊》、《小说月报》、《诗》、《时事新报·学灯》、《文学旬刊》、《明天》等。新时期以来的成果则有贾植芳主编的《文学研究会研究资料》、刘济献编选的《徐玉诺诗文选》，《河南新文学大系》等，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徐玉诺一生的主要活动及其创作情况，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开创性成果在所难免地存在诸多错误，以致造成此后很多研究以讹传讹。现代文学文献目录学著作对我的帮助更大，如唐沅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就提供了1920年代到建国前徐玉诺在《小说月报》、《诗》、《文学旬刊》、《语丝》、《骆驼草》、《华严》等刊物上发表诗文详细目录，使我得以“按图索骥”地到各大图书馆把徐氏发表在上述刊物上的作品“一网打尽”。
第二，通过对作家生前各种（学习、工作、交游）关系的考察，获得线索。现代社会为作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自然，现代作家的各种关系就远比古代作家复杂而多变。一个现代作家，他至少要与志趣相投的文学社团，发表作品的出版物和出版机构，曾经受教、任教的学校，曾经工作的单位发生密切联系。因此，与作家有关的社团史志资料、校史校志、人事档案、师友著述（主要指互相间的诗文唱和、回忆、评论等）都可能提供极有价值的稽查线索。所以尽管徐玉诺一生颠沛流离，30年代后更是几乎与文坛绝缘，以致于他曾经任教的厦门大学、河南大学等已经“查无此人”。但作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代表诗人，他的文学遗迹是不可能“寸纸不留”的。他与文学研究会代表作家周作人、叶绍钧、郑振铎、王统照、郭绍虞等人的联系也决不会不留痕迹，他20年代在北京、上海、吉林、厦门、开封……抗战时期在家乡及洛阳、南阳等地曾经参与的文学活动，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更是有案可查。因此，只要注意收集和考察这些材料，我们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如我翻阅《语丝》第四卷第二十五期时，看到林憾①的《怀玉诺》一文，不但发现了徐玉诺1925年在厦门大学时为林憾诗集《影儿集》所写的短序，而且还发现了徐玉诺写后交给林语堂的两首诗《小诗》、《我底心》。
第三，在文献辑录辑佚过程中获得新线索。随着辑佚工作的深入，往往会在稽查现有佚文时发现其它意想不到的佚文线索。如据张默生《异形传》所载，徐玉诺1920年代在河南洛阳四师工作时，到火车站送别朋友，因不忍与朋友分别，便一同乘火车离开河南到北京。但与朋友分手后，徐玉诺才发现身上带的钱不够返程车费，徐玉诺找到早年同学罗绳武借钱，罗此时在高等师范读书，无力接济。二人商定由罗在《晨报》上为徐玉诺登载求职启事，《晨报》编辑孙伏园故意将这则启事安排在“百物出卖”栏目刊出，一时传为“卖身启事”的笑谈。但苦于不晓得确切时间，所以一直没有看到“启事”原文。但当我辑录到1923年5月15日徐玉诺发表在《诗》2卷2号上的《小诗》（十一）“自买的广告已是第三次刊布了”一行诗时，便立即推定“启事”刊发的时间应在1923年的3、4月份，经查终于在1923年4月3日、4日《晨报副刊》“百物出卖”栏发现了这则“启事”：“徐玉诺君愿充各级学校文学教授，或各报校对及各种书记员，每日工作十至十四个钟头，月薪只需十二元。高师罗绳武启。”并据此断定，张默生所记讹误，因为徐玉诺在洛阳任教时间是在1926年，1923年上半年徐玉诺在河南临颍甲种蚕校任职。
搜求复制
当稽查到了可供辑佚的有关线索后，剩下的工作便是对应辑文献的搜求复制。如果只知道佚文线索，却没有搜寻到相关的书、报、刊，再可靠的线索也就因为没有实证文献变成待辑文献，而留下永久的遗憾。所以，如何顺着稽查线索找到相关出版物——尤其是期刊和报纸副刊，便成了辑佚工作能否最终完成的关键一环。
与古代文学文献相比，现代文学文献典藏不全（现代书报刊数量众多，没有一个图书馆能尽收、尽藏），文献数量模糊不清（国家有专门的古籍整理机构，还有古典文献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专门的文献整理人才，古籍整理项目支撑古典文献的整理工作，而现代文学文献迄今为止一直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编目，所以现代文学文献的数量成了谁也说不清的糊涂账），这无疑成为现代文献辑佚工作的天然的困难。再加上现代文献中一直存在的“单位本位主义”，很多现代文学文献陆续成了各个图书馆的镇馆之宝被“珍藏起来”，“外人”不能随便入内，更人为地加重了辑佚者的负担。
在诸多困难中，相对于期刊和报纸副刊而言，搜求辑录作家现成文献——诗集、文集，是一件较容易做到的工作。因为一个作家的诗集、文集数量有限，少则一、两本。多则十几本，且初版时都有一定的发行量，即便一个图书馆不一定收全，但多跑几家大图书馆，互相补充，也便会搜罗齐全。如徐玉诺诗歌结集出版的有三本，一是商务印书馆1922年6月初版的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的同人诗集《雪朝》，第二本为商务印书馆1922年8月初版的徐玉诺个人诗集《将来之花园》，第三本则是商务印书馆1925年初版的列为“小说月报丛刊第58种”的文学研究会同人诗集《眷顾》。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复制了《将来之花园》（初版），又托朋友在苏州大学图书馆复印了《眷顾》（初版），在国家图书馆复印了《雪朝》（初版），复旦大学图书馆复印了《雪朝》（第二版）。
在期刊辑录中，首先翻阅现有的目录学工具书，来查询应辑文献的典藏所在，即首先找出、稽查作品的刊物在哪些图书馆存藏，然后再利用网络登陆相关图书馆的“文献目录”查阅其目前的收藏情况，最后准确搜求、过录。如查阅《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便可查知1920年代经常发表徐玉诺作品的《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周报》）、《语丝》、《诗》、《华严》、《明天》、《骆驼草》等刊物馆藏何在，这样把众多图书馆馆藏情况互相补充，交互对照，便可以辑录到所辑作家的大部分作品：
在报纸及其文艺副刊（特别是存在时间不长的地方性报刊）中辑录现代文学文献是最难的。就刊发徐玉诺作品的报纸来看，像《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学灯》等大型报纸副刊因其发行量较大，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要么存有原刊，要么有微缩胶片可供查看，《晨报副刊》在很多图书馆还可以看到影印本。因此，徐玉诺1921年至1925年间发表在上面的诗文都可以辑录到。难的是有些存在时间不长、发行量有限的地方报纸的文艺副刊，就很难搜寻。如1923年8月开始，徐玉诺有半年时间在厦门负责《思明日报》编辑工作，1925年在厦门大学又任编辑部主任，1927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时创办《毓文周刊》、1928年在淮阳河南第二师范任教时主办《太平车》、1929年10月在信阳河南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主办的《申女》等。按道理，徐玉诺作为刊物主编，一定有作品在上面发表，惜乎多方搜寻，这些文献已经片纸不存，心中滋味，岂一个憾字可言！
文献辨正
梁启超指出：文献辑佚“既须求备，又须求真”[6]。就是说文献辑录者在辑录到文献后要进行必要的文献辨正工作。所谓文献辨正就是对辑录到的文献进行辨别考证，以便“去伪存真”、“去多（多处发表）存一”。
先说“去伪存真”问题。自然，经过千辛万苦辑获的大多数佚文是无需考证、不辨自明的。因为它们是作者用本名或大家公认的笔名发表在与作者关系密切的报刊上的。如徐玉诺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时事新报·学灯》、《诗》、《小说月报》、《语丝》等发表作品时的署名为“徐玉诺”或“玉诺”，因而，辑录到这些刊物上的作品时，也就不存在真伪的辨别问题了。但也有一小部分作品的真伪是需要辨别考证的。这就要在充分掌握证据的前提下，确定作品的作者归属。比如徐玉诺在1928年到1929年间，在《明天》杂志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杂文署名为“徐王诺”、“玉诺”。但我发现在《明天》1卷10期和2卷1期、7期上的三首诗《撒花女郎》、《叫卖》、《最后咱俩换了裤子》，作者署名为“红蠖”。从《撒花女郎》一诗的原注释中得知该诗写的是河南新婚习俗之一，作者应是河南人或者对河南习俗素有研究者。再查阅中国现代作家笔名录等工具书，“红蠖”、“红蠖女士”也是徐玉诺的笔名，此外，1929年10月出版的《明天》2卷10期上刊登的一则“河南信阳省立第二女师申女社启事”：“红蠖君欲得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间《毓文周刊》一份，有愿割爱者，当以多量《申女》、《明天》及非卖品断塔相赠。”查阅《徐玉诺年谱简编》[7]，1929年9、10月徐玉诺任教河南信阳省立第二女师并创办《申女》杂志，而《毓文周刊》则是徐玉诺1927年秋在吉林毓文中学任教时主办的刊物。据以上各点，上述三首诗当是徐玉诺的作品无疑。
现代作家在刊物上发表作品时还有一个署名习惯值得注意：当一个作家在一期刊物中同时发表多篇作品时，有时在前面的作品中署本名或笔名，而排版在后面的作品署名为“前人”，意思是前面作品的作者也就是本作品的作者。如出版于1922年4月15日的《诗》月刊1卷第4期中，在徐玉诺的《读者》、《小诗》（二首）、《杂诗》（三首）、《杂诗》（二首）、《走路》、《瘦削的孩子》、《摇撼着》、《小鼠》等诗后面，有署名为“前人”的诗——《蝶》（六首），1923年6月21日《晨报副刊·文学旬刊》在徐玉诺《忆绍虞》诗的后面，有一首署名为“前人”的诗《失了的情丝》，根据诗后编者附记“我以为玉诺作这两首诗”等记载，此诗应是徐玉诺所作。后来我又专门请教了北京大学的方锡德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刘福春先生，得知这种署名方式是现代刊物的一个习惯。
所谓“去多（多处发表）存一”，就是针对有些作品在不同刊物重复发表的事实，在比较初刊本和再刊本变动大小的前提下，决定取舍。如果前后两个版本从题目到内容改动较大，几乎成为不同的作品，则在辑录时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均作保留，如徐玉诺1921年8月12日写的小说《遗民》和8月15日写的《锅腰老公》分别发表于1921年8月30日《文学旬刊》第20号和1921年8月26日《晨报副刊》，二者的主题基本一致，但从题目到语言都有一定变化，故都予以保留。对少数重复发表，而内容、语言变化不大的佚文，即便题目不同，在辑录时遵循择善而从的原则，只保留一个，其它只作存目处理，并加编者注说明作品刊发情况。
文献编排
经过真伪辨正程序而留存下来的文献，自然就可进入下一道工序——文献编排。随着现代作家“文集”“全集”的大量出版，现代文学文献编排已经形成了一套共同遵守的编排章法：对作者生前亲自编定出版过的文集，尽量保持原貌，而不妄作改变。对未收入作者生前文集的佚文，则须按文体分类编排或按年编排。即如鲁迅所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的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8]。因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通常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即先把同类文体组在一起，再按年排序。我在编辑《徐玉诺诗文辑存》时，就采用了文体分类与按年排序相结合的方法：先分类，再编年。先分类，就是根据徐玉诺一生创作情况分为诗歌、小说、短剧剧本、杂感、随笔、学术论文及其它分别编排，徐玉诺生前编定出版的《雪朝》（文研会诗合集）、《将来之花园》、《誊顾》（文研会诗合集）等3本诗集尽量保持原貌。后编年，就是每编内部按照作品发表的先后顺序排列，并用编者注释形式注明诗文发表时间和出处，以便读者核查。不论作者生前已有的集子还是新增佚文各辑前，均有“编者说明”，简要说明版本流传和辑录情况，以及必要的考证等。再加上花费近三年时间调查、走访后编定的《徐玉诺年谱简编》作为附录，大体可以弥补分类编排的局限，有利于读者知“人”论“文”。
此外，在附录三《徐玉诺年谱简编》之前，我还加了两个附录。一是《徐玉诺佚文存目》。我在辑录徐玉诺佚文时，有些佚文已经有线索可寻，甚至已经知道其确切的刊物和刊期，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于辑获，所以只得暂编为《徐玉诺佚文存目》，待到条件允许时再来补齐。如徐玉诺1925年在《豫报》副刊上发表的诗歌《雨夜》、《聊且号角》、《蚯蚓歌新抄》和关于女子命运的三封通信，因为全国唯一的原刊已经是鲁迅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不能轻易示人，而面对鲁博制做的字迹微小模糊电子版，望文兴叹之余，只能希望同行诸君他时有机会看到原刊时，能够顺手提供一些帮助。二是《徐玉诺研究文献目录索引》。在辑录徐玉诺诗文过程中，我有意识地搜求了徐玉诺诗友周作人、王统照等题赠徐氏的诗文，以及1920年代以来有关徐玉诺创作的评论、介绍和回忆文章。因为关于徐玉诺的研究迄今仍显薄弱，而这些稀少的文章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徐玉诺其人其作，无疑具有较大帮助，所以我便把1920年代以来有关徐玉诺研究的文章编成“徐玉诺研究文献目录索引”附于书后，以供参考。
文献校注
古代典籍因历史悠久，“或由于字音之邅转，或由于迻写至歧误，或由于读者之擅改”已“难溯其初”[9]。因而对古典文献的校与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献校注随之成为衡量学者功力深厚与否的一把标尺。而由白话文为主要表述方式的现代文学文献，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人人都能懂而不需校注、不值得校注的大众文化符号。殊不知现代文学文献自有其特殊性，且不说受欧风美语熏陶而成的现代文化所涉及到的西方现代文化——知识背景，单就现代文学生产传播方式变化带来的版本变迁的速度和广度来看，就要远远超过古典文献。由于传播媒介多样化（报刊连载、单行本发行）、印刷快捷等原因导致版本变化更迭密度加大，有些作品多次出版，除了初刊本、初版本，还有不同的修改本和最后的定本。因而对其版本源流的梳理、版本优劣的比较就显得更为重要，而这个工作过程，自然也离不开校勘学的具体操作技术。其实，我们只要再想一想鲁迅的著述如果没有经过几代学者皓首穷经般的编、校、注，将会给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带来多大的困难和障碍，就可知现代文学文献校注的重要程度了。更何况近几年出版的作家选集、文集、全集，出现了任意修改、删改原作的现象，如果不对这些文献的版本源流进行一番细致的考辨梳理，久而久之，便很难为后人留下完整真实的现代文学文献。如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9卷本《老舍全集》，就被老舍研究专家用了52万字的一本专著来“指正数千处错误，补充十几万字文稿”[10]。难怪有学者尖锐地批评《老舍全集》“不但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客观上也给老舍研究设下了陷阱”[11]。
根据前人的经验教训，我在编校徐玉诺文集时便万分谨慎，惟恐因自己的失误而造成不应有的后果。徐玉诺诗文的版本和校刊中存在的问题有：徐玉诺1922年5月前发表过的部分诗歌在结集为《雪朝》、《将来之花园》、《眷顾》初版时有所修改；少数诗歌、小说虽未结集，但先后在不同刊物发表，同一作品在不同刊物发表时文字、结构方面有所不同；新文学初期编者、校对大都另有其它工作，因而出现编排、校对仓促失误，造成许多诗文文字和标点讹误；还有徐玉诺诗文中还不时有河南鲁山方言土语出现，外人难以理解。凡此种种，都需要做出必要的校注。为避免错误，我遵从“精选（精选版本）、细校（多个版本比照校对）、不改（不妄改）、慎注（少注、慎注）”的原则。在编校过程中注意以下几点：
1.当年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大多“探了初稿”，并认为后刊稿“加了修饰之后，也未必一定比质朴样的初稿好”[12]。据此，《徐玉诺诗文辑存》所辑之作品，均以初版本和初刊本为底本：徐玉诺生前已出的诗集（《雪朝》、《将来之花园》、《眷顾》）分别以1922年6月、1922年8月、1925年4月商务印书馆的初版本为底本；其它集外诗文不论是否多次刊发，均以初刊本为依据。
2.凡有所校正，力求有其它版本作为依据。文中词句修改和文字讹误，《辑存》均不在原文处删改，而以当页页下加注的形式注明编者校正意见，并说明根据。
3.对于虽无其它版本依据但原文显然讹误的也分别情况予以校正。第一种情况，如果根据前后文互相印证或上下文文义推敲而确定的错讹文句，以加注编者注的形式校正，并说明根据。第二种情况，凡有字句欠通、显失畅达者而又不明就里，也以编者注形式注明。如1925年7月11日发表于“京报附设之第六种周刊”——《文学周刊》第27期上的《最后的记忆》有“脱母亲含着眼泪将我身上带着血迹的白衣下又换上了彩衣，在黑夜间——作战者疲倦的时候，——小心地把我系下寨去”一句，“脱”字排版显然有误，因而便在当页加注编者注释：“脱”应在“白衣”后面。这样文句才通顺畅达。
4.对同题而异文者（题目相同，内容不同），按原刊发表先后顺序排定，并加注说明同题诗发表情况。如题名为《蝶》的诗歌先后在《小说月报》13卷6号、《诗》1卷4号刊载。
5.对同文而异题者（内容相同，题目不同），择善而存，其余版本只保存目录，并加注说明另题发表情况。如1923年7月10日《小说月报》14卷7号的“小诗”（5首）中的1、2、3、5等在1923年8月7日《晨报副刊》再次发表时，改题为“喊叫”。
6.对作者随文原注一律保持原状，并注明“玉诺原注”字样，以与“编者注”区别。
7.在编校中，编者除用“编者说明”对徐玉诺诗文创作背景和版本变迁进行考辨说明外，又对一些方言土语、异体字、通假字和今天已不常用而当年常见的习惯用语进行必要的注释。
8.对原文中的标点错误采用直接改正的方法，为避免繁琐，不再一一注明。
［收稿日期］2008-11-11
注释：
①林憾，福建龙溪人，现代诗人，著名作家林语堂的三哥。有诗集《影儿集》，1929年北新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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