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的“睡美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睡美人论文,杜拉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晚年回首自己的文学生涯时，除了一如既往地谈她的印度支那尤其是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情人》以外，最念念不忘的，是她昵称为“我的小疯子”的劳儿·V·施泰因， 视之为平生最得意的创造。劳儿是杜拉斯的小说《劳儿·V ·施泰因的劫持》（一九六四，或译《劳儿的劫持》）中的女主人公。而这部与《睡美人》童话有互文关系的小说，也正是文学史家们编辑“杜拉斯”这一章节时的首选。
《劳儿的劫持》与杜拉斯的大多数作品不同，它没有自传痕迹，也没有被改编成电影，作者本人说，“这是她惟一一部没有伴着酒精写出的小说”。作品一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人们在犹豫是否将其归入“新小说”的时候，也都注意到书中女主人公的奇特形象，一个叫做劳儿·V ·施泰因的女人，心智欠缺、欲望暧昧，游魂一样出没……
劳儿甚至牵动了结构主义大师、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神经，他为此专门著有《向写了〈劳儿·V ·施泰因的劫持〉的杜拉斯致敬》（一九六五）一文，开始了对这部小说的精神分析解读。而杜拉斯本人对拉康在“致敬”中所流露出的男权中心思想的不满，作品本身的女性人物——男性叙述者——女性作家的写作方式，又引起了大规模的女权主义批评。可以说，是拉康的“致敬”使得《劳儿的劫持》受到了知识界先锋派、精神分析学家及女权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又是拉康的盛名及其一以贯之、在“致敬”中丝毫不见藏掖的矫饰语言与晦涩文体吓跑了许多的普通读者，使《劳儿的劫持》渐渐被公众视为难读、难懂的作品，杜拉斯本人也因而渐有了隐晦作家之名，直到一九八四年《情人》的成功才使她重新“通俗”。
《劳儿的劫持》首先讲的是劳儿的故事。喜欢跳舞的劳儿生在S 海市（S.Tahla），在这里长大，上中学。十九岁时与来自T 滨城（T.Beach）的麦克·理查逊订婚。只等完婚的劳儿中止了学业， 与女友塔佳娜来到T滨城度假， 赶上了滨城娱乐场每年在这个季节举办的大型舞会。
同《睡美人》童话一样，劳儿的故事也开始于一次舞会，确切地说，开始于舞会最后的来客走进舞厅大门的时刻。当时，乐队停止了演奏，一曲终了，人们退出舞池。一个丰姿绰约的女人（安娜—玛丽·斯特来特）出现了，她一进门就吸引了舞厅的目光。舞曲再次开始，劳儿的未婚夫麦克陪着劳儿又跳了一曲之后，去请这个女人跳舞。“接着的一首曲子结束时，他没有回来找劳儿。安娜—玛丽·斯特来特与麦克·理查逊再没有分开过。”黎明时分，乐队停止了演奏。舞厅差不多空了，只剩下几对舞伴，其中有麦克一对，还有一直看着他们跳舞的劳儿及陪着她的塔佳娜。舞会结束时，劳儿的母亲施泰因太太谩骂着闯了进来。当她找到女儿要领她回家时，劳儿使劲儿把眼前的桌子推翻在地，并同时大叫起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扶住劳儿，把她架起，向门口拖去。劳儿挣脱众人、奋力冲向门口，想阻止关门却一头撞到门板上。她的未婚夫与他的新情人低垂着眼睛在劳儿前面走过，劳儿的目光追随着他们，“在她看不见他们以后，她摔倒在地，昏了过去。”
舞会以后的劳儿几个星期没有出门，舞会的事件已是满城风雨。劳儿总在不停地重复她在舞会结束被人们拖回家时说的话：“时间还早，夏令时弄错了”，并且常常愤怒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大喊大叫。后来，她的愤懑衰退，言语减少。渐渐地，在默默无语中，她开始正常地吃饭睡眠，并且对别人讲的其他的一些事情也表示出兴趣。劳儿第一次走出家门，就跟上了一个在空寂的大街上夜行的男人。被跟的倍德福先生是个来S海市度假的外国人，不久以后，他娶劳儿为妻， 带着劳儿来到他工作的U桥镇（U.Bridge）生活。
劳儿离开家乡，在U桥镇生活了十年。其间，她共生育三个孩子，把家中布置得井井有条，遵循着严格的作息制度。后来，丈夫因升迁，可选择去S海市工作，而劳儿也表示在父母去世后， 很愿意收回一直出租的房子。这样，十年后，劳儿又回到了家乡。
重回S海市后，劳儿依旧遵循着U桥镇的习惯，准时、有序，外出散步也非常有规律。某日，她在自家院内看到篱笆外一对男女在接吻，其中那个女人又似曾相识，并且她还听到二人在说从前住在这里的一个女子“也许死了”。劳儿像是从十年的秩序、十年的睡梦中醒来，从此外出增多，再无规律，在S海市的大街小巷出没。终于， 她看到了一个人，一个男人，在她家的篱笆外与她似曾相识的那个女人接吻的男人。她开始跟踪，一直跟踪他到郊外的“森林旅馆”。劳儿躲在旅馆对面的黑麦田里，观察到那男人所进的房间，她看到与那男人在一起的是她少时的女友、舞会的见证塔佳娜。在多次外出，确定了塔佳娜的住所以后，劳儿经过精心的准备，决定造访塔佳娜。她敲开了塔佳娜的别墅大门……
在小说的进程中，劳儿的故事至此告一段落。小说的叙述发生了变化。到目前为止（书中第75页），小说是由“我”这个匿名男性叙述的，叙述者作为没有身份、没有面孔的声音，不断显现在叙述话语中，建构着“劳儿的故事”。叙述话语充满犹豫和疑问，叙述者“讲着劳儿”“却对她一无所知”。叙事素材的主要来源，是看上去与叙述者有亲近关系的劳儿的女友塔佳娜，可她讲的内容虚实难辨。而叙述者自己也在叙事的间歇，明白地告诉读者：“我在编造”、“我在杜撰”、“我在虚构”。它让人看出，是一种渴望“认识”劳儿的愿望支配着叙述者对劳儿的故事的调查和虚构。
小说进展到这里时，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重叠，劳儿从过去时走入现在时，叙述者从叙述话语步入所叙故事，匿名的外在于叙事的“我”突然拥有了名字、身份，进入了叙事：“我三十六岁，从事医生职业。我来到S海市只有一年。 我在省医院皮埃尔·柏涅（塔佳娜的丈夫）的门诊部工作。我是塔佳娜的情人。”（第75页）而随着叙述者“我”与劳儿的相遇，劳儿的故事也就从此变成了劳儿和雅克·霍德（“我”）的故事。“我”仍然在叙述，在叙述现在发生而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其后发生的事只进行了几个星期。
重见塔佳娜的劳儿也同时见到了昔日好友的丈夫及情人即叙述者雅克·霍德。她邀请他们去家中做客。晚餐结束后，她单独留下了雅克·霍德，她以“专制的、不可抗拒的”方式俘获了塔佳娜的情人，而对我们这位叙述者来说，虽然这不是他“认识”劳儿的初衷，却也让他欢喜。他爱上了劳儿，并想为此离开塔佳娜。但劳儿却愿意有一种三人关系的存在，她一面与雅克幽会，一面鼓励他继续与塔佳娜来往，继续去“森林旅馆”的房间，而她自己则在对面的黑麦田中看着他们。雅克答应了劳儿，却产生了意识与叙述的混乱，他常常将床上的塔佳娜看成窗外黑麦田里看着他们的劳儿，而叙述起来更是有时分不清“我”与“他”。从此，劳儿处处占据着主动，雅克·霍德尽管依旧承担着叙述，却渐渐成了劳儿自我寻找、实现欲念的助手和工具。他的医生（心理医生？）身份也无法改变这样的处境，有的时候，劳儿强烈的欲望显现甚至使他在叙述与性爱上产生了同样的无能。
劳儿的欲望与疯狂似乎在同步增长，一方面她越来越在这三角关系中起支配作用，接近着最后的目标；另一方面，又不时地出现语言的病症，让人不知所云。终于，有一天，劳儿与雅克去了T滨城的娱乐场， 舞会事件发生的地方。他们来到了十年前的舞厅，可是，“一点儿痕迹都没有，一点儿都没有，一切都被掩埋了，劳儿与一切。”走出舞厅的时候，劳儿打着哈欠，就在对面的海滩上睡着了。第二天回去的路上，在火车的车厢里，劳儿在雅克的要求下谈起了未婚夫麦克·理查逊，她谈了很多，不停地谈着。雅克看到她平静地谈起麦克·理查逊，以为劳儿的痛苦消失了，一切都真正结束了。但是，劳儿没有谈起塔佳娜，也没有忘记雅克与塔佳娜当晚在“森林旅馆”的约会。小说以这样的文字收尾：“我到森林旅馆时，夜幕降临了。劳儿比我们来得早。她在黑麦田里睡着了，疲惫不堪，因我们的旅行而疲惫不堪”。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结局，让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难以成眠。读了小说后，他深夜约见杜拉斯，谈《劳儿的劫持》。
尽管小说中劳儿的女友塔佳娜将劳儿的病因部分地归咎于劳儿少时就有的某种心不在焉、某种若有所失、某种心智不全，拉康还是像书中叙述者雅克·霍德一样，更倾向于考察“舞会事件”本身。在拉康看来，构成场景即所谓“原始场景”的，是舞会中两个一见钟情的男女跳舞时的忘我与沉醉，众目睽睽之下劳儿成了被排除在外的第三者：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就“劫持”了她的未婚夫。整部小说可以说是这一场景的不断回闪与重现，它与另一个幻象中的场景一起不断缠绕着劳儿：她的未婚夫在他们住过的旅馆房间里“为另一个女人、一个不是她劳儿的女人脱下衣服”。劳儿走向了沉默与沉睡，十年一梦的婚姻生活，却在自己的家门口被另一对情人的亲吻唤醒。她走进这个二人世界，“劫持”了女友的情人，以欲望的主体身份重演了“原始场景”的三人剧。只是，在拉康看来，这不是能导致“治愈的事件”，新的三人剧更像是系了个更紧的打不开的结，劳儿沉溺于更强、更深的欲望之中：“看”。她的“看”动摇着雅克的“我思”，分裂了认识的主体，“使叙事的声音变成了叙事的焦虑”，使叙述者——男主人公无所适从、不知所终。正如拉康所说：“这种三人的存在，是劳儿安排的。正是因为雅克·霍德的‘我思’以过于接近（病者）的治疗——小说结尾处他陪她‘朝拜圣地’而不是让事件发生——缠绕着劳儿，劳儿才变疯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将劳儿拉回到黑麦田，看来是一个不够果断的结尾，它让人猜想应对那种令人感动的理解有所提防。被理解不适合劳儿，‘劫持’是不可救药的。”
拉康认为，创作了劳儿这一人物形象的杜拉斯走在了精神分析之前，“尽管玛格丽特·杜拉斯亲口告诉我说，她不知道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劳儿来自何方，并且我自她其后的话中也能隐约看到这一点，但我认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有权采取的立场的惟一好处，便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提醒人们：在这一方面，艺术家总是走在他前面，他没有必要在艺术家为他开辟了道路的地方再以作为心理学家而自鸣得意”；“我在《劳儿的劫持》中正是认识到这一点，玛格丽特·杜拉斯看起来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教授的东西”。文章最后，论及“精神分析的伦理”时，拉康甚至将玛格丽特·杜拉斯与写了《七日谈》的玛格丽特·德·那伐尔及“年鉴学派”史学家吕西安·费伏尔相提并论，称赞杜拉斯描述了“生之磨难”的“真历史”，创造了“个人灵魂的神话”。
可是，对拉康的“致敬”，杜拉斯似乎并不十分领情。女性作家的敏感马上使她显示出对男权中心式话语的反感：“是谁让劳儿·V ·施泰因从棺材中走出来的？不管怎么说，是个男人，是拉康。”（《话多的女人》，一九七四）对“杜拉斯看起来不需要我也知道我教授的东西”这句话，杜拉斯更是总要抑制不住地抨击：“这是男人、主人的话。至少是有权力的男人的话，显而易见。作为参照的，是他。‘我教授的东西’，她，这个小女人，居然知道。这份敬意是巨大的，但这份敬意最后绕到他自己头上去了。”（《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一九八一）
女性批评家、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劳儿的劫持》发表二十年以后对杜拉斯作品主题的总体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稍有距离的观照。在《黑太阳——消沉与忧郁》（一九八七）一书中，克里斯蒂娃专辟了一章（最后一章）“痛苦病：杜拉斯论”。作者认为，现代世界进入了空前的危机状态，继可见的政治、经济、宗教危机后，使现代人感受最深的是思想与言语、表现与意指的危机。内心痛苦与精神张力的无以名状使文学与艺术转向了非理性、空白和默言。在文学语言越来越内在化的时候，杜拉斯似乎掌握着将个体的体验外化的某种文法，以某种显得滞重、令人感觉不适的语言去尽量贴近笔下人物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障碍。于是我们就在《劳儿的劫持》中看到了与人物和叙述者的心智衰退相联的不合常规的言语使用。这种对内在不适与心理病症的忠实也体现在价值判断的消失、净化作用的减退上：“没有治愈，也没有上帝，没有价值，也没有美，除了处在深度分裂中的病态美。大概，艺术从来没有这样缺少疏导，缺少净化。”为此，《黑太阳》的作者提醒人们：杜拉斯的作品不适合脆弱的读者，因为它让人“与疯狂擦肩而过”，“它不是从远处展示着、观察着、分析着疯狂，让人有距离地承受，期望着一个出路”，“相反，它与疯狂合为一体，直向你冲来，没有距离，来不及躲开”。
至于劳儿，在克里斯蒂娃看来，她的问题不是压抑，而是“性冲动枯竭”，她所能激起的只是“迷恋”而不是快感，她的痛苦与女性存在的深度分裂实为一体。是痛苦的无可言说使杜拉斯在“修辞的滞重”之外又选择了“语义的漂洗”，构筑起一个“令人不安且传染着痛苦之病的空间”：“她说话的时候，只是想说难以表达出做劳儿·V ·施泰因是多么令人厌倦、多么漫长无期，漫长无期。人们让她做个努力。她说，她不明白为什么。她在寻找惟一一个词上所面临的困难是无法逾越的。她看上去不再等待什么。她是否想着某件事，她自己？人们问她。她听不懂这一问题。人们会说她自暴自弃了，说不能摆脱这一点的无尽厌倦没有被思考过，说她变成了一个沙漠，一种游牧的特性将她抛向了永无休止的追逐，追逐什么？不知道。她不回答。”
克里斯蒂娃大概是要给杜拉斯及她的劳儿做出社会历史学的解释，不过，作者本人似乎更愿意“就事论事”，让人更多关注她的作品、人物。比如，她将劳儿与《副领事》中到处流浪、失去一切的印度丐女做比较：“劳儿的疯狂是区域性的疯狂，个人的疯狂。丐女的疯狂是无限广泛的疯狂，就像整个领土都被占据一样。”（《玛格丽特·杜拉斯在蒙特利尔》，一九八一）又比如，她说：“我书中的所有女人，不论年龄大小，都来自劳儿，也就是来自某种自我遗忘。”（《物质生活》，一九八七）此外，杜拉斯又在其后的作品中让劳儿若隐若现，多多少少交待出劳儿的下落和结局。
在《副领事》（一九六五）中，劳儿的未婚夫麦克·理查逊与他的情人安娜—玛丽·斯特来特出现了，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劳儿。在据《副领事》改编的电影《印度之歌》（一九七三）中，劳儿和舞会的故事出现在画外音中。在一九七一年发表的小说《爱情》中， 占据中心的是S海市与T滨城的舞厅。一个疯女人（劳儿？）在海边不停地走着， 跟在一个“疯囚犯后面”（雅克·霍德？），而在她身后跟着一个旅行者（麦克·理查逊？）。人们谈到舞会，旅行者与女人也来到T 滨城的娱乐场，他走进“不再有舞会”的舞厅，而她则睡在海滩上。女人，与一前一后的两个男人一样，无名无姓。在电影《恒河女》（一九七二）中，画外音讲着没有命名的劳儿的故事，其中提到“救护车来到黑麦田把她接走”，但人物的“记忆丧失了”，成为“灰烬”。
劳儿最后一次出现，是在《物质生活》（一九八七）中，杜拉斯提到一部遗失的名为《劳儿·V ·施泰因的电影》的电影稿本。据她回想，她最后看到的劳儿是这样的：“衰老的劳儿脸上涂着浓妆，从滨城娱乐场的舞厅出来，被人抬在轿上，如中国女人。轿子是男人们抬的，放在肩上，像棺材一样。”不难看出，劳儿的终点就是她的起点，故事开始的地方；而杜拉斯也和她的劳儿一样，被回归初始所纠缠：这里，她根本没有进入文学想像，她只是又看到了世纪初的印度支那，她十八岁走出却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的印度支那。
从此，杜拉斯的“睡美人”劳儿再也没有醒来，而杜拉斯也于一九九六年三月永远地沉默了。
九八岁末蔚秀园
（《劳儿的劫持》，杜拉斯著，王冬亮译，春风文艺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