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城镇化问题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镇化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11月9日，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等新的目标和要求。11月2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表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12月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并将城镇化列为新一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指出：“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带来经济和社会深刻的变化，需要各项配套改革去推进。”①这些紧锣密鼓的顶层设计、政策信息和战略部署，使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城市化问题愈加凸显。但受我国城市化水平相对不高、城市研究整体上比较落后等方面的局限，一些亟待探讨和研究的城镇化理论和实践问题，如城镇化的概念与阐释、城镇化与现代化及扩大内需的关系、中国城镇化的问题与战略参照等，却未能得到深入的辨析、阐释和总结，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战略、城市建设及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拟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观点和思考，供大家批评、讨论和参考。
一、概念辨析：城镇化、城市化与都市化
在城市发展热浪滚滚、“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概念并被社会各界和媒体高频使用的当下，实际上很有必要提出一个具有基础和前提性的问题，即“城镇化”这个概念的确切内涵是什么?进一步说，它与人们日常习惯使用的“城市化”、“都市化”等具有家族类似性的概念有何本质上的异同，以及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与学术界惯常使用的“城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就此而言，当下的这种情景和态势，很容易使人想到海德格尔当年对“存在”一词的困惑。在《存在与时间》扉页上，海德格尔曾题写了这样一句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②而在这些基本概念、范畴的界定和阐释上的缺乏和含糊，不仅直接影响到当代人对城市发展应有的正确态度与理性判断，同时也会由此深入影响到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方方面面，必须回过头来“补课”和“交代”。
依据人口和资源的空间流动方式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层级体系，我们曾提出过当代城市化进程主要包括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三个层面。③也可以说，城镇化、城市化、都市化这三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构成了认识和研究当今城市化进程规律和特点的范畴群。由此可知，与城镇化关系最密切的概念，主要是“城市化”和“都市化”，其中，“都市”与“城镇”的层级差异比较明显，而居于中间层的“城市化”成为我们界定“城镇化”概念的关键。但在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和区别一直比较含糊，原因在于“城镇化”与“城市化”的英文拼写均做Urbanization，究竟译为何者、如何使用完全基于学者的个人选择和判断。尽管在概念上略有差异，但不管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是指农业性的环境、资源、人口、财产、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审美观念的现代化进程。但在这些城市化研究中，也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关注点主要集聚在农村人口与资源转变为非农性的人口与资源，而至于它们是转移到小城镇、大中城市，还是20世纪60年代后出现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级城市群”，特别是由于城市规模和层级差异而对原本属于农业文明的一切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一般的城市社会学是很少考虑和加以细分的。长期以来，人们对“城市化”和“城镇化”不作概念上的细分，经常混搭在一起交错使用，也根源于此。
但在当今世界进入城市时代，“城镇化”概念高调进入中国国家战略体系，大城市与小城镇的本质区别越来越明显的当下，④很有必要在逻辑上严格区分城市化的不同形式并将其各自的特殊内涵加以揭示和固化，以便为规模宏大、层次繁复、矛盾交集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清晰的“内在生产观念”和“客观理性指导”。
当今世界是城市时代，不同层级和规模的城市，不仅在外观和形态上发生巨大变迁，更重要的是在功能和本质上也早已迥异于传统城市。从层级体系的角度看，当今城市化主要可分为三种形式：一是以县城(县级城市化区域)为中心的城镇化。二是以大中城市(区域性城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三是以国际大都市(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⑤它们分别代表了农业人口和资源三种不同的流动和集聚方式，并对不同层级的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文化审美趣味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在当下的主流城市研究中，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却很少对这三种城市化形式作严格区分，其后果是不仅在理论上容易导致各种“伪问题”的产生和流行(如“北上广”特有的很多大都市问题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城镇就很不真实)，在实践中也不利于制定系统性的层级战略规划和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我们认为，在城市化进程的层级差异越来越明显的当下，以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为元概念，建构当代城市化进程研究的范畴群，分别指称当今世界的三种城市化形式，不仅有助于揭示大都市、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形态、功能和本质上的巨大差异，使不同性质和来源的城市化问题得到正确的反映并获得真实的名分，同时也是全面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国家战略的复杂内在机制与真实背景，以及制定层级分明、具有分类指导功能的政策制度和路径的大前提，同时，这也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统一思想意识、形成发展共识及超越各种肤浅无根的理论研究与战略设计的当务之急。
和很多“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一样，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部分学者之所以选择“城镇化”概念，主要原因有三方面：一是在国家战略层面看，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至今“三农”问题仍相当突出，其中很多新问题、新矛盾都和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直接相关，同时也必须承认，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业人口、农村社会、农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及其质量，仍是决定中国现代化进程成败的关键要素与根本性矛盾，就此而言，在国家战略中使用“城镇化”概念，表明了国家对中国农村发展的高度重视和重大关切。二是从学者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不少学者出身于农民家庭，早期的乡村生活经验和后天的“悯农”心理，使他们更喜欢把目光凝聚在作为城市化最低层级的乡镇空间，有时还会出现比较严重的“逆城市化”及“反对大都市”的倾向与问题。⑥三是从理论谱系的角度看，则与我国城市社会学长期形成的“乡土中国”学统密切相关。在中国社会学的百年历程中，主要是由于城市化水平低等现实原因，以费孝通先生的中国本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为代表，其研究和关注的重点长期凝聚在乡村与小城镇上，⑦而对快速的城市化、特别是都市化进程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和学术积累。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是，尽管自2005年以来，城市群、国家中心城市等目标逐渐进入国家战略框架，突破了国务院1989年制定的“三句话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但在文化心理和理论谱系的共同作用下，很多学者依然倾向于认定“微型城市化”、“小城镇”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形式。这是“城镇化”概念远比“城市化”、“都市化”受欢迎并被广泛采用的深层原因。
由上可知，以“城镇化”概念指称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基于国家的价值立场和个体的学术训练及文化心理。对此必须阐明的是，使用尽可以使用，但绝不能由此把“城镇化”狭义化为Townization，并将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与全球都市化进程相呼应的“大都市”和“城市群”排斥在外。正如十八大报告提出“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201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答记者问时再一次强调城镇化“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⑧凡此表明，在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范畴中，本身就包含着Urbanization和Metropolitanization的内容。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对作为国家战略概念的“城镇化”应做广义的理解，即其在内涵上包括了Townization(城镇化)、Urbanization(城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都市化)三个层级体系，以与一般理论研究中狭义的“学术概念”区别开。只有这样，才能完整理解和把握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准确内涵，防止把“城市群”、“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对立起来，以实现对我国层级复杂、形态多元的城市化进程的科学引领和指导。
二、关系阐释：城镇化和现代化及扩大内需
在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既凸显了城镇化与现代化、扩大内需的紧密关联，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需要认真解读、分析和阐释的关键命题。我们知道，“现代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国家战略规划目标，也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实现伟大复兴的标志与象征。而“扩大内需”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攻关期，特别是应对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矛盾冲突时的重要的战略手段之一。也可以说，“现代化”是中长期战略目标，“扩大内需”则是当务之急，而“城镇化”则成为解决“近忧”和绸缪“远虑”的中坚和桥梁，在中国当下和未来具有重要的核心地位和枢纽作用。正确理解和科学把握三者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首先，从“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内在关系看，“现代化”是“城镇化”的内在机制与内容，“城镇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载体和形式，以“工业化”为中介和动力，两者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叠合、同步发展。这是因为，现代化意味着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基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业生产方式为基本手段，深刻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空间环境、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使城市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和主流。大约在30多年前，一位美国城市社会学家曾写道：“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人都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城市支配着人们的工作、娱乐、居住、社交以及所有日常生活，人们相互交往的方式也反映着以城市为背景的文化特征。……城市的规范与社会结构，对于人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都发生着重大的影响。”⑨
这段话也完全适用于描述中华民族在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沧桑巨变，具体说来，一是传统农村在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城镇化”。以小城镇为例，1978年全国小城镇仅2176座，至2000年则猛增至20312座，有近90％的小城镇是在1978年之后出现的，平均每年增加820个以上。⑩二是传统城市由政治型城市转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大都市。以中、大、特大城市为例，从1978年至2003年，全国20万至50万人的中等城市从59个增加到213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11)中国城市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高速与持续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其现代形态的结构转型与本体创新。所以说，如果没有当代工业化进程，就既不可能有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也不可能有令世界瞩目的城镇化。
其次，从“城镇化”和“扩大内需”的相互关联看，以“消费也是生产”、“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12)为基本原理，“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木之本”和“水之源”，“扩大内需”是“城镇化”的“孵化器”和“加速器”，两者的协调关系有助于推动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城镇化的直接成果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城市是天生的消费主义者，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为“扩大内需”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广阔前景。关于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带动，不仅已有定论，也是大家一致看好的前景。2002年，世界银行专家尤素福曾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有10％是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的。(13)2012年，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完成的中国展望报告指出：“中国的城市化将快速发展。到2030年，城市居民占总人数的比重将从1/2上升到2/3。这又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14)国内最近还有研究表明，快速的城市化有可能使中国GDP的增长重新恢复到9％(15)的增长率。在某种意义上，现在最可担心的，不是城市化率保持在快速增长的水平上，相反却是如何使受金融危机影响而有所下滑的城市化率重新得到提振。(16)
另一方面，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洲城市化相比，当今世界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高成本”，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强大的经济支撑才能推进。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率由2000年的36.09％飙升到2011年的51.27％，一直以年均超过1.5％的速度增长，并在2011年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据国外学者的相关测算，中国城市化率年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需要年新增住房3亿平方米至4亿平方米，建设用地1800平方公里，生活用水14亿立方米。(17)据国内学者的相关测算，未来10年，我国城镇化率会以1或1.2个百分点增长，中西部城镇化率仍有15—20个百分点的增长空间，这意味着城镇化将对最终消费需求产生强劲的推动。“如果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到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60％，按照2011年数据测算，平均每年新增消费规模将超过4万亿元。此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有助于释放2.3亿农民工的消费需求，还能拉动相关的投资。据测算，每增加1个城市人口可带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0万元。”(18)特别是在国际贸易环境不断趋于恶化的大背景下，随着依靠资本形成驱动的爆发式增长逐渐退居二线，以国内消费为长效拉动机制的经济发展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民生工程及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需求，必然使城市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机制。
此外，在对待农民、农业的认识和政策上，当今中国与传统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千百年来，以农立国的中华民族，在面临和解决农村问题时，主要是减轻赋税、奖励农桑、整治游手好闲之徒，即要把农民留在土地上。但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正如马凯说“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19)通过实施积极的城市化战略把农业人口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国家共识。而随着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渐破冰，包括近期开始试水的异地高考、农民工城镇化等政策和制度的出台，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城市化仍会持续高歌猛进，必然会极大地提升我国城市消费的能力、规模和水平。由此可知，李克强总理提出“我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是十分正确和科学的战略判断。
三、战略思考：经验教训与中国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镇化，有两大现实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一是要认真吸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或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二是必须大力推进城市研究和理论创新，以发现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问题与主要矛盾，力求选择和走出一条低成本、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首先，在经验教训方面，当今世界主要有两种城市化模式，其一是作为现代城市化主要代表和当今世界城市化主流的欧美模式。城市化率高、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发展、城市化进程主要由市场经济主导，是这一模式的主要特点。其二是在欧美影响下形成的拉美模式。起点低而速度快、机械模仿欧美模式、城市化过度是拉美城市化进程的主要特点，所以这一模式又称“拉美陷阱”。(20)就此而言，积极借鉴欧美经验和认真吸取拉美教训，应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在参照别国发展道路时的一个基本原则。
尽管欧美城市化在早期也存在着“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恩格斯曾认真研究的伦敦住宅问题、美国作家德莱赛揭示的“农村人在城里变坏”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正如城市社会学家所说：“西欧和美国进行城市化时，本国人口是相当稀少的，工业化和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速度达到了足以维持新增人口和原有人口生计的水平。”(21)所以，我们把欧洲城镇化比喻为“一个正常的儿童”，其城镇化具有自然发展的特点，后遗症比较小。“法国、英格兰、比利时和德国的国土面积的90％至今仍然为农田、草场和森林，即使像荷兰这样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建设用地也仅为13％。”(22)而“拉美陷阱”则是我国城镇化要吸取的最大教训。拉美模式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化过度”，即“一国城市居民相对于全国人口的比例大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允许的比例，一般说来，它是迅速城市化的孪生兄弟。城市发展速度太快，其服务行业、就业、公用设施均落在后面，结果，大量城市人口拥挤不堪，生活贫困、环境恶劣。”(23)在某种意义上，由城市化过度导致的城市拥挤不堪、贫富分化加剧、生活环境恶化、失业与犯罪率走高、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短缺等“城市病”，也是当下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矛盾。如与拉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对，中国也有约1.3亿的“农民工”及家属，在工作和生活条件上仍处于“半城市化”阶段。就此而言，如何充分发挥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优势，通过制度建设与创新超越“拉美陷阱”，已是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与挑战。
其次，在中国问题方面，我国城镇化目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城市资源迅速膨胀，城乡差距不断加大。有关统计表明，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70％，国家税收的80％，第三产业增加值的58％，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的90％以上，都集中在城市。(24)与之相比，乡村两级政府则是近万亿的沉重债务。有关统计表明，中国乡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乡镇基层债务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25)
二是大中城市的发展吞噬了大量的农业资源，使后者赖以持续的物质基础更加薄弱。举几个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中国农业用地的“污灌面积”——即“超过农田水质灌溉标准”的污水灌溉面积，已从500万亩增加到的5427万亩，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7.3％。(26)如粗放的城市化模式对本就紧张的农业用地的疯狂圈占与大肆侵吞。据国土资源部的报告，从1996年到2005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1.2亿亩，约占耕地总量的6.6％。同时，截止到2004年年底，全国城镇共有闲置土地、空闲地和批而未供地共计393.61万亩，相当于现有城镇建设用地总量的7.8％。(27)
三是和非洲、拉丁美洲一样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农村和农业“后继无人”。一位农民曾感慨地说：“我挣的不比他们在国外打工的人少。可种田养鱼毕竟是个苦差事，我的孩子们不愿意做，他们都向往着大城市。”一位学者也指出：“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他们想要挣脱和脱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28)
四是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作为“农村之首，城市之尾”的城乡结合部，由于聚集着大量的暂住人口，管理比较落后，特别是容易受到都市不良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已成为犯罪率居高不下和各种不良文化、垃圾文化的仓储与集散地。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在城市化的猛烈冲击下，农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裂变和被扭曲导致的。
以上问题当然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从主体的角度看，则暴露出我国城市理论和战略研究的滞后、不足甚至是匮乏，特别是对当今世界的都市化进程与工业革命时期的欧美城市化，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化的差异很少做认真和系统研究，使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片面甚至是错误的观念未经审查和“杀毒”而直接进入到实践中，成为各种现实问题、矛盾和困境的导火索或发酵粉。现在是到了该认真清理和反思的时候了。需要清理和扬弃的问题当然很多，但就当下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清理对城镇化概念的各种望文生义的解读和阐释，在“乡土中国”的文化与价值语境中把它狭义化为Townization，而完全排斥了这个概念特有的Urbanization和Metropolitanization等内容。一个时期以来，此起彼伏的各种否定大城市、城市群的“逆城市化”思潮，可以说都是由于未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城镇化的概念而导致的。而以小农心理和意识形态去解读和阐释“城镇化”，必然会扭曲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顶层设计。
实际上，早在2005年，《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城市群战略，就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走“小城镇”还是走“大都市”的发展路径之争，表明中国的城市化，既包括层级较低的城镇化，也包括层级最高的都市化。这个战略思想一经确立就没有改变，在十八大报告中成为“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将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中小城市发展为支撑、以四化同步为关键、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蓝图明确描绘出来。这也是我们在前文中强调作为国家战略的城镇化概念不同于学术上狭义的城镇化，而是包含了城市化和都市化两方面内容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在中国这样传统的农业国家，当然应多讲、多照顾农民的利益，对“三农”问题比较集中的小城镇也应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但也必须警惕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把“小城镇”和“大城市”对立起来，甚至以限制后者的方式去发展前者。道理很简单，正如我们多次强调的，在当今世界，“大都市和城市群强则国家强，大都市和城市群弱则国家弱”，已成为城市化背景下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原理，否则将会使包括小城镇在内的中国在整体上陷入落后与不发达的困境中。而至于小城镇、中等城市和大都市之间的现实矛盾和利益冲突，则可以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和行政体制改革来解决和处理。
注释：
①⑧《李克强总理等会见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并回答提问》，《人民日报》2013年03月18日。
②[德]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扉页。
③刘士林：《中国都市文化研究三题议》，《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
④刘士林：《现代上海都市文化早期经验与深层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⑤刘士林：《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
⑥刘士林：《城市化潮流的检讨与都市人的生活世界》，《河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⑦刘士林：《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学术研究》2007年第10期。
⑨康少邦、张宁等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⑩(13)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中国百姓蓝皮书》，《北京青年报》2002年9月2日。
(11)杜宇、刘媛媛：《建设部公布我国城市发展“成绩单”，城市总数达661个》，“新华网”2005年11月11日。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14)《1978-2030：中国发展之路》，《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6日。
(15)《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渐近，新城镇化或出配套政策》，“东方财富网”2012年12月14日。
(16)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曾指出：“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时间我们的城市化率提高了14个百分点，一年提高1.4个百分点，十年城市人口增加了2亿人，一年增加2000万人，所以前十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出现一个平稳快速的局面，城市化率的提高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去年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城市化率下降到0.8个百分点，比此前十年的平均水平下降了0.6个百分点，我想明年、后年，我们一定要采取措施，把城市化率提高的水平恢复到前十年的水平。”(《专家：城市化率提高能拉动未来经济增长》，“东方网”2009年10月21日。)
(17)饶及人：《中西文化谈21世纪中国城市的规划战略》，“新浪网”2006年8月10日。
(18)梁达：《城镇化释放巨大内需潜力》，《金融与经济》2013年第1期。
(19)马凯：《改革：参与和思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20)刘士林：《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光明日报》2013年02月18日。
(21)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
(22)陈统奎、吴英燕：《揭开欧洲乡村神秘面纱》，《新民周刊》2006年7月7日。
(23)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2页。
(24)张玉玲：《大城市：欲“国际化”先要“国内化”——访刘维新》，《光明日报》2006年8月17日。
(25)钟合：《乡村财政困境：债务达1万亿》，《南方农村报》2006年4月11日。
(26)李贵宝等：《中国农村水环境恶化成因及其保护治理对策》，《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2003年第2期。
(27)《国土资源部报告：中国10年耕地减少了1.2亿亩》，《新京报》2006年3月16日。
(28)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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