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家国情怀的内涵及培育途径
徐银凤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情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所谓儒家家国情怀，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表现出来的一种博爱意识，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追求，更是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命感，以及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和仁爱之情。其培育路径，强调个人正心养性、家风教育、培育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家国情怀 儒家内涵 培育途径
一、何谓“儒家家国情怀”
儒家文化体系十分庞杂，几乎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家国情怀作为儒家文化庞博体系下的一个分支，人们应该在理解其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研究。那么，何谓“家国情怀”呢？《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的：“家”，曰：“居也。”“国”，曰：“邦也。 ”［1］这是古代对“家”和“国”所下的定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家”的解释大多为名词，如第二条的解释为“家庭的住所”［2］，这个定义与《说文解字》并无异同；“国”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多作名词，如第一条的解释为“国家”［3］，并无太大改变。 “情怀”是什么呢？ 《古代语常用字字典》中并无对这个词条的解释，但斟酌一番还是应取以下义项：“情”：“感情。 ”《荀子·正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4］《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了此词条，“情怀”：名词，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抒发情怀［5］。显而易见，仅从字面意思来看，“家国情怀”的释义并无太大改变，大体意思都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表现出来的一种博爱意识，是对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追求，更是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使命感及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
香菇(Lentinus edodes)是源于我国的珍贵食用菌，被誉为“蘑菇皇后”，不仅风味独特、香气浓郁，而且营养丰富，同时具有明显的药效和滋补功效[1-2]。2015年我国香菇产量约为767万t，占食用菌总产量的22%，是我国的第二大菇；每年我国的香菇出口贸易量约占世界香菇总贸易量的80%，我国是香菇第一大输出国[3-6]。近年来，将新鲜果蔬干燥制成果蔬粉，是果蔬加工的一种新趋势。果蔬粉具有贮藏稳定性好、运输成本低、综合利用效率高等优点[7]。新鲜香菇水分含量高，质地柔嫩，生理生化活动剧烈，干制能极大地提高其贮存期；将干制后的香菇制成粉，其用途得到极大的丰富。
那么，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情怀该怎么理解呢？简而言之就是四个字：修齐治平，修指的是修身，齐指的是齐家，治指的是治国，平指的是平天下。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礼记·大学》中的叙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6］这段话很完美地展现了家国情怀在儒家文化体系中的所在，家国情怀植根于儒家文化体系，就是有本之树木，有源之活水，虽历经沧桑但仍然保持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二、儒家家国情怀的内涵
中华文明史历经五千余年，虽然波澜不断，但也绵延不绝，中华文明史虽历尽沧桑而流传至今，靠的便是统治者一以贯之的儒家思想得以维系，这是外在原因。真正的内因是所有优秀中华儿女秉承的家国情怀，正是有了家国情怀的维系，炎黄子孙们才能由衷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回首中华五千余年文明史，中华儿女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与幸福感，涌动的是对伟大祖国的感恩之心及报效祖国的赤子之情，在这一切背后积淀的是家国情怀这一底蕴。
（一）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
“家国一体”是由梁启超首次提出的，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7］这句话赤裸裸地揭露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本质：家国一体，家国都是家，不同之处在于，国是大家，家为小家，国是由许多小家组成的，而家便是国的细胞，主要说的是国家与皇室及皇族的关系，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密不可分的。家国一体主要是从皇室角度界定的，虽然在封建王朝，统治者依靠儒家文化体系进行阶级统治，给百姓灌输的是三纲五常的观念，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正如《论语·颜渊第十二》中所说的：“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8］从这段话中，人们可以窥见宗法制对阶级统治的作用，只有在宗法制的约束下，天下才可以避免大乱。正是在君臣与父子的两相对比中，深化了家国一体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当然，很容易可以看出国之君臣与家之父子的相互关系，家国同构的实质是将君与父的角色合二为一，可以理解为臣侍君如父，子又奉父为君，忠孝两全且贯通，宗法制促成了家国同构的形成。从上述例子中，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家国同构主要指家庭或者国家在组织结构上的共同性，家国同构属于家国同一体的一个特征，二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马克思曾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6］纵观历史，但凡成功的人或者名门望族大多家风严谨，他们的家风教育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家国情怀的观念给予了很多加成，将个人小家与祖国大家联系起来，并在小家的家风熏陶下培养出不凡的个人修养，锻炼出坚韧不拔的坚强意志，从而在大家这个环境中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对他们来说游刃有时至今日，家风教育再度被提上议程，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大家重视家风教育。时至今日，再读《颜氏家训》《曾国藩家书》等，还是能带给人们不一样的思考，仍然有丰富的营养可以汲取。
（二）仁爱之情
仁爱是一种思想情感，就是指关心他人、帮助他人，它是儒家思想的内在核心，也是家国情怀的内在驱动力。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人学，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就被推崇到独尊的地位，这绝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历史选择的必然。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学说在汉代以后被统治者加以利用，这是它得以传播的一个原因，孔子的仁爱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由仁爱思想沉淀、传承并发展而来的崇尚和谐的中华民族文化，构成我们古老民族最坚韧的精神脊梁。家国情怀最终的情感归宿，不是仇恨，不是敌视，而是一种“爱”的思想。这种爱不是一种宗教的外在超越，而是宗法宗教形态下的道德情操。这种爱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宽容、谦逊、悯恤与慈悲。
三、儒家家国情怀的培育途径
（一）正心养性提高个人素质
公民的个人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等，这也是传统中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其中又以思想道德素质为首要，儒家家国情怀的传承和当代价值的培育必须让每个公民积极参与进来，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当“四有”公民。要做到这些，需要公民做到正心，只有摆正自己的心态，才可以正心养性，良好的性格正是一个人成长成才必备的要素之一。只有具备这一要素，才能做出正确的行为判断和价值观选择，在实践的积累中可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儒家家国情怀当代价值的培育必须将正心养性作为必经途径，“修齐治平”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层层递进，构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个人实现抱负的必备素质。
总体上，我们提倡的家风家教应当以履行社会责任为首，勤劳持家为重，知识传承为轻，财富传承为最末，这种价值次序是新时期家国情怀培育的根本要求。在优良家风家教塑造过程中，尤其要培育科学正确的财富观［13］。林则徐指出：“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14］无数事实证明“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15］绝非一句空谈。
“修齐治平”是儒家家国情怀的具体体现，其中修身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也是起始性的环节，所以，注重修身养性应该是培育儒家家国情怀的关键。个人素质的高低将决定家国情怀的培育与传承能否良好发展，因此，提高公民的个人素质将是培育儒家家国情怀的基本途径。
（二）重视家风传承教育
新陈代谢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也是人类无法逃避的人生课题，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每个时代的风流人物都把握着时代发展的脉搏，立于时代发展的潮头，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方向。家风的塑造是培育家国情怀的起点。易经中谈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表明了家风的重要价值。好家风不仅能够为家庭成员提供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促进子女身心健康地成长，而且为社会和谐打下坚实稳定的基础［12］。
不可否认，杨家将抗辽的事迹经过后世评话、戏曲、小说、电视、电影等各种艺术形式加工和渲染，其中不免有一些夸大的情节，但对此吹毛求疵难免有小题大做之嫌，不能因为艺术家们的修饰而忽视甚至丑化满门英烈的杨门虎将。杨业与佘赛花将保家卫国作为家风保留并传承给了下一代，二人身体力行，杨老令公绝食而死及佘老太君百岁出征都是千古美谈，作为杨门虎将的七郎八虎少有善终，七子去六子回的人生悲剧没有磨灭杨家的报国热情，更没有改变杨家的家风，在影视作品中，百岁的佘老太君率领杨家的寡妇们出征，足以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我们完全可以说，在19世纪，除了蒸汽机和电力、留声机、军国主义和银行之外，幸运之神借陀思妥耶夫斯基赠给俄罗斯民族一部“神圣的文学”，一部新的“预言书”，这是无可比拟、货真价实的“预言书”，是某种真正的“ιερο? λογο?”[神言]。[2]198
伯虎正想继续回答安文浩，在伯虎身旁的小赵这时终于忍不住了，他脱口而出，让伯虎不得不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何以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生逢乱世的岳飞，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烈景象，国之不存，家何焉附？他的爱国之心及报国之情在自己的认知中只是达到了感性程度，岳母于他的背上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让他的杀敌报国的抱负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岳母刺字”可以看作家风传承的一种具体体现，更是一种家国情怀精神的生动演绎和总结，岳飞岳云父子抗金救国的事迹已足够震撼人心，但在其之前，更有杨家将抗辽的千古美谈。
如果说“家”是小的“国”，“家”是“国”的细胞的话，那么，作为“家”的组成成员的每个公民都是“家”这个细胞的组成部分，只是因其在“家”这个细胞中的分工有所不同罢了，只是不管分工如何，每个公民在“家”中都会发挥出作用，不管是在家庭这个小家中，还是在国家这个大家中，公民个人都有存在感，因此，儒家家国情怀的培育必须从公民个人出发，通过提高公民个人素质实现儒家家国情怀的传承。
美国戏剧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作品里的中国元素也可分从有形与无形两个方面来理解：前者包括中国厨师、洗衣店、瓷器、茶叶、灯笼、服饰和城市等物质因素，后者主要指中国思想和中国理想等精神层面。这些元素涉及到普通中国人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是现实与想象、器物与文化的统一体。威廉斯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与中国人所理解的中国元素有着不同的内容和意义，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威廉斯本人的个性心理特征和威廉斯的审美追求都影响着其作品中中国元素的选择和诠释，中国文化异域传播的共性也从威廉斯这一个体戏剧家身上得到了反映。
家国一体贯穿了中国封建王朝的始终。家国同构并不只存在于中国，它不受时空的局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基本形式，若干家庭组合而成村庄，村庄再组成国家（城邦），家庭常常由亲属中的老人主持，君王（basileus）正是家长、村长的发展［9］。这也许是超越时空的一种文明现象，在潜移默化中继续发光发热，无独有偶，在罗马存在这种现象：罗马也是一个城邦，它的元老就是家族长。元老院就是家族长的会议，集罗马合而成罗马城邦的政治结构，也就是罗马国家。到了罗马帝国时期，西塞罗还说，人民缅怀慕卢斯，称其为父亲、神明［10］。由此可见，儒家家国情怀的内涵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它的存在有自身的必然性和价值，它影响了全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传承家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在其父亲习仲勋的言传身教下形成了个人良好的品质，将家国置于胸中。习近平虽是高干子弟，却立志于扎根基层，响应党和国家的知青下乡号召，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家风教育必不可少，从知青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家风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培育家国命运共同体意识
从天下观念、孟子主张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的思想中，可以引申出“命运共同体”理念［17］。
时代发展步伐日趋加快，世界日益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互联网将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虽然没有了战争的硝烟，但世界上却暗涛汹涌，家国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家国命运共同体成为历史的潮流，当然这不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模式，汉朝霍去病将军就曾发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种掷地有声的话语，并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承诺。霍去病将军英年早逝，出此豪言壮语时正当青少年，那时的他便把国家与自己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份豪情既令无数有志青年热血沸腾，又使那些醉生梦死的青年相形见绌。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出现在西汉武帝时期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有无数个像霍去病那样的热血青年，满怀着家国命运共同体的热忱，托起一个民族的明天和希望。
家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每个人参与其中，不说有损国家形象的话，像爱惜家庭声望一样重视国家声誉，更要不做有损国格的事，心系国家荣辱，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法则，在自然选择的生存原则下，只有树立竞争意识，家国观念一体化，将家庭和国家命运维系在一起，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永葆生机和活力，一个国家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一个民族才能永远自信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个家庭才能幸福美满，每一个人才能挖掘出最大的潜力。历史经验昭示后人，后人从中受到启迪，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在耳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只有这样，才能不负重托，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当今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社会上尚存在浮躁风气，亦有人追名逐利。警钟应该时刻响起来，行动应马上落实起来。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构建家国命运共同体应该扩散开来。家国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片净土。每个人都参与进来，那么，“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盛世就不是海市蜃楼。中国梦的实现饱含着中华民族的殷切期盼，熔铸着几代中国人的青春和血汗，召唤着每个人内心的良知，需要的是每个人家国命运共同体的坚定信念和为之付出的不懈努力，这一切已经在路上，结局或许已然写好，只待时间的验证。
式中：p —所述能源子系统的数量；bj—所述绿色最优运行序列中第j个所述能源子系统的耗电量，1≤j ≤p；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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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梁启超.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5.
［8］翟文明.国学知识全知道［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10.
［9］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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