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良与奉天的旗制变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奉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3)03-0011-05
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八旗制度所承载的满族贵族统治下的满汉权利、义务不平等等问题日渐为民众所周知,满汉矛盾亦随之加深。化除满汉畛域、变通旗制成为清末政府亟宜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后,清政府设立了变通旗制处,专门办理旗制变通之事。随后,各地驻防也先后设立旗制处或筹办旗丁生计处,变通旗制处进入高潮。
在各地办理变通旗制的省份中,东三省总督锡良辖下的奉天成为当时落实八旗生计最好的区域。①锡良,字清弼,姓巴岳特氏,镶蓝旗蒙古人,是清末重要的疆臣之一。《清史稿》称其“强直负重,安内攘外,颇有建树”。②虽然学界的研究对奉天能取得这一成绩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但对锡良办理旗制变通的思想、举措及其作用均未能有所探讨。因此,本文拟对此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一、改旗务司为旗制处
关于奉天的旗制改革,锡良在接任东三省总督之初就表示,九年筹备事宜为“目今最关切要之图”。③所谓“九年筹备事宜”其实就是清政府为筹办立宪而制定的计划表,这其中就包含了变通旗制事宜。而当时较为普遍的观点是“立宪与旗制不能并立”,④实现立宪之期,即应为旗制裁撤之时。而锡良在1907年就因“南省匪势猖獗日甚”,电请清廷迅速“宣布平除满汉办法并实行立宪之旨,以慰民心”。⑤由此可知,锡良较早就有意化除满汉畛域,变通旗制似亦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为了化除满汉畛域,实行宪政,锡良利用清廷设立变通旗制处之机,将奉省旗务司一缺裁撤,设立旗务处,办理旗务事宜。⑥随后,锡良派令办理旗务得力的金梁出任奉天旗务处总办。⑦正是这一机构的领导下,奉天的旗制变通逐步走上了正轨。
二、变通旗制的实践
关于如何进行旗制改革,办理变通旗制处诸大臣确定了变通旗制而不裁撤旗籍,以存团体的方针。⑧此后,变通旗制处虽还有讨论旗制变通的言论,但在事实上已陷入因循敷衍之地,直至清末,成效毫无,受到舆论的责难。相较于变通旗制处的迟延,锡良表现得颇为果敢,对奉天的旗制进行了一番改革,特别是在筹措八旗生计方面,更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一)旗官改革
针对时人所论“八旗人才大抵销磨于区区俸饷之中”的说法,锡良认为,这“虽系激论,盖亦属实情”。因此,锡良认为,亟应去除旗员对旗饷的倚赖心理,“坚其自立之志”。⑨
在奉天的旗制中,旗官是一批人数较多,却久无职守,唯赖俸饷为活的群体。因此,锡良率先实行了旗官出缺不补的政策,即“八旗官缺暂仍旧制,唯嗣后出缺概行停补”。⑩但这一政策并非锡良的独创。四川总督赵尔巽就曾向变通旗制处就裁旗问题提出过“出缺不补、十年裁尽”的计划。(11)只是锡良首先将其运用到了旗官改革的实践中去,反而具有开拓精神。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锡良采取了将旗官酌改为外官、对品调用或送入法政学堂学习等举措。(12)如他采用了对品调用等办法,裁撤已无职守、实同虚设之盛京将军署堂事、笔帖式、外郎等旗官。(13)但变通旗制处认为这样“恐拂八旗感情”,(14)要求“可仿政务处议准黑龙江及陆军部武备新章,先尽曾入文武各学堂毕业者挑补”。可见,变通旗制处不同意锡良逐步裁去官缺的作法,无奈之下,他只得作罢。(15)后来,他又电致军机处拟逐步裁撤冗滥之旗员,并有裁汰旗官改归外用之举,(16)显然有意另辟蹊径。
此后,锡良对海龙总管进行了裁汰。海龙总管原为管理海龙城围场所设,到了清末,由于设立了府、县地方机构,这一机构已形同虚设,因此,前任总督徐世昌就提议要裁撤该机构,清政府亦令锡良“体察情形,悉心妥筹,奏明办理”。锡良认为,该机构已无职守,因此奏请裁撤该机构。他采取了逐步裁撤的策略,将该机构总管裁缺,并令管理该机构册档的笔帖式裁撤,改为外用。而对该机构的旗官旗兵,则将旗兵随时选充地方巡警,以实现逐步裁改。(17)最终裁汰成功。
(二)八旗生计的举措
在清末,八旗生计的筹措是旗制变通的重要事项,也是较为复杂且繁琐的事项。大体而言,在奉天的旗制改革中,锡良所采取的措施大体上分为两个部分:筹措资金和施行八旗生计的举措。
1.筹措资金
对于筹措奉天八旗生计的资金,锡良似乎应该略显轻松些。因为东三省拥有“家有地亩”的自然优势和旗人“世为农工”的传统。(18)而且,当时东三省存有大量的可开垦性荒地,条件可谓得天独厚。据金梁估算,三省八旗官兵及内务府所属向有随缺伍田、庄园、山场等地,统计约及150万亩,足可供旗丁解甲归农之用;而且在正额之外,被隐占盗典,久未清理的浮多之地,尚不止数倍,“如能一律清查丈放,按地收价,至少之数一千万金以上”。其实早在1902年,清政府就下令将从未输纳过钱粮的吉林“通省旗户自占之地,出卖之地及站丁、官庄之地,悉行报明,派员,一律升科”。此后,经赵尔巽、徐世昌两位总督指示,至1909年,经政府丈放的官庄地已达一万三千五百余亩,收地价有一百八十万余两,(19)这就为筹划旗制变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并不表示锡良筹措八旗生计毫无困难,其中原因颇为复杂,最主要的原因是东三省为新设省份,而清政府有意以该地为新政的试验场所,所以当时东三省较多的新政能引领全国风向。因此之故,东三省财政支出也颇为巨大,加以还需要面对日俄的侵略,东三省财政已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这也是徐世昌一再请辞东三省总督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后锡良一再请求开缺,亦有此方面的因素。(20)当时奉天财政资金也是如此,这就严重影响了他进一步筹措八旗生计。在筹措旗制之初,筹措八旗生计之事,如教育、实业等事,锡良认为,“势难久缓”。因此他饬令旗制司清查旗署款项,革除积弊。在他的主持下,旗制司清理出公私款项,实银十万两,并每年能获取进款十万,共有二十万两之数,足敷目下之用。(21)具体参见下表。
表一:东三省清查旗署款项筹办生计事宜清单(22)
款项来源款项数目(单位:两)款项用途制钱生息18740余
拨充奉天八旗工艺厂经费木植变价息银6102充公地租10360前军署办公余款23000教场地租340旷缺笔帖式随缺地租68官房官地租项1000仓款盈余约10000拨充兵设八旗农业讲习所官兵随缺地租加收学费500~600拨充推广八旗学堂经费牧场浮多地价13160拨充并设八旗实业学堂开办经费草豆折价余款约10000拨充扩充官牛场经费宗室炉火息银412拨充推广宗室学堂经费兵丁白事赏项银两3880拨充并创办八旗女工厂经费工股木植变价余款5880拨充并设八旗蚕桑实习厂经费锦州裁缺副都统移交存款8600拨充锦州八旗工艺分厂经费锦州经征处办公余款2000
资料来源:《锡良遗稿》,第918-921页。
从该表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款项颇为庞杂,多属东挪西凑,如扩充奉天八旗工艺厂的经费竟从7处地方腾挪而来。其中有些经费则为一次性的款项,如锦州裁缺副都统移交存款和前军署办公余款等项。而有些经费则存在着不确定的因素,如仓款盈余、牧场浮多地价、草豆折价余款、兵丁白事赏项银两、工股木植变价余款等,这些款项存在着极大的浮动性。因而,有学者就曾指出,这些款项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难以持久。(23)但这一筹款方式是这一时期东三省兴办各项旗制改革的常态方式。如锡良创办八旗满蒙文中学堂,也是腾挪了原为筹办八旗实业学堂的经费和已停办之八旗农业讲习所等经费方才得以设立。(24)又如扩充旗族学校——维城小学的费用既由官方腾挪之经费和宗室觉罗等领国民捐筹措而来的。(25)由此可知,锡良在办理奉省八旗生计时遇到了资金上的困难。继任总督赵尔巽也表示,锡良关念旗籍艰苦,欲举办实业,又以财政支绌,故多掣肘。(26)
除了以上的经费外,锡良也试图通过其他途径获取更多的资金来源。奉省八旗、三陵、内务府官兵随缺伍田、马厂、围庄等地,坐落各城,总额约有一百五十余万亩,锡良认为,这些旗产地亩历年既久,盗典隐占之积弊甚深,因此,他提议清查积弊,将所获浮多地亩之费,另行存储,以为筹办八旗生计之用。或许鉴于此事颇为繁琐、棘手,清政府并未给予明确的回复,但锡良并未受到影响,仍派员前往各城从事清丈。(27)奉省旗制处还是清查出了五万余亩入官充公地,约可得银二十万两。此后,锡良在金梁等人的建言下,又以此项款项为基础,奏请设立八旗兴业银行,以为振兴实业、迁旗开垦等八旗生计之用。(28)这一提议得到了清廷的允准。不久,东三省即发生了鼠疫,此事有所耽搁,到了1911年4月,锡良方才设立了东三省八旗兴业银行,又令金梁向各地广招股本。(29)不久,锡良离任,此后又发生了辛亥革命,兴业银行亦处难产之中。不管怎么说,正是在锡良的苦心经营,奉省暂时有了办理八旗生计的经费,这为奉省筹措八旗生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变通旗制的施行
对筹措八旗生计之事,锡良认为,自以振兴实业、推广教育为先务。在前表中,锡良把筹措的资金投入到维持和扩充旧有实业工厂和教育机构之中,即可知概见。而在这二者间,他又更注重于教育。(30)
第一,注重教育。除了具有筹办生计之用外,锡良认为筹办八旗教育还具有其他的作用。在他看来,八旗教育还具有“辅弼皇家,磐石苞桑”之用。因此,他亦巡视八旗学堂时,“示以国家育才展亲之深意”,随时督饬学员,认真管教。(31)当其会对学生课程加以面试时,若听闻“程度均甚优美”,他则会对学生进行嘉许。(32)同时,八旗教育还有保存满蒙文等国粹的作用。当时学习满蒙文字的学者日少,渐有至失传之虞,锡良认为,满蒙文字,乃国本攸关,理应并视为要图。与此同时,他在办理旗蒙事务时,就缺乏这方面的人才。因此,除了维持原有的学堂外,锡良亦曾扩充八旗学堂、宗室学堂、维城学堂等学堂,并特别设立了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八旗满蒙文中学堂创设于1910年1月,锡良期望该学堂能使学生在特设专科的情况下“研求有素”。(33)该堂在办理半年后,亦曾增加招收一班六十名学员,(34)可知该学堂办学之成效。
第二,大力推行实业。锡良认为,创办实业不外两端,“务本则以农事为先,而收效则以工艺为速”。在他看来,设厂教工,轻而易举,若能令八旗子弟各执一业,“人人皆能谋生,处处皆足自立”,唯有如此,即会收到变通尽利之效。从前表也可看出,锡良将大部分资金投入到了扩充实业之中。这应与他所举办的八旗工艺厂的实践有关。原来,八旗工艺厂在奉天、锦州设立两年后,成效颇著,“美绩粲然”,“迩来得利尤丰,月计开支经费以外,尚有盈余”。为此,他又将该工艺厂加以扩充。这种扩充并非仅仅是在原有规模上的简单扩展。在其规划中,他一方面扩展了该厂的规模,添建房屋,购办机具,并在辽阳、牛庄等地添设分厂,以便推广。另一方面,为了挽回利权,他认为向不产纸的东三省应设立造纸一科,以抵制洋货。同时,他工厂虽立而无学堂为辅,则工艺难以精进,因此,决定设立八旗工业学堂。(35)而八旗工艺厂的成功,也使锡良注意把工艺推向八旗妇女。在他看来,八旗生计的困难也有妇女的因素。他认为,“妇女大抵坐食,皆无职业,尤足为家室之累”,因此,应设法提倡,振兴实业,以广生计。于是,锡良饬令旗务处在奉天设立八旗女工传习所一处,分设栽绒、编物、缝纫、刺绣等四科。该处借用官房方才设立,原拟定招集百名八旗女工入所学艺,而报名愿学者达到数百人之多,(36)或许因该所房屋过于窄小,最初只招了八十名女工。(37)该所于1909年9月开办,半年后,经营即颇著成效,甚至创造出新制绒栽,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这使本地妇女“闻风兴起,争愿入学”。于是,锡良又饬在已裁工部旧署地基上修建女工厂一所,以便扩充规模,为八旗生计之一助。(38)自1910年4月开始动工,修建洋式房屋三进,共四十余间。此后,该所又添招织绒科女生一班。(39)需要指出的是,奉天八旗女工传习所虽冠以八旗名称,但由于奉天地区满汉早已“杂错而居,望衡对宇,婚姻互结,鸡犬相闻,早已不分畛域”,(40)因此,在实际上对满汉妇女一并接收。但该所取得的进步,确是不可抹杀的。
第三,积极提倡迁旗垦荒。锡良认为,此举一可为八旗资衣食,一可为长白固根本,因此,希望在办有成效的情况下,再逐渐推广。东三省荒地颇多,且地广人稀,亟需待人而耕。本就主张推行迁民实边的锡良,以八旗户口日增,生计日艰为由,于1910年6月向清政府提议,招集百户无业旗丁前赴新设之长白府属之安图县内试办垦荒,每旗丁发给三百亩,并发给牛、具、房、粮。清政府则饬令锡良“先行试办,果有成效,再行奏陈”。(41)当东三省当局宣布这一消息后,各旗丁报名颇为踊跃。(42)
此外,锡良采取了改练旗兵,以为筹措八旗生计的措施。由于旗兵的存在已徒有空名,而又不能骤裁旗饷,东三省也未对旗兵缺额进行挑补。锡良认为,若能利用这项旷缺兵饷来改练旗兵,必能化无用为有用,且能安置旗丁生计。1910年7月,他以兴京永陵、盛京福陵、昭陵等处需兵保护为由,饬令旗制处挑选旗丁,按照陆军新制,编练步兵一营,分驻这三个陵寝。(43)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政府的允准。由上可知,锡良在奉天的旗制变通实践中做了不少的工作。
综上所述,锡良是非常认真地在筹办旗制变通的事宜,并对敷衍的变通旗制处表示强烈的不满。(44)正因如此,奉天成为当时旗制变通最有系统最著成效的地方。(45)这一成绩的取得并非仅有东三省自然条件和世为农工的劳作习惯所能完成的,其中含有锡良等人筚路蓝缕的经营之功。案之事实,筹措八旗生计之议,早在新政初期即已开始,到了1907年讨论更是颇为热烈。东三省则有赵尔巽、徐世昌等人先后任职总督,虽也不乏某些创设性的见解,但落实的不多,故成绩不彰。(46)或谓,此前清政府还未下令变通旗制,故各督抚多处观望。考之宣统年间筹办变通旗制之事,且不论变通旗制处之敷衍塞责,即如其他驻防将军等均对变通旗制有抵抗情绪,多未采取切实措施。而奉天的旗制改革取得了如此好的效果,奉天旗制司督司金梁入都时,有识之八旗士人给予热烈地欢迎。由此亦可知,锡良所经营的旗制变通已得到社会人士的认可,也正因其之带领示范,东三省成为当时筹划八旗生计最好的地方。颇值得注意的是,锡良乃镶蓝旗蒙古人,这显示出清末旗族政治人物具有政治革新和干练的一面,而非只有观念认知的昏聩无能、误国误民之辈,展现了清末旗人群体的另一面。
①参见张虹:《清末奉天八旗女工传习所兴办始末及评价》,《满族研究》1996年第2期;刁书仁:《试论清末东北八旗体制的变化》,《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迟云飞:《清末最后十年的平满汉畛域问题》,《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常书红:《晚清变通旗制及其对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郑师渠等编:《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80页;赵丽艳:《清末奉天省安图县迁旗始末》,《满族研究》2006年第1期。
②赵尔巽等纂:《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九,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43页。
③锡良:《公署内设立宪政筹备考核处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896页。
④《旗制大臣有被参之耗》,《大公报》1909年11月21日,“要闻”;《旗丁生计之问题》,《大公报》1910年9月21日,“要闻”。
⑤《滇督致电政府之传闻》,《大公报》1907年11月2日,“要闻”。
⑥锡良:《遵旨考察东三省裁并裁缺折》,《锡良遗稿:奏稿》,第911页。
⑦《同知金梁请留奉补用派充旗务处总办片》,《锡良遗稿:奏稿》,第999页。
⑧《决议不裁旗籍》,《大公报》1908年11月14日,“要闻”。
⑨(12)(18)锡良:《奉省旗官出缺不补逐渐变通办法折》,《锡良遗稿:奏稿》,第925页。
⑩《会奏奉省旗务》,《大公报》1909年8月15日,“北京”。
(11)《川督奏陈裁旗办法》,《大公报》1908年10月12日,“要闻”。
(13)锡良:《请予军署各旗署主事笔帖式外郎等出路片》,《锡良遗稿:奏稿》,第927—928页。
(14)《宝侍郎之旗制谈》,《大公报》1909年10月13日,“要闻”。
(15)锡良:《奉省旗官出缺暂照新章挑补片》,《锡良遗稿:奏稿》,第1180页。
(16)《饬拟变通旗制办法》,《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东三省新闻·奉天”;《东督电请再裁旗务冗员》,《大公报》1910年10月13日,“要闻”。
(17)锡良:《遵议裁撤海龙总管员缺并筹拟官兵安插办法折》(宣统二年九月初十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227—1228页。
(19)《满族简史》编写组编写:《满族简史》,中华书局1979年,第151页。
(20)据沃野仲子(即费行简)所言,当东三省经费已竭,徐世昌营内用,锡良“竟贸然代承其乏”。(参见沃野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民国八年八月廿号三版,第147页。)
(21)锡良:《清理旗署款项筹办生计事宜折单一件》,《锡良遗稿:奏稿》,第917—918页;《奉天旗人有生计矣》,《盛京时报》宣统元年七月十九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22)(23)参见常书红:《晚清变通旗制处及其对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表2,郑师渠等主编:《文化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第480页。对于该经费问题,常书红曾就相同的材料做了一个表格详列了各种款项,只是她的表格存在着数字错误等问题,此处已一一加以纠正。
(24)(30)(33)锡良:《创设八旗满蒙文中学堂请立案折》,《锡良遗稿:奏稿》,第1044—1045页。
(25)(31)锡良:《扩充维城小学校额折》,《锡良遗稿:奏稿》,第1000—1001页。
(26)《赵制军注重旗人生计》,《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五月初十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27)锡良:《筹拟派员清理旗地片》,《锡良遗稿:奏稿》,第1142—1143页;《勘丈旗地之棘手》,《盛京时报》宣统二年七月初九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28)锡良:《入官充公地丈放收价创设八旗兴业银行片》,《锡良遗稿:奏稿》,第1273页。
(29)《创办八旗兴业银行》,《盛京时报》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东三省新闻·奉天”。(下转第24页)(上接第15页)
(32)《督宪亲莅维城学堂查验一切》,《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四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34)《八旗中学招生》,《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35)锡良:《奉省八旗工艺厂办有成效拨款扩充折》,《锡良遗稿:奏稿》,第1272页。
(36)锡良:《创设八旗女工传习所请立案片》,《锡良遗稿:奏稿》,第1044页。
(37)张虹:《清末奉天八旗女工传习所兴办始末及评价》,《满族研究》1996年第2期。
(38)锡良:《拨款修建八旗女工传习所》,《锡良遗稿:奏稿》,第1132页。
(39)《八旗女工厂工竣》,《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40)辽宁档案馆藏:《奉天省公署》第23194卷,转自张虹:《清末奉天八旗女工传习所兴办始末及评价》,《满族研究》1996年第2期。
(41)锡良:《筹款招集旗户迁移长白府属拨地试垦折》(宣统二年五月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142页。
(42)《奏准拨给迁徙旗户款项》,《盛京时报》宣统二年六月初九日,“东三省新闻·奉天”。
(43)锡良:《拨用旗兵旷缺额饷陆军分驻陵寝折》,《锡良遗稿:奏稿》,第1179—1180页。
(44)锡良:《时局危急密陈管见折》,《锡良遗稿:奏稿》,第1126页。
(45)[美]路康乐:《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瑞堂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0页。
(46)[清]奉天旗务司编:《奉天旗制变通案甲乙二类》,宣统年间铅印本。该书大体上记录了奉天旗制变通的讨论和实践的文件,较能全面地反映奉天旗制变通的整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