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主要表征与局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秦汉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商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04)06-0014-05
随着封建地主制的确立与形成，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基本上一致。但是，对其发展的性质和程度，在认识上则大相径庭。有学者认为：当时商品经济有突出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这表现为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自然经济已经解体，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有平均利润率，出现了以产业资本家为主体的新兴资产阶级[1]。但更有学者认为：秦汉商品经济虽然比先秦发达，但充其量是简单商品经济。农业、手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只能充当自然经济的婢女。不同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他们指出：对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宜估计过高，这时的商品经济只是自然经济的附庸和补充[2]。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程度究竟如何？对之应作何等评估？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综观史实，我们认为：秦汉时期的商品经济和先秦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发展的主要表征，大致可归纳为如下数端：
首先是商品交换显著加强。
商品经济发达与否，这和商品流通有密切联系。春秋战国时代，各地之间已有较多的商业交往。当时的商人“服牛轺车，以周四方”[3]，不同地方的物资，确实得到了一定幅度的流通。但由于受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其时的商贸往来主要是限于中原地区。时至秦汉，随着国家统一、关梁开放、交通开辟，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更加增多，市场广度空前扩大。当时商人的活动地域遍及全国各个经济区。除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关中、三河、燕赵、齐鲁等地区外；淮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同样是商人活动所及之处；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和邻国之间也有汉商的贸易往来。当时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4]（卷129《货殖列传）。由于东南西北中的产品结构各具特色，因而各地商品出现了全国范围的流动。其表现是：北方向南运的商品，主要有马、牛、羊、毡、毯、裘皮、筋角等；南方向北方运的商品，有犀牛、象牛、翡翠、瑇、瑁、珠玑、楠梓、黄金、锡、铝、丹砂等；东方向西运的商品，主要有鱼类、海盐、油漆、蚕丝等；西方向东运的商品，有竹木、旄牛、玉石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乃将本地的农业、手工业产品输出，贩回外地的方物、特产。至于周边各族如西域、匈奴、羌人输入内地的商品，有名马、骡、驴、骆驼、毡裘、狐皮等；内地输出的商品，则主要是铁器和丝绸等。可见，秦汉时期，各地商品流通的地域范围明显扩大。
商品交换的主体，除商人外，广大“编户齐民”，特别是小农与市场的联系更为普遍。主要体现在：一是农村市场大量出现；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实现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也是他们进行经济运作的必然要求。三是豪商、高利贷者插足小农的再生产过程。这方面有大量文献记载可证，于此暂可从略。
特别要指出的是，秦汉时期，商业形态多样，商品流通渠道亦有了很大拓展。当时的商业，就其性质来说，既有官营，也有私营。如：秦有“官府市”，官府常将剩余物资或陶汰的旧物等在市场上零售[5]。汉初也然，如据《二年律令·金布律》称：“县官器敝不可缮者，卖之”。又规定：“官为作务，市受租，质钱，皆为缸，封以令……”。手工业产品出卖的钱，必须“辄入钱缸中”[6]。到汉武帝时官府从事的商业活动更有发展。“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就是例证。官府不仅直接进行盐、铁的产销，还策划贩运业与屯积商业。尽管官营商业是国家操办的，其出发点和私营商业有所不同，它不是完全为了牟利。但其商业形态或商品流通方式是大体近似的。就是说，不论官营商业抑或私营商业，实际上大都存在着直销、贩运、列肆或肆店等商品流通渠道。大量史事表明：汉时既存在自产直销的商业买卖活动；更有利用地区差价，贩贱卖贵的贩运商业；在全国各城市还有为数众多的肆店商业。这各种商业形态的发展，都为商品交换，互通有无，提供了方便。
秦汉时期，不仅商品交换的空间扩大，人们与市场的联系普遍，商业形态多样，而且商品流通量也比较大。据《史记·货殖列传》及有关汉简资料，当时商业行业不下二、三十个，商品种类多达三百种以上，而营业额也动辄以百、上千乃至万数为计。在“通邑大都”，一年出售“醯酱千瓨，浆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贩谷粜千锺……此亦比千乘之家”[4]（卷129《货殖列传》）。可见，当时商品流通量相当之大。所有这些都是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我们对此确乎不容忽视。
其二，都会市场呈现繁荣。
市场的发育水平是衡量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又一重要标志。春秋战国时代，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稍大的市场。如齐国的都城临淄有“大市”、“中市”、“右市”，燕国的易都有“左市”[7]等。这些都会市场，虽然可以解决民间物资匮乏、促进货物流通、增加国家的市税收入等多种功能，但其规模和发育水平却不可和汉代相比。
秦汉时期，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发展，交换频繁，各级市场蓬勃兴起。从京畿到郡国涌现了多层级市场，还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大的都会市场。例如：
西京长安，自高祖定都后，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全城共有12个门道，每个门道可容纳4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九陌之称。人口达24万以上。长安城区商业市场日益发展，出现了“九市”。如据记载：当时“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二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又云：“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8]。东京洛阳，位居中原，“超大河，跨北岳”，处要冲之地。自光武帝在此建都后，规模扩大，南北长约九里，东西宽约六里。据载：“洛阳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门，门一亭”[9]。又云：洛阳有三市，“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10]（卷191，陆机《洛阳记》）。长安、洛阳这样的京畿市场，既是全国的商贸中心，又是著名的国际性都市，商品琳琅满目，来自各地的商人众多，不少国际商贾云集于此。故热闹非凡，呈现出一派繁荣。班固《两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对长安的繁华，都有生动的描写。不仅市场熙熙攘攘，人口拥挤，所谓“人不得顾，车不得旋”，而且各色商品，“求者不匮”。至于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4]（卷129《货殖列传》，牛马车舆，填塞道路，资末业多，市场也是相当繁荣的。
除京城长安、洛阳外，区域性的都会市场，同样得到了蓬勃发展，当时全国各地涌现了十余座卓然不凡的天下名都。其中最主要的有临淄、邯郸、宛城、成都等。临淄在战国时代就声闻远近。据称：“临淄之中七万。……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临淄之途，击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11]（齐策）。西汉前期，人口已达10万户，多于京师长安；商品交换频繁，仅市租收入竟达千金。主父偃称：“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此非天子亲弟爱子不得王此”[4]（卷52《齐悼王世家》）[12]（卷58《高五王传》）。邯郸地理位置重要。《盐铁论·通有篇》说：它“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战国时期，阳翟大贾吕大韦父子两代久居邯郸，“贩贱卖贵，家累千金”[4]（卷85《吕不韦列传》）。西汉时随着工商业迅猛发展，邯郸之地，“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13]（通有篇），成为中原重要的商业城市。宛城地处南阳盆地，物产丰富，又有水陆四通之便。司马迁《货殖列传》称其：“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班固《地理志》有“南阳好商贾”之谓。桓宽更是将宛地商人置于周、齐、鲁之上。这里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工商业的发展使宛城跻身于天下名都之列。而成都，在秦时就“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14]（蜀志）。
到了汉代，商业更加繁荣。左思《蜀都赋》称：这里“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市场欣欣向荣。要之，这些著名都会，往往成为区域性市场，是跨郡国的商贸场所，为各地商品对流提供了条件。许多富商大贾、贩运商人，为了“得其所欲”，追逐“货殖’，周流于这些市场经商，因此，呈现出比较兴盛的局面。正因此，故王莽时期，选定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五都”，置五均司市师[12]（卷24《食货志》）。表明这“五都”，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推动与核心作用。诸多史实说明，秦汉的商业市场，特别京畿、都会市场是比较发达的。尤当注视者：一是市场规划整齐。一般都设有阛阓、隧、廛、市楼等建筑设施。二是市内的肆店林立。其中有酒肆[15]（卷52《崔寔传》）、屠肆、肉肆[10]（卷828资产部，“肆”条）、药肆[15]（卷83《逸民传》）、书肆[15]（卷82《蓟子训传》），还有牛肆、马肆[16]（《吾子篇》）革肆、帻肆、鱼肆、宿肆[10]（卷828资产部，“肆”条）等等，各肆有一定的布局。三是商品种类很多，分类排列。司马迁说：当时“通邑大都”有酒、醯酱、浆、马、牛、羊、彘、薪蒿、车船、竹木、漆器、铜器、素木铁器、筋角、丹砂、细布、文采、榻布、皮革、盐豉、鲐、鮆、枣、粟、旃席、佗果等[4]（卷129《货殖列传》）。还有犀象、瑇、瑁、珠玑、玉石等各种奢侈品和“养生送终之具”。从中各种生活、生产资料均可买到。四是交换频繁，商贾济济。很多商人腰缠万贯。如“临淄姓伟訾五十万”，“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12]（卷91《货殖传》）。商人们“东西南北，各用智巧”，目的是为了牟利。五是市内“都人士女，袨服靓妆”，“喧华鼎沸，则咙聒宇宙”[17]，“既庶且富，娱乐无疆”[18]，说明市场有娱乐场所。因此，秦汉政权为维持市场秩序，非常重视对商品质量、物价、度量衡、市税征收、市署、市籍和市场治安等方面的管理。这些市场管理立法的加强，可以说，体现了当时市场发展的文明程度。我们在讨论中，有人说，当时的市场是“虚假繁荣”。对此，诚乎还可商榷。
其三，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大。
货币是实现商品交换的重要媒介，它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战国时代，金属货币已大量进入流通领域，当时各国都有自己通行的货币。秦始皇统一后，规定以黄金和铜钱为法定货币，汉代沿用其制，这有划时代的意义。
秦至西汉时期，黄金的流通范围较广，大量用于赏赐和馈赠等。据文献记载，从汉高祖至王莽时期，西汉对各级大臣、将吏共计赏赐黄金70余次，其中赏赐百斤以上者33次；赏赐千斤以上者18次。例如：汉高祖时曾先后给田肯、叔孙通赐金“五百斤”[12]（卷1《高祖纪》）。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赐太尉周勃黄金五千斤[12]（卷1《高后纪》，卷43《叔孙通传》），赐丞相陈平二千斤，赐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各千斤，赐刘揭千斤，赐灌婴千斤[12]（卷3《文帝纪》，卷38《高五王传》，卷41《灌婴传》）。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赐窦婴千斤[12]（卷1《窦婴传》）。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赐霍去病、卫青五十万斤[12]（卷6《武帝纪》）。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赐广陵王千斤[12]（卷8《宣帝纪》），后来，又赐霍光前后七千斤[12]（卷68《霍光传》）。成帝永始中，赐史丹数千金[12]（卷82《史丹传》）。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赐孝单于咸千斤[12]（卷94《匈奴传》）。至于黄金用于馈赠方面，数量在百斤、千斤者也多有记录。如：韩信赠漂母千金[12]（卷34《韩信传》）。刘泽赠齐人田生二百斤[12]（卷35《燕王刘泽传》）。周勃赠狱吏千金[12]（卷40《周勃传》）。陈平赠绛侯五百斤[12]（卷43《陆贾传》）。韩安国赠田蚡五千金[12]（卷52《田蚡传》），等等。不一一列举。据统计：西汉时期，仅皇帝赏赐的黄金数量有据可查的就达90万斤之多。约合今273.4吨[19](p70-71)。王莽灭亡时，仅集中在宫廷中的黄金就有70万斤[12]（卷99《王莽传》）。这些数目之大，令人惊叹！与此同时，西汉民间的黄金数额也不可胜计，在不同场合下用黄金表示价值的记载多有，流量亦大。故有“汉代多黄金”之说。
至于铜钱，西汉前期曾改制4次，武帝时期又改了5次，最后确定以“五铢钱”为标准货币推行全国。汉武帝发行“五铢钱”的成功，是其强化中央集权的结果，也是商品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形式发展的产物。关于铜钱的发行量问题，自秦至西汉前期，史文简缺，难于稽考。但汉武帝收归铸币权后至平帝元始中期，全国统一铸造的五铢钱有个具体数据。如《汉书·食货志》载：“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12]。在这120多年中，平均每年达二亿多，说明五铢钱的铸造量相当可观。由于铜钱较黄金使用方便，故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广泛流通，普遍用于市场交易、雇值支付、贳贷借债、财富计量、赋税征收、财政收支等各个领域。实际上，五铢钱自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起到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止，七百多年间一直成为中国的主要货币。秦汉时期的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尽管还存在一些障碍。但就总体来说，当时的货币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战国时期。黄金和铜钱的货币职能显得很突出。它既是价值尺度、交换媒介，又是支付、贮藏手段。货币发行量之大，流通速度之快，在中国古代社会是空前的。这是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发达时期所特有的社会现象。它对加强各地的经济联系，促进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确立产生了重大影响。
综上所述，秦汉时期在商品交换、市场发育及货币流通等方面，都在战国的基础上有了快速的发展。秦汉商品经济取得如上发展的原因出于多个方面。其突出之点是：与社会消费需求的导向有关。消费需求，为商品生产提供了新的起点和动力，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和国家的赋税也有关系。秦汉的赋税制度以税人为主，税产为辅，以货币为主，实物为辅。货币在赋税中占有很大比重，这对商品经济有相当大的拉动作用，它不仅迫使农民将粮食和农副产品投向市场以换取货币，也迫使农民为了获取货币开辟新的谋生途径，甚至弃农经商，当时的赋税既提升了商品市场的丰度，扩大了商品市场的广度和容量，也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等。除这些之外，还有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当时铁器、牛耕的推广，有利于大规模开发土地，兴修水利，扩大耕地面积，从而能提供更多的产品投放市场；同时，新兴生产关系确立，经济结构调整，使各种经济因素、经济力量从传统的束缚中得到解放，地主制经济比领主制经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环境，加之国家统一等，均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因此，窃以为秦汉商品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达到新的高峰，与多种因素有关，当是需求导向与生产导向合力作用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肯定秦汉商品经济有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当看到它还存在着的历史局限性。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范围之内进行具体分析，做出合符实际的价值评判，不宜任意拔高。
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制经济才确立不久，加之受历史、政治诸因素的制约，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它不可能和近代的市场经济相比。考诸史实，秦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也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研究商品经济不能单纯看流通领域，还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因为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商品经济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商品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而秦汉时期的商品生产在总体水平上却还停留在简单商品生产阶段。当时，除官营手工业的规模稍大外，绝大多数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规模很小，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生产，他们分散、狭隘，工具简单，技术更新缓慢。官营手工业的许多产品主要是供国家或统治集团内部消费，通常不具备商品生产性质，只有部分产品当作商品出卖。私营手工业虽属商品生产，但小打小闹，产品数量有限。在农业领域，除林、牧、渔、园圃的专业农户和地主田庄的商品生产外，广大农民出卖的部分农副产品，其初衷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为了交换之目的，他们将农副产品投入市场是为了调余补缺，互通有无，或换取货币以纳赋税。故严格地说也不具备商品生产性质，至多只能是商品性生产，商品化水平很低。当时市场上的商品数量尽管相当可观，但对一家一户的农民或地主来说，他们的产品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尤当注意的是当时商品生产的范围主要为日常生活用品的居多，而生产资料的生产则处于次要地位。同时商品生产有明显的地域性，它主要集中在中原内郡，且发展不平衡，而边郡之地除方物、特产之外，商品生产相对疏落；再从商品生产的主体结构来看，私营往往受到官营和“抑末”政策的制约，私营手工业很难得到广阔发展的空间。在长时期内，国家控制着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部门，特别是盐、铁、酒类官营后，官营生产的总值上升，而私营商品生产便失去了销售市场。当时强化官营、限制私营的政策，必然会挫伤手工业主的积极性，使商品生产进入低谷。因此，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大多数私营手工业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只能朝着曲折、艰辛的道路发展，一般不具备大规模商品生产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再者，商品经济最本质的特征不能只看市场上有多少商品，而关键点之一还要看市场机制是否健全，价值规律能否充分发挥作用。我们认为市场法则支配、调节经济，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除了政府重视商品质量、平抑物价、划一度量衡等立法外，还必须有好的经商环境，必须有好的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官、商垄断，实现价值规律等。然综观秦汉市场的发育状况，在这些基本的方面确乎尚未达到此等水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富者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4]。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定范围的市场竞争情况。但更多的史实表明，当时市场上的公平竞争是十分有限的。例如：在国家垄断盐铁产、销期间，商品价格很难平衡供求关系。据《盐铁论·水旱篇》：当时盐铁经营者官僚化，卖农具的人在城市，农民“弃田远市”，耽误农时；铁器产品质量很差，“民用钝弊，割草不痛”，而又价格昂贵，强迫人民购买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与民争利”，“力排富商大贾”，私商是无法与官府竞争的。至于贵族官僚垄断市场的情况，汉代也非少见。他们中有部分人利用手中特权控制市场，辜榷为利。汉景帝时，赵王彭祖，“擅权，使使即县贾人榷会，入多于国家租税”。韦昭注曰：“榷者，禁他家，独王得为之”[4]（卷59《五宗世家》及注）。西汉有不少“贵族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所谓“辜榷”，也是利用权势专断买卖[12]（卷84《翟方进传》）。到东汉时豪商控制市场的现象也为常有。如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初置骎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15]（卷8《灵帝纪》），使马的价格腾贵。诸多事例说明，在市场垄断多于竞争的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很难形成的，价值规律受到很大限制。司马迁说：“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4]（卷129《货殖列传》）。这是否说明当时已形成了平均利润率？也是值得商榷的。当时的商业主要是建立在贱买贵卖的基础上，同时商业利润长期偏离商品价值，看来，要形成“平均利润”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有学者指出，《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谚语所反映的农工商业比较利益的差距，正说明当时没有形成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均利润率，价值规律也不能负担起调节社会总劳动合理分配的任务。这是符合史实的论断[2]。
此外，作为社会经济形式的统一市场，是商品经济显著发展的产物，也是市场发育成熟的重要标志。秦汉时期的市场虽然比较广阔，但它只是地域性市场在空间的拓展，是简单货物交易的大市场，当时“全国性统一大市场”并未形成。这主要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尽管中原地区市场联系增多，但周边地区经济落后，商品流通网络并未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畅通”，它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封闭性和分割性，因其“故俗”而治的各个“属国”，尤其如此。再是统一市场要有健全和稳定的货币制度。而秦汉的货币，只是对金、铜两种铸币材料做了统一，对其质量和规格并未一以贯之的完全统一。如秦至西汉前期及王莽之时，铜币多变，轻重无常；盗铸之风严重，劣质钱币充斥市场。这种情况，不仅有损于人们对货币的信赖，而且常常导致物重钱轻。加之黄金与铜钱无法定比价，交易不便等。故其时的币制，对商品流通是存在着一定障碍的，所谓“货币经济活跃”只是相对而言。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统一市场必须具备统一的市场价值，并使价格形成机制。然而秦汉时期的价格制度并不健全。据文献、简牍资料，当时市场上能看到的商品有二、三百种之多，除粮食、布帛、六畜、酒类、食盐、肉类、酱醋、竹木、漆、薪藁、轺车、笔墨和部分蔬菜、铜、铁器、珠宝等170余种有价格的商品可稽考外，还有不少商品包括各类农具，70余种鱼类及各种水果等，并未发现一一记价。就是记有价格的商品，有的往往与实际价值不符，是一种僵化的价格体制。至于市场上的不等价交换就更为普遍。诸多史实表明，在自然经济占优势地位的社会，不可能使各种生产要素都纳入市场，成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枢纽，使市场成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它只能从属于地主制经济，为地主制经济服务，它的发展程度无法和后来的全国性统一市场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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