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和熊掌能否兼得：养老金危机的代际冲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熊掌论文,养老金论文,冲突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截稿：2011-7
一 问题提出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面临着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预期寿命延长所导致的人口严重老龄化问题。人口老龄化给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为了维持养老金的收支平衡，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管理部门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降低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或提高在职人群的缴费率。但是，降低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通常会引发老年群体的不满，而提高在职人群缴费率会遭到年轻一代的反对，他们会通过逃避缴费、选择非正规就业等手段来进行抵制。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养老保险改革情况看，一些国家选择进行结构式改革(structural reform)，引入个人账户，由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转轨，但这种改革面临着转轨成本的问题。也有部分国家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依旧在现收现付制下进行参量式改革(parametric reform)，主要采取降低退休人员待遇、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在职人员缴费率等办法。但是，这些改革导致代际之间的冲突愈发激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人均收入还不高的情况下就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3.26%。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未富先老”。为了应对老龄化冲击，中国政府决定由完全的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转轨，其中社会统筹依然实行现收现付制，个人账户实行基金积累制。改革的初衷是结合两种制度的优点，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可是，由于未解决好制度转轨成本问题，社会统筹基金仍旧收不抵支，各级政府为了保证养老金当期发放，挪用个人账户基金，故导致个人账户有名无实，形成“空账”。若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功。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空账”问题，中国先后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进行试点。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文)。该文规定，中国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20%。由于改革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偏高，国家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意愿比较明显。从养老金计发办法来看，可以归纳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性办法，即“老人”的养老金计发办法按原来的规定保持不变；“中人”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要按照待遇水平合理衔接、新老政策平稳过渡的原则进行设计；“新人”的养老金计发办法按照新规定执行。不难看出，在老龄化背景下，为了缓解养老金支付危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选择进行了结构式改革，但为了解决转轨成本的问题，中国依然采取保持高缴费率和逐步降低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做法。毫无疑问，这将会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尤其是中国现阶段正在大力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高缴费率已然成为扩面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
难道养老金危机的代际冲突不可避免？究竟有没有可能调和在职者和退休者之间的冲突，化解养老金危机？这些疑问一直困扰着养老金政策制定者和有关学者。本文将尝试从理论上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现收现付制下，有没有可能在降低在职人员养老保险缴费率的同时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而做到鱼和熊掌兼得？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将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参数取值和数值模拟，对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进行评价分析。本研究的结论将有助于思考如何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以及化解养老金危机的代际冲突。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及求解；第四部分是参数取值和数值模拟；第五部分是结论及启示。
二 文献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从理论研究看，许多研究者热衷于讨论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或负面影响。从改革实践看，人口老龄化给许多国家的现收现付制带来了巨大的支付压力，由此造成的代际冲突日趋严重，各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着严峻挑战。
国外学者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率、物质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Feldstein(1974)从理论上阐述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利用美国数据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发现现收现付制导致了美国私人储蓄下降了30%～50%，不利于经济增长。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争论，随后许多学者纷纷就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率及物质资本积累的影响发表看法。在理论研究方面，Barro(1974)构建了一个包含利他主义的世代交叠模型，发现现收现付制可能因为代际转移而不会对当期消费、总需求及储蓄发生影响，即养老保险制度是“中性的”。Leimer和Lesnoy(1982)与Meguire(2003)也对Feldstein(1974)的结论提出了质疑。Leimer和Lesnoy指出个人不大可能准确估计未来的社会保障财富，而且不同的计量模型会导致经验分析结果差异很大。Meguire(2003)则使用最新的修正数据，对Feldstein的生命周期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发现现收现付制对储蓄的影响远没有Feldstein所估计的那么大。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普遍接受“现收现付制会降低私人储蓄”这一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程度的大小。
由于早期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物质资本，所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关注(Lucas，1988)，国外学者不再把眼光局限于现收现付制对物质资本的影响。现收现付制与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关系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Kaganovich和Zilcha(1999)、Kemnitz和Wigger(2000)、Boldrin和Montes(2005)及Poutvaara(2006)都研究了教育投资和人力资本在现收现付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作用，认为一个设计合理的现收现付制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许多国家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在人口老龄化的冲击下已经出现或者预计将要出现支付危机。很多政策制定者与学者都认为：如果要维持现收现付制的财务可持续性，国家就需要大大提高工薪税，而这样做会引起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之间的冲突(Von Weizsacker,1990)。因此，国际上改革现收现付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比如Kotlikoff(1996)、Feldstein和Samwick(1996)、Diamond和Orazag(2005)以及Hines和Taylor(2005)。他们所关注的是维持现收现付制所需面临的代际冲突以及现收现付制给储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消极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来，尤其是个人账户“空账”问题出现后，国内学者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得到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何樟勇与袁志刚(2004)基于经济动态效率对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实际经济运行状态正处于动态无效区域，认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转轨的时机并不成熟，现收现付制仍是当前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封进(2004)从福利经济学角度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研究，并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在中国持续运行的空间和面临的挑战，指出这一制度的可持续运行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产出的水平及增长。程永宏(2005)则详细分析了现收现付制与人口老龄化的关系，给出人口老龄化是否导致现收现付制发生支付危机的定量判别条件，并结合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认为现收现付制基本上不会因老龄化而出现支付危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提高不能作为中国养老保险实行基金积累制的理论根据。郑伟与孙祁祥(2003)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生产者、微观经济消费者、经济公平和转轨代价五个方面对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量化分析，认为此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是正面的。彭浩然与申曙光(2007)则利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现收现付制与生育率、储蓄率、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国改革现收现付制具有合理性。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方向，郭树清(2002)认为中国建立完全积累型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最佳选择。郑秉文(2003)则认为“名义账户制”是中国养老保险的理性选择。不难发现，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存在诸多不同看法。但是，不可否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目前中国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基金面临着很大的支付压力，代际之间的冲突也很严重。
从已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改革现收现付制的讨论比较多，但是很少有人直接从理论上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现收现付制下，有没有可能在降低在职人员缴费率的同时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理解好这个问题不仅对于那些正在或将要进行养老保险改革的国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且对于中国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中国正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统账结合”模式的转轨过程中，社会统筹部分依然实行现收现付制，能否避免代际冲突是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据作者了解，仅有Fanti和Gori(2010)对此问题进行过直接研究，但是他们并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的作用，数值模拟结果也并不理想，缺少可操作性。本文在Fanti和Gori(2010)的基础上，考虑到缴费率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从理论上分析了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水平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给定缴费率的情形下，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取决于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越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也越高。如果降低缴费率能够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那么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也可以得到提高，从而使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成为可能。
本文将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从理论上考察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研究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待遇水平之间的关系。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本文还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关键变量进行参数取值和数值模拟，分析中国是否可能在降低缴费率的同时提高养老金水平。
三 理论模型及求解
(一)理论模型设定
由此可见，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并不一定会导致养老金待遇的下降。当θ＞1-β时，降低养老保险缴费率将提高养老金待遇，其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缴费率下降将激励年轻人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在职人员的工资水平和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
2.扩展情形：经济中同时存在物质资本市场均衡和人力资本市场均衡。为了更好地研究养老保险缴费率对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刻画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将放松利率水平外生的假定，同时考虑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市场均衡。为方便求解，本文假设厂商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D生产函数，即：
这说明提高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将会导致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其经济直觉是，养老保险缴费率越高，个人进行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就越低。从(9)式和(12)式可以看出，缴费率θ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缴费率提高将通过(1-θ)直接减少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缴费率提高将减少物资资本投资的激励，导致物资资本水平(k*)下降，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回报降低，进而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下降。
四 参数取值与数值模拟
为定量考察理论模型对中国现实情况的解释力，本节将参考现有文献，在中国数据的基础上对模型参数进行取值，并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数值模拟。最后，还将对关键变量进行敏感性检验，以考察模型结论的稳健性。
(一)参数取值
理论模型的主要参数包括A、B、H、α、β、ρ、n。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θ与养老金待遇p之间的关系，通过观察(12)～(14)式，不难发现，A、B、H只会影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养老金的绝对量，而不影响我们所关注的θ与p的关系。所以，在不影响本文结论的前提下，为了简便，我们将A、B和H标准化为1，而只关心参数α、β、ρ和n。在稳态拐点时，n也不会对最优缴费率产生影响，但会通过影响物质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影响养老金待遇水平。
已有文献对中国资本的收入份额α进行了估计。张军和施少华(2003)基于回归方法对中国1952-1998年中国资本收入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其估计值为0.609。白重恩等(2007)基于收入法直接测算了中国1978-2005年资本收入份额，发现中国资本的收入份额在这一期间保持在0.5左右，但在2003年以后快速上升，2005年达到0.586。鉴于此，我们将资本收入份额α的基准值设为0.5，并对其进行敏感性检验。
在人力资本生产函数中，由于教育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教育部门的公共投入，因此，本文将β理解为人力资本生产中的私人投入份额，(1-β)为政府投入份额。由于难以直接获得中国私人人力资本投入和政府人力资本投入的数据，我们需要对其进行间接估计。本文以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作为政府教育投入的表征。④2008年，中国国民总收入为25.9万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为0.83万亿元，占国民收入的3.2%(《中国统计年鉴：2009》)。私人人力资本投入的数据可以通过居民消费支出中教育支出的份额进行估计。《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780.76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1 242.85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为1358.26元，但是《中国统计年鉴》没有给出教育支出的数据。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城镇和农村住户及个人调查数据报告了居民分项消费支出的详细数据。⑤该数据显示，2002年教育支出平均占城镇家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的45.8%。我们假设这个比重保持不变，经过简单计算，教育支出占城镇居民收入的比重为3.94%。同样，我们可以估计农村居民教育支出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0.62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3660.68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年农户调查数据，2002年教育支出平均占农户生活性消费支出的7.4%。因此，我们估计教育支出平均占农村居民收入的比例约为5.69%。那么，中国私人教育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应该位于3.94%～5.69%之间。据此，本文估计私人人力资本投入占总人力资本投入的比例介于0.55～0.64之间。因此，我们取β的基准值为0.6，并对其进行敏感性检验。
此外，ρ为个人的主观贴现率，通常将其取为0.96。由于本文的理论模型为世代交叠模型，跨期一般设为30年，因此我们取
。同样，我们也考虑30年的人口增长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数据，中国人口从1978年的9.6亿上升到2008年13.3亿，增长了38%。因此，本文取n=0.38。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参数的基准值总结于表1。
(二)数值模拟与敏感性分析
接下来，本文将基于参数的基准值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数值模拟，考察经济处于稳态时，缴费率变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与理论模型的结论一致，提高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将导致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下降。
图3反映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与养老金待遇水平之间的关系。从图形上看，二者呈现倒U型的关系。根据表1中的参数取值，数值模拟结果表明，中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阈值τ出现在15.6%附近。在缴费率为15.6%时，养老金待遇达到最大。当缴费率低于15.6%时，提高缴费率可以提高养老金待遇；而当缴费率高于15.6%时，养老金待遇将随着缴费率的提高而下降。⑥
图1 缴费率与稳态物质资本存量
图2 缴费率与稳态人力资本存量
图3 缴费率与稳态养老金待遇
为了考察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对模型进行敏感性检验。首先，我们考察资本的收入份额α和主观贴现率ρ的变化对缴费率阈值τ的影响，其余变量与表1中的取值相同。从表2中可以看出，资本的收入份额越高，缴费率阈值越小；主观贴现率越大，缴费率阈值越大。当主观贴现率为0.3时，缴费率阈值位于0.129～0.256之间。当资本的收入份额为0.5时，缴费率阈值位于0.148～0.164之间。不难发现，主观贴现率变动对缴费率阈值的影响较小。
接下来，我们考察资本的收入份额α和人力资本的私人投入份额β的变化对缴费率阈值τ的影响，其余变量与表1中的取值相同。从表3中可以看出，资本的收入份额越高，缴费率阈值越低；人力资本的私人投入份额越大，缴费率阈值越小。当人力资本的私人投入份额为0.6时，缴费率阈值位于0.129～0.256之间。当资本的收入份额为0.5时，缴费率阈值位于0.076～0.242之间。由此可见，资本的收入份额和人力资本的私人投入份额对缴费率阈值的影响都比较大。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世代交叠模型，考察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并研究了养老保险缴费率和养老金待遇水平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与养老金待遇水平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从而从理论上证明了在降低在职人员缴费率的同时提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人们通常所担心的现收现付制所面临的代际冲突可以得到解决。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参数取值和数值模拟，发现在稳态时中国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缴费率的阈值等于15.6%。这意味着当缴费率低于15.6%时，中国可以通过提高缴费率来提高养老金待遇水平；而当缴费率高于15.6%时，养老金待遇水平将随着缴费率的提高而下降。参数的敏感性检验结果表明：资本的收入份额越高，缴费率阈值越低；人力资本的私人投入份额越大，缴费率阈值越小；主观贴现率对缴费率阈值的影响不大。
本文认为，中国现行缴费比例略微偏高，会给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带来负面效应，而且高额的缴费率会引起严重的代际冲突，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增加扩大覆盖面的阻力。从长期来看，依靠高缴费率来维持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得不偿失。一方面，它会使中国的经济运行效率遭受很大损失；另一方面，代际冲突会愈发严重，阻碍覆盖面的进一步扩大。政府应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利用国有资产变现收入和国有企业分红来逐步解决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转轨成本问题。同时，适当降低社会统筹部分的缴费率，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真正建立起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效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从理论上分析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缴费率对养老金待遇水平的影响途径和机制，讨论的是稳态情形，而养老保险制度转轨过程中的最优缴费率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同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对私人储蓄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还需要得到经验分析的支持。此外，本文的研究未考虑公共教育投入以及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关联形式。最后，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尚未实现全国统筹，地区差异性可能对本文结论也有一定影响。考虑到这些可能的局限，本文定量结论的稳健性有待进一步经验检验，这也是作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本文的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可以理解为标准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简化。在三期框架下，个人在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第二期获得人力资本回报，第三期退休并获得储蓄收益。这种框架往往用于讨论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问题。然而，本文主要关心的是养老金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而不是代际传递。考虑到模型的可处理性，我们将个人生命周期的前两期合成一期来处理，即第一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并获得人力资本回报，第二期退休并获得储蓄收益。
②Glomm和Ravikumar(1992)认为，年轻人人力资本形成还取决于父辈人力资本存量。由于本文不关注代际之间人力资本传递，为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年轻人人力资本形成仅与私人教育投入和教育质量有关。
③感谢审稿人在结果分析上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④陈斌开等(2010)指出，政府教育投入是教育部门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政府教育投入越高，教育部门工资水平越高，其人力资本水平和教育质量也相应越高。
⑤该调查覆盖22个省(市、自治区)，调查了6835户城镇家庭和9200户农村家庭，分别涉及20 632位城镇居民和37 969位农村居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且其统计口径与中国统计局完全相同(具体的数据描述可参考李实与罗楚亮(2007)。
⑥最优缴费率15.6%大大低于简单情形下40%(1-β)的原因在于，简单情形下缴费率降低只能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而在一般情形下，缴费率降低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还可以提高物质资本投资，同时物资资本投资提高还将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投资，这种作用机制使得最优缴费率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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