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语言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接触有多种类型，不同的接触深度其结果会不同，不同的接触类型其接触结果也会不同。本文拟初步探讨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以及不同接触类型所导致的不同接触结果。
根据汉语与周边语言接触的实际情形，我们将它分为三种类型，即(1)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2)地缘接触；(3)教育传播性接触。
一 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而且是一种文化载体。因此，在跨地缘的不同民族之间发生文化交流，会引发两种语言的接触，这种接触我们称之为文化交流性接触。汉语与周边语言的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发生得很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开辟了汉王朝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的物产和文化开始向西域各国传播扩散，西域各国的物产也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从而引发汉语与西域各国语言的接触，一些西域民族语言的词语开始进入汉语，如葡萄、苜宿、琵琶、狮子等等。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传播，引发了梵语与汉语长时间的接触。此外，汉代征服朝鲜，开辟南方丝绸之路，引发了朝鲜和西南各民族与汉民族的长期文化交流，也引发了汉语与朝鲜语以及西南各民族语言的接触与交流。《说文解字·口部》：“咺，朝鲜谓儿泣不止曰咺。”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有西南民族“白狼人”的《白狼歌》，这些都是这种接触交流的见证。
在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中，文化传播的方向决定着语言接触的方向。如果文化传播是单向性输出（入），则与之相关的语言接触也是单向性输出（入）；反之，如果文化交流是双向性输出（入），则与之相关的语言接触也是双向性输出（入）。
在汉代，汉语与西域各国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语与那些国家的语言的接触与交流也是双向的，汉语吸收了西域各国语言的一些词语，西域各国也从汉语中吸收了不少词语，这些词语有些通过西域的桥梁作用进一步传播到西方，如英语中的china（瓷器）、silk（丝绸）等都是经过西域传播过去的。
汉语与梵语的接触和汉语与日语的接触都属于单向性输出（入）型。汉语与梵语的接触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而发生的。由于这种文化传播是单向性的，它决定了汉语与梵语的接触也是单向性的，汉语从梵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在一些佛经翻译中，其文本语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梵语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梵语则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
汉语与日语的接触分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在古代，主要是中国文化输出到日本，因此是汉语影响日语而日语基本上没有影响汉语的阶段；到近现代，随着日本现代化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强盛，中日之间的文化输出发生了变化，变成主要是日本向中国的文化输出，因此这个时期汉语从日语中借用了大量词语，而日语在这一时期则基本上没有借用汉语词汇。
近代以来汉语与英语的接触也属于单向性跨地缘接触类型。汉语向英语借用大量词语，并且随着接触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入，其借用层面正由学术术语和表示新生事物的词语逐渐过渡到普通词语，比如最近一个时期借用的“酷”(cool)就是一个典型的普通词语的例证。
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不仅文化传播的方向决定了语言接触的方向，而且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也决定着语言接触的广度和深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自汉代开始已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间几盛几衰。但是由于这种文化传播没有征服中国本土的儒家文化，没有取得像基督教在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的地位，因此，它的传播始终被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没有对汉民族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梵语对汉语的影响也就基本上局限在词汇借用和局部文本（翻译佛经）语言方面，没有对汉语系统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汉文化对日本、朝鲜、越南的传播则与此不同。拿汉族文化对日本的传播来说，其持续的时间大致与佛教向中国传播的时间相仿佛，但是汉族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程度却要比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程度要深刻得多。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儒家文化是日本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汉文化在日本取得了类似于基督教文化在一些西方国家那样的地位。与此相应，汉语对日语的影响也就要比梵语对汉语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在日语中形成了几套汉语音读系统，而汉语中却从来没有形成梵语音读系统。
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由于是借助于文化的传播而产生的语言接触，其影响的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接触结果都与其他类型的接触不同。
在浅度文化交流接触过程中，语言的接触一般只表现为需要性的词语借用，亦即因特定表达的需要，输入语一方主动地向输出语一方借用一些本语言中所没有的词语，比如英语向汉语借用Taoism（道教）、yin and yang（阴阳）、Hsia（夏朝）、T'ang（唐朝）、silk（丝绸）、chopsticks （筷子）、china（瓷器）、tea（茶）、chow mein（炒面）、pakchoi（白菜）、lichee/litchi（荔枝）、kongfu （功夫）、suanpan（算盘）、mahjong（麻将）等等。20世纪80年代以前汉语受英语的影响也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主要是借用英语的学术概念术语和表示新生事物的词语。例如沙发(sofa)、咖啡(coffee)、汉堡包(hamburger)、巧克力(chocolate)、雪茄(cigar)、三明治(sandwich)、色拉(salad)、苏打(soda)、歇斯底里(hysteria)、休克(shock)、钙(calcium)、的确良(dacron)、马拉松(marathon)、奥林匹克(Olympic)、扑克(poker)、坦克(tank)、吉他(guitar)、厄尔尼诺 (Elnino)、克隆(clone)、拷贝(copy)、逻辑(logic)、浪漫(romance)、幽默(humor)等。
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语言接触也逐渐深入，其标志就是超越因需而借的界限，出现其他借用动机，比如时尚动机、教育动机等。在古代日语受汉语的影响主要就属于教育动机促动下的借用，当然在当时也许也存在时髦动机，只是这方面的情况我们现在已很难搞清楚罢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汉语受英语的影响也正朝着时髦动机和教育动机方向发展，前面提到的“酷”的借用显然就是时髦动机下的借用例证，类似“酷”的情况则是在一些杂志文章中英汉词汇夹杂，这种情况在目前还只是特定文本情形，但是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下去，说不定汉语也会像日语、朝鲜语、越南语那样形成一套英语音读系统。
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的主要接触结果是词汇的借贷，当这种接触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可以导致输入方语言的词汇绝大多数被输出方语言的词汇所侵占，如朝鲜语中的汉语词汇比例在70%左右，日语中的汉语词汇比例也很高；但是这种接触类型对输入方语言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的影响却远不如对其词汇系统的影响那么突出，因此这种接触类型很难导致输入方语言系统的全面改变，更不可能出现输入方的语言转换。
二 地缘性接触
地缘性接触，是指说两种语言的族群在生活地域上相互紧邻、来往密切，或者长期交错杂居、共同生活引起的语言接触。汉语与周边语言的地缘接触历史悠久。夏、商两代以及之前的语言接触情形现在已不得而知。周人原是华夏族的一支（注：参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424-435页。），在不密时期“窜于戎狄”（注：《国语·周语上》：“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从此与姜氏族世代通婚。姜氏族为四岳之一支，《左传·襄公十四年》载姜戎氏言曰：“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后来称为“戎”的“羌人”实与姜氏族同一根源（注：《后汉书·西羌传》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苗裔即今天的藏族、羌族等民族。所以周人窜于戎狄，与姜氏族时代通婚，不可能不发生语言的接触，根据我们的研究，周代以后汉语文献中出现的兼指代词、第一人称代词“吾”“印”以及判断词“也”等都与周人母语有密切关系，而周人母语中的这些成分很可能来自姜氏族的语言（注：参见洪波1991、1994、1996、1999、2001。）。周人统一中原之后，不仅继续与西方的戎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北边与狄人，南边与蛮族和越族也开始发生关系，到了春秋时期南方的蛮越逐渐强大起来，乃至有问鼎中原之势，此时中原华夏人与蛮、越的接触就更加频繁起来，华夏文明在蛮、越地区不仅开花，而且结出了硕果，如老子本为楚人，而他的《道德经》却是用汉字和汉语写成的，显然汉语对楚人的语言早已产生深刻影响。其后秦始皇统一岭南，汉武帝征服朝鲜、开通西域，政治教化、外交通使以及与此相伴的商贸往来和人口迁徙等等都会造成汉语与周边语言的频繁接触。再往后五胡乱华、大唐盛世，宋代的半壁江山，元朝的蒙古铁蹄，及至今天汉民族与周边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如此等等，可以说一部华夏历史有半部是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征战、交流、融合的历史，与此相应，必然也伴随着汉语与周边语言的接触和融合。现代汉语亲属称谓词“哥”来源于鲜卑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亲属称谓词“爹”也非汉语所固有，《广韵·麻韵》：“爹，羌人呼父也。”这些就是汉语与周边语言接触融合的明证。
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悠久接触、交流、融合史造成了汉语与周边语言复杂的地缘接触关系，我们暂且将汉语与周边语言的地缘性接触分为3个亚型：(1)底层型；(2)交错杂居型；(3)孤岛型。
底层型指的是历史上曾经是其他语言通行的区域后来被汉语覆盖成为汉语通行区域，而原语言成为当地汉语中的底层成分；或者历史上曾经是汉语通行的区域，后来被其他语言覆盖，汉语成为当地通行语言中的底层成分。今天的福建、广东主要是汉语闽方言和粤方言通行的地区，而历史上这些地区曾经是古代百越民族的家园，他们的语言被汉语覆盖掉了，部分成分则保留在今天的闽语和粤语当中。比如汉语的动物性别成分从很古的时候就是分布在动物名词词根的前头的（如《尚书·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然而在今天的粤语和闽语当中，动物性别成分则出现在动物名词词根的后头，与今天的壮侗语族语言一致，又如在南宁白话（粤语）中，形容词、动词都可以加上叠音后缀；形容词或动词的后面加一个“多”，相当于“很”；动词后用“去”表示动作的结果或趋向；动词后加一个“要”，表示手段或方式，等等，都与当地壮语一致（欧阳觉亚，1995）。在词汇方面，古代百越民族语言在如今汉语南方的湘、客、吴、粤、闽诸方言中的底层，就更加显著了，这方面已有很多研究成果，这里不赘述（参见吴安其，1986；欧阳觉亚，1993；R.Bauer，1997；邓晓华，1999；黎良军，2000；龚群虎，2001；等等）。在黄河以北蒙古高原以南的广大地区中古早期曾经被鲜卑人统治了200多年，当时这片地区是汉语与鲜卑语共生之地，后来随着鲜卑人的主动汉化及鲜卑政权的覆灭，这片地区又被汉语所完全覆盖，鲜卑语的一些成分融入了汉语成为北方汉语的底层成分，大家都知道，汉语“哥”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鲜卑语，是鲜卑语在汉语中的底层成分。再后来，蒙古语在北方也一度成为优势语言，随着蒙古政权的覆灭，蒙古语的优势地位丧失了，它的一些成分却融入了汉语，典型的例子就是“胡同”，根据张清常(1990)的研究，“胡同”这个词来源于蒙古语，其原义是“水井”。历史上华北乃至中原地区曾长期被操阿尔泰语系语言的民族（如鲜卑族、契丹族、蒙古族、女真 （满）族）所统治或控制，这些民族的语言后来虽然基本上都退出了该地区，但是它们对北方汉语的影响是深刻的，不仅留下了底层成分，对北方汉语的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也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桥本万太郎(1987)曾提出北方汉语的阿尔泰化，是很有见地的，只是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究竟在哪些方面阿尔泰化了，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方面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可做。
历史上秦始皇征服岭南，设岭南三郡，造成汉民族第一次向岭南地区大规模移民。秦王朝灭亡之后，滞留岭南的汉人自立政权，成立南越国。汉武帝灭了南越国，当地汉人便融入了越人之中。自汉代到宋代，北方汉人因为种种原因也一批批地向岭南地区移民，后来其中的一部分人也融入了当地越人之中。今天壮侗语族语言中的汉语成分一般都一律将它们看成是从汉语借入的，这种看法是偏颇的。我们认为今天壮侗语族语言中的汉语成分有一部分是融入古代越人的汉族人带过去的，是汉语在壮侗语中的底层成分。
交错杂居型接触最为普遍，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多数民族语与汉语的现实接触情形都属于这种类型，但具体情形又不尽相同。有些地方的杂居型接触是汉语（方言）占绝对优势，比如在广西南部地区汉语粤方言与壮语为杂居型地缘接触，其中桂东南地区，粤方言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壮语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如梧州地区的苍梧县，据县志记载，白话（粤方言）是该县的通用语言，壮语只存在于广平镇思化村，使用人口800多。又如以南宁为中心的大片地区，历史上长期是平话与壮语杂居型接触地区，平话占绝对优势，而壮语处于劣势地位（洪波，2004）。
有些地方则是民族语处于优势地位而汉语（方言）处于劣势，如在广西的桂中和桂北地区也有白话分布，而这些地区的白话在与当地壮语的接触过程中就处于劣势地位。
不同情形的杂居接触会造成不同的接触结果。在桂东南地区壮语受当地白话影响深刻，苍梧县思化村壮语“借用白话词语和读音的较多”（注：《苍梧县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版。），而当地白话受当地壮语的现实影响却几乎看不到；与此相反，桂中和桂北的白话受当地壮语的影响深刻而当地壮语受白话的影响则甚微，据1994年出版的《来宾县志》载，白话分布在该县南泗乡的王窈村等地，“受到壮语的影响，发音‘夹壮’，有‘来宾土白话’之称”。
孤岛型接触指操汉语的一个社群孤立地处于另一种语言的包围之中而与该语言发生的地缘接触，或者某种民族语孤立地处于汉语的包围之中而与汉语发生的地缘接触。四川倒话和青海五屯话属于前者，畲语则是后者的一个例证。
地缘接触无论是哪种亚型，其所导致的接触变异都与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类型不尽相同。跨地缘文化交流性接触一般只会导致成分借贷，而地缘接触，则不仅会导致成分借贷，还会导致结构干扰、功能替代乃至系统融合等各种接触变异。这种接触引发的语言变异，可以遍及语音、词汇、语法诸多方面，形成不同程度的语言变化，或者出现双语双方言乃至语言替换等结果。例如汉语与周边少数民族之间远古以来不同历史层次的借词，又如西南、西北的藏缅语、阿尔泰语一些语言中，借自汉语中的／f／音位等等，都是成分借贷的典型例证。结构干扰方面的例证也很多，如西北官话河州话中大量采用SOV为主的句式，是受阿尔泰语或者藏语语法结构干扰的结果。南方的汉语方言如粤语的语言系统中，也可以看到受壮侗语族语言语法影响的痕迹。
在三种不同的地缘接触亚型中，孤岛型接触又有着独特的接触机制。这种往往表现为两种语言系统全面的、有机有序的整合。其显著的特征是，两种源语言的语言系统，按照系统的结构／要素的分野，相互交错地整合起来，形成新的语言系统。以倒话为例，倒话的词汇系统主要来源于汉语，而语法系统主要来源于藏语。就词汇和语法两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语法 （尤其是句法）属于一种结构性的范畴，而词汇处于一种“建筑材料”的要素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倒话的语言系统中有一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分别不同源语言成分的表现。不仅词汇和语法是这样，这种表现实际上体现在整个语言系统及其各个子系统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在倒话的语言系统中，结构／要素的分野与源语言的异同，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关系。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子系统的结构都对应于一种源语言，而所有子系统的要素项目都对应于另一种源语言。相反，当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对应于一种源语言时，另一种子系统的结构可能对应于另一种源语言；从要素的角度看也是如此。例如，倒话在词汇这一要素性层面上是指向汉语，而在语音要素（要素格局）的层面上却是指向藏语的。我们曾经将倒话的这种根据结构／要素的不同表现为不同语源分布的情形归纳为图表1（意西微萨·阿错，2003）。
图表1
综合两种角度看，词汇、语法、语音结构、语音要素之间来源异同的情况可全面比较如下（图表2，纵行横列为两轴相互交叉比较）：
图表2
这样，通过两种源语言形成的深度异源结构，可以总结出两组具体的异源特征：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
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系统／语音要素异源。
“语法结构／词汇系统异源，语音结构／语音要素异源”是基本特征，而“语音结构／语法结构异源，词汇／语音要素异源”是伴随特征。拥有了基本特征，也就决定了伴随特征。尽管如此，也不能舍去伴随特征，两个特征的统一，才完整反映了异源结构现象的基本属性。在实际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伴随特征预测或者论证其基本特征。
此外地缘接触导致的借词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即汉语和地缘相接的周边语言之间，不仅相互有大量的借词，而且由于漫长历史时期中语言间的不断接触，还形成了特殊的“返回式借词”。亦即一个语言中的词语借入了另一种语言，后来又把这个借词返回来借进了最初借出该词语的语言。例如：
清代时借入汉语的“福晋”或“夫金”，是亲王、郡王、世子之正室的封号，而这个词其实最初是汉语的“夫人”借入满语，指王或贝勒之妻。借入“夫人”还归“福晋”，正是返回式的借词，一借一还之间，语音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又如，汉语的“太子”借入蒙语，作为蒙古王公的爵位名号或者军衔和行政区域长官的称号，清代这个词又返回汉语，写成“台吉”；汉语的“将军”借入满语，清代又把这个词借回汉语，写作“章京”；汉语的“宰相”借入蒙语，清代又把这个词借回汉语，写作“寨桑”、“斋桑”或“宰桑”；汉语的“博士”先借入蒙语，表示先生、师傅，后来又借入汉语，写作“把式”；汉语的“螺贝”借入蒙语，后来又借入汉语，写作“喇叭”；现在一般都把汉语的“（车）站”看作是蒙古语借词，其实这个词也是一个返回式借词，早期汉语的“店”借入蒙古语和朝鲜语，音变为tsam或tsom，后来又返借回来，写作“站”。今朝鲜语汉字“店”即音tsom。
三 治化教育性接触
汉浯与周边语言的接触类型的第三种方式便是治化教育性接触。历史上由于汉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地位，许多周边民族，乃至一些周边国家和地区从属中原政权的统治，自觉地或者被迫接受汉语教育。由此形成的语言接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汉语与朝鲜（韩）语、越南语之间的接触是其典型的例子。汉语和南方的侗台民族语言的接触也兼有治化教育性接触。
朝鲜（韩）和越南历史上都曾经直接接受中国政权的统治。即使在不受中国政权控制的时候，历史上也曾十分崇尚汉语文的学习，知识阶层直接使用汉语阅读和写作，乃至参加中国政权的科举考试，书面汉语通行在相当大的使用范围内。不过也可以想见，主要为了学习汉族文化的这种语言接触，在口语中的影响相对有限，更主要的是书面汉语的影响。这种治化教育性语言接触的直接结果是大规模的词汇移植。和文化传播性接触、地缘接壤性接触相区别的是，治化教育性接触带来的词汇借贷，不仅数量巨大，而且表现出相当的系统性，最终借词在借入语言的词汇总体中占据多数地位。这样，这些借词不仅和借源语言的相应语词拥有音韵对应关系，而且在借词之中，形成类似“深层对应”的系统性对应关系。日语和汉语的接触尽管也兼有文化传播性接触的性质，但历史上，日本知识阶层热情学习汉语文，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直接采用汉语文阅读、创作诗文，也带有治化教育性接触的特征。直到现在，在收词5万左右的中型日语辞书中，50%以上的词汇可以是“漢語”——即来自汉语的词（包括用来自汉语的语素组成的新词）。例如收词4万余的《例解国语辞典》有53.6%的词是“汉语词”，而收词6万余的《角川国语辞典》“汉语词”则占52.9%；在1954-1981年23种学术用词汇集中的统计，总计19万余词汇中“汉语词”则达59.6%（野村雅昭，2002）。而在朝鲜（韩）语中，这种比例会更高。
如果说当年朝鲜（韩）、越南以及日本人使用汉语文的情形已经不可能再现，那么，在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壮语中，仍然能看到当年接受汉语文教育留下的汉字“壮读”音，或者叫做“壮汉语”（注：班弨(1991)首次使用了“壮汉语”这个说法，这里接受他的命名。），比如在广西上林县就存在着这种汉字“壮读”音，下面是刘爱菊(1999)描写的上林县明亮乡汉字“壮读”音音系：
（一）声调
（二）声母
（三）韵母
比较刘爱菊描写的上林县壮语语音系统：
（一）声调
（二）声母
（三）韵母
壮汉语被壮族人看成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用这套音读系统来读汉语文献，认为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读汉语文献，究其原因，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壮汉语的语音系统与当地壮语的语音系统实际上是一种蕴含关系，其中声调系统是完全一致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则是蕴含在壮语语音系统之中。我们回过头来看日语音读系统、朝鲜语汉字音系统以及汉越语语音系统，实际上也是这种情形，日语、朝鲜语是无声调语言，所以汉字音读系统也就失去了声调。形成这种蕴含系统，可以说是治化教育性接触所特有的一种接触结果。
四 结语
以上我们对汉语与周边语言的三种接触类型及其不同接触方式和接触结果进行了初步考察。这三种接触类型是从整体上分析归纳出来的，具体到汉语与周边的某种特定语言的接触，其接触情形往往不限于某种特定的类型，可能兼有两种甚至三种接触类型的特征。例如汉语与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如壮侗苗瑶语言的接触，兼有地缘接壤性接触和治化教育性接触的特征；又如汉语与日语的接触，则是居于文化传播性接触和治化教育性接触之间的类型。
这种兼有几种接触类型的接触结果更为复杂。汉语和南方的壮侗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反复交融接触，语言接触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汉语对壮侗民族语言的深刻影响，也有壮侗民族语言对于汉语的影响。汉语对壮侗民族语言的影响，在词汇系统中表现尤其明显。长期反复的接触史使得汉语借词在壮侗民族语言中沉积下来，形成不同时期汉语借词的历史层次。通过不同时代汉语和壮侗民族语言的音韵特点，可以将其历史层次分析开来。例如曾晓渝(2003)把水语中的汉语借词分析为现代、近代、中古和上古四个层次，又在现代、近代、中古借词三个层面各分出a、b两个层次。这样，实际上将水语中的汉语借词分了7个历史层次：(1)现代a层；(2)现代b层；(3)近代a层；(4)近代b层；(5)中古a层；(6)中古b层；(7)上古层。
不过，不管是治化教育性的接触方式还是地缘接触性接触，或者跨地缘文化传播的接触方式，以及这些类型的交错，词汇的借贷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三种接触方式中，当出现大规模词汇移植时，有两种不同的表现方式，这就是地缘接触性的深度接触中，异源词汇面向核心的分布和其他两种类型的与此相反的分布。
以倒话和日语为例，倒话是地缘性深度接触的典型，而日语则是跨地缘文化传播性、治化教育性兼有的接触方式。倒话和日语中都大量地拥有来自汉语的词。用2240个基本词汇的统计结果是汉语词在倒话中占88.57%（意西微萨·阿错，2000）；而在日语中，来自汉语的词其比例也很高（野村雅昭，2002）。
关于汉语词在日语中的分布情况，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野村雅昭先生(2002)有一个系统的统计资料，他说：“现代日语中的汉语词究竟有多少呢？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大型汉和辞典收录的汉语词大概有几十万。现在一般使用的小型国语辞典收录了大概70000到80000词。其中占二分之一的35000到40000是汉语词。但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像‘健康的’‘都市化’等三音节及‘大学受驗’‘捕正予算案’四音节以上的词。”需要说明的是，日语中的所谓的“汉语词”中，除了直接有中国传入日本的汉语词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日本人用使用汉语的语素创造出来的汉语词，例如“科学”、“演说”、“工业”等等。野村雅昭先生也说：“无论哪一种语言，从词汇的成立来看都可以分为‘固有词’和‘借用词’……从此意义上来讲，‘汉语同’也属于借用词” （野村雅昭，2002）。
汉语词在倒话中的分布是，越是核心的部分汉语词越多，藏语则分布在文化词等非核心的、边缘的词汇中。与此相应的是，汉语词在日语中的分布则是汉语词分布在边缘，越是核心词汉语词的比例越少。因此，在这两种语言中，汉语词形成了一个方向相反的“阶”状分布。倒话中的汉语词的“阶”状分布参见图表3：
图表3
词汇分级
所用词表汉语词数目所占比例
100词、200词斯瓦迪士词表 100、200 100%
1000词 《藏语简志》920词 910
98.91%
2000词以上 实地调查的2240词 1984 88.57%
与此相应，我们从根据野村雅昭(2002)等先生大量统计材料中选出了三个材料作了一个比较，来考察日语词汇系统中汉语词的分布，其结果见图表4。
图表4
各种来源词汇百分比
原表调查对象年代总词数 日语固有词汉语词 其他
代号 （和語）（漢語） “外來語”“混種語”
J 高等学校教科書197412448 18.373.27.6 0.9
M
中学教科書 1980 6927 28.665.55.7 0.7
K
児童読物1978 3736 64.029.74.0 2.3
注：三种材料的原始依据：J国立国語研究所報告76(1983)，K野村雅昭、柳濑智子(1979)，L野元菊雄他(1980)，M国立国语研究所报告87(1986)。
从上表可以看到，同在20世纪80年代，三种教科书性质的读物中，汉语词的比例，表现为极其有趣的序列差异：少儿读物29.7%＜中学读物65.5%＜高校读物73.2%（注意日本的“中学”相当于我国的初中，“高校”相当于我国的高中）。可以想见的是，越是面对年龄段小的读者的读物，所用的词汇越是基本词汇，越是面向年龄段高的读者的读物，非基本词和文化词愈来愈多。也就是说，这一个“阶”状序列其实就是日语中汉语词从基本词到非基本词比例越来越大的一种分布表现。注意这三个读物中的收词也大致以两倍的关系翻番：少儿读物：中学读物：高校读物＝3736:6923:12448≈1:2:4。这样各级读物中汉语词的绝对数的差距序列可以想见必定是更加显著。这种随着年龄段的不同汉语词的比例等级序列不妨也可以用一个坐标图形象地表示出来（图表5）：
图表5 日语教科书中的汉语词分布图
同时可以把前述倒话中汉语词的分布比例用同样类似的坐标表示出来：
图表6 倒话基本词汇中的汉语词分布图
上述方法借助于陈保亚先生(1996)的词阶理论，但这里不是用来作语言历史系属关系论证，而是讨论两种特殊的异源词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