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反思与史学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成果——评陆剑杰著《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一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一书论文,中国论文,哲学论文,成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高兴地读到陆剑杰教授的新作《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并想向读者推荐这部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的专著。
该书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的结晶，提出了一些具有创新性的见解，比如：1.中国从封建社会解体（以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把祖国建成富强、 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将以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为标志）， 是一个统一的发展过程，经历了几个基本的发展阶段，走完这个过程，中国将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2.作者认为，在这个统一过程中，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动态性的若干基本规律，这些规律反映了上述统一过程的内在本质和运动秩序。它们是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在特定时代条件和特殊国情之下发生的非常独特的规律。3.作者归纳的规律主要有：“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由相对平衡经过不平衡复归为相对平衡的规律”；“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到达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过渡的规律”；“中国社会三种发展可能性、两条发展道路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中国社会生产力解放和生产力发展相互结合的规律”等。4.作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向社会主义现代社会直接过渡的阶段，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选择反映了中国社会从 19 世纪到21世纪的200年间的基本规律， 同时又是对关于这一基本规律的理论的确证。邓小平理论对本书的研究与写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可以说，本书是作者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结果。
作者之所以获得上述认识，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运用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结合了起来，这是哲学与史学的结合，也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样的结合不能不产生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这对于我们学术工作者有参考价值。
以下，我想就书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作些评论：
一、在实践论基础上的历史观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
康德、皮亚杰等人曾说，一切新的认识都是认识主体头脑中的认知结构或范式，同从历史实际和当下实际中获得的认知材料相互作用的产物。毛泽东曾说，人的头脑是一个加工工厂，原料和半成品来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这样的“相互作用”与“加工”过程，都是也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发生。作者正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展开研究的。
作者在第一编“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的方法论”中，详细阐述了对马克思的实践论哲学及其方法论的理解。社会历史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十分确定地指明的，“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实践是有意志的活动，意志选择介入了实践过程，但意志本身是实践的产物，又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校正，这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在“实践、选择、再实践、再选择”的进展中，展开了历史的曲折运动，形成了贯穿其间的非意志支配的某种客观必然性。由于实践是人类生活的绝对本质，实践发展就不能不有自身的绝对规律；实践又是感性的活动，是在具体时空条件下进行的，这就又在具体的客观条件制约下，经过选择和实践检验的反复而展开为具体的相对的规律。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努力揭示其具体的相对的规律。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条件下的各种具体实践的展开过程。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各社会阶级都在作着选择，提出对中国前途问题的答案。各种答案贯穿着保守或改革，改良或革命，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对立面在实践检验中被决定选择，结果中国走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成功的实践之路。
在这里，哲学方法的运用与历史过程的分析是互动的。作者在把握哲学方法时，结合考虑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作者作了具体的历史分析后，反过来也就确证了在马克思实践论基础上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的正确性。
二、中介辩证法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中介过渡性
作者在把握建筑在实践论上的历史观及其方法论时，十分重视中介辩证法。“中介”范畴在黑格尔哲学中是标志事物联系特别是矛盾关联的间接性的。到了恩格斯，“中介”的间接性含义中，更突出了矛盾两极之间的“亦此亦彼”的中介环节及它居间联系的地位。列宁用这种中介观点和方法分析半殖民地社会，指出金融资本是一种在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了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从而造成半殖民地半独立的社会，它是“典型的‘中间’形式”（注：陆剑杰：《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作者运用这样的中介方法论较为深入地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运动。19世纪中叶起，中国社会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另一“半”是由外国资本入侵引发的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另一“半”是某种独立状态。这就成了典型的“亦此亦彼”的中介性社会形态。这样的中介性社会形态是我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实践所遇到的既成的初始条件。各社会阶级的政治选择只有以此为客观实践的出发点。结果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封建主义被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也被扫除，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则被没收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新社会从某个视角来看仍然是一个中介型社会，既有资本主义的一定发展，又有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地位，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此后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施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推行，这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为主体，而其他经济成分或所有制形式虽然曾经遭到“割掉”尾巴的厄运，但终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一个中介型的社会。
把上述三个中介型社会（各个社会的中介性质是不一样的）联系起来就能看出：从封建社会解体到下一世纪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将会经过相互联系的若干中介型社会的更替而达到。这是一个逐步过渡、逐步发展的历史阶段。
作者用中介辩证法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描述其基本轨迹，从而揭示了作者认为的中国从封建社会达到社会主义的“中介过渡规律”，并得出结论说：“正因为三个中介过渡性社会中均有资本主义，中国才能超越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中国近代以来社会的发展并未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只是超越了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注：陆剑杰：《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第218～219页。）
三、客观可能性空间理论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规律的统计性
作者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论，阐发了关于社会历史规律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规律后指出：主体在实践中必须进行选择，是因为客观条件系统中潜存着多种客观可能性，它们相互联系又相互竞争。人们在作出判断的基础上，选择某一种可能性，借以通过能动的实践把它变成现实性。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研究来说，客观可能性问题必须充分地加以注意。
作者运用这样的方法论研究了上述三个中介型社会中的客观可能性空间问题。正因为它们都属于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中介结构的社会，依托于不同所有制的社会阶级和社会集团对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会有不同的主张。在中介结构的社会中，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有多种可能性，基本的可能性是：或者站在保守方面，试图维护逐步丧失其生存发展根据的一极，或者站在革新方面，力求改造这一极，并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一极。而站在革新方面又有各种革新的方案。新中国作为中介结构的社会，反映在人们的认识上，一个基本的对立关系是：有的看到了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变动的客观必然性，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使之适应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的则急于要消解二元结构，试图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活动中充满了矛盾，历史发展常常带着很大的以至极大的曲折性。从社会学来看，社会规律只能是反映诸可能性之间的概率关系的统计规律。作者详细分析了三个中介型社会中客观可能性空间的结构即各种客观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成为现实性的根据，进一步揭示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规律的客观性。
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中，经过新民主主义到达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能性长期居于优势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能动的奋斗中，这种可能性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性。但是，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现在也仍然存在。书中引述了邓小平生前的三项战略忧虑，其一，“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从而把中国社会拖入阶级对抗的境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其二，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页。）；其三， 如果中国动乱，那就会出现内战，就是世界性的灾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0～361页。）。发生这些事情的可能性很小，但不是没有。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特别注意防止“左”。书中对“左”的批判是有见地的：“‘左’的思想来源于对中国工农群众利益的近视的判断”，“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失真的观察”，“来源于对右倾思潮的过分的恐惧”，“来源于对传统观念的盲然的依恋”。所以，把握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规律的统计性，就要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要采取综合性、长期性措施，避免危害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可能性增大，避免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四、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作者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运动规律问题，是以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根据的。作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近200 年的背景上理解作为它的一个阶段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作者专门写了一编来论述“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基本规律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关系。读了这一部分，有两方面印象。一是有助于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它所论证的一系列政策选择的依据；二是有助于更加满怀信心地去争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作者指出：这项事业及其设计是“合规律”的，因而一定能取得成功；同时，“反规律”的问题也有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合规律”和“反规律”发展的矛盾焦点，一是在于“对邓小平理论的歧义的理解和由此导致的不同的实践指导思想”；二是在于是否坚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基本方针。作者批评了把邓小平理论歪曲为“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和庸俗化为实用主义的错误倾向。作者认为，“合规律”发展和“反规律”发展的另一个焦点是能否保持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协调。他说：“中国社会的‘合规律’发展必定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统一的发展”，“‘反规律’发展则必定是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相互冲突的发展，必定导致社会稳定的破坏，导致社会的动乱，从而根本破坏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应当指出，《19—21世纪中国的命运》的一些观点是创新的，正因为如此，其成果也就带有初步探索的性质。如何真正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规律，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结的时候，我们还只能是基本实现现代化，要完全实现现代化以至高度的现代化，还要长期地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奋斗。这样，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状态向相对平衡状态的进步，中国二元性经济结构向一元性经济结构的转化，就要延伸到更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这比本书中的估计要更漫长一些。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作者在后记中所写：“这部书本身并不一定是成熟的，重要的是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200多年间， 中国社会运动是否存在着一个规律体系？它是怎样的规律体系？……这部书是‘抛砖引玉’之作，我期待着人们的批评，更期待着这方面杰作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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