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与思考——形而上之价值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论文,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需求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重大特征与基本价值
富有形而上之精神活动，乃中外所有知识分子之重大特征。从人类共性上来看，尽管飘摇 短 暂的生命存在决定了对形而上终极意义的必然关怀，但由于受知识拥有量的限制，有意义的 形而上精神活动，一般只能为知识分子所拥有。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甚富特色，具有特殊 的历史内容与表现形式，如隐士在历史上就一直得到经久不衰的掌声。细细挖之，颇多趣味 。
历代士子之所以不同于俗众，或曰之所以不愿等同于俗众，其间种种心灵的挣扎，盖出于 形而上之价值追求。庄子曰：“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东晋陶渊明高唱：“既自以 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注：陶渊明：《归去来辞》，参见《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83年版，下册，第552页。
），都十分清晰地表明了这种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形而上追求。 顾颉刚先生曰：“在现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所负的责任是 很重的。”（注：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馆公司1 935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影印再版，第344页。）顾先生十分自觉地“不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以学问自肩使命。从根本 上来说，形而上追求乃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因。超越自然、超越自我既驱动知识分子往更 深更高处攀援，也带动整个人类社会向完美之境挺进。五四时期的北大故而成为酝酿舆论领 导思想之所在。
就个人成长角度，一旦进入追求形而上，生命也就发生了质变。鲁迅叩问国民性，遂邮《 呐喊》、《彷徨》，从医治身体到医治思想。沈从文质疑生命意义，乃出《萧萧》、《边城 》、《从文自传》……从茫茫尘沙到清醒人生。李泽厚也说：“我从来不为稿费写文章，也 不为名声和‘好玩’而工作，人的一生很短促，怎样使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这也许是促使我 写作的真正动机。”（注：转引自杨海文、苗凡卒：《李泽厚的心灵世界》，参见骆玉明编著《近二十年文化热点 人物述评》2000年10月第1版，第12页。）
知识分子的“迂”，其实便有着追求形而上的特性。然而在世俗黎众看来，这些不考虑实 际利益的形而上都是不着边际的东西，不是“迂”又是什么？鲁迅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 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不过他们对于社会永不 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 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们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注：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参见《集外集拾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1月第1版，第213页。）鲁迅这里所说的“不顾利 害”就是以追求形而上为矢的。而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心身方面总是苦痛 的”，亦因了形而上追求所致。马克思说：受难使人思考，思考又使人受难。顾准晚年潦倒 凄凉子女相弃，可他还在思考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问题，还在思考“娜拉出走之后”、“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等等。
设若甘与俚俗等同，甘于认同市井尺度，那也就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了。即便从心理需要出 发，知识分子也要在形而下世俗尺度之上再竖标尺，将自己与俗众区别开来，从而获得支撑 灵 魂的自认价值。这也是知识分子爱闹点独立性的心理根源。特别对身处微贱尚须奋进的寒 门士子来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道不同不相谋”之类的名言名句，便尤显急迫实用 了。故而，一条条抽象高尚的“道”之标准应运而出，一则则傲然尘俗的古风古韵流芳于世 。既然一时无法走上仕途，一时无法兑现形而下的现实价值，那么否定现实价值、建立形而 上之精神价值就成了唯一思路，或曰成了一种社会需要。“首阳山二君”、“介子推不言禄 ”、“申包胥拒封”、“鲁仲连不纳谢”……便是这一尽度下的最高价值典范。老庄哲学横 空出世便是集这一思路之大成。发展到近代，便有士子以绝对排拒入仕为“雅俗”划然之界 。张东荪就主张干政而不参政，认为士在社会上发清议作争谏，才能形成社会的清明之气。 （注：参见谢泳：《教授当年》，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21页。）唯其如此，范进、孔乙己这些穷愁潦倒的读书人，才仍端着臭架子从贬抑商贾市侩中为自 己觅得“增高剂”。
知识分子的形而上特征，其哲学内容涵实为价值追求，所谓的“迂”便是不愿向现实低头 ， 从而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向世抗衡的力量。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因此，古 代士子在向世俗争取自身价值的同时，亦为整体社会带来不可缺少的制衡力，体现了精神对 现实的引导，或曰理性对感性的某种制约与管理。宋元之移、明清之替，两代遗民之所以倍 受煎熬，即因民族大节这一形而上价值之裁。宋太祖11世孙、南宋宗室赵孟頫10年间曾得 元廷三清，前二请赵孟均拒之。明确表示自己隐居乡林的意愿。三清仕元后，赵孟頫亦对 沦为贰臣难以自释：“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罪出 》）然就历史而言，却正因了两代遗士的精神对抗与极度无奈的心理矛盾，才形成这两个 时期最亮丽的人文风景。
傲精神而轻物质，在中国士子传统精神中得到无条件尊重，也是为中国古代士子无条件所 持的重大标准之一。王凡西回忆1925年在杭州读中学时：“杭州被五四运动唤起了思想生活 的青年们，就当时思想主流的分派说，都属于胡适之方面，亦即属于梁任公方面。他们对于 当时为数不多的‘国民党分子’，虽然不是仇恨，却是轻视的，因为这些人‘不忠实于学问 ’，却去搞政客勾当了。”
（注：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11月出版，第10页。）从美学角度，形而上还是文学作品最为紧要的核心内涵。如苏 东坡的《题西林壁》、《前赤壁赋》中最美丽的光环便是飘逸俊飞的形而上；“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现代名著中，吴祖光的《风 雪夜归人》、史铁生的《命若琴弦》，内中最为感人的便是那一缕形而上清香。当《风雪夜 归人》抱病重归的魏莲生，弥留之际强烈依恋精神导师玉春；当《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将 那张白纸塞入小瞎子的琴箱，叫他必须拉断1200根琴弦；真是于无声处惊雷起，让你不得不 为形而上鼓掌。一般伟人也都视精神力量大于物质力量，认为是思想而非物质统治着世界。 罗素说：“人惧思想甚于世界万物——甚于死亡。思想具有颠覆性、革命性和破坏性，令人 畏惧，思想对于特权、陈规陋习毫不宽容……思想是伟大的、敏捷的和自由的，它是世界的 光芒，人类的首要荣耀。”
二、道家之要须
未当官时只盼入世戴乌纱，既戴乌纱又想出世寻闲适。古代士子的麻烦可谓一言难尽。不 过，两相比较，读书人由清贫折腾到宝贵固不易，然反之由富贵再折腾回清贫、由热闹再求 闲适则更为困难矣！得而复弃，毕竟依依难舍。苦士孟郊50岁出任溧阳县尉，因吟诗误事离 署浪迹，困于贫穷56岁上还是回来出任河南水陆转运判官、试协律等职。万历进士袁中郎曾 对 “乌纱之横、皂隶之俗”深表厌弃，以“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而自得。可实际上袁宏道 “吏吴两载”
（注：袁宏道：《虎丘》。参见《古文鉴赏大辞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2 81页。）后，历顺天教授、国子助教、礼部主事，官终吏部郎中。何曾真正舍得挂冠 而去弃官为民？学兄李庆西评曰：“古人将‘闲适’作为一种境界，并不坏。只是实际上很 难达到。也许正是不易，方为‘境界’。”
（注：李庆西：《书话与闲话》，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第1版，第84页。）范仲淹大概亦有感于此才赞叹严子陵：“先 生之风，山高水长”。
（注：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参见《古文观止今译》，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769页。）一种学说的出现大抵总是既反映了某种现实存在，又满足了一部分 社会心理需求。
偏偏中国封建社会运祚特长逶迤不绝，存在决定意识，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也就跟着活着 特长。尽管儒道二学根深须细，关涉社会与人性的各个方面，但就其所满足的社会需求与对 中国士子影响而言，实际解决的还是与人格标准双重化相一致的心理平衡双重化——入世不 行，出世也行；入世不了，可以出世；身体入世，内心出世；达者奉儒，穷者宗道；外儒内 庄，外庄内儒；亦儒亦道，儒道互补……这就有了古代士子种种心理依据与层出不穷的自我 安慰，这也就有古代士子几种基本人格类型。只有无论哪种类型，古代士子都必然讲究一点 儿形而上的东西，以示清高卓立。所谓参禅悟修、持身修德，均源于这一类精神需求。否则 ，让私欲私利赤稞稞地走出来，或言之无据行之无宗，非但惹人耻笑，就是自己也会闹个大 红脸。古代社会高度道德化，名教第一，即来自各代士子的自觉维护。此即所谓需求决定满 足，满足体现价值。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源头之一的道家，实为极端化文物。朱光潜评曰：“道家思想有两个基 本原则：一是极端的自然主义，一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惟其偏重自然主义，所以蔑视制度文 为。……惟其侧重个人主义，所以蔑视社会。”
（注：朱光潜：《谈修养、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参见《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 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4卷，第35页。）道家的极端性成为中国历史上种种绝对化 行 为的思想根源，提供了思维框架与逻辑起点。反过来，道家的极端性对绝对化行为的价值支 撑，也形成其自身深厚的社会根基。同时，由于道家思想包含了对社会的批判因素，成为 批判儒家时一面现成的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只批判儒家而放过道家，郭沫若等人的诗歌甚 至还高扬道家精神，20世纪寰内思想界对道家的这种态度，抑制了科学理性精神的发展，在 对虚幻的崇拜中无法诞生对精确的关怀。可是，高度道德化、极端精神化无法掩盖代替现实 中的利益缺损，形而上无法包办形而下。精神丰富无法替代物质拥有。因此，虚假遮瞒便成 了中国古代社会一道抢眼的景致。就连平头百姓赶集交易亦是袖里来去，不好意思当众侃介 。陈伯达明明高官厚爵在身，却偏偏自贬自抑“小小老百姓”。
三、矛盾与冲突
形而上价值追求的负面是中国知识分子容易走极端。据顾颉刚先生所考，伯夷其人究竟如 何？是否为孤竹君之子？均已无法坐实。只因春秋时人们喜欢讲修养，人格陶冶以君子为标准 ，因此《论语》中便说他不念旧恶、不肯降志辱身。秦皇一统后，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 间，忠君思想日渐浓烈，《史记》便记载叩马谏武王、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好似不 走到极端尽头便不足以强调。再如“五月披裘”的披裘公、非腐不食的公孙凤、见人如避鬼 的阮孝绪……均以极端手段强调与众不同。贾岛《题隐者居》：“虽有柴门长不关，片云孤 木伴身闲，犹嫌住久人知处，见拟移家更上山。”这位隐者也是以尤殊而自显。由于形而上 的最大优势与重大特性乃是其超越性，其同时必然带有无法避免的负面——脱离现实。当正 负两面矛盾冲突时，便只剩下一条路——“眼不见为禁”。故而，有人研究认为：若希望做 一彻头彻尾的隐士，不住城市是非常合理的。据说若修的僧侣每逢到妙龄绝色女子到寺庙进 香，总是故意闭眼不看深恐引起欲念坏了功果。这情形适足说明城市诱惑多多。对于隐士或 僧侣具有莫大的危险性。
（注：参见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7页。）
形而上追求的另一负面是知识分子多为观念型而非行动型人物，思想多歧的必然性决定了 这一群体分裂的天然性。加之“孤高自赏”隐士心理的不时作崇，中国士子各行其是者居多 ，苦难不能共当，欢乐不能同享。“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是之谓也。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终 究无法直接化为理性务实的政治策略。中国历史上的造反人物均非知识分子出身，便是力证 。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列班君侧或入府为僚既是历代知识分子的最高追求，也是 他们实际可能达到的位置。这一特点决定了戊戌以来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化努力， 只能徘徊于鼓荡观念的精神层面，而无法落实为制度层面的除旧布新。这一历史结局自然不 可能不是悲剧性的。孙立平先生说：“在近百年后的今天，在人们回顾这些功不可没的现 代化努力的时候，也往往只能追忆起那令人激动不已的慷慨陈词，而很少能数得出几种政权 与制度建设的成果。”
（注：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及其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载《学习与探索》1 991年第3期。）此外，这里还有一个不易觉察的问题：被五四所拉高的精神标准 与仍然低下的社会现实，势必形成难以调和的冲突，给知识分子自身带来无法排解的心理矛 盾与离骚式若闷，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
形而上的诱惑往往还让知识分子于不知不觉中陷入思想泥潭。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 人 》中那个韩常新用似是而非但又威严吓人的词汇镇住了青年人林震，认为他比领导还像领导 ，而且很佩服韩常新迅速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的能力。形而上所伴随的高深性，既是极富 刺激的诱惑剂，也是左倾思想的藏身洞。历史证明，左倾首先起于思想。形而上追求最大的 负面效应还在于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形而上学，背离实际死守教条。
由于人文学者以掌握公共语言为自得，而所谓公共语言又代表并体现了社会生活凝结成的 形而上价值。因此，从逻辑上，公共语的提倡者与运用者便有了一个保持言行一致的问题。 可事实上，滚动在口头的形而上条款与现实的形而下行为不可能没有差距，若无差距也就用 不着提倡了。故而，人文知识分子内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对立冲突与矛盾，自必油然而生。 没有骨气不行，不讲点独立性与叛逆性就没了“士”与普遍俗众的区别，就没有非常重要的 面子。当代东北民谚：“宁可身子受苦，不让脸上受热”、“宁可被你打死，决不让你吓死 ”。瞧瞧，连灰头土脑的芸芸百姓都将面子看得比里子还重要哩！据统计，1991年6亿居民人 均送礼118元，占全年收入的14%，合起来可建一座三峡大坝。人情面子在寰内具有不可小觑 的独特地位。
（注：胡富：《全国每年人情费可建一座三峡大坝》，载《北京青年报》1992年8月27日。）
“钱财如粪土”、“钱财是身外之物”，越是贫穷的地方，这几句话就叫得越是响。大概 从古至今，盖莫能外。已经没了形而下，再不来点儿形而上，这日子还怎么过？只是现实太 残酷：上午陪同学上淮海路买1000元的皮夹克，下午再到五角场地摊为自己买5元一件的羊 毛衫，若读沪上的农家弟子心态如何平衡？谁能在收到母亲卖掉100个鸡蛋才汇来30块钱的时 候，真正认为“钱财如粪土”？再说，面子固然要紧，没有饭吃、没有老婆也是不行的呀？唯 仕进求官，得了世俗的认可，有了一定形而下的基础，方可以再讲点形而上的东西。中国古 代文士学者多出官宦之门，就是一大明证。出路唯一化，自然不利于中国士子人格的多样化 。出路唯一化的后面是价值一元化。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既无法造就丰富多样的人路，亦无 法 承载人格的多样化。
既然唯仕进方算显达才算出息，乌纱帽儿又数量有限质量有别，那么争抢予夺自在不免。 这一抢一夺，又惹生出多少黑暗。妒嫉、排挤、猜疑、陷害……种种常人想不到的辙儿都给 整出来了。挤在这条道上的士人，不讲一点韬晦之道便没有任何竞争力。说白了，若还想独 标高洁硬充圣贤，赶快回家抱孩子去。与种种原本看不惯的人事现象之调和、与当途力量之 妥协，势成必然。逻辑是浅显的：唯妥协才能得官进职，唯认同才能被认同。知识分子内心 的曲曲折折欲进又退万般无奈，便化成了历代文士的阵阵咏叹声声吟哦。一来二去，知识分 子由反省能力而来的“软弱”竟成了人皆可讦的“先天缺陷”。20世纪50—70年代，知识分 子的自我反省能力竟成了“无知者最聪明”的映衬物。
飘逸出世与谨慎入世，就两者实际操作的难易度而言，终究是入世容易出世难。挂印而去 、采菊南山的陶渊明终究少而又少。自许由巢父而降，二千多年间历代隐士不过万余。相比 之下，觊觎轩冕栖心尘表的主儿毕竟是大多数，往还于科场、奔波于仕途者难以千万数计。 曾巩云：“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
（注：转引自蒋星煜编著：《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8页。）蒲松龄一面写《聊斋志异》大骂科举， “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真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 山而去！”
（注：蒲松龄：《与韩刺史樾依书》，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 版社1964年3月北京第1版，第4卷，第218页。）可一面又不肯歇手举业，一直考到70岁援例出贡。能像王国维“弃帖括而不 为，绝举业而不就”，到底不容易，也是时代不同了。
有矛盾有冲突，自然也就有掩饰有虚伪。“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心口难一。这就 给五四英雄们留下了一方极好的驰骋战场，留给他们一截千载难逢的历史需求。五四英雄们 扛起“真实”的大旗，真的可以说是“造反有理”。明确的反对面，急切的时代需要，造就 了一大批时代的弄潮儿。而历史需求乃属可遇不可求，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提供的，时入近 代教育普及，五四后平民阶层一般亦能供其子弟求学获知，与世家后代争途。知识分子队伍 骤然扩容，出路上如仍死守仕途一孔，客观上容纳不下，如郁达夫投考高等文官与法官两度 落榜。于是，价值多元化就成了较为急迫的一种现实需要。当然，如果现实入世之途实在不 通，那么还有一条路可走——出家入佛。“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不林”。隐风早起，名 句既成。清末民初，与革命思想并行其道的佛学盛行。李叔同1918年7月披剃于杭州虎跑寺 、章太炎在革命途中亦想退身佛门、鲁迅于民初也曾拜读佛经。选择佛门，实在是没有办法 的办法。但这说明知识分子将形而上之精神价值置于首位，一息尚存，坚守到底。
四、方方面面的影响
既然知识分子以形而上精神追求自得自傲，那么在道德上提出超然于俗众的高要求，便在 情理之中了。五四时期，所有新式社团都刻意看重会员的操行。不过，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而 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形而下的世俗化始终遥控着形而上的飞矢。孔子的大同、小乘佛教、王 阳明学派所倡言的“人皆可以为圣贤”、以及如今的“小康”都可以看出思维内涵的形而下 辙印。
1999年，有关部门在京进行了“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变化”问卷调查：对“您选择职业考虑 的第一位因素”一栏，42.3%的知识分子选择了能发挥自身特长、实现自身价值；对“您认 为中国多数知识分子最看重的人生价值”一栏，49.2%的人选择了职称、身分、名誉。尽管 以上选择代表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形而上价值取向，但在回答“您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时，则有49.6%的人选择了相当要紧的形而下的“增加收入”。
（注：参见《北京日报》1999年5月16日第6版“新闻观察”。）这一问卷调 查被认为代表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从上一代信奉无私奉献、无条件服从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正 逐步转向重视个人利益、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或曰：从上一代纯粹精神型的 形而上奉献走向兼顾自身利益的形而下，回归守取中庸之态。
某一个历史时期内的社会价值趋向所形成的时尚总是牢牢控制了人们的整体选择，知识分 子亦不可能脱此窠臼。然由人文知识所砌筑而成的精神追求从本质上以否定现实为起点，以 艺术理想搭起人生设计之框架，以与政治保持距离为自得，而现实又需要他们必须挣得所谓 的社会承认，积极参与政事，分一杯羹。故而，在这两难之尴尬中，以王实味为代表的革命 文人之悲剧便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文人的浪漫与政治的严酷，不可能不形成某种 尖锐矛盾。革命文人的所谓“性格悲剧”、“情感悲剧”事实上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 ，他们的悲剧也就多了一层普通文人所没有的沉重——既追求形而上感情的纯洁性，又追求 干预现实的力度；既希望解民于倒悬，又希望问心于无愧；形而上追求的最大影响给他们带 去无法解脱的心理矛盾。
当然，对一小部分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形而上追求的特性使他们十分单纯，无机心 少俗虑。沈从文逝世后其姨妹与妹夫电传挽联：“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逻辑大家金岳霖 先生由于挚爱一代美女加才女林徽音，竟终身不娶。林徽音死后，金先生一次在北京饭店请 客，老朋友很纳闷，不知为何设宴，到场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全场肃 然动容。形而上追求不仅使他们单纯如处子，亦使他们因单纯而强大，得有光芒四射的人格 魅力。瞿秋白将一生定位于学术与文艺，并认为由于这一牵引，才使他在政治这条道上没走 好。如果不是有此形而上追求，瞿秋白也不可能发作他自己所说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 我分析的脾气”。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心灵独白——《多余的话》。
“红色的30年代”之所以能够形成，其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对青年知识 分子的征服，“共产主义幽灵”深深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将他们一个个从科学救国、教育 救国、实业救国等轨道上拉拽到革命救国上来。追求革命事实上也是某种追求形而上。杨刚 送给哥哥一本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原本信奉个人自由主义的杨潮很快就被“幽灵”的魅 力 所征服，加入左联并1933年入党。乔冠华16岁入清华开始接触西洋哲学，从而得出对马列的 终身信仰。
五、个性解放之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走出一个巨大的“之”字。从追求个 性解放出发，经过否弃个性，最后回到个性解放，在层次上达到了螺旋形意义上的那种跃升 。对自我与社会、自我与别人、自我与自我等重大关系上，更为理性地看清了自己应处的位 置与坐标。知识分子的这种认识升华与价值归位，也可以说是本世纪中国社会在历经种种磨 难后的最宝贵的社会财富，同时也是我们民族与国家迎接21世纪种种挑战的最重要的社会依 靠。厉以宁先生于1999年出版了《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他强调道德力量是市场与政 府之外的第三种调节，没有精神的起飞就没有经济的起飞。
知识分子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进入现代社会，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 价值各环节具有难以更替的控制力。对此，王朔曾有一通极具典型意义的言论：“我的作品 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来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 者最愚蠢’。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 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 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 ，只有把他们打掉，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
（注：王朔：《王朔自白》，载《文艺争鸣》1993年第1期。）这段话可不能看作调侃之言，其思维严密 逻辑清晰，自必出于肺俯。更重要的是：它说出了俗众对知识分子因控制精神价值而自傲的 “强烈不满”。以形而上追求为目标的精神自傲，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价值系统，其实也 代表人类构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体系。王朔之论显然只是一种“酸葡萄心理”，虽在艺术中 能成为调侃资源，但对社会整体的发展却只能起着反向的腐蚀作用，引出非理性的“痞子逻 辑”。
现在应该看得很清楚了：鲁迅所说的“人的个体精神自由”（即形而上追求）实为一个现代 化社会的重要指标。但中国追求现代化道路的整整一个世纪的过程中，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 进行全民总动员是众多政治人物的基本思路，因此，也就屡屡出现要求牺牲个人精神自由的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国家主义思潮。从孙中山先生开始，便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 ：“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吾求总体之自由者也，非求个人之 自由者也”。将个人自由与总体自由对立起来，本身就说明了认识的低浅与逻辑之混乱。钱 理群先生痛惜万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往往在这样的‘理由’下，作出了关键性的让步。 甚至连严复、梁启超这样的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都在‘国家（民族）至上’的旗帜下 ， 自愿放弃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痛定思痛，反思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落入陷阱’， 就不能不归之于‘国家（民族）至上’观念的迷惑，导致了我们在个体精神自由上的决定性让 步：精神的奴化正由此而开始。这共和国历史上几代人的惨痛的生命体验与记忆，是一刻也 不能忘记的。”
（注：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参见《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 社1999年5月，第325页。）
从形而上追求而来的个体精神自由，不仅是保证生命质量与基本人性的底线，也是防止极 端理念的最后一道堤闸。应该强调：那些极端理念总是打着最美丽的现代旗号，悬着最馋人 的未来肉饼。在一切炫人的新式理论面前，最可靠的试金石就是看其是否合乎基本历史常识 。对知识分子来说，最基本的底线便是个体精神自由。这既是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也是全 社会综合平衡不可缺少的制约力量。1990年代知识界提出的警惕“民族主义”，便是对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国家至上”的某种必要阻遏。换言之，任何“民族主义”、“国家至上”都 必须带着“个体精神自由”一起走，否则便是有违人类基本价值标准的假货。
知识分子的形而上追求不仅对现实的形而上起着不可缺少的怀疑与修正的作用，也在社会 整体发展上，拉扯着形而下走向精神理想，制约着形而下的唯利是图。就历史而言，当知识 分子无论在思想上每探索一步，还是在行动上每前进一步，就等于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革命 。因此，李泽厚先生说：“哲学并不许诺什么，但它表达希望”。
90年代以来，不断有人打着总结世纪经验的旗号，提出为了压倒一切的“民族大政”，每 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都必须为之作出牺牲，还说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必由之 路”。钱理群先生从真正总结20世纪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 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的 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如果忘掉这一切，又回到老路上， 这一个世纪血和泪都白流了。”
（注：钱理群：《绝对不能让步》，参见《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 社1999年5月，第326页。
）20世纪中国历史证明：任何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个体精神 自由的要求，都是一种包含政治目的在内之行为，其最终将完全褥夺“个体精神自由”。所 谓现代人文精神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它不仅包含了人类历史所有的理性积淀，也体现为一 系列不可逾越的生命权利的确认。所谓经济发展，事实上必需得到人文精神的现实支撑，论 证各种改革与经济行为的必要性，而各种经济行为最终也将转化为人文成果，推动人文精神 向更高层次跃进。如微机的普及，使地域概念日渐淡化，全球一体化的人文精神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